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統(tǒng)一天下是儒家和法家都追求的目標，然而儒家“以德服人”的理念和法家“以力服人”的理念形成了尖銳的沖突和斗爭，儒家所據(jù)以立論的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圣人典范，這些圣人典范的事跡集中記載于《詩》、《書》等儒家經(jīng)典中，這些經(jīng)典被先秦儒家反復(fù)稱引，其目的無非是宣傳儒家的“德治”理想。秦國采用法家的政策統(tǒng)一中國后，儒家學(xué)者試圖將秦王朝引向“德治”的軌道，屢屢稱書引《詩》、《書》，講先王之道，結(jié)果招致秦王朝的法家勢力的極大反感，遂發(fā)生歷史上著名的“焚書坑儒”事件。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議，頒布焚書令：“非博士官所藏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span lang="EN-US">[1]當時在儒家六經(jīng)中，《周易》作為卜筮之書不在焚禁之列，其他經(jīng)典如《詩經(jīng)》、《春秋》雖亦同遭焚禁的厄運，或因?qū)W人記誦，或因博士所藏，還是比較完整地保存下來。而《尚書》相比其他儒家經(jīng)典而言，卻成了最為殘缺的經(jīng)典，也正因為如此，這部書在篇目、真?zhèn)?、傳承等方面成為兩千年儒家?jīng)學(xué)史中歧見最多的一部書。
清儒閻若璩著《尚書古文疏證》，標志尚書學(xué)有了一個突破性的進展，但仍有些問題迄無定論，有些見解和結(jié)論也有待進一步檢證。龔自珍說：“《尚書》千載如亂絲?！?span lang="EN-US">[2]皮錫瑞說：“《尚書》有今、古文之分，人皆知之，而未有一人能分別不誤者?！?span lang="EN-US">[3]《尚書》今、古文之分之所以千載難明，一個根本的原因是缺乏真《古文尚書》的直接資料，學(xué)者僅憑一些間接的資料作出某種推論，因而不免言人人殊，莫衷一是。近年《郭店楚墓竹簡·緇衣》與《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緇衣》相繼出版，其中引用的《尚書》文句，可以視為古本《尚書》的內(nèi)容，雖然數(shù)量還不多，但已能幫助我們對于尚書學(xué)的研究有所推進。
一 今文《尚書》的來歷、篇數(shù)與流傳過程
（一）《尚書》書名
關(guān)于《尚書》書名，歷史上曾有過多種解釋，而緯書《尚書璇璣鈐》說：“《尚書》篇題號，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jié)度。書也，如天行也?！边@顯然是神化《尚書》，受此影響，鄭玄也說：“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蓋言若天書然，故曰《尚書》?！?/span>[4]
實際上，先秦文獻皆稱《書》，不稱《尚書》[5]，至漢儒始稱《尚書》。劉歆說 ：“《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名之。”關(guān)于“尚”字，《春秋說題辭》說：“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遺書也。”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敘錄》說：“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笨追f達說：“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贝藬?shù)家之言，為《尚書》書名之正解。
（二）漢代尚書學(xué)緣起
關(guān)于漢代尚書學(xué)的緣起，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前？年）《史記》記敘的最早且最具權(quán)威性?！妒酚洝と辶至袀鳌罚?span lang="EN-US">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shù)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xué)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
在秦王朝的高壓統(tǒng)治之下，曾經(jīng)做過秦博士的濟南伏生成為尚書學(xué)存亡繼絕的關(guān)鍵人物。伏生名叫伏勝，漢代習(xí)慣稱儒者為“生”，“生”也就是“先生”的意思，是對有學(xué)問的人的一種尊稱。[6]當秦朝禁書的時候，伏生將《尚書》藏于屋壁之中。秦末發(fā)生戰(zhàn)亂，伏生被迫流亡。等到戰(zhàn)亂結(jié)束，新興的漢王朝建立，伏生返家后發(fā)現(xiàn)先前藏于屋壁中的書，已經(jīng)亡失數(shù)十篇，只剩下二十九篇。漢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時，欲征召能治《尚書》的儒者，其時唯有伏生能治《尚書》，而年九十余歲，不良于行，朝廷只好派掌故晁錯（即朝錯，公元前200～前154年）往受伏生《尚書》，晁錯以所錄《尚書》二十九篇入奏朝廷。這二十九篇原本是先秦古書，因在傳授過程中以秦漢通行的隸書寫定，被學(xué)者稱為今文《尚書》，以別于后來發(fā)現(xiàn)的用先秦六國文字書寫的《古文尚書》。
《漢書·儒林傳》顏師古注引衛(wèi)宏《古文尚書序》云：
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衛(wèi)宏是東漢初人，其時代上距漢文帝時代近二百年，如何此事知之獨詳？其時古文學(xué)家杜林得漆書《古文尚書》傳衛(wèi)宏，《古文尚書》方興未艾，衛(wèi)宏《古文尚書序》即作于此時，其語似有意貶低晁錯所錄之今文《尚書》，因而引起今文經(jīng)學(xué)家的不滿。皮錫瑞《經(jīng)學(xué)通論》反駁說：“《史》、《漢》無伏生使女傳言之事，古人書皆口授，即伏生老不能口授，使女傳言，亦有藏書可憑，何至以意屬讀，其時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晁大夫何至不知者十之二三。宏榮《古》虐《今》，意以伏生所傳，全不可信，偽孔以為失其本經(jīng)，口以傳授，正用衛(wèi)宏之說，而更加誣，不知《史》、《漢》明言得二十九篇，則失本經(jīng)之說不可信?！碑敃r伏生如何教晁錯，已無從考證，但這里確有一個“古文”今讀的問題。以今日所見戰(zhàn)國楚竹書看，其字體與隸書有極大差異，且多奇異字、假借字，若無經(jīng)師說經(jīng)，則古文睹面不識，其不知者當不只十之二三。晁錯身為掌故，且為人峭刻求真，有伏生及山東諸大儒為師，明師高徒，所錄之《尚書》應(yīng)為“今讀”的最好本子，可以斷言。
《尚書》是關(guān)于堯、舜以至秦穆公大約兩千年期間的重要歷史資料，如果沒有伏勝傳承《尚書》，中國的上古史中就會留下一大塊空白。鑒于伏勝對傳承中國文化的巨大功績，后來曾有人提議，應(yīng)該用黃金為他鑄造遺像。[7]
（三）今文《尚書》的篇數(shù)及流傳過程
關(guān)于今文《尚書》的文獻可靠性方面，歷史上很少有人提出質(zhì)疑，但關(guān)于今文《尚書》的篇數(shù)及其流傳的過程，卻有不同的傳聞。先是西漢末期的劉向（公元前77～前6年）《別錄》稱：“武帝（公元前140～前78年）末，民有得《太誓》書于壁內(nèi)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shù)月，皆起傳以教人?！崩^有東漢初期的王充（公元27～97年）《論衡·正說》曰：
《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jīng)，濟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尚書》二十余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晁錯傳于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nèi)女子發(fā)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關(guān)于尚書學(xué)問題，原始的資料本不很多，有些資料來自道聽途說，傳聞失實，而筆之于書，遂啟后世紛紜之論。以王充這段話來說，所可質(zhì)疑之處甚多，如他說伏生抱《尚書》百篇藏于山中就不合情理；還有景帝（而不是文帝！）遣晁錯往受《尚書》；晁錯（而不是歐陽生?。﹤魇凇渡袝酚谀邔挼鹊?，其事皆與《史記》、《漢書》所記不合。我們認為，討論《尚書》這類問題，當以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等正史為準星，司馬遷、班固皆為良史，見聞廣博，且能去偽存真，所用資料較為信實可靠；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司馬遷所處之時代，上距漢文帝年間不過幾十年的光景。而王充則在司馬遷一百多年之后，且身在民間，所得不免傳聞失實。不過，王充所言河內(nèi)女子獻《尚書》一篇之事，當時諸大儒皆無異辭，如馬融《尚書傳·序》說：“《太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淺露。”趙岐注《孟子》云：“今之《太誓》，后得以充學(xué)?！蓖趺C《尚書王氏注·序》云：“《太誓》近得，非其本經(jīng)。”《泰誓》既然后得，那么，它與伏生所傳今文《尚書》的分合關(guān)系如何，于是而有伏生所傳今文《尚書》究竟是二十九篇，還是二十八篇的持續(xù)討論。對此，學(xué)者的見解大體可以分為如下三種：
1、伏生所傳原為二十八篇，合后得《泰誓》為二十九篇
（1）王充所論已如上述。
（2）《隋書》：“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nèi)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
（3）宋熊禾、清翁方綱、王引之等人持此說。
2、伏生所傳原為二十九篇，其一篇為《書序》
（1）朱彝尊《經(jīng)義考》說：“《史記》、《漢書》俱稱伏生以二十九篇教于齊、魯之間，司馬氏、班氏，古之良史，不應(yīng)以非生所授之《泰誓》雜之其中也?！`疑生所教二十九篇，其一篇乃百篇之序?！庇终f：“陸德明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nèi)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則今文《太誓》原置二十九篇之外矣?！?span lang="EN-US">
（2）陳壽祺《左海經(jīng)辨》略同此論。
3、伏生所傳原為二十九篇，其一篇《康王之誥》由《顧命》篇中分出
（1）龔自珍《大誓答問》以為，伏生所傳原為二十九篇，其一篇《康王之誥》本不合
于《顧命》。
（2）皮錫瑞從此說，以為《史記·周本紀》云：“作《顧命》，作《康誥》（即《康王之
誥》）”，則史公所傳伏生之書，明分二篇。其后歐陽、夏侯乃合為一，攙入后得《大誓》，而仍為二十九篇。
我們以為，同一位太史公，既然在《史記·周本紀》中將《顧命》與《康王之誥》作為兩篇，那他所言伏生《尚書》二十九篇中就不應(yīng)該包括后得的《太誓》了。當初《史記》、《漢書》言伏生所傳《尚書》二十九篇，并未言具體篇名，由于記敘過于簡略，使得兩千年來學(xué)者糾紛不已。然而無論說二十九篇也好，二十八篇也好，實際上，伏生所傳的《尚書》內(nèi)容在后世流傳中并未減少，只是篇章分合略有不同而已。而后得之《太誓》，東漢馬融等大儒已辨其偽，后又亡佚，這似乎表明《太誓》一直未并入伏生所傳篇章之中，否則何以單單此篇亡佚了呢？偽《太誓》倏然而出，倏然而亡，學(xué)者把它當作小插曲忽略可也。無須更作二十九篇、二十八篇的嘵嘵之爭。
（四）今文《尚書》的篇目：
依龔自珍等人見解，將伏生所傳《尚書》二十九篇，即后世所說的“今文《尚書》”的篇目列之于下：
《虞夏書》四篇：《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
《商書》五篇： 《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周書》二十篇：《牧誓》、《洪范》、《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 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 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費誓》、《呂刑》、 《文侯之命》、《秦誓》。
（五）今文《尚書》的傳承與分派
伏生尚書學(xué)的兩個傳人是張生和歐陽生（字和伯）。歐陽生授倪寬，倪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歐陽生曾孫歐陽高，其尚書學(xué)在漢武帝時被立于學(xué)官，此即今文《尚書》的歐陽氏學(xué)。伏生的另一門人張生傳夏侯都尉，其學(xué)在夏侯氏家族內(nèi)傳授，傳至夏侯勝而名家，此即今文《尚書》的大夏侯氏學(xué)。夏侯勝授其侄夏侯建，夏侯建又受學(xué)于歐陽派的歐陽高，其學(xué)風(fēng)與大夏侯氏學(xué)有了明顯的不同，因而自開學(xué)派，此即今文《尚書》的小夏侯氏學(xué)。大、小夏侯氏學(xué)在漢宣帝時也被立于學(xué)官。伏生所傳今文《尚書》長期成為尚書學(xué)的大宗，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其后學(xué)的三個流派皆被立于學(xué)官。
二 《古文尚書》的來歷和流傳
（一）孔壁《古文尚書》與“中古文”
《古文尚書》出現(xiàn)過多次，其中孰真孰偽，后世說法不一。所謂“古文”，實際是秦統(tǒng)一全國實行“書同文”制度之前的六國文字。直到現(xiàn)在，還有不少戰(zhàn)國時期的竹書出土，可見先秦典籍在漢代被發(fā)現(xiàn)是很正常的現(xiàn)象。
《史記·儒林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余篇，蓋《尚書》滋多于是矣?！?span lang="EN-US">
《漢書·楚元王傳》載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后，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余通，臧（藏）于秘府，伏而未發(fā)?！?span lang="EN-US">
《漢書·藝文志》：“秦燔書禁學(xué)，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于學(xué)官?！豆盼纳袝氛?，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jīng)》凡數(shù)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后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xué)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jīng)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余，脫字數(shù)十。”
以上是關(guān)于孔壁《古文尚書》的三種記載，司馬遷《史記》明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尚書》滋多于是矣?！笔敲餮钥妆凇豆盼纳袝钒l(fā)現(xiàn)之前，無論朝廷和民間，并沒有其他的文本（包括中秘本）。司馬遷未記孔安國獻書之事及遭巫蠱之難，或許因為這是發(fā)生在司馬遷時代的敏感的政治問題，司馬遷不便深說。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指出獻書之事發(fā)生在天漢（公元前100～前97年）后之時（當時司馬遷約五十歲上下）；同時他又指出，《逸禮》、《書》及左氏《春秋》三部書，“臧（藏）于秘府，伏而未發(fā)”。而班固《漢書·藝文志》在談及孔安國獻書，“遭巫蠱事，未列于學(xué)官”之后，筆鋒一轉(zhuǎn)即談“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jīng)文”，“中古文”的字面意思是禁中秘府所藏之古文舊書，此處所言“中古文” 實際專指孔安國所獻《古文尚書》，之所以不再稱孔壁《古文尚書》，而稱“中古文”者，是因為此書一經(jīng)獻上，便成為皇家中秘之物，不宜沿其舊稱，此點關(guān)乎國家體統(tǒng)，史家深明于此。因此劉向用以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jīng)文的“中古文”，其來源即是孔壁《古文尚書》，當無疑義。
然而龔自珍作《說中古文》，懷疑西漢時中秘藏有《古文尚書》，其文說：
成帝命劉向領(lǐng)校中五經(jīng)秘書，但中古文之說，余所不信。秦?zé)煜氯鍟?，漢因秦宮室，不應(yīng)宮中獨藏《尚書》，一也；蕭何收秦圖籍，乃地圖之屬，不聞收《易》與《書》，二也；假使中秘有《尚書》，何必遣晁錯往伏生所受二十九篇，三也；假使中秘有《尚書》，不應(yīng)安國獻孔壁書，始知增多十六篇，四也；假使中秘有《尚書》，以武、宣之為君，諸大儒之為臣，百余年間，無言之者，不應(yīng)劉向始知?！墩僬a》、《酒誥》，始知與博士本異文七百，五也；此中秘書既是古文，外廷所獻古文，遭巫蠱不立，古文亦不亡，假使有之，則是燒書者，更始之火、赤眉之火，而非秦火矣，六也；中秘既是古文，外廷自博士以汔民間，應(yīng)奉為定本，斠若畫一，不應(yīng)聽其古文家、今文家，紛紛異家法，七也；中秘有書，應(yīng)是孔門百篇全經(jīng)，不但《舜典》、《九共》之文，終西漢世具在，而且孔安國之所無者，亦在其中，孔壁之文，又何足貴？今試考其情事，然邪不邪，八也；秦火后千古儒者，獨劉向、歆父子見全經(jīng)，而平生不曾于廿九篇外，引用一句，表章一事，九也；亦不傳授一人，斯謂空前，斯謂絕后，此古文者，跡過如掃矣，異哉異哉至于此，十也；假使中秘書并無百篇，則向作《七略》，當載明是何等篇，其不存者亡于何時，其存者又何所受也，而皆無原委，千古但聞有中古文之名，十一也；中秘既有五經(jīng)，獨《易》、《書》著，其三經(jīng)何以蔑聞，十二也。[8]
針對龔氏之說，皮錫瑞指出：“《漢·志》所云中古文，似即孔壁古文之藏中秘者，非必別有一書，而此中秘書不復(fù)見于東漢以后，則亦如龔氏所云毀于更始、赤眉之火矣?！?span lang="EN-US">[9]
我們以為，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是當時人論當時事，漢哀帝時，劉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古文尚書》皆列于學(xué)官。哀帝令歆與五經(jīng)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 [10]。當時儒者利祿觀念高于學(xué)術(shù)觀念，五經(jīng)博士皆屬今文經(jīng)學(xué)，若將古文經(jīng)學(xué)列于學(xué)官，無異于分自己杯中之羹，所以五經(jīng)博士寧愿“因陋就寡”，“抱殘守缺”，而不愿因此失掉既得利益。正是因為五經(jīng)博士們“深閉固距”，“不肯置對”，劉歆才憤然寫出《移讓太常博士書》的名篇，這實際是致五經(jīng)博士的一封公開的聲討信。在此信中劉歆言及孔安國所獻《古文尚書》，較今文增多“十六篇”，“臧（藏）于秘府，伏而未發(fā)”，并說漢成帝、哀帝曾“親論”、“考視”其事，“此數(shù)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皆有征驗，外內(nèi)相應(yīng)，豈茍而已哉！”中秘藏有《古文尚書》，是隨時可以“考視”檢證的，劉歆再“狡詐”也不會拿一部“無何有”之書欺君罔上的。龔自珍指責(zé)劉向、劉歆“平生不曾于廿九篇外，引用一句，表章一事”，“亦不傳授一人”，試想皇帝親命劉向、劉歆領(lǐng)校中五經(jīng)秘書，當時古文經(jīng)學(xué)皆未立學(xué)官，功令所關(guān)，劉向、劉歆怎么可以假公職而傳私學(xué)呢？龔氏此論，雖辯言滔滔，然不能中其肯綮，究其原因，在于龔氏今文經(jīng)學(xué)的門戶意氣較重，未能平心論史。
我們還以為，孔安國所獻孔壁《古文尚書》而“臧（藏）于秘府”者，就是真《古文尚書》，此書仍在東漢流傳，并未毀于更始、赤眉之火，例如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稱其所附古文的根據(jù)之一即是“《書》孔氏”，并在《說文解字》中引用《古文尚書》百余條，有的內(nèi)容已超出伏生所傳今文《尚書》，詳見后文。
根據(jù)孔穎達《尚書正義》“《堯典》”題下所引馬融、鄭玄《書序》注，《古文尚書》所增多十六篇篇目如下：
《虞夏書》七篇：《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謨》、《棄稷》（《益稷》）、《五子之歌》、《胤征》；
《商書》六篇：《湯誥》、《咸有壹德》、《典寶》、《伊訓(xùn)》、《肆命》、《原命》；
《周書》三篇：《武成》、《旅獒》、《冏命》。
學(xué)者言逸書十六篇篇目，無不引錄此言，然而一些學(xué)者懷疑馬融、鄭玄未曾見到真《古文尚書》，而只見到《書序》。當時《書序》有百篇，馬、鄭若未見真《古文尚書》，如何能從中厘定出十六篇篇目呢？
（二）關(guān)于孔壁《古文尚書》的傳授譜系
孔壁《古文尚書》的傳承譜系，是值得仔細研究的一個問題?！稘h書·儒林傳》說，孔安國傳《古文尚書》于都尉朝，此后形成了一個幾代傳授的譜系，至王莽時代，其五傳弟子王璜（字平中）、涂惲（字子真）博取了較高的政治地位。這似乎表明，當時除了劉向、劉歆等人曾見到中秘之《古文尚書》外，民間還有傳習(xí)《古文尚書》者，并待機爭取學(xué)官的地位。根據(jù)《漢書·儒林傳》，孔安國《古文尚書》傳授譜系是這樣的：
孔安國――都尉朝－－庸譚－－胡常（字少子）－－徐敖－－王璜（字平中）、涂惲（子真）－－桑欽（字君長）
我們再來看《后漢書·賈逵傳》，其中有這樣的信息：
“賈逵，字景伯，扶風(fēng)平陵人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xí)《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于涂惲?！酉鞲笜I(yè)，……與班固并校秘書，應(yīng)對左右。”由此我們可以續(xù)寫孔安國《古文尚書》的傳授譜系如下：
劉歆、涂惲－－賈徽――賈逵
賈逵是孔壁《古文尚書》的重要傳人之一，同時他又曾為同郡杜林所得漆書《古文尚書》作訓(xùn)，此漆書《古文尚書》與孔壁《古文尚書》未知是一是二，但賈逵既肯為之作訓(xùn)，則其書為真《古文尚書》當無疑問。而許慎曾受業(yè)于賈逵。由此我們可以認定許慎《說文解字》所引“《書》孔氏”是孔壁《古文尚書》一脈相傳的。
（三）東漢初杜林所得漆書《古文尚書》
東漢初杜林（公元前？～公元47年），號為通儒，尤精文字之學(xué)，名望重于世，光武帝時，官至大司空，《后漢書·杜林傳》：“杜林，字伯山，扶風(fēng)茂陵人……林前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倍帕州^劉歆稍晚，正好經(jīng)歷了兩漢之際的王莽、赤眉之亂，杜林于流離兵亂中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如獲至寶。后杜林傳《古文尚書》于衛(wèi)宏與徐巡，并說“古文雖不合時務(wù)，然愿諸生無悔所學(xué)”。衛(wèi)宏有《尚書訓(xùn)旨》，已佚。
又，《后漢書·儒林傳》說：
扶風(fēng)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xùn)，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據(jù)此而言，賈逵、馬融、鄭玄等傳承了杜林的《古文尚書》。賈逵（公元30～101年）曾作《尚書古文同異》三卷，已佚；馬融（公元79～166年）曾作《尚書注》十卷，已佚，王謨、馬國翰有輯本；鄭玄（公元127～200年）曾作《尚書注》九卷，已佚，孔廣森輯十卷，袁鈞輯九卷。
朱彝尊《經(jīng)義考》說：“漆書《古文》雖不詳其篇數(shù)，而馬、鄭所注實依是書，陸氏《釋文》采馬氏注甚多，然惟《今文》及《小序》有注，而孔氏增多二十五篇，無一語及焉?！粍t漆書亦止有《今文》二十八篇而已。孔氏增多之書無之也?！?span lang="EN-US">
翁方綱《經(jīng)義考補正》引王聘珍案：“杜林所得《古文尚書》，即《藝文志》所云‘中古文’，劉向當日以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jīng)文者也。杜林之本即馬、鄭傳注之本，亦止伏生所傳二十八篇，而未有孔傳增多之書。……漆書《古文尚書》原是西漢中秘之本，經(jīng)新莽之亂，散落民間，而杜林得之也?！庇职福骸皾h中秘本多是漆書，后漢有行賂求改蘭臺漆書以合其私文者。”
皮錫瑞《經(jīng)學(xué)通論》：“孔壁古文罕傳于世，至東漢衛(wèi)、賈、馬、鄭，古文之學(xué)漸盛，其原出于杜林，與孔壁古文是一是二，未有明據(jù)?！?/span>[11]同書又說：“馬鄭注古文十六篇，世以為孔壁真古文，而馬融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既無師說，真?zhèn)坞y明。”[12]
我們也傾向認為，杜林所得漆書《古文尚書》，或許就是西漢中秘所藏《古文尚書》經(jīng)新莽之亂而散落民間者，但《后漢書·杜林傳》說杜林所得漆書《古文尚書》只有一卷，以通常情況而言，一卷書的篇數(shù)不會很多，而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所引馬融《尚書注》的內(nèi)容很多，如果馬融《尚書注》是以杜林漆書《古文尚書》為底本的話，那杜林的漆書《古文尚書》可能不只一卷。或者馬融、鄭玄等人的《尚書注》的底本另有來歷。
其次，關(guān)于《逸書》十六篇亡佚的時間問題，皮錫瑞提出：“《漢·志》所云‘中古文’，似即孔壁古文之藏中秘者，非必別有一書，而此中秘書不復(fù)見于東漢以后，則亦如龔氏所云毀于更始、赤眉之火矣?！?/span>[13]即認為孔壁《古文尚書》亡佚于兩漢之際。朱彝尊也說：“終漢之世，下及魏晉，莫有見之者。故趙岐注《孟子》、高誘注《呂覽》、杜預(yù)釋《春秋》，凡孔氏增多篇內(nèi)文，皆曰‘逸書’?！比欢@種論證也許不能成立，因為“逸書”二字，既可以理解為已逸之《書》，也可以理解為伏生所傳二十九篇之外的《古文尚書》，《逸書》十六篇久佚，復(fù)出于民間，不為博士所習(xí)，孔穎達《尚書正義》“《堯典》”題下引馬融《書序》說：“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漢儒重師承，無師說則不敢強為之解，因此馬融、鄭玄等人的傳注只解伏生所傳之二十九篇，其外的十六篇皆無傳注，所以謂之《逸書》。這里所謂《逸書》者，非逸其文，而是其說逸而無考。此即如閻若璩所說：“鄭注《書》有亡、有逸，亡則人間所無，逸則人間雖有，而非博士家所讀?！?/span>[14]許慎《說文解字》明言引據(jù)“《書》孔氏”（見后文），則馬融、鄭玄亦當見此書。雖然戰(zhàn)亂兵火是《逸書》十六篇再次亡佚的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絕無師說”和不立學(xué)官，這樣它便成為如杜林所說“不合時務(wù)”的“無用”之學(xué)，而難以為繼。以我們的意見，《逸書》十六篇東漢尚存，其亡佚或在東漢之后。
再者，過去我們一直不能確定鄭玄等人所傳習(xí)的《古文尚書》，是否先秦的真古文《書》，現(xiàn)在由于《郭店楚墓竹簡·緇衣》與《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緇衣》相繼出版，從文中引《書》文句來看，我們可以判定鄭玄等人所傳習(xí)的確是真《古文尚書》（關(guān)于此點，我們留待后面證明），而鄭玄曾為杜林漆書《古文尚書》作注，這也從間接證明杜林漆書《古文尚書》是真《古文尚書》。
（四）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所引“《書》孔氏”
許慎，字叔重，東漢時期人，曾從賈逵受古文學(xué)，博通儒家經(jīng)典，時人贊為“五經(jīng)無雙許叔重”，許慎著有《五經(jīng)異義》，已佚；另撰有《說文解字》，今存，此書是研究古文字學(xué)最重要的資料之一。
《說文解字》創(chuàng)稿于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歷經(jīng)二十二年，即至漢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始完成。許慎《說文解字序》謂：“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又謂其《說文解字》收錄古文的根據(jù)是“《易》稱孟氏，《書》孔氏……”等等。朱彝尊《經(jīng)義考》對此提出疑義說：“夫賈、衛(wèi)、馬、鄭諸大儒均未之見，許氏何由獨得之？”他列舉《說文》所引《古文尚書》古異字某作某者，皆在伏生所傳二十八篇中，“使許氏果得見孔氏古文，則于增多篇內(nèi)亦必及之矣”。朱彝尊認為東漢儒者似皆未見孔安國所獻《古文尚書》，皮錫瑞亦謂“此中秘書不復(fù)見于東漢以后，則亦如龔氏所云毀于更始、赤眉之火矣”。
我們對《說文解字》所引《古文尚書》逐條摘出并加以分析，以為許慎所引《古文尚書》的內(nèi)容值得研究《尚書》的學(xué)者重視，其中資料雖然極為零碎，但亦有其重要的價值。
許慎將《尚書》分為《唐書》（如“愻”字條引“《唐書》曰：五品不愻?！保?、《虞書》、《夏書》、《商書》、《周書》，這與伏生《尚書大傳》關(guān)于唐、虞、夏、商、周的分法相合。值得注意的是，許慎所見《古文尚書》以《洪范》屬于《商書》而不是屬于《周書》；以《微子》和《西伯戡黎》屬于《周書》而不是屬于《商書》。
《說文解字》引錄《古文尚書》一百七十余條，其中絕大部分散見于今文《尚書》中，分屬今文《尚書》中的《堯典》（包括《舜典》）、《皋陶謨》（包括《益稷》）、《禹貢》、《甘誓》、《盤庚》、《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無逸》、《多方》、《立政》、《顧命》、《費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以及《古文尚書》的《說命·小序》等，因其屬于古文，故文字略異。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今本《尚書·舜典》“帝乃徂落”在《說文解字》“徂”條中作“《虞書》曰：勛乃徂”，這與《孟子》引古《堯典》“放勛乃徂落”相合，表明《說文解字》所引錄是古本《古文尚書》。
另外，《說文解字》所引《尚書》有十余條既不見于伏生所傳二十九篇（今本分為三十三篇），也不見于東晉梅賾所獻偽《古文尚書》二十五篇之中，如《說文解字》“欙”字條引《虞書》：“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欙，澤行乘?” [15]；“懱”字條引《商書》“以相陵懱”；“蠢”字條引《周書》“我有?于西”；“搯”字條引《周書》“師乃搯”；“戔”字條引《周書》“戔戔巧言”；“宂”字條引《周書》“宮中之宂食”；“圛”字條引《尚書》“圛圛升云，半有半無”；“榗”字條引《書》“竹箭如榗”等等。我們推想，這十余條所引可能是今文《尚書》逸句，但也極有可能出自孔壁《古文尚書》增多的十六篇之中。而我們需要清楚的是，許慎所作《說文解字》為字書，所列古異字附于相應(yīng)的正字之下，所引《古文尚書》之古異字，多數(shù)因其可與今文《尚書》對讀而識之，少數(shù)可于行文中見其字義，而孔壁《古文尚書》增多的十六篇中的多數(shù)古異字，若無所可比，且無師說，不識其字，則亦難以附麗。因此我們似乎不可以說《說文解字》未引“孔氏古文增多篇內(nèi)”之字，也不可輕易懷疑許慎依據(jù)“《書》孔氏”的真實性，更何況許慎所引據(jù)的“《書》孔氏”有其一脈相承的傳授譜系（見前論）。
三 《尚書》偽經(jīng)偽說的流行
《尚書》是中國最古之書，伏生所傳《尚書》只有二十九篇，而另有數(shù)十篇亡失，由是學(xué)人皆知《尚書》是殘缺不全之書，因而對于其余篇章的發(fā)現(xiàn)，便是學(xué)術(shù)界非常重視和期待的事情。漢晉之世，統(tǒng)治者獎勵獻書，這種政策刺激了一些人造作偽經(jīng)。漢世經(jīng)秦焚書浩劫，古書遺存不多，當時雖有造偽經(jīng)者，因可憑借之資源甚少，造偽作品低劣，易被識破。西漢末期，讖緯之學(xué)盛行，作偽者皆知造偽經(jīng)難而造讖緯易，于是舍造偽經(jīng)而大造緯書，利用緯書放言論經(jīng)，因而有關(guān)儒經(jīng)傳授的偽說頗多。漢末魏晉之世，出土之古文經(jīng)已成規(guī)模，古文經(jīng)學(xué)蔚然成風(fēng)，學(xué)林漸多通儒。此時有欲以獻書邀名希寵者，其人往往學(xué)植深厚，能遍覽百家之書，匯集逸書遺言，造偽書而亂真經(jīng)。后世一些學(xué)人專事辨?zhèn)?，兀兀窮年，頗受其累。而偽經(jīng)、偽說之影響仍難完全消除。
（一）西漢中期河內(nèi)女子獻偽《泰誓》一篇
《泰誓》本稱《大誓》，古人于大、太通用，故亦稱《太誓》，泰字當是通假字，而非本字，王應(yīng)麟《困學(xué)紀聞》謂：《泰誓》古文作大誓，故孔氏注云：“大會以誓眾?！边@里我們?nèi)园戳?xí)慣稱《泰誓》。伏生所傳今文《尚書》本無《泰誓》一篇，《泰誓》后得。而關(guān)于《泰誓》奏獻的時間，諸家說法有所差異。
西漢末的劉向（公元前77～前6年）《別錄》謂：“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末，民有得《太誓》書于壁內(nèi)者，獻之?！睎|漢初的王充（公元27～97年）《論衡·正說》謂：“孝宣皇帝（公元前73～前49年）之時，河內(nèi)女子發(fā)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唐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敘錄》謂：“漢宣帝本始（公元前73～前70年）中，河內(nèi)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比绻覀冋壑浴拔涞勰迸c“宣帝初”兩種說法，其間相距不過一二十年。
東漢諸大儒將此篇《泰誓》與古籍所引《泰誓》語比對，無從印證，而皆疑其為偽作，如馬融指出，《左傳》、《國語》、《孟子》、《荀子》、《禮記》所引《太誓》之文，今文《太誓》皆無其語[16]。此篇《泰誓》大約在魏晉年間便亡佚了。
（二）西漢末期張霸獻偽《尚書》百兩篇
西漢末期讖緯盛行，有人造緯書《尚書璇璣鈐》，其中說：“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本晻扪钥湔Q，繆悠無憑，即俗所謂“吹牛不打草稿”之類。但當時人頗信之。在這種情勢下，張霸獻上偽造的《尚書》百兩篇，其書淺陋拙劣，偽跡昭然，當時即被識破?！稘h書·儒林傳》說：“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shù)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shù)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征，以中《書》校之，非是?！?span lang="EN-US">
雖然張霸所獻《尚書》百兩篇被黜不曾行世，但緯書所稱孔子編定《尚書》百兩篇之偽說，長期以來仍有相當大的影響。
（三）東晉梅賾所獻偽《古文尚書》
《尚書》在其流傳的過程中，發(fā)生過嚴重的偽竄變化，卻長期不為學(xué)者所知。所謂偽《古文尚書》，就其實質(zhì)而言，是指流傳至今的《尚書》五十八篇中的二十五篇偽作。這些偽作出現(xiàn)在哪個時代？沿流溯源，可以尋跡于東晉元帝（公元317～322年）時期的豫章內(nèi)史[17]梅賾（或作梅頤）獻《古文尚書》之事。
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敘錄》謂：
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nèi)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為《舜典》篇以續(xù)之，學(xué)徒遂盛。
《隋書·經(jīng)籍志》謂：
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jīng)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并亡?！翓|晉，豫章內(nèi)史梅頤始得安國之《傳》，奏之。
晉懷帝永嘉年間，石勒攻陷洛陽，懷帝被虜，晉秘府藏書盡罹于兵燹，《隋書·經(jīng)籍志》說，當此之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并亡”。按此說法，孔壁《古文尚書》豈有獨存之理。而梅賾獻所謂“孔傳《古文尚書》”之時代正好與此時代相銜接。這也正是梅賾所獻偽《古文尚書》得以行世的一個歷史契機。但此書未必是梅賾本人所偽造。在梅賾之前，尚有一串傳承者的名單。
孔穎達《尚書正義》“《虞書》”題下引《晉書》云：
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fēng)蘇愉，愉字休預(yù)，預(yù)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皇甫）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nèi)史，遂于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
按：此條引文不見于今二十四史中的《晉書》，唐劉知幾《史通》稱唐修《晉書》以前，有前后晉史十八家。[18]今眾書皆亡，孔穎達所引《晉書》語究竟出自哪一家，今已無從考見。后世學(xué)者或懷疑偽《古文尚書》出自皇甫謐，或懷疑出自王肅門人，等等，然并無確據(jù)。
梅賾所獻《古文尚書》五十八篇，其中有三十三篇與伏生所傳《尚書》的內(nèi)容相合，實際是從伏生所傳二十九篇中的《堯典》分出《舜典》一篇；從《皋陶謨》分出《益稷》一篇；又將《盤庚》分為上、中、下三篇。這一部分（除去《舜典》后增篇首二十八字外）就是今文《尚書》的內(nèi)容，只是個別文字參酌馬融的《尚書注》和鄭玄的《尚書注》而有所改易而已。
另外加入的就是偽作二十五篇，其篇目是：
一、《大禹謨》；二、《五子之歌》；三、《胤征》；四、《仲虺之誥》；五、《湯誥》；六、《伊訓(xùn)》；七、《太甲上》；八、《太甲中》；九、《太甲下》；十、《咸有一德》；十一、《說命上》；十二、《說命中》；十三、《說命下》；十四、《泰誓上》；十五、《泰誓中》；十六、《泰誓下》；十七、《武成》；十八、《旅獒》；十九、《微子之命》；二十、《蔡仲之命》；二十一、《周官》；二十二、《君陳》；二十三、《畢命》；二十四、《君牙》；二十五、《冏 命》。
偽《古文尚書》作偽有其巧妙之處，其五十八篇的篇數(shù)與馬融《尚書注》和鄭玄《尚書注》的篇數(shù)相合；其托名孔安國的《傳》和《序》，與歷史上孔安國獻書之事相合；其相關(guān)文句又能與古籍中所引《尚書》語相吻合；還有在二十五篇偽作中有很多格言警語，深化了儒家義理，此正如吳澄所說：“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于理，比張霸偽書遼絕矣?！?span lang="EN-US">[19]正是由于有這些特點。所以許多儒者相信這就是孔壁《古文尚書》，并習(xí)慣上稱之為“孔《傳》”。南北朝至隋代，“孔《傳》”與“鄭《注》”（鄭玄《尚書注》）并行，而鄭《注》逐漸衰微。唐初，先有陸德明加以表彰，繼有孔穎達等人據(jù)此本作《尚書正義》，頒行天下。
到了宋代，學(xué)者開始懷疑增多的二十五篇為偽作，首先發(fā)難的是吳棫，他說：“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屈聱牙?！?/span>[20]朱熹也說：“《尚書》孔安國書傳，此恐是魏晉間人所作，托安國為名?！?/span>[21]又說：“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得難底，至于易底全不記得？”（同上）
明鄭瑗著《井觀瑣言》說：“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銘識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span>[22]
明代梅鷟始著專書《尚書考異》排擊偽《古文尚書》，清代閻若璩更著《尚書古文疏證》，抉發(fā)偽《古文尚書》造偽之跡，不遺余力。其書不僅動搖了今本《尚書》中“增多二十五篇”的經(jīng)典地位，也撼動了朱熹理學(xué)道統(tǒng)論的基石。雖然其書草創(chuàng)，未為完備，但梅賾奏獻所謂“孔傳《古文尚書》”被視為偽《古文尚書》，則已幾成學(xué)界共識了。
（四）南朝齊明帝時姚方興獻偽《舜典孔傳》一篇。
東晉初梅賾獻偽孔傳《古文尚書》時，稱亡失《舜典》一篇。當時鑒于王肅注近似偽孔傳，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分出為《舜典》一篇以充之。這篇《舜典》因為原是《堯典》的一部分，就其經(jīng)文內(nèi)容而言，屬于今文《尚書》，但其分割形式及其傳注則屬于偽作，而且這種分割還帶來一個問題，即《舜典》以“慎徽五典”開篇，顯得沒頭沒腦。于是就又有造假者出來了。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敘錄》說：“齊明帝建武（公元494～497年）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于大桁頭買得之。”作偽者不知所謂“孔傳《古文尚書》”已是偽作，又作偽加以補綴，可說偽中之偽。這篇偽作在開頭加上“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xié)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追f達《尚書正義》也述其事說：“東晉之初，豫章內(nèi)史梅賾上孔氏傳，猶缺‘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于大桁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辈贿^，對于造偽事主，史家又有不同的見解，如明鄭曉認為，這二十八字并不是姚方興的偽作，而是隋代人托名姚方興作偽的，他并對此二十八字一一抉發(fā)其作偽之跡。鄭曉手批元吳澄《尚書纂言》說：
《舜典》“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蓋隋開皇時人偽為之，假設(shè)姚方興以伸其歲月爾。“曰若”句襲諸篇首，“重華”句襲諸《史記》，“濬哲”掠《詩·長發(fā)》，“文明”掠《乾·文言》，“溫恭”掠《頌·那》，“允塞”掠《雅·常武》，“玄德”掠《淮南子鴻烈》，“乃試以位”掠《史·伯夷傳》，正見其搜竊之蹤。
關(guān)于此二十八字，陸德明已指出其為偽造，但孔穎達《尚書正義》還是以此二十八字置于《舜典》篇首。
四 楚簡《緇衣》與真、偽《古文尚書》
自唐以后，學(xué)者爭辨《古文尚書》的真?zhèn)危裹c集中在兩點上，其一是馬融、鄭玄等大儒曾為之作注的《古文尚書》；其二是東晉梅賾所獻所謂“孔傳《古文尚書》”，孔穎達等人曾據(jù)此作《五經(jīng)正義》。這兩種來源的《古文尚書》，孰真孰偽，歷史上曾有幾種不同的意見。第一種意見，以唐陸德明、孔穎達、清毛奇齡等為代表，以東晉梅賾所獻《古文尚書》為真，以馬融、鄭玄所注《古文尚書》為偽；第二種意見，以宋吳棫、朱熹、元吳澄、明梅鷟、清閻若璩、惠棟等人為代表則以東晉梅賾所獻《古文尚書》為偽，其中閻若璩、惠棟又提出馬融、鄭玄所注本于杜林的漆書《古文尚書》，就是孔子屋壁中的真《古文尚書》獻于朝廷，藏于中秘，而后又流散民間；第三種意見，以清儒劉逢祿、宋翔鳳、魏源等人為代表，他們認為，無論東晉梅賾所獻《古文尚書》，還是馬融、鄭玄所注本于杜林的漆書《古文尚書》都是偽書。
（一）重新檢證真、偽《古文尚書》的考察方法
自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問世后，學(xué)術(shù)界已基本認定，東晉梅賾所獻托名孔安國作傳的《古文尚書》五十八篇，除了有三十三篇內(nèi)容與西漢伏勝所傳今文《尚書》的內(nèi)容基本相同外，另有二十五篇是后人抄集文獻中有關(guān)逸《書》篇章的零星資料偽造的。另外，馬融、鄭玄等大儒曾為之作注的《古文尚書》是否真《古文尚書》？或者說，漢以后是否出現(xiàn)過真《古文尚書》？
《郭店楚墓竹簡·緇衣》與《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緇衣》已先后出版，這是先秦時期兩部不同文本的《緇衣》，與今通行本的《禮記·緇衣》在關(guān)鍵字上又都有若干重要的差別?！毒l衣》一文中多次引用《尚書》的文句，所引篇目既有今文《尚書》，也有《古文尚書》，其中引《尹誥》一次；《君牙》一次；《呂刑》三次；《君陳》二次；《祭公之顧命》一次；《康誥》一次；《君奭》一次，總共十次。這些篇名及其中的內(nèi)容無疑都是《尚書》原典的內(nèi)容。但三個文本《緇衣》引《尚書》的文字卻又不盡相同。
假如偽《古文尚書》果真是抄集相關(guān)逸《書》資料而作的，那么，作偽者當時所能見到的只能是漢儒戴圣整理的流傳至今的通行本《禮記·緇衣》，而見不到《郭店楚墓竹簡·緇衣》與《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緇衣》，這樣一來，偽《古文尚書》在涉及《緇衣》所引《尚書》文句時，一定會與今通行本的《禮記·緇衣》相同，而不同于《郭店楚墓竹簡·緇衣》與《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緇衣》。如果驗證的結(jié)果恰好相反，那我們或許要重新審定今傳所謂《古文尚書》是否抄集逸《書》的偽作。另一方面，無論《郭店楚墓竹簡·緇衣》，還是《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緇衣》，從字體而言，都屬于漢儒所謂的“古文”，兩部《緇衣》中所引的《尚書》的內(nèi)容也就是真《古文尚書》的內(nèi)容，漢代儒者曾引用過所謂《古文尚書》的內(nèi)容，但因真《古文尚書》今已不存而無從印證，假如他們引用過《古文尚書》的內(nèi)容，能從這兩部先秦竹書本的《緇衣》中得到印證的話，那么，我們就可以確證漢儒所謂的《古文尚書》即真《古文尚書》并非虛談。
（二）偽《古文尚書》確有作偽之嫌
例一：
1．《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緇衣》：“《尹 》云：惟尹躬及康（湯），咸有一德。”
2．《郭店楚墓竹簡·緇衣》：“《尹 》云：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
3．今通行本《禮記·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4．今通行本《尚書·咸有一德》：“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span lang="EN-US">
分析：以《緇衣》引《書》之例，《尚書》原典中有《尹 》一篇，應(yīng)是伊尹告太甲之言?！?span lang="EN-US"> ”字當釋讀為“誥”，但傳世本《禮記·緇衣》誤讀為“吉”，這樣就好像是一位姓尹名吉的人所講的話。大約漢人發(fā)現(xiàn)的真《古文尚書》中有《尹誥》一篇，當時可能無篇題，漢人見其中有“咸有一德”之語，遂用以名篇。后此篇失傳，后世作偽《古文尚書》者便從傳世《緇衣》中抄入“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之語，敷衍成篇，這就是偽《古文尚書》的《咸有一德》篇。殊不知《尚書》原典中“咸有一德”一句出自《尹誥》中。漢儒已誤，作偽《古文尚書》者誤信其說而造假，正好露出造假的破綻。
例二：
1．《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緇衣》：“《君牙》云：‘日暑雨，小民惟曰命，晉冬耆寒，小民亦惟曰令?！?span lang="EN-US">
2．《郭店楚墓竹簡·緇衣》：“《君牙》曰：‘日暑雨，小民惟日怨，晉冬旨（耆）滄，小民亦惟日怨?！?span lang="EN-US">
3．今通行本《禮記·緇衣》：“《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日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日怨。’”
4．今通行本《尚書·君牙》：“夏暑雨，小民惟日[23]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日怨咨?！?span lang="EN-US">
分析：從《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緇衣》到《郭店楚墓竹簡·緇衣》，再到今通行本《禮記·緇衣》，再到今通行本《尚書·君牙》，從字句和文意看，似有一種由質(zhì)樸艱澀向修明順暢演進的關(guān)系。首先由“日暑雨”到“夏日暑雨”，再到“夏暑雨”，從修辭的準確性和對應(yīng)性而言都有較好的改進。其次。從“小民惟曰命”到 “小民惟日怨”，已發(fā)生了由“信天命”到“怨天命”的深刻的思想轉(zhuǎn)變，天不可怨，而民尚怨之，因而要做到治民而無怨，那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今通行本《尚書·君牙》顯然是抄撮了今通行本《禮記·緇衣》有關(guān)《尚書》逸篇《君牙》的內(nèi)容，讀“資”為“咨”，并以“怨咨”連讀，更在“小民亦惟日怨”后又加補一“咨”字，以使前后文句相對應(yīng)。將以上不同文本的同一資料相對比，我們有理由相信偽《古文尚書》是相對較晚的文獻。
例三：
1．《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緇衣》：“《君陳》云：‘未見圣，如其其弗克見，我既見，我弗貴圣?！?span lang="EN-US">
2．《郭店楚墓竹簡·緇衣》：“《君陳》云：‘未見圣，如其弗克見，我既見，我弗迪圣?！?span lang="EN-US">
3、今通行本《禮記·緇衣》：“《君陳》曰：‘未見圣，若己弗克見，既見圣，亦不克由圣?！?span lang="EN-US">
4．今通行本《尚書·君陳》：“凡人未見圣，若不克見，既見圣，亦不克由圣?！?span lang="EN-US">
分析：《君陳》此語大概的意思是說，平常人未見到圣道，會認為不能得見圣道，即使有一天見到圣道，也不能按照圣道辦事?！渡虾２┪镳^藏戰(zhàn)國楚竹書·緇衣》中“我弗貴圣”的“貴”字，應(yīng)該說用得不很準確，人們非不以圣道為可貴，只是因為圣道高遠，難以遵循，因此《郭店楚墓竹簡·緇衣》即改為“我弗迪圣”，“迪”通“由”，即是遵循之義。至《禮記·緇衣》則隱掉了第一人稱“我”，作純客觀地陳述，并且從修辭上說，“既見圣”與“未見圣”相呼應(yīng)，文氣連貫順暢。而至偽《古文尚書·君陳》基本抄撮了《禮記·緇衣》的句子，只是又在前面加上“凡人”二字，而上升到一般性規(guī)律的陳述。從此例中，我們?nèi)匀豢梢钥闯鰝巍豆盼纳袝ぞ悺返耐沓龊圹E。
例四：
1．《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緇衣》：“《祭公之顧命》云：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 莊后，毋以嬖士 大夫、卿士。”
2．《郭店楚墓竹簡·緇衣》：“《祭公之顧命》云：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塞莊后，毋以嬖士塞大夫、卿士?！?span lang="EN-US">
3．今通行本《禮記·緇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span lang="EN-US">
4．今通行本《尚書》：無。
分析：《祭公》篇或稱《祭公之顧命》篇，不見于傳世本《尚書》，而見于《逸周書》?！渡袝繁究煞帧队菹臅贰ⅰ渡虝?、《周書》三部分。按《緇衣》引《書》之例，推測《祭公之顧命》應(yīng)屬《尚書》中的《周書》部分。祭公，字謀父，為周公之孫，周穆王時以老臣當國，此篇是祭公將死時告誡穆王之辭，是一篇重要的政治文獻，原是列于《尚書》諸篇之中的。那為什么歷代學(xué)者有這樣大的失誤，不把《祭公之顧命》作為《尚書》的內(nèi)容呢？這是因為傳世本的《禮記·緇衣》篇誤將“祭公之顧命”的“祭”隸定為“葉”，變成了“葉公之顧命”，自鄭玄至孔穎達皆因錯就錯，以“葉”為本字，誤注為葉公子高。葉公子高是春秋末期人，這樣不僅時代相差太遠，人物的份量也遠遠不夠了。因此也就不會有人去想這可能是《尚書》原典的內(nèi)容。正因為前人不曾提出《祭公》或《祭公之顧命》篇是《尚書》原典內(nèi)容，因而此篇也就在偽《古文尚書》造偽者抄集的范圍之外了。
（三）漢代確曾有真《古文尚書》面世
今文《尚書》是指由秦博士伏生于漢文帝時所傳的《尚書》二十九篇，因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傳寫，后世稱為今文《尚書》，就其內(nèi)容而言，實為先秦的古本。而西漢時期發(fā)現(xiàn)的用戰(zhàn)國文字書寫的孔壁《古文尚書》，除去與今文《尚書》相同的篇章外，尚多出十六篇。這部書由孔安國家獻給朝廷，藏于中秘，漢以后文獻所說的“中秘書”實即此本。孔安國亦曾私傳其學(xué)于都尉朝，其后接續(xù)有人，至東漢許慎承其學(xué)，其《說文解字》明言引據(jù)“《書》孔氏”；東漢初古文字學(xué)家杜林從民間得到的漆書《古文尚書》，此書與孔壁《古文尚書》未知是一是二，史稱賈逵、馬融、鄭玄皆曾為漆書《古文尚書》作傳注。以下例一所引《君奭》及例二、例三所引《呂刑》（又稱《甫刑》）屬今文《尚書》，后亦出現(xiàn)古文本，當兩種文本出現(xiàn)文字差異時，就不免要定取舍，古文經(jīng)學(xué)家通常取古文本以改今文本。有意味的是，當我們比較《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緇衣》、《郭店楚墓竹簡·緇衣》、今通行本《禮記·緇衣》和今通行本《尚書》有關(guān)今文《尚書》的文字異同時，我們會發(fā)現(xiàn)今文《尚書》部分的文字往往與楚簡本相合，而與《禮記·緇衣》本不合，這可以證明今文《尚書》的可靠性，也可以證明漢代確曾有真《古文尚書》面世。
例一：
1．《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緇衣》：“《君奭》云：‘（前缺）……集大命于氏（氒，通厥）身?！?span lang="EN-US">
2．《郭店楚墓竹簡·緇衣》：“《君奭》云：‘昔在上帝，割紳觀文王德，其集大命于氒（厥）身?！?span lang="EN-US">
3．今通行本《禮記·緇衣》：“《君奭》云：‘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span>”
4．今通行本《尚書·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寜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分析：《禮記·緇衣》鄭玄注說：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寜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寜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在鄭玄的時代，《君奭》此語已經(jīng)有三個文本，一是《禮記·緇衣》所引《君奭》作“周田觀”；二是立為博士的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今文《尚書》的《君奭》篇作“厥亂勸”；而鄭玄等大儒所見《古文尚書·君奭》作“割申勸”，鄭玄認為《古文尚書》比較接近原典。在此例中，我們有一個重要的發(fā)現(xiàn)，即《尚書·君奭》篇雖屬今文《尚書》，在此處卻取古文說，而作“割申勸寜王之德” [24]，與鄭玄所言一字不差。此本不知定于何時，或許偽《古文尚書》作者不僅新造了二十五篇偽作，并對今文《尚書》中凡與古文說不合之處，一并改過，以顯示自己的“傳本”是真古文。此點我們暫且不去管它。這里我們所要關(guān)注的是，《郭店楚墓竹簡·緇衣》的出土證明鄭玄所言大致不差，大概鄭玄等人所見古文中有一“雚”字，學(xué)者將其視為省文，或讀為“觀”，或讀為“勸”。但無論如何，鄭玄所見確是真《古文尚書》。
例二：
1．《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緇衣》：“《呂刑》云：‘苗民非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2．《郭店楚墓竹簡·緇衣》：“《呂刑》云：‘非用臸，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3．今通行本《禮記·緇衣》：“《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span lang="EN-US">
4．今通行本《尚書·呂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span lang="EN-US">
分析：上例講今文《尚書》的文字往往與楚簡本相合，而與《禮記·緇衣》所引不合，此例又是一證。今通行本《尚書·呂刑》“苗民弗用靈”一句，與《禮記·緇衣》：“苗民匪用命”不合，卻與《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緇衣》“苗民非用靈”相合，證明今文《尚書》合于先秦古本。
例三：
1．《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緇衣》：“《呂刑》云：‘播刑之迪?！?span lang="EN-US">
2．《郭店楚墓竹簡·緇衣》：“《呂刑》云：‘播刑之由?！?span lang="EN-US">
3．今通行本《禮記·緇衣》：“《甫刑》曰：‘播刑之不迪?！?span lang="EN-US">
4．今通行本《尚書·呂刑》：“播刑之道?！?span lang="EN-US">
分析：今通行本《禮記·緇衣》：“《甫刑》曰：‘播刑之不迪?！薄安弧弊譃檠芪?，《尚書·呂刑》為真古本，不隨《禮記》而改?！渡袝涡獭贰安バ讨馈！迸c《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緇衣》所引《呂刑》“播刑之迪”及《郭店楚墓竹簡·緇衣》所引《呂刑》“播刑之由”文字略同，蓋“迪”、“由”、“道”皆可相通。
此節(jié)所舉今文《尚書》三例，皆與楚簡《緇衣》引《書》文字相合，而與《禮記·緇衣》引《書》文字不合，這充分說明今文《尚書》確有其可靠性。而上節(jié)所引偽《古文尚書》數(shù)例，皆與《禮記·緇衣》引《書》文字相合，而與楚簡《緇衣》引《書》文字不合，這說明偽《古文尚書》確實是抄集古代文獻而成。通過這篇文章我們可以進一步驗證閻若璩等人關(guān)于偽《古文尚書》的論斷的正確性。
【注釋】
[1]《史記·秦始皇本紀》。
[2]《龔定庵全集類編》卷六《論辨類下·大誓答問第一》，中國書店1991年版，第 頁。
[3] 皮錫瑞《經(jīng)學(xué)通論》，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59頁。
[4] 引自孔穎達《尚書正義·尚書序》“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條下。
[5] 在先秦，“尚書”二字連用，惟見《墨子·明鬼下》中一條：“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清代學(xué)者王念孫《讀書雜志》七之三已正確指出：“尚”與“上”同，“書”當為“者”，言上者則《夏書》，其次商周之書也。
[6]《史記·索隱》謝承云：云“生”者，自漢以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省字呼之耳。
[7] 元吳澄詩云：“前漢今文古，后晉古文今，若論伏勝功，遺像當鑄金?！?span lang="EN-US">
[8]《龔定庵全集類編》卷四《論辨類上·說中古文》。
[9] 皮錫瑞《經(jīng)學(xué)通論》一《書經(jīng)》，第64頁。
[10]《漢書》卷三十六《楚元王傳》。
[11] 皮錫瑞《經(jīng)學(xué)通論》一《書經(jīng)》，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59頁。
[12] 皮錫瑞《經(jīng)學(xué)通論》一《書經(jīng)》，第54頁。
[13] 皮錫瑞《經(jīng)學(xué)通論》一《書經(jīng)》，第64頁。
[14]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一。
[15] 江聲疑此為《汨作》之文，然無實據(jù)?！妒酚洝は谋炯o》有“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輦”之語，或出于此。
[16] 引自見《尚書馬氏傳·序》，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
[17] 晉代習(xí)慣稱“太守”為“內(nèi)史”，見劉起釪先生著：《尚書學(xué)史》，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76頁。
[18] 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謂：“皇家貞觀中，有詔以前后晉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敕史官，更加纂錄……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者，競從新撰者焉?！币姟妒吠ㄍㄡ尅罚虾９偶霭嫔?，1978年版，第350頁。
[19]《吳文正集》卷一元《四經(jīng)敘錄》。
[20] 引自朱彝尊《經(jīng)義考》卷七十四。
[21]《朱子語類》卷七十八。
[22] 轉(zhuǎn)引自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八。
[23] 今本作“曰”，日本足利學(xué)所藏古本作“日”，今從古本。下同。
[24] 清吳大澂《字說》謂：古籍“文”字中間有一心字，漢代人誤隸定為“寜”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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