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字，甲骨文中，先是從非常復雜的圖形簡化為相對清晰的符號，然后又經(jīng)過了五六次簡化，去掉表示車軾、車廂等的部分，減去一個車輪，最后成為“車”字。圖片源自網(wǎng)絡）

漢字簡化現(xiàn)象古已有之，古老得幾乎跟漢字的歷史一樣久遠。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不少簡化字。其中有些字，甚至在一直不停地簡化著。例如“車”字，甲骨文中，先是從非常復雜的圖形簡化為相對清晰的符號，然后又經(jīng)過了五六次簡化，去掉表示車軾、車廂等的部分，減去一個車輪，最后成為“車”字。在甲骨文金文時代，已經(jīng)使用過不少簡化字的方法。有學者歸納出：變圖形為符號、刪減多余和重復的偏旁、用形體簡單的偏旁替換形體復雜的偏旁、截取原字的一部分代替本字、用筆畫簡單的字體更代比劃復雜的字體等五種簡化方法（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159—16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從具體字例看，簡化的幅度并不小于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發(fā)布的簡化字表。

不難想象，每一次簡化，意見分歧總是難以避免的：有人或因為懷舊，或因為慣性，或因為觀念，不愿意接受簡化字。當有人要對文字進行簡化時，他們會站出來表示反對，甚至進行抗爭。

但是，從歷文獻載看，歷史上似乎并沒有發(fā)生過強烈的反對，有力的抗爭。否則，一定會留下痕跡的。之所以沒有留下痕跡，那是因為那些反對與抗爭，規(guī)模與幅度都太小了，不足以激發(fā)起歷史學家將其載之史籍的興趣與熱情。

今天，簡化漢字頒布、使用半個多世紀之后，還有包括普通百姓、文化學者和演藝明星在內(nèi)的許多人，不時地發(fā)出反對、抗爭的聲音。而且，簡化字一統(tǒng)華人世界的那一天，看樣子還相當遙遠。這些情況，似乎都是前所未有的。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古今差異呢？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這里我試著提出一種解釋：是因為，現(xiàn)代漢字簡化的時機并不成熟。我說的時機，指的是政治時機。直白地說，就是：國家沒有完全統(tǒng)一。

國家沒有統(tǒng)一，簡化字方案出來之后，只能在局部（大陸）地區(qū)推行，臺港澳地區(qū)，鞭長莫及，只好任由其繼續(xù)使用繁體字。于是，便出現(xiàn)了“一國兩字”或曰“同種同語不同字”的怪現(xiàn)象。

眾所周知，語言文字是人類須臾不可或缺的交際工具。“一國兩字”現(xiàn)象的存在，勢必造成交際的困難。因此，摩擦難免，口角不斷。

由于漢字除了工具屬性外，還有社會屬性。因此，摩擦、口角并不限于技術分歧，還常常會上升至觀念、思想、政治等層面的分歧。反過來，政治分歧、體制不同，也常常會借文字繁簡差異的話題，進行政治上的攻訐。繁簡字被說成正俗之別，算是一種較為溫和含蓄的表達。

設想一下，如果是國家統(tǒng)一的情況下進行漢字簡化，即使有爭論，也主要集中在漢字的技術屬性上，社會屬性的爭論會小很多。技術上的問題，是比較容易解決的。比如，主張恢復繁體字的論者攻擊簡化字時所列舉的那些簡化字的缺點，“愛”字無“心”、“親”字無“見”，一個簡化字對應多個繁體字的過度簡化，等等，解決起來都并不困難。而國家沒有統(tǒng)一，不同政體、制度分別使用繁體字和簡化字，情形就類似春秋戰(zhàn)國時代，“諸侯力政，不統(tǒng)于王”。漢字很容易被相對弱小的一方當作政權、制度的象征符號，盡力捍衛(wèi)。而相對強大的一方，則可能為了表示友好、寬柔，也不惜違背自己一方制定的語文政策，乃至違背有關語言文字法，做出一些讓步的姿態(tài)。比如說，有幾位喜歡到處題字的前國家領導人，筆下經(jīng)常出現(xiàn)繁簡字混用的現(xiàn)象。多年前，有一位領導人，在參觀圖書展覽會時，表示為了更好地服務港澳臺民眾，大陸地區(qū)出版機構不妨多出版一些繁體字版的圖書。

統(tǒng)一的國度推行簡化字，開始的時候，可能也會有人反對。但是，反對的時間不會太長久。隨著民眾漸漸習慣使用簡化字，反對的聲音終將消失。而像如今這樣，臺港澳地區(qū)繼續(xù)使用繁體字，繁體字就有生存的空間。星火猶在，燎原未必，撲滅亦非易事。尤其是，臺港澳地區(qū)經(jīng)濟、體制上的某些優(yōu)勢，也會成為繁體字擁躉者攻擊簡體字的理由。

歷史上的每一次字形變化，都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他們都是在統(tǒng)一的帝國內(nèi)部進行的。秦國的小篆取代六國古文，是很好的例子。秦始皇在統(tǒng)一天下后，因不滿戰(zhàn)國時期七個國家“文字異形”的現(xiàn)象，立即著手進行“書同文”的工作。“秦始皇初兼并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許慎《說文解字·敘》），即廢除六國古文，統(tǒng)一到秦國使用的小篆上。須知，秦朝在消滅六國之后，只存在了十余年。也就是說，廢六國文字、用秦小篆的時間不過十余年。短短的十余年時間，卻確立了秦小篆的正體字地位，除了取而代之的漢朝的最初幾位統(tǒng)治者愿意繼續(xù)推行小篆這一原因外，還跟秦朝推行小篆的時機，即統(tǒng)一天下之后，不無關系。如果沒有統(tǒng)一天下，小篆的推行，決不可能迅速在全國范圍開花結果。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臺灣尚未統(tǒng)一、港澳尚未“回歸”的情況下，單方面進行漢字簡化，某種意義上，成為一種反向推動力：促使臺港澳地區(qū)在文字上采取了保守的立場，繼續(xù)使用繁體字。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顯示它們在政治上制度上有別于大陸地區(qū)。

實際上，簡化漢字并非共產(chǎn)黨獨有的主張。早在宋朝，就有人認識到漢字的繁難，造成了中國人辦事遲緩的后果?！巴鈬桑谖臅?，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故遲?！保ㄠ嚸C語）清朝末期，文化界的志士仁人們都做著“法師西洋，自求富強”的夢，普遍認為，中國之所以在科學技術上落后于西方，淪為遭受列強欺凌的弱國，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的文字繁難，兒童需要花費數(shù)年時間專門學習，不像西方兒童那樣，很快就能掌握拼寫閱讀技能，進入學習數(shù)學物理化學等課程的階段。因此，在文化界，人們普遍對“異于萬國”的漢字感到不滿，主張文字改革，支持文字改革。事實上，1949年追隨國民政府去了臺灣和去了港澳的學者，也有不少是主張文字需要改革，支持文字改革的。順其自然，他們完全可能成為簡化字的研究者，推行者，使用者。

或許有人會說，漢字頻繁的變革、簡化，基本上發(fā)生在漢朝以前。漢朝以降，漢字系統(tǒng)即繁體字基本上已經(jīng)定型了，漢朝迄今兩千年左右的漢字使用情況，表明繁體字系統(tǒng)已經(jīng)無需更改，更改只會徒增紛擾。這種論調(diào)，不能不說是迂腐之極。他們沒有看到：二十世紀以來，社會生產(chǎn)和生活方式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西方科學技術和教育制度傳入我國，使得追求科技強國和讓大眾接受文化教育，成為有識之士的普遍愿望。寫字不再是上流社會的特權了，普羅大眾也要寫字。普羅大眾寫字，不同于悠閑的貴族老爺，他們需要講速度，講效率，因而渴望有便捷的書寫符號。1956年1月28日國務院公布的“漢字簡化方案”，515個簡體字，在沒有簡化以前，每字平均16.08畫；簡化以后，每字平均8.16畫。每個字差不多節(jié)省一半筆畫。這樣的字，對于普羅大眾而言，無疑是極大的福祉。

必須說明，簡化字筆畫的減少，決非不講道理的任意妄為。雖然有若干不盡完善之處，但總體而言，是慎重的。簡化方案中的簡體字，大多已經(jīng)在民間流傳，經(jīng)過了實踐的檢驗。簡化字的四個來源：古字、俗字、草書楷化、新字，除了少數(shù)新造字外，大部分有約定俗成的基礎（周有光《漢字改革概論》339—340頁，文字改革出版社1961年11月版）。

明清時期，在漢字認識上出現(xiàn)了保守主義傾向。正字法趨向復古，科舉制度成為正字法的堡壘，辨正點畫，排斥“俗體”?！犊滴踝值洹?、《字學舉隅》之類文字著作，是這方面的代表。但就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若干有識之士也已經(jīng)認識到簡化漢字的好處，對簡體字表現(xiàn)出了很大的興趣。例如明末清初學者黃宗羲（1610—1695）、清代學者江永（1681—1762）、孔廣森（1752—1786）等都表示過，自己喜歡寫簡體字。其中黃宗羲曾說：“喜用俗字抄書，云可省功夫一半”。黃宗羲寫給親友的書信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議”寫作“議”，“當”寫作“當”，“難”寫作“難”等實例。

如果說，六十年前公布簡化字表，時機尚未成熟，失之匆忙；那么，倘若如今因為有人反對簡化字，便罔顧簡化字的確有書寫便捷辨認容易、已經(jīng)為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包括臺港澳居民）熟練掌握、有了比較成熟規(guī)范的通用字庫、大量歷史文獻有了簡化字版本的圖書、圖書館中簡化字書籍的數(shù)量已經(jīng)遠遠超過繁體字書籍的數(shù)量等等事實，放棄簡化字，將是更大的錯誤，錯上加錯！

簡化字尚未完全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責任編輯：代金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