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同為唐朝詩壇的雙子星，一個被稱為詩仙，一個被稱為詩圣。一個是天馬行空的浪漫主義詩人，一個是飽經滄桑的現(xiàn)實主義的詩人。林庚先生在談到李杜時有一段絕妙非常的話語：“這兩個詩國的巨星，他們并戶站在那個時代的頂峰，然而心情是兩樣的。一個詩人正是剛從那個上山的路走上了山尖，一望四面遼闊，不禁楊眉吐氣，簡直是“欲上青天攬明月”；至于另外一個詩人卻已經望見了那下山路，在那心曠神怡心的山的極峰，前面正是橫著那不愉快的下坡路，上山的時候似乎只望著天，下山的時候就不得不望著地了，“彩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由于我們經常去成都文化廣場淘寶，而成都文化廣場就位于成都杜甫草堂的不遠外，所以時不時，我也常到附近的杜甫草堂轉悠。杜甫草堂是唐代大詩人杜甫為避“安史之亂”，從長安逃到成都投靠作官的朋友高適、嚴武，在嚴武的推薦下出任節(jié)度參謀，檢校工部外郎，在成都親友們的幫助下在西郊浣花溪畔建起的一座茅屋，杜甫自詡為“草堂”。杜甫前后在此居住了四年，由于當時成都遠離戰(zhàn)亂的中原，因此詩人的生活比較安定，心緒也較為寧靜，杜甫在此作詩三百首，占傳世詩詞的3/5，很多詩詞都是以草堂為主題，觸景生情而作，大多具田園風味，在中國文學史中占有很高的地位。
步入草堂，滿目青翠，古樸典雅的草堂祠掩映在蒼楠翠竹之中，又有流水縈回，小橋勾連，曲徑能幽，詩情畫意蕩漾其間。浣花溪在唐代江闊水深，能行大舟，溪畔風光秀麗，杜甫的一首《絕句》生動地描繪了那里的風光“兩個黃鸝鳴翠鳥，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相對杜甫顛沛流離的生活來說，算得上是一段愜意的生活。但這美妙的日子也只有三年光景，由于他所倚重的朋友幾度離開成都，他生活時時發(fā)生危機，草堂也經常被雨淋濕，家里經常揭不開鍋，生活難以為繼，《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就是在這段時間所作?！鞍驳脧V廈千百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多偉大的情懷。公元765年春，杜甫離開成都，順長江向東漂泊。詩人離去不久，草堂便毀損頹敗。五代時，詩人韋莊在成都做前蜀政權的宰相，他尋找“柱砥猶存”的草堂遺址，便“重結茅屋”來表達對杜甫的懷念之情。北宋元豐年間(11世紀)，成都知府呂大防再次重修，并把杜甫像畫在墻壁上，使草堂具有了紀念祠堂的性質。以后歷代，草堂多次重修，其中最大的兩次，是在明代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 和清代嘉慶十六年(公元1811年)，基本上奠定了今日草堂的規(guī)模和布局。經過一千多年的演變，杜甫當年“誅茅初一畝”的草堂故居，已成為今天供人們瞻仰、憑吊“詩圣”的紀念性建筑群。
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和李白的《夢游天姥姥留別》是我們在小學的同一課里學的課文，讀罷詩文，一方面我們?yōu)槎鸥Φ牟┐笮貞讯鴥A倒；另一方面卻發(fā)自內心地、抑制不住地愛上李白。作為雙子星的李白、杜甫，世人愛比較其詩文的孰優(yōu)孰劣，其實由于他們生活環(huán)境、性格、所受的教育都不相同，他們的詩詞分屬不同種類，沒有誰優(yōu)誰劣，都是最好，只是另起一排而已。李白詩篇里充滿了追求自由、解脫的浪漫主義精神，他豪放飄逸，并不喜歡雕琢詩句，想象力特豐富，上天入地無所不至，文筆自由開放，往往信手拈來就是一篇絕妙好詩，屬“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而杜甫整個就一個苦冬瓜，連累詩文也沉郁頓挫，作詩也如拘謹?shù)娜迳?，是千錘百煉，語不驚人死不休。作為小女子的我，一是缺少憂國憂民之心（在什么位子，唱什么歌），二是李白的天馬行空的豪放性格，具有無限的人格魅力，我對此無一點免疫力，三是李白的那種“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fā)弄扁舟”、“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篷蒿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我今為君捶碎黃鶴樓，君亦為吾倒卻鸚鵡洲”的思想，更能契合我內心世界追求自由的向往，因此在李杜之間，我更偏愛李白和李白的詩一些。
杜甫，受儒家思想影響頗深，忠君愛國，一生都是在求官的過程中蹉跎著。從他入世的天寶六年，應試落第，到天寶十五年他長時間住在長安托關系，找門路，附庸權貴，寫了不少投贈權貴的應景詩，以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至“朝扣富貴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到最后也只求得一個八、九品的右衛(wèi)率府兵曹參軍的職務，安史之亂后又東奔西顧，四處投奔朋友，生活郁郁寡歡。
空負凌云萬丈志，一生襟抱未曾開。
我很贊成安意如在她的《當時只道是尋?！返那把灾械囊痪湓?，她說：“一個男子如果終其一生襟抱未開，抱負難展，其實到最后很難將責任全部歸咎于命運的捉弄，而很可能是因為自身的不平整?！本投鸥Χ?，他一生都未實現(xiàn)自己的“首輔大臣”的宏偉目標，終其一生都窮困潦倒，除當時社會的黑暗外（唐玄宗晚年逐步腐化、貪圖享樂，奸相李林甫、楊國忠先后當權，最后又爆發(fā)了安史之亂），其自身也是有缺陷的，史書中就曾記載，杜甫 “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即生活不拘小節(jié)，喜歡談論天下大事，卻又大而不當，其性格也是“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即小心眼，度量窄小，以至于一生作官，最大的官也只做到八品，且上上下下的關系一團糟，就連同嚴武的關系（他投靠的人）了差點不得善終。其實作詩文的好孬與作好官并無多大關系，作官也不是空有滿腔熱血就行了的，其中有很多的機巧（我不想在此多說，也沒必要多說），我想說的是，中國文人（好像有點打擊一大片），不，還是說有些文人吧，他們在為人處世中有一些致命弱點，其主要就是心高氣傲，眼高手低，度器窄小，就如同剛從北大出來的大學生一樣，將自己看得太高，找工作一來就要薪金八千、萬，可實際工作卻連打雜都干不好。想想看，如生活都不能自理，常常依附于人的人（在安史之亂之間詩人又寫了許多乞討的詩），又怎能治國、平天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天時、地利、人和，我們的大詩人卻不知道這些，這難免讓我有些失望。
在生命的最后兩年，詩人居無定所，在岳陽、長沙、衡州、耒陽之間漂泊往來。公元770年冬，貧困交加的詩人在湘江之上的一只小舟中隕落[也有書說是吃了當?shù)匾还賳T贈送的牛肉，不消化（長期餓肚子、未沾油葷，肚子不適應）而死。這樣說好像有些刻薄，畢竟他的詩文有許多我喜歡的，所以我不愿相信]。在這里，無論我喜歡不喜歡他，我仍舊敬他為中國文壇中首屈一指的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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