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jīng)》作為中國詩歌的源頭，在其流傳和研究過程中，還有一個長期困惑著學(xué)者們的分類問題，即《詩經(jīng)》是分“風(fēng)”、“雅”、“頌”三體，還是分“南”、“風(fēng)”、“雅”、“頌”四體？
把《詩經(jīng)》分為“風(fēng)”、“雅”、“頌”三體，源于《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曰風(fēng)、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領(lǐng)?！焙髞恚睹娦颉酚职选傲姟狈Q為“六義”；詩有六義焉：一曰風(fēng)、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這“六詩”或“六義”的具體含義是什么？唐人孔穎達(dá)在《毛詩正義》中作了較明確的解說：
風(fēng)、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并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fēng)、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
孔氏所說，是指風(fēng)、雅、頌為詩的體制，賦、比、興則為詩的表現(xiàn)手法。這個見解被朱人朱嘉所接受，他在《朱子語類》中，進(jìn)一步把風(fēng) 、雅、頌稱為“三經(jīng)”，把賦、比、興稱為“三緯”，即著名的“三經(jīng)三緯”說。朱熹在《詩集傳》中，還分別對風(fēng)、雅、頌作了注釋：“風(fēng)者，民俗歌謠之詩也”；“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頌者，宗廟之樂歌”。在孔、朱的大力倡導(dǎo)下，此說影響頗大，《詩經(jīng)》分風(fēng)、雅、頒三體，幾成定論，當(dāng)今許多文學(xué)史著作都持這種觀點。
然而，《詩經(jīng)》分風(fēng)、雅、頌三體，又如何看待《詩經(jīng)》前面的《周南》、《召南》二部分呢？如果把《周南》、《召南》視作地名，一并列人風(fēng)詩之中，那么為什么同屬風(fēng)詩的其他十三國之詩，卻無一例外地在國名之后綴以“風(fēng)”字呢？顯然，“二南”與十三國風(fēng)是有所區(qū)別的，而持“三體”說者，始終未能對這個問題作出令人信服的闡釋。
正因為“三體”說有其自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之處，也就促使人們另辟蹊徑，把“二南”獨立出來，從而提出了“四體”之說。其發(fā)端是宋人王質(zhì)的《詩總聞》。他說：
南，樂歌名也。見《詩》：“以雅以南”，見《禮》：“胥鼓南”。鄭氏以為西南夷之樂，又以為南夷之樂。見《春秋傳》：“舞象箭南篇”。杜氏以為文王之樂，其說不倫。大要皆樂歌名也。
程大昌也力主此說，在《考古編》中說：
蓋南、雅、頌，樂歌名也，若今之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以得而還以系其國土也。
他們都主張“南”當(dāng)與“風(fēng)”分開，并可與雅、頌并列。此后，贊成者頗多，如顧炎武說：“周南、召南，南也，非風(fēng)也。”崔述說：“且南者乃詩之一體?！?/strong>近人陸侃如、馮沅君的解釋更是斬釘截鐵：“我們可以斷定：《詩經(jīng)》內(nèi)分南、風(fēng)、雅、頌四類，而六義四始之無稽也是顯而易見的了?！?/strong>
不過，“四體”說用來說明“南”為一種樂歌名的例證材料，僅見于《小雅》、《禮記》等少數(shù)典籍，語言材料尚嫌單薄不充分，且對“南”到底是怎樣一種樂歌，也不確知其所以然。所以，《詩經(jīng)》分“三體”或“四體”的問題，一時尚難成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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