朱熹（1130—1200）字元晦，晚年自稱晦庵，南宋婺源人，是宋代道學(xué)中理學(xué)派的集大成者。朱熹著述頗盛。單就其《易》學(xué)而言就有《原本周易本義》， 及其嫡長孫朱鑒輯語錄而成《朱文公易說》， 以“補(bǔ)《本義》之闕”也。
朱熹之《易》，論主卜筮。謂伏羲《易》原本是一部卜筮書。文王、周公之辭， 就系在卦爻邊上。其雖言“ 蓍與卦以德言，爻以義言”而推明義理，然畢竟沒有改變《易》的卜筮性質(zhì)。即便是孔子，亦隨卜筮說理。所以，在朱熹筆下其論《易》的邏輯大體是：由“《易〉之為書因卜筮以設(shè)教，逐爻開示吉兇” ，到“孔卻就這上依傍說些道理”而達(dá)于“用神而不用蓍，用知而不用卦”的認(rèn)識境界。南懷瑾先生說，朱熹于《易》“一輩子也沒有讀懂，如參考他的就完全走錯了路?！?nbsp;也許這話是對的。然余不避嫌，之所以還要認(rèn)真讀了讀《朱子語類》卷65至77之論《易》，并且還草成此文，正為要親自見識見識朱熹《易》學(xué)思想這是是非非也！
一、《易》為卜筮逐爻開示吉兇
人類的認(rèn)識，隨著社會生產(chǎn)發(fā)展而發(fā)展。這點朱熹的認(rèn)識是明確的。比如，他反復(fù)講到這樣一個問題：伏羲畫卦不是什么都講清楚了，無非說個陰陽的道理而已。然“今人便要說伏羲如神明樣，無所不曉”，那不實際。不說“古時人蠢蠢然，事事都不曉，做得是也不知，做得不是也不知。”這是歷史的觀點。的確，時代太遙遠(yuǎn)了。今人對于伏羲《易》的內(nèi)涵怎能完全了如指掌呢？ 朱熹客觀地談到這點。他說：
今人才說伏羲作《易》，示人以天地造化之理，便非是，自家又如何知得伏羲意思！兼之伏羲畫《易》時亦無意思。他自見得個自然底道理了，因借他手畫出來爾。故用以占筮，無不應(yīng)。其中言語亦煞有不可曉者，然亦無用盡曉。蓋當(dāng)時事與人言語，自有與今日不同者。然其中有那事今尚存，言語有與今不異者，則尚可曉爾。
這段話講得實在，符合認(rèn)識發(fā)展規(guī)律。是啊，伏羲時代的事和言語，“自有與今日不同者”，這很正常。伏羲畫《易》，“自見得個自然底道理了，因借他手畫出來爾”，這已經(jīng)很簡單了。朱熹實話實說，謂卜筮本來自粗，故不可說精了。如曰：據(jù)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粗不得。如某之說雖粗，然卻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若嘵得某一人說，則曉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作如此用，元未有許多道理，方不失《易》之本意。
這段話講的很樸實。是啊，《易》是一部卜筮書，“本是作如此用，元未有許多道理在”，精在這里，粗亦在這里。它是具體時代的產(chǎn)物。若離開特定歷史條件， 把它說得精妙絕倫夸大了，拔高了，使其失卻了根基，成了空穴來風(fēng)，是天上掉下來的神物，囊括了現(xiàn)代科學(xué)，的確反倒是“更入粗不得”，則何《易》之進(jìn)步可言也耶！ 所以朱熹批評說：今未嘵得圣人作《易》之本意， 便先要說道理， 縱饒說得好， 只是與《易》元不相干。圣人分明說：“ 昔者圣人之作《易》， 觀象設(shè)卦， 系辭焉以明吉兇?！?nbsp;幾多分曉！
是說圣人據(jù)實而言，話已講得很明白了。圣人作《易》，“觀象設(shè)卦，系辭焉以明吉兇”，就是這些，豈有他哉？ 干么偏要說些“與《易》元不相干” 的一堆大道理呢？ 殊不知伏羲作《易》是超越不了時代局限的，他解決的是時代提出來的課題。如朱熹說：伏羲當(dāng)時偶然見得一便是陽，二便是陰，從而畫放那里。當(dāng)時人一也不識， 二也不識， 陰也不識， 陽也不識。伏羲便與他剔開這機(jī)。
這點正是他的偉大功績。然正因此“一機(jī)”一開，《易》立乎其中，文明則由此而進(jìn)矣。這對于“當(dāng)時人一也不識，二也不識，陰也不識，陽也不識”的具體情況來說，無疑已是個極其巨大的歷史進(jìn)步了。“然才有個一二，后來便生出許多象數(shù)來。恁地時節(jié)，他也自遏他不住?！比藗円蚴ト俗鳌兑住方讨?，逐爻開示吉兇，“吉則為，兇則否，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yè)，斷天下之疑’者，即此也。”很顯然是伏羲第一次給人們提供了一個認(rèn)識世界的工具。伏羲高于同時代的人，所以伏羲是開發(fā)民智的圣人。于是乎人類文明則迅速地推向前進(jìn)了！
二、夫子方始純以理言
世界發(fā)展著，反映世界發(fā)展著的伏羲《易》則勢必隨之發(fā)展而發(fā)展，豐富而豐富， 此皆伏羲《易》理的進(jìn)一步闡發(fā)也。這樣一來，伏羲《易》則因之而為文王、周公《易》，為孔子《易》，乃至為程頤《易》等，則是必然現(xiàn)象。如朱熹說：伏羲是未有卦時畫出來， 文王是就那見成底卦邊說。文王、周公之辭， 皆是為卜筮。后來孔子見得有是書必有是理， 故因那陰陽消長盈虛， 說出個進(jìn)退存亡之道理來。
這兩段話是說伏羲在沒有卦時畫出卦來，“自卦體之全而立個名如此”，以卦畫符號而見吉兇， 此乃《易》之初創(chuàng)也。文王、周公系辭在伏羲卦爻邊上，以文字與符號的結(jié)合而見吉兇。朱熹之謂“及文王觀卦體之象而為之《彖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為之《爻辭》，而吉兇之象益著矣”，此乃《易》之發(fā)展也。“后來孔子見得有是書必有是理，故因那陰陽消長盈虛，說出個進(jìn)退存亡之道理來”，以文章而見吉兇，此乃《易》之進(jìn)一步向前發(fā)展也。于此可見，如果說《易》由伏羲而文、周， 非另起爐灶， 依舊是沿著《易》為卜筮之書向前推進(jìn)，那么由文、周而孔子也是依傍卜筮說些道理而已。如果說“ 但自伏羲而上但有此六畫，而未有文字可傳” 則是《易》的本來面貌，那么“到得文王、周公乃系之以辭”，文字的序列與卦爻符號的序列有機(jī)結(jié)合，則已是有文字可傳之《易》了。如果說文王、周公之文字序列依傍著伏羲卦畫序列是有所據(jù)而道《易》理的話，那么伏羲之卦畫符號序列也并非憑空產(chǎn)生的。
如朱熹說：
卦之未畫也， 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
是說伏羲畫卦依據(jù)的是主觀對客觀的形象寫真，此即朱熹之謂：
《易〉六十四卦， 三百八十四爻， 有自然之象，不是安排寫出來。
無疑， 這話是對的是唯物的。且以陰陽而言朱熹說：
圣人見得天下只是這兩個物事，故作《易》只是模寫出這底。
說“模寫”，則是一定要以被模寫的東西為前提的。是之謂客觀第一，主觀第二，主觀反映了客觀。如果說客觀世界是理無所不是的，那么模寫客觀世界之《易》亦自是“萬物之理無所不具”的，這是符合邏輯的。然《易》之正為得揭示萬物之理。萬物發(fā)展著，萬物之理運動著，所以反映萬物及其固有規(guī)律的《易》則不能不隨著客觀世界發(fā)展而發(fā)展。這就決定了《易》既不能是凝固不變的，也不能是一蹴而就的。世界發(fā)展著，《易》就必然有一個永遠(yuǎn)前進(jìn)發(fā)展的過程，是乃后者彌補(bǔ)前者缺陷、發(fā)展前者不具之必趨也。比如朱熹說：伏羲之卦又也難理會， 故文王從而為之辭。
這就是說，“文王、周公之辭，皆是為卜筮”之難理會處而作也。如果說卜筮“只是說個陰陽，因陰陽之消長，卻有些子理在其中”，那么文王之《彖辭》、周公之《爻辭》系于卦爻之邊上，便以文字的形式將其中的道理揭示出來，則吉兇之象便見于天下矣。如果說文、周《易》的文字序列與伏羲《易》的符號序列的有機(jī)結(jié)合，將形象反映世界發(fā)展之《易》向前推進(jìn)到一個新的高度，那么孔子將文、周未能充分闡發(fā)出來的道理，則進(jìn)一步以文章的形式闡發(fā)了出來，而吉兇之理益見于天下矣。這把《易》又向前推進(jìn)到更新的一個高度，乃是《易》的豐富和發(fā)展也。然孔子卻不曾拋開卜筮而言陰陽，他是沿著伏羲、文、周的足跡向前推進(jìn)，一步步將《易》的思想豐富的發(fā)展的。如朱熹說：想當(dāng)初伏羲畫卦之時，只是陽為吉， 陰為兇， 無文字。某不敢說，竊意如此。后文王見其不可曉，故為之作《彖辭》；或卷得爻處不可曉，故周公為之作《爻辭》；又不可曉，故孔子為之作《十翼〉，皆解當(dāng)初之意。
這既是說孔子《十翼》是在“又不可曉”的基礎(chǔ)上寫文章以曉之，同時又點明孔子同文、周一樣“皆解當(dāng)初之意”，也就是說孔子《易》、文、周《易》、伏羲《易》是統(tǒng)一的。孔子《十翼》說理，則是由卦爻文字說理、卦爻符號寓理中發(fā)展而來。于此可見，孔子是真正把《易》象明吉兇，初步地發(fā)展到義理明吉兇的高度。這點朱熹曾經(jīng)反復(fù)說過：方伏羲畫卦時，止有奇偶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 文王重卦作《繇（zhòu）辭》，周公作《爻辭》，亦只是為占筮設(shè)。到孔子，方始說從義理去。
這段直接道出孔子義理《易》雖由伏羲、文王、周公卜筮《易》發(fā)展而來，然認(rèn)識卻有著質(zhì)的飛躍，是“孔子方始說從義理去”，“孔子始取而敷繹為《文言》《雜卦》《彖辭》之類，乃說出道理來”的，而不是別的什么人?！暗降每鬃?，盡是說道理?！边@就把孔子《易》在質(zhì)上區(qū)別于文、周《易》、伏羲《易》表述得清清楚楚。真正從理性思維即從規(guī)律、從普遍聯(lián)系上說《易》的，當(dāng)始于孔子。如朱聲說：“孔子恐義理一向沒卜筮中，故明其義?！贝酥^也。朱熹則非?？陀^地說：到得夫子，方始純以理言，雖未必是羲、文本意，而事上說理，亦是如此。
這就《易》由卜筮而“ 到得孔子盡是說道理”，盡是“以理言”，“而事上說理” 則是認(rèn)識的巨大進(jìn)步，認(rèn)識的質(zhì)的飛躍。不過，應(yīng)該注意的是，“介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為文王之說” 罷了。朱熹明確地主張：學(xué)《易》者須將《易》各自看，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時未有一辭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看；周公《易》，自作周公《易》看；孔子《易》，自孔子《易》看。必欲牽合作一意看，不得。
如果真的作一意看，也就很難看到《易》學(xué)的歷史發(fā)展軌跡了。不僅如此，還將出現(xiàn)一說而否定一說的現(xiàn)象，那就很不妥了。如朱熹說：“文王卦辭，當(dāng)看女王意思；到孔子《文言》，當(dāng)看孔子意思。豈可以一說為是，一說為非!”所以， 朱子告誡學(xué)《易》者說：“讀伏羲之《易》，如未有許多《彖》《象》《文言》說話，方見得《易》之本意?！贝似湔嬉?。殊不知“ 伏羲作《易》只畫八卦如此，也何嘗明說陰陽剛?cè)峒獌粗恚咳黄渲袆t具此理道”罷了，何必要把伏羲《易》搞的那么時代化呢？于此，朱熹認(rèn)為《易》的歷史則是江河日下的趨勢，此乃治《易》者心之狹窄所致。如朱熹說：文王之心，已自不如伏羲寬闊，急要說出來?？鬃又?，不如文王之心寬大，又急要說出道理來。所以本意浸失，都不顧元初圣人畫卦之意，只認(rèn)各人自說一副當(dāng)?shù)览怼＜爸烈链?，又自說他一樣，微似孔子之《易》，而又甚焉。故其說《易》，自伏羲至伊川，自成四祥。某所以不敢從，而原《易》之所以作而為之說， 為此也。
這就是說文王之心有“急要說出”道理來的毛?。豢鬃右彩侨绱?，亦有“急要說出道理來”的心；及至程頤“卻要掃去卜筮”，念的就全是自己的經(jīng)了。固然這可以分作四家《易》看。但是“某所以不敢從，而原《易》之所以作而為之說，為此也”，就是說我不從文、周、孔、程而從伏羲，也是因為“伏羲畫八卦，只此數(shù)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xué)《易》者能認(rèn)識和把握“該盡天下萬物之理”的伏義《易》，從整體上了解世界，靈活運用卜筮《易》中所包含的道理，那該多好??！何必一定要急著說出卜筮《易》的道理來呢？此非心狹之所致也耶？ 故曰：“某之說《易》，所以與先儒、世儒之說皆不同，正在于此”也。他似乎不愿《易》理之揭示，《易》理之具體，《易》理之豐富，他要限制《易》的發(fā)展了，這是一。其次孔子說《易》，“純以理言”，他所帶來的直接后果是影響伏羲卜筮《易》的存在。比如，如果說孔子“ 猶就卜筮上發(fā)出許多道理”來，還看到卜筮《易》的一點點影響，那么迨至王弼研《易》：“用老、莊解，后人便只以為理， 而不以為卜筮”那就從根本上拋掉了“八卦之畫，本為卜筮”之本質(zhì)了。所以難怪到了程頤“卻要掃去卜筮呢？這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朱熹《易》學(xué)思想的極大局限性，從其說，《易》便永遠(yuǎn)停留在卜筮的階段了，很顯然這是不妥的。
那么這是不是說朱熹一概否定文、周、孔、程了呢？通觀《朱子語類》論《易》，看來也不全是，他主要是認(rèn)為其在發(fā)掘《易》理的同時而拋棄了卜筮《易》， 這他是絕對不能同意的！不過客觀講來，他的確認(rèn)為孔子《易》也罷，程頤《易》也罷，都各有的道理?？鬃印兑住分豢僧?dāng)孔子《易》看，程頤《易》只可當(dāng)程頤《易》看就是了。于此，朱熹有分析地指出程頤《易》說：《易傳》義理精，字?jǐn)?shù)足，元一毫欠闕。他人著工夫補(bǔ)綴，亦安得如此自然！只是于本義不相合?！兑住繁臼遣敷咧畷敦赞o》《爻辭》無所不包，看人如何用。程先生只說得一理。
“ 程先生只說得一理” ，是程頤《易傳》最突出的特點。朱熹說：“ 看《易傳》， 若自無所得，縱看數(shù)家， 反被其惑。伊川教人看《易》， 只看王弼《注》胡安定（名瑗） 、王介甫（名安石） 《解》。今有伊川傳， 且只看此尤妙。”不必再周旋于他人《易》說之間了。于此可見，朱熹對程頤《易傳》掃去卜筮雖有異議，然更多地則是肯定。
固然朱熹說《易》教門人弟子， 的確是留下了頗多的文字，這是事實。但這卻不是說他主張以《易》立教。如說：“ 某不敢教人看《易》， 為這物闊大， 且不切己。兼其間用字， 與今人皆不同?！?nbsp;所以， 不宜以《易》教也。他以為孔子就是這么個觀點。比如他說：“ 孔子當(dāng)時教人， 只說'《詩》、《書》、執(zhí)禮’…… 元不曾教人去讀《易》。但有一處說：' 假我數(shù)年， 五十以學(xué)《易》， 可以無大過矣。’ 這也只是孔子自恁地說，不會將這個去教人?！奔幢憧鬃幼灾妒怼?，不過“ 也只是取可解底來解， 如不可曉底也不曾說?！?nbsp;實事求是而已。然“ 今人只是眼孔小， 是他說得恁地， 便道有那至理， 只管要去推求?！?nbsp;結(jié)果竟自陷入穿鑿附會的泥坑?！?nbsp;乃去添他實字， 卻是借他做己意說了”，豈不謬哉！ 這是有礙人們正確認(rèn)識客觀世界尤其認(rèn)識人類社會的。
三、用知而不用卦
朱熹說“《易》與《春秋》， 天人之道也?！?nbsp;這點孔子已看到了。“ 孔子之辭說向人事上者， 正是要用得”《易》的， 可說這是研《易》者的落腳點。然人們用易最關(guān)鍵的“ 須是以身體之?！?nbsp;就是說凡遇卦爻， 需是反求于自己的德操、行事與經(jīng)歷。事事都當(dāng)如此，人人都當(dāng)如此。于此可見，《易》是一部有關(guān)人生立世、社會進(jìn)步的重要典籍。
1. “占者有德則獲其應(yīng)”
朱熹的口頭禪是“《易》乃是卜筮之書” 那么何謂“卜筮”呢？ 朱熹說：“ 作《易》示人以卜筮之事， 故能通志、定業(yè)、斷疑，所謂' 開物成務(wù)’ 者也?！边@就是說卜筮是“ 通志、定業(yè)、斷疑”的方法或手段。其特點是問答。這點， 明清之際心學(xué)大師孫奇逢，則直謂“ 今日之師友問容、博學(xué)、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類， 皆是卜筮。卜筮者， 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nbsp;此處之謂“卜筮” ，是向人求教而非伏羲問神求答也。如果說“ 問答、博學(xué)、審問、慎思、明辨”是“卜筮” 則側(cè)重是問， 那么“ 篤行”則“卜筮”，則側(cè)重是實踐。就是說“卜筮” 既是問決狐疑， 也是實踐明心。所以孫氏說“ 天下之理孰有大于卜筮者乎。
是啊，人類由蒙昧而文明的歷史發(fā)展，就是一代代一朝朝不斷問天問地、斗天斗地中前進(jìn)的，這是一個披荊斬棘的“實踐、認(rèn)識、再實踐、再認(rèn)識， 循環(huán)往復(fù)， 以至無窮” 的偉大歷史過程。于此而言“ 天下之理孰有大于卜筮者”， 的確不為過也！ 朱熹說：“古人遇一事理會不下，便須去占”，這不就是有問題了， 定不下來， 就“問答、博學(xué)、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而尋求答案、明吾心、以決狐疑的嗎？
這里有個重要問題，即遇事理會不下便占。那么占之靈不靈則究竟取決于什么？ 是取決于問卜者“ 心誠” 之在先還是取決于問卜者實踐之在先？ 這點朱熹于《原本周易本義》釋《損》卦“ 六五或益之十有之龜，弗克違，元吉”時則做了明確回答。如說：柔順處中以居尊位，當(dāng)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者也。兩龜為朋，十朋之龜， 大寶也?；蛞源艘嬷荒苻o，其吉可知。占者有是德，則獲其應(yīng)也。
是說，就占者而言，若是占得此爻，而有此美德在前，卦就靈。這是一個前者決定后者的決定與被決定的關(guān)系。德者，得也。德反映人們行事之順理上。比如說《乾》之德“只是健底意思，恁地做去”，《坤》之德“只是順底意思，恁地收斂” ?！?nbsp;恁地收斂” 或“ 恁地做去”， 都是見之于行的事。見于行，就有德，所以說“ 德”“ 行” 是密切相關(guān)的。人當(dāng)行健則行健，其德美；人當(dāng)行順則行順，其德美。其謂“占者有是德，則獲其應(yīng)”， 就是說的前有“ 六五柔處中以居尊位” 之行美，而后則有“ 十朋之龜” 益之“ 而不能辭”之應(yīng)驗， 是則德美久著之必歸也，這是規(guī)律。就是說占得此爻者，則不一定能“ 獲其應(yīng)， 而“ 有是德者獲其應(yīng)也”。反之，而無是德，一廂情愿則何以能獲其應(yīng)也？ 那是絕對不可能的。朱熹說的好：
德者， 得之于心者也； 業(yè)， 乃事之就緒者也， 如古人所謂“業(yè)已如此” 是也。 且如事親之誠心， 真?zhèn)€是得之于吾心， 而后見于事親之際， 方能有所就緒。然卻須是忠信， 方可進(jìn)德。
是說“ 德” 在內(nèi)，“ 業(yè)” 在外，“ 見于事親”， 見于行事。如朱熹說：“ 人如占得一爻，須是反觀諸身， 果盡得這道理否？ 《坤》之六二：' 直方大，不習(xí)無不利?！?nbsp;面看自家能直， 能方，能大， 方能' 不習(xí)無不利?！?nbsp;凡皆類此?！?nbsp;是說《坤》之六二有“ 直方大” 之象。占者“ 反觀諸身” ，如確有此德， 確曾“ 盡得這道理”， 行事確能兢兢業(yè)業(yè)，確實是能直、能方、能大之在先，那是自能不習(xí)無不利的。占者“ 若占得這爻， 須是將自身已體看?！?nbsp;如已知在“ 直方大” 上作的不夠“未是直不曾方，不曾大，則無所往而得其利” ，那就立馬改弦更張， 以“ 直方大”之德要求自己，嚴(yán)格規(guī)范自家的行為，“ 是直，是方， 是大，去做某事必得其利” 也，這是一定不移的規(guī)律。否則， 占者反觀諸身， 本無此德又不立馬改弦更張， 靠得偶然占吉，坐待福從天降， 那樣美夢終將會被現(xiàn)實擊得粉碎。所以說，卜卦， 若占一爻一定要注意用該爻爻辭規(guī)范自己的行為， 方才會有好的結(jié)果。如朱熹說：
“夕惕若厲， 無咎。” 若占得這爻， 必是朝兢夕惕， 戒慎恐懼， 可以無咎。若自家不曾如此， 便自有咎。
這就是法則， 是一定不移之理。是啊， 爻辭是吉是兇已明講了，響已提過了， 是猶今人讀書， 已明得“ 事成于懼而敗于忽”的道理， 明得“ 居安則?！钡牡览硪粯樱?nbsp;那就按照這個道理嚴(yán)格要自己的行事就是了， 于事業(yè)之成或受挫，都能借為座右銘， 借為自警之鐘，不僅能居安思危， 且能生于憂患； 不僅于事業(yè)成時能不稍懈其志， 即便于事業(yè)受挫時亦能不稍懈其志。行以天健，而修省不殆，則始終是自勵自奮一往直前也！
2.“ 事事理會得亦不待卜”
朱熹說過“ 古人淳質(zhì)， 不似后世人心機(jī)巧，事事理會得。”是說從古至其生活的時代認(rèn)識發(fā)展有兩個大的階段： 即古人遇事不理會便去占的階段。占得《乾》“元亨利貞”，知其大亨，守正以俟事態(tài)之變， 自常見用《易》而已。然后世“ 人心機(jī)巧” “ 事事理會得，亦不待占?！?nbsp;
世界發(fā)展著“ 人處大運中， 無一時閑。” “吉兇悔吝，一息不曾停，如大車輪一般，一恁滾將去。圣人只隨他恁地去。” 認(rèn)識也隨之發(fā)展了。于是人們便由就卦爻上明吉兇， 進(jìn)而發(fā)展到《易》理在胸， 而就“事上說理”，惟盡人謀已足矣。如朱熹說：及后來理義明， 有事則便斷以理義。如舜傳禹曰：“ 朕志先定， 鬼神其必依， 龜筮必協(xié)從?！币炎约耍?nbsp;更不用重去卜吉也。周公營都， 意主在洛矣， 所卜“澗水東，瀍水西”， 只是對洛而言。其他事惟盡人謀， 未可曉處， 方卜。故遷國、立君，大事則卜?！逗榉丁贰爸\及乃心， 謀及卿士” ，盡人謀， 然后卜筮以審之。
是說“ 理義”已明，“ 謀及乃心”，“ 斷以理義” 而已，無須乎再卜了。
朱熹說：“圣人見得那道理定后， 常不要卜。” 如舜之傳禹， 周公營都，就是這樣的。是啊，如果“這個道理已是斷在見得如此，必是吉了， 便自不用卜。若卜， 則是重矣?！迸θ崿F(xiàn)就是了！
于此， 朱熹主張說：“退藏于密”時， 固是不用這物事?！凹獌磁c民同患， 也不用這物事。用神而不用耆， 用知而不用卦全不犯乎。那么何謂“ 神” 呢？ 朱熹說“ 神”即張載“一故神”之神。如說：“橫渠云：'一故神’。' 神’ 字' 用’ 字一樣?！笔钦f“神”是“一”中陰陽對立之作用。就是說用陰陽矛盾對立統(tǒng)一之作用而不用占卜， 用智慧之判斷而不用卦爻。于此可見，他也把理論思維指導(dǎo)立身當(dāng)世提到了首要地位。
3，“ 人經(jīng)歷事變讀《易》方知有理”
朱熹既謂《易》“只是模寫出”的， 那么人們經(jīng)歷的事越多則越能明白《易》的道理?？鬃由钣诖呵锬┢?，周游列國， 飽經(jīng)滄桑，作為思想家他比別人能更多地體會《易》理， 所以說他是一位真正識得《易》理的人。如朱熹說：夫子讀《易》， 與常人不同。是他胸中沿見陰陽、剛?cè)?、吉兇消長、進(jìn)退存亡之理。其贊《易》， 即就胸中寫出這道理。
是說其著《十翼》也就是這么撰寫出來的。如果說“爻以義言，只是具這道理在此”那么，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就是推這些道理的工具。同樣的道理，孔子“《彖》《象》《文言》《系辭》， 皆是因而推明其理” 的工具，即因“陰陽剛?cè)峒獌聪L進(jìn)退存亡” 之變， 而推明人生立世這理的工具。如朱熹說“ 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便兇， 兇了便悔。正如' 生于憂患， 死于安樂’相似。蓋憂苦患難中必悔，悔便是吉之漸； 及至吉了， 少間便安意肆志， 必至做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吝便是兇之漸矣；及至兇矣，又卻悔；只管循環(huán)不已。” 這是理之所必然也?！?nbsp;有晝必有夜，有暑必有寒， 有春夏必有秋冬。人有少必有老，其消長有常，人亦不能損益也?！?nbsp;此亦理之所必然耳。是說“ 理” 就在春夏秋冬推進(jìn)中，就在晝夜寒暑更迭中，就在人之少老替代中， 就在吉兇悔吝循環(huán)中。“ 理自如此，本無相待” 是乃事物自身之運動也。人們反復(fù)經(jīng)歷了春夏秋冬，則自有對春夏秋冬之理的認(rèn)識， 是說認(rèn)識則產(chǎn)生于實踐中。如朱熹以自己為例，說舊因登山測識得險阻的觀念云：尋常將險阻作一個意思。其實自高而下，愈覺其險，《乾》以險言者如此； 自下而升， 自是阻礙在前，《坤》以阻言者如此。
于此可見， 實踐對于人們認(rèn)識的重要性。人們沒有認(rèn)真實踐， 則是難以認(rèn)識“ 理之所必然” 也。不能認(rèn)識理之所必然， 則何以認(rèn)識模寫出的“該盡天下萬物之理” 的《易》呢？ 如朱熹說：《易》不比《詩》《書》，它是說盡天下后世無窮無盡底事理， 只一兩字便是一個道理。又人須是經(jīng)歷天下許多事變，讀《易》方知各有一理， 精審端正。
如此， 方能真正體會到《易》理的深邃。然“今既未盡經(jīng)歷，非是此心大段虛明寧靜，如何見得？ 此不可不自勉也?！?nbsp;“ 此心大段虛明寧靜”， 尚可彌補(bǔ)“ 未盡經(jīng)歷”之憾也。不過真知還在實踐中。且以“慎獨”為例， 他說，“慎獨” 乃在行事之初， 在“ 動之微”也。如朱熹說：凡是未至而空說， 道理易見； 事已至而顯然， 道理也易見。惟事之方萌， 而動之微處， 此最難見。
是說難就難在“動之微處”，難在身在其中而失卻把握“動之微處”的理智。且以“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而言， 朱熹說“ 上交貴于恭，恭則便近于諂； 下交貴和易， 和則便近于瀆。蓋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 只爭些子，便至于流也?！痹趺崔k？ 惟一的法子是知“ 幾”。朱熹說：“所謂幾者， 只才覺得近諂、近瀆，便勿會如此， 此便是知幾。' 幾者， 動之微’， 吉兇之先見者”也。所以朱子認(rèn)為“ 圣賢說慎獨，便是要就幾微處理會”也。人于“ 幾微處理會”，第一是要有超脫之知，懂得超脫； 第二是要有超脫之智， 學(xué)會超脫； 第三是要有超脫之志，敢于超脫。知、智與志則一德而盡之也！
總之， 朱熹于程頤《易》掃卜筮之后， 對文王、周公、孔子， 尤其程頤等雖有心狹相繼之責(zé)，從而力主《易》為卜筮之書， 其旨則在伏羲畫卦初意之不可失也。這固然不可厚非。然其將之變?yōu)榭陬^禪，也的確是不無迂嫌也。但通觀《朱子語類》370多頁之論《易》，他的確也非真要否定孔子、程頤義理之《易》也。隨著社會進(jìn)步，智慧開發(fā)， 他不僅認(rèn)為文、周之辭，尤其孔子《十翼》“ 事上說理”、程頤“《易傳》義理精”，其《易》則可以各自道也，而且，逕直發(fā)展到蓍卦當(dāng)以德操、行事、經(jīng)歷為本，用卦爻辭規(guī)范行為，從而判斷事物“ 用神而不用蓍，用智而不用卦， 這不能不說是中華《易》學(xué)理論的新發(fā)展。他的這一思想則直接影響到明清之際道學(xué)家孫奇逢的《易》學(xué)見解。如其道：“氣運之盛衰廢興，人事之得失休咎，往事昭然，來者可鑒。夫子曰：' 百世可知’ ，正所以驗往也。藏往知來， 非二事，'用神而不用蓍，用智而不用卦’， 無卜筮而知吉兇?！?nbsp;這明顯是朱熹《易》學(xué)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
選自《朱子學(xué)刊》總第8輯
作者簡介：
李之鑒 男，教授。河南師大政教系教授。發(fā)表學(xué)術(shù)論文近百篇，約85萬言，其中7篇在人民大學(xué)《邏輯》、《中國哲學(xué)史》、《明清史》等月刊上轉(zhuǎn)載。與人合著出版《北宋哲學(xué)史》、《中國宋代哲學(xué)》（執(zhí)筆第13－17．32、33、39、41－43章）、《中國宋學(xué)與東方文明》3部，專著有《陸九淵哲學(xué)思想研究》《孫奇逢哲學(xué)思想新探》、《王安石哲學(xué)思想初論》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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