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的是對的，而且我們也覺得這個沒什么不對。再演的時候他喊了，他在那邊大喇叭喊了，不行，我覺得這個不行，他覺得走到今天這一步，她賣自己是為什么，是想讓孩子活下去，她可能在她做這個決定之前，她已經很難過了，因為她是做好了決定的。所以她今天這一別，她很可能不希望孩子看到她最悲切的那一點. 記者：那當時說服徐帆了嗎？ 張國立： 因為帆子是一直在那個情緒里頭，帆子覺得我根本就開不了這口。 記者： 演員從內心深處去感受這個，去替他有所表達，很真實嘛，為什么要這么控制這么克制？ 馮小剛：我跟帆子我說，我說你看啊，你要是在現實生活中，在一個正常的環(huán)境下，一個媽要把自個兒賣了，跟孩子要分手了，要說是平靜的，那這個是太傻了，它違反人性。但是她是災民，在那么一個極端的情況下，賣了自己能活好幾口的這么一個情況下，我覺著她不是，她不是那樣的一種，而且呢，也有國立說那個，就是說你可能不愿意讓孩子看著她難受，孩子看著你特難受，都要拽著你，你也走不了。 【解說】很多時候，導演是在等待演員的情緒上來，但當時拍了一遍一遍，馮小剛都是在等待徐帆的情緒過去，他說他感覺徐帆最后是賭氣按照馮小剛的要求，強忍住了作為一個母親的難以抑制的悲傷之情，用粗糲和麻木的感覺完成了表演，演出結束后她自顧躲在一邊痛痛快快哭了一場。 【采訪】記者：你沒想過說有可能她是對的嗎？因為你不是一個女人，也不是一個母親，不知道說那個勁有多大。 馮小剛：我這里頭還有一種，就是我覺得其實人哪，有的時候啊，你越按捺，其實他的力量越大。 張國立：那是一個一年的災難不是一時的災難。 記者：可是你看上次《唐山大地震》里頭，她跟孩子分離那一段那種？ 馮小剛：因為她那個時候，她沒有生存的壓力呀，那孩子回來了。 記者：但你有沒有想過，原本你可以做一個兩可的選擇，而更有情感張力的選擇肯定在電影院里面更感染人，或者更能獲得人的認同，你并不會損失什么？ 馮小剛：整個這部電影它整個情緒就像什么呢，比如說我啪給你一個嘴巴，你皮膚感到特別疼，我現在墊了兩本書，我拿一根棍子打到你這兒，外頭一點兒聲沒有，但是這個勁傳達到你的身體里邊去了，我覺得這個電影對我們的那個內心，我看這個劇本的時候，就感覺挨的是一悶棍 【解說】（穿插電影片段） 如果只講老東家和花枝兩個家庭的故事，這部電影也許更為簡單，也更有故事感，但是這部超過兩個半小時的電影，除了災民這條線，電影《1942》里還有19個主要人物和6條線索。軍隊的線索是“如果兩個人當中必須餓死一個，餓死災民還是餓死士兵？”餓死一個災民地方還是中國的，如果當兵的都餓死了，我們就會亡國。；美國記者的線索是“是繼續(xù)走下去得普利策獎還是成為日軍俘虜？”；宗教的線索“這里的一切，主知道么？”；以及蔣介石的線索“到底死了多少人？”這么多線索并行，原本是電影的大忌。 【采訪】 記者：你六個角度，六種人物這種并行的方式，對一個電影來說，很多人會覺得說太危險，太冒險了。 劉震云：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角度？那是因為生活本身，1942年就是因為這么多的角度，造成的這么一件事。 記者：但有人可能會說，您也不是歷史學家，沒有人要求你一定要全面的去呈現那段時期，你可以用一個故事讓人們感受，也是可以的。 劉震云：不是，我覺著真相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對1942年來講，為什么呢？因為親歷者已經遺忘了，你需要把真相以一個介入者告訴他，，你再把真相告訴親歷者，他的腦袋會，腦筋會轉動。 【解說】他想提供的不只是故事，而是問出“為什么這個故事會發(fā)生”，而且盡可能對每個歷史人物給予呈現，電影中的蔣介石在無視災情的背后，也提示了他身處戰(zhàn)爭中極度貧弱的國家，需要應對的復雜與艱辛的現實處境。 劉震云：創(chuàng)作者最好的態(tài)度是什么？其實最好的態(tài)度是沒態(tài)度 記者：你本來就是1942災民的后代，你曾經承受過你先輩的命運，你怎么能夠沒態(tài)度呢？ 劉震云：在1942里邊，有災民的態(tài)度、委員長的態(tài)度、日本人的態(tài)度、美國新聞記者的態(tài)度、宗教的態(tài)度，各種態(tài)度對于1942年這場旱災的看法，都是完全不一樣的。對這幾種態(tài)度，如果你都尊重的話，它就是能夠接近出現一種歷史的真相，而不是說你只說尊重一種態(tài)度，一種態(tài)度出來的，對歷史真相的看法可能會是片面的。 【解說】但是，電影導演需要承擔這六條線索的全部壓力，拍的時候，剪的時候，都耗費極大的人力物力，馮小剛曾經找過十幾位電影界的同行座談，所有人都認為這個結構不能拍成電影，但馮小剛說，他不甘心只講一個逃荒的故事而不講歷史的原因。 【采訪】馮小剛：老劉不是經常說嗎，有一些人，有一些國家的人他臨死，他遇到這種事他特別要追問，是誰把我弄到了這個地步，那么咱們這兒的一些災民，你通過采訪，咱從來沒有思考過這問題，他就覺著我們命不好。 記者：所以有人會問說，要重現這些悲劇和黑暗有意義嗎？ 馮小剛：當然有意義了，你為什么懼怕回憶這些苦難呢？ 記者：他會覺得你看，你19年沒有拍這部電影，19年當中大家會過得都不錯，一部電影…？ 馮小剛：但是我覺得就像你比如說，如果大家忘了納粹在奧斯維辛屠殺過這么多猶太人，歷史會重演這樣的悲劇。你提起這個苦難，回憶這個的時候，他一定是有利于杜絕再重演這樣的悲劇。 記者：原來這個小說叫《溫故1942》，既然溫故就是要知新，你想讓人們知道，知新知什么？ 馮小剛：蔣介石他認為擺在1942年的大事有特別的多，他唯一認為最小的一件事是河南鬧災這件事，可恰恰就因為他忽略了這些災民，在1949年，這些災民做了一個選擇，忽略了他，他就失去了大陸，退居臺灣了，這是不是一個教訓？ 解說：【解說】馮小剛之前的大部分影片，在人們印象里是四兩撥千斤的巧勁兒，不管是賀歲片《甲方乙方》《一聲嘆息》《手機》，還是同樣災難題材的《唐山大地震》，他一直擅長講述小人物淚笑歌哭的故事，面對這樣復雜的題材，還是第一次。與他合作過《一聲嘆息》的張國立說，過五十了，他對馮小剛的印象，倒象翻了個兒。 張國立：今天的馮小剛已經和原來我跟他一起拍《一聲嘆息》馮小剛的時候完全不一樣了，就是這種感覺，原來我認識的馮小剛，我覺得調侃呢，幽默呀，不著調呀，是他的生活態(tài)。嚴肅起來，面對一件事情非常，用一種非常正直和嚴肅的這種狀態(tài)的時候，是他的游戲態(tài)。 我反過來認識認為，我認為馮小剛在嚴肅和在重大的問題上一種堅持上，是他的生活態(tài)。 記者：你自己覺得準確嗎？ 馮小剛：就是說所謂的一種我的另一類電影里的玩世不恭的態(tài)度，其實那個是一個，如果你是用一個調侃的方式，你就特別的變被動為主動，就是比如說一個人罵你，他罵得沒道理，你不去辯論，比如他說你是黑，你不要把自己想辦法變成白，你馬上變成了，就是你覺著他是知音，你終于看明白我是黑了，我其實比那黑還黑你知道吧？ 記者：你是讓對方沒話說是嗎？ 馮小剛：對，這人他不知道該怎么罵你了，其實這是一種，這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 記者：那如果這個方式能保護你，而且過得還不錯，干嗎要調整它呢？ 馮小剛：其實也是鄧小平同志一直講，兩手都要硬，我們過去是一手硬一手軟，現在我們要做到兩手都要硬。 記者：思考是件很吃力的事，也許會是很難受的事，你以前拍商業(yè)片，大家挺高興，挺樂，賣了票出來…… 馮小剛：名利雙收之后有兩個選擇，一種選擇就是來消費、享受這些名利帶來的好處，還有一種就是說我趁著這個，這種資源在握，我干我最想干的那件事，《1942》，我是選擇了做這件事。我在這件事上不惜揮霍掉我所有過去積攢的人氣，我覺著值，我覺著就是玩一把吧。記者：我看你原來用過賭這個字？馮小剛：對，我覺著就算一敗涂地，我覺得我不后悔了，一個人我覺著要臨死的時候，可能更多的是，就是你不會為你干了很多荒唐的事而感到后悔，你只會后悔有一件事我特別想干，我一直就沒干。記者：那為什么你以前拍了那么多電影，你從來沒有過這種心態(tài)，就這部的時候，說“哪怕輸得精光”，這種預見呢？馮小剛：不是，干別的事的時候我確實特別有把握。記者：這個事沒有嗎？ 馮小剛：這個事我沒把握。 記者：哪兒沒把握？馮小剛：對結果沒有把握。記者：什么結果？馮小剛：當我要表達的東西，我知道這個訴求肯定能達到，但是我不希望我要做的這件事必須要以一個公司要付出慘重的代價為這么一個，華誼兄弟合作這么多年，幫我圓了這么一個夢，他們承擔著很大的一個投資風險 記者：也就是說對商業(yè)收益沒那么有把握？ 馮小剛：我不知道，大家選擇也很多，究竟會有多少人來選擇走進電影院，到這兒小屋一黑，在這兒坐倆多鐘頭，跟著我們溫故，我不知道。 【解說】兩億多的成本，結構與制作的復雜程度，包括體力上的付出，馮小剛是在這種強大的心理壓力下拍攝的，他幾次形容這次的拍攝是自討苦吃，今年2 月初，情緒惡劣的馮小剛發(fā)了 記者：原來這個小說叫《溫故1942了一條微博：“拍了三個多月，每天風里土里，咬不完的牙著不完的急，漸漸度日如年。對電影的愛越來越淡，對這樣的生活也開始感到厭惡……” 【采訪】 記者：我聽你說這累、煩，按理說你以前拍電影也全都經歷過，為什么這次覺得在你心里特別重這事？ 馮小剛：對，我現在拍這都挺費勁的，就是覺得特別累，中間我都打退堂鼓，我都有點后悔，我為什么給自個兒找這么一罪受啊。 記者：以前好像沒見你這么喊過累，就是那種溢于言表的累。馮小剛：因為它太操心了拍這個電影，一個是體力上的，一個是心情上的。有一半的精力放在了電影這個事上，另一半的事是電影之外的，你要和很多人打交道，你要平衡各種關系。 記者：以你的性格應該不會太顧及這個吧？ 馮小剛：不不不，我在這方面很顧及，我很怕給別人這種印象，所以我一般的去了，我盡量讓人要感覺到，人家說什么大導演，我說別別別，打成一片，我愿意打成一片。所以我只要去了，我肯定喝大，就人說您喝一口，我把這杯干了，我覺得，一開始還說行行行，能者多勞，三下下去之后，就覺得好像很不公平，算了我也干了，幾杯下來開始喝大。整個這么一個電影的過程中，我覺得就是這肝也傷，哪兒也傷，哪兒傷，煩這些事。 記者：按理說你是電影導演，現在都是商業(yè)化運作，掏錢，拍完了就走。 馮小剛：那你就掏吧，那錢可不是兩億能拍下來的。 記者：那看上去跟你也沒什么關系，那是公司的事。 馮小剛：怎么沒關系呀，起碼在公司來說，他認為這可能是一個文藝片，是吧？它不是一個商業(yè)元素明顯的，它的風險比拍我的那些片子要大得多，越是這樣的片子你越想怎么能讓它省點錢，我這么說吧，我不是一個，絕對不是一個一將功成萬骨枯的人，我沒有那樣的心理素質。 解說：在這部電影的最后，劉震云原本寫過一首歌，是一種沉痛的訴說“……讓我播種吧，讓我收獲，可以嗎黃河”，但最終馮小剛選擇了另外一個版本。 馮小剛：這個歌詞啊，它沒有順著苦難繼續(xù)走，“生命的河，喜悅的河，緩緩流進心窩，我要唱一首歌，一首天上的歌，頭上的烏云，心里的憂傷全都灑落”，這個歌一下讓我覺得，就是我內心有一種，我說的事有點升華的感覺。 記者：算一種撫慰嗎？安慰？ 馮小剛：對，我覺得是一種和解。當然我認為這個民族能走到今天，也確實是，就像我們影片的結尾，老東家拾起那個小孫女，爺倆，你說是誰拯救了誰，誰打撈了誰，我覺著它是一種相互打撈和拯救，然后互相給了對方一個生下去的，活下去的一個希望。這個民族就在這種幾乎萬劫不復的時候，突然間它就是絕路逢生。我這個舔著臉說，我這個人是有悲憫的情懷。 記者：你干嗎要舔著臉說？ 馮小剛：我不好意思嘛。 記者：那我最后一個問題就是，一部電影出來會有它自己的一個命運，那對于你來說，19年的時間拍完了，你自己心里踏實嗎？ 馮小剛：這一點我有點兒自豪，就是我能夠這么執(zhí)著于這么一件事，能夠堅持下來做的一件事，而且把它做成了，我比較佩服我自己 【解說】而劉震云說他十九年后得到的安慰，是電影中老東家的結局，他終于逃荒到了陜西，但又反身逆著人流往河南走。 【采訪】記者：您為什么讓他走回去？ 劉震云： 因為他在世界上的一個認識的人都沒有了，親人都沒有了，往回走他是想死的離家近一點。 但他遇到了一個5歲的小女孩，遇到景況跟他一樣，也是家里的人都沒有了，剩下的人都不認識了。這個小女孩的話對老東家的觸動產生了另外一個哲學的思考，他說那你叫我一聲爺，咱爺倆不就認識了嗎，小女孩就叫了他一聲爺。兩個陌生人在瞬間成了親人，因為就1942來講，其實真正的主角是最后的小姑娘。電影《1942》的話，135分鐘，它的主角就出現了35秒，因為下邊有一個獨白， 15年之后，這個小姑娘成了俺娘，她從來不吃肉，也不流淚，就是我們的母親從哪里來的，這是這部電影真正最想說的。 記者：他會問你說重新去掀動它有什么意義嗎？對于當下 劉震云：其實我老娘也說過這個話，我外祖母，這事我都忘了，你還要寫它，圖個啥，而這句話也在電影里邊最后的旁白里邊也有。其實圖的目的非常簡單，我們應該知道我們真實的昨天。我們的母親就是從這個角落里走出來的。 記者：一個電影又能有一個多大的力量？ 劉震云：它這就好像我剛才說的這個角落的意義，一個角落可能發(fā)出來的光啊，特別的微弱，我是一個書生，手無縛雞之力。但是的話呢，起碼的話，首先我的目光能跟書里的人物在交匯，接著又跟生活中朋友的目光交匯 記者：這個交匯那么重要嗎？ 劉震云：我覺得特別的重要啊，如果沒有這種交匯的話，我們就沒有認識的人了，你說呢？ 【演播室】 劉震云說，他曾經被自己對這段歷史的無知，和自己外祖母的遺忘所震驚，不過他慢慢理解 ，當人們真的身處在一個不再饑餓的社會，才有可能 開始回憶饑餓。當人們身處在一個對歷史有真正好奇心的當下，才有可能去追問已經消失的過去?！?942》是一部電影，它會有它的命運，它的藝術得失也會有各種評說。不過 它醞釀將近20年，回頭一望的這種努力，是一種引人共鳴的開始。 節(jié)目視頻： 》，既然溫故就是要知新，你想讓人們知新知什么？
馮小剛：蔣介石他認為擺在1942年的大事有特別的多，他唯一認為最小的一件事是河南鬧災這件事，可恰恰就因為他忽略了這些災民，在1949年，這些災民做了一個選擇，忽略了他，他就失去了大陸，退居臺灣了，這是不是一個教訓？
演播室：
1942年 河南發(fā)生大饑荒，餓死300萬人，這段歷史很少有人知道，即使有一些幸存的親歷者，也都不再記得。60年后，《1942》被拍成電影面世，今天我們訪問，導演 馮小剛，編劇 劉震云,主演 張國立。
PART 1
【電影畫面】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為一場旱災 我的故鄉(xiāng)河南，發(fā)生了吃的問題…
【紀實段落】 張國立和馮小剛你一言我一語地說“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為一場旱災 我的故鄉(xiāng)河南，發(fā)生了吃的問題…”
【解說》在拍完電影將近一年之后，馮小剛和張國立坐在一起時，還會不自主地一起說起電影開場的這段臺詞，這段熟極而流的話，曾經是他們都無所知的過去。
【采訪】記者：您之前知道1942年這個歷史嗎？
張國立：不知道，知道這個1942年的這個預備戰(zhàn)役，知道一點，但是災民餓死三百萬這個事是真不知道。
記者：馮導在看劉震云這個小說之前？
馮小剛：不太清楚，這三百萬人從地縫里消失了，別說世界上沒有人知道，中國也沒人知道，我們不看劉震云這小說，不拍這電影，不去在了解這件事，我們也不知道。
【解說】1942年夏到1943年春，地處中原的河南大旱之后，又遇蝗災，導致了一場遍及河南的大饑荒，農民吃草根、剝樹皮，甚至出現“人相食”的狀況。當時正是抗日戰(zhàn)爭的相持階段，全省災荒死亡人數約有300萬。這個數字超過八年抗戰(zhàn)士兵的死亡總數。對于這樣一場災難，卻鮮有人聽說。對于這段歷史，親歷者及他們的后代也多不記得。這部電影的編劇，作家劉震云，他的家鄉(xiāng)河南延津縣是當時遭災最嚴重的縣之一，最初的調研從他身邊最親的外祖母問起。
劉震云：我跟她說，我們說說1942年，她說1942年是哪一年，就是餓死人的那一年嘛，她說餓死的年頭太多了，你到底說的是哪一年。
記者：那你外祖母就一直沒有想起這段歷史嗎？
劉震云：你必須等你把1942年的特征，它長得什么樣子，全部給她描繪出來之后，她突然想，哦，那天中午飯原來吃的是這樣子。
記者：你得用這個方式才能夠喚醒這個記憶？
劉震云：對，就是一個介入者要喚醒當事者,我覺得這個震撼比以往更多一些。
【解說】在1942年的《大公報》上，記者張高峰記錄了他所目睹的災情，洛陽街頭，“到處都是蒼老而無生氣的乞丐”，“他們伸出來的手，盡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們全身，會誤以為是一張生理骨骼掛圖”。“所有人的臉都是浮腫的，鼻孔與眼角發(fā)黑，手腳麻痛?！边@份報紙發(fā)表后，記者被捕，《大公報》被停刊三天，之后，此事被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報道，國際社會的輿論壓力下，蔣介石開始賑災，但當時的賑災體制，使災民難以得到應有的救濟。死亡才會發(fā)生得如此慘痛。1992年，劉震云開始撰寫《溫故1942》， 他想探究這遺忘背后的原因，只希望后代能夠知道此事。
【采訪】記者：“知道”這兩個字都是一種奢侈嗎？
劉震云：我覺著真相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對1942年來講，如果一個歐洲人或者美國人，他要在這樣的情況下被餓死，他一定要問誰把我餓死的？我為什么要死？
【解說】1993年，馮小剛得知這三百萬人的命運，決意把它拍成電影，但劉震云的原小說是調查體，里面更多的是地名、數字，沒有人物，沒有情節(jié)，不具備一部常規(guī)電影的要素，于是馮小剛和劉震云用他所說的“笨辦法”沿著當年歷史的路線，采訪了上百人，在路上尋找故事。在河南鞏義的一個村莊里，一位90 歲的老太太劉和平給馮小剛敘述了當年自己親歷的災荒。
【采訪】
馮小剛：我就問他，你覺得你能告訴我天堂是什么樣嗎？她唱了一個歌， “玉石撲遍黃金街，喝口涼水都不餓”，我當時一下被她這個歌的后邊這一句給搥了一拳，“喝口涼水都不餓”。一個災民的想象，一個饑餓過的人，對天堂的想象就是如果我們走到任何一個水溝子里，捧口，捧一捧涼水喝了就不餓了。
【解說】 馮小剛從1993年起，和劉震云就琢磨著把小說《溫故 1942》拍成電影，三度啟動，都因故擱淺。2011，馮小剛找到了劉震云，再次重啟《一九四二》，經過9個月的籌備，5個月的拍攝，直到今年3月拍攝完成，歷時十九年。
劉震云：19年要把一個電影拍出來，這對大部分導演來講也是不可能的，一定是超越了電影本身，一定是因為我跟小剛在逃荒的路上遇到了老東家，遇到了花之，遇到了夏陸，也遇到了九歲的劉寶和五歲的鈴鐺，我們總想有一天跟他一吐為快。
記者：你跟他一吐為快？
劉震云：就是說坐在一起，我們說說我們，他們說說他們，我覺得這個已經，這個情感超越了對一部電影的一個功利性的目的 記者：原來這個小說叫《溫故1942》，既然溫故就是要知新，你想讓人們知新知什么？ 馮小剛：蔣介石他認為擺在1942年的大事有特別的多，他唯一認為最小的一件事是河南鬧災這件事，可恰恰就因為他忽略了這些災民，在1949年，這些災民做了一個選擇，忽略了他，他就失去了大陸，退居臺灣了，這是不是一個教訓？ 演播室： 1942年 河南發(fā)生大饑荒，餓死300萬人，這段歷史很少有人知道，即使有一些幸存的親歷者，也都不再記得。60年后，《1942》被拍成電影面世，今天我們訪問，導演馮小剛，編劇 劉震云,主演張國立。 PART 1 【電影畫面】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為一場旱災 我的故鄉(xiāng)河南，發(fā)生了吃的問題… 【紀實段落】張國立和馮小剛你一言我一語地說“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為一場旱災 我的故鄉(xiāng)河南，發(fā)生了吃的問題…” 【解說》在拍完電影將近一年之后，馮小剛和張國立坐在一起時，還會不自主地一起說起電影開場的這段臺詞，這段熟極而流的話，曾經是他們都無所知的過去。 【采訪】記者：您之前知道1942年這個歷史嗎？張國立：不知道，知道這個1942年的這個預備戰(zhàn)役，知道一點，但是災民餓死三百萬這個事是真不知道。記者：馮導在看劉震云這個小說之前？馮小剛：不太清楚，這三百萬人從地縫里消失了，別說世界上沒有人知道，中國也沒人知道，我們不看劉震云這小說，不拍這電影，不去在了解這件事，我們也不知道。 【解說】1942年夏到1943年春，地處中原的河南大旱之后，又遇蝗災，導致了一場遍及河南的大饑荒，農民吃草根、剝樹皮，甚至出現“人相食”的狀況。當時正是抗日戰(zhàn)爭的相持階段，全省災荒死亡人數約有300萬。這個數字超過八年抗戰(zhàn)士兵的死亡總數。對于這樣一場災難，卻鮮有人聽說。對于這段歷史，親歷者及他們的后代也多不記得。這部電影的編劇，作家劉震云，他的家鄉(xiāng)河南延津縣是當時遭災最嚴重的縣之一，最初的調研從他身邊最親的外祖母問起。 劉震云：我跟她說，我們說說1942年，她說1942年是哪一年，就是餓死人的那一年嘛，她說餓死的年頭太多了，你到底說的是哪一年。 記者：那你外祖母就一直沒有想起這段歷史嗎？ 劉震云：你必須等你把1942年的特征，它長得什么樣子，全部給她描繪出來之后，她突然想，哦，那天中午飯原來吃的是這樣子。 記者：你得用這個方式才能夠喚醒這個記憶？ 劉震云：對，就是一個介入者要喚醒當事者,我覺得這個震撼比以往更多一些。【解說】在1942年的《大公報》上，記者張高峰記錄了他所目睹的災情，洛陽街頭，“到處都是蒼老而無生氣的乞丐”，“他們伸出來的手，盡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們全身，會誤以為是一張生理骨骼掛圖”。“所有人的臉都是浮腫的，鼻孔與眼角發(fā)黑，手腳麻痛?！边@份報紙發(fā)表后，記者被捕，《大公報》被停刊三天，之后，此事被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報道，國際社會的輿論壓力下，蔣介石開始賑災，但當時的賑災體制，使災民難以得到應有的救濟。死亡才會發(fā)生得如此慘痛。1992年，劉震云開始撰寫《溫故1942》， 他想探究這遺忘背后的原因，只希望后代能夠知道此事。 【采訪】記者：“知道”這兩個字都是一種奢侈嗎？ 劉震云：我覺著真相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對1942年來講，如果一個歐洲人或者美國人，他要在這樣的情況下被餓死，他一定要問誰把我餓死的？我為什么要死？ 【解說】1993年，馮小剛得知這三百萬人的命運，決意把它拍成電影，但劉震云的原小說是調查體，里面更多的是地名、數字，沒有人物，沒有情節(jié)，不具備一部常規(guī)電影的要素，于是馮小剛和劉震云用他所說的“笨辦法”沿著當年歷史的路線，采訪了上百人，在路上尋找故事。在河南鞏義的一個村莊里，一位90 歲的老太太劉和平給馮小剛敘述了當年自己親歷的災荒。 【采訪】 馮小剛：我就問他，你覺得你能告訴我天堂是什么樣嗎？她唱了一個歌， “玉石撲遍黃金街，喝口涼水都不餓”，我當時一下被她這個歌的后邊這一句給搥了一拳，“喝口涼水都不餓”。一個災民的想象，一個饑餓過的人，對天堂的想象就是如果我們走到任何一個水溝子里，捧口，捧一捧涼水喝了就不餓了。 【解說】 馮小剛從1993年起，和劉震云就琢磨著把小說《溫故 1942》拍成電影，三度啟動，都因故擱淺。2011，馮小剛找到了劉震云，再次重啟《一九四二》，經過9個月的籌備，5個月的拍攝，直到今年3月拍攝完成，歷時十九年。劉震云：19年要把一個電影拍出來，這對大部分導演來講也是不可能的，一定是超越了電影本身，一定是因為我跟小剛在逃荒的路上遇到了老東家，遇到了花之，遇到了夏陸，也遇到了九歲的劉寶和五歲的鈴鐺，我們總想有一天跟他一吐為快。記者：你跟他一吐為快？劉震云：就是說坐在一起，我們說說我們，他們說說他們，我覺得這個已經，這個情感超越了對一部電影的一個功利性的目的記者：但這些你路上遇到的人你并不認識，他們跟你看上去貌似沒有什么關聯，為什么有這種推心置腹的愿望？劉震云：因為就像老東家跟小女孩的相遇一樣，瞬間我跟他們，包括小剛跟他們也成了親人，因為這個小女孩確實是我們的母親。 Part2 電影 【解說】： 劉震云說的老東家，就是張國立扮演的地主，一開始他只求自保，守著糧倉，與災民作戰(zhàn)，兒子被打死后，他帶著妻女和糧食上路躲災，一路失去，最終他一人到達陜西潼關時，只剩孑然一身。張國立為了體會饑餓，和主要演員每天只以米湯菜葉充饑，忍不住吃包方便面，還得喝苦水，排泄出來。有時一個鏡頭，反復幾次后，演員經常餓到抬不起腿來。電影拍完，他瘦了24斤。 張國立：餓的，也折騰，那個戲是體力的一種。 馮小剛：首先是一體力活。 張國立：這種饑寒交迫的感覺，你覺得你靈魂上和他是接近的。 記者：這話怎么說？張國立：就是當你背著那么沉重的家伙事，饑寒交迫的，隨著上千人的那個隊伍，難民隊伍，在不斷地遷徙中，你會覺得所有的表演的東西已經不存在了，而是你找到了這個人物內心生存的一個方向。 記者：這話怎么說？ 張國立：我是一個五十多歲的人，在我的心目中，地主和農民是兩個階級，他是剝削階級，地主受罪我們應該是開心的，但沒有想到我讀這個劇本的時候，他讓我說，你看看老東家的時候，我讀這個劇本的時候我讀不下去，我的淚水止不住的流。 【解說】影片開始的時候，老東家糧倉滿堂，走到后來，馬車沒了，糧食沒了，銀元沒了，親人一個個死了 【電影片段】殺貓段落 【采訪】到為了能讓剛生孩子的兒媳婦喝口熱湯，老東家的女兒把她從逃荒中一路照顧的貓殺了，他有一句臺詞“爹對不起你”張國立演到這里，覺得悲從中來。 【采訪】張國立：災難面前沒有精英，面對著那樣的一個環(huán)境，一個冰與雪之中，懸崖之上蓋的那個棚子，再加上兒媳婦剛剛生了這個孩子以后，一盆血水往外啪一潑，導演整個看到這個感覺的時候，他突然覺得，老東家現在難受不是為了這件，不是為了殺貓的這件事，他是為了他自己，我突然就明白了。 記者：為什么這一刻就是為了自己呢？ 張國立：因為走到今天這一步，老東家他所有的希望，就是他所有的那種優(yōu)越感，他今天把貓殺了，他跟他兒媳婦說，我把我皮袍子，最后的一件東西就是身上穿的那個皮袍子，賣了給你換口熱湯喝，最后把貓也殺了。今天，他沒有任何一件附屬品高于今天所有的難民，我突然就找到這種感覺了。 馮小剛：他這番話要說出來，必是帶著難過。 記者：你覺得這一瞬間他突然看到整個境遇是嗎？ 張國立：對，他現在才把自己一個放到了一個不是躲災是逃難，他今天這一瞬間。 馮小剛：這就叫一個叱嗟風云人物，如今比如說他成了一個階下囚，他說我今天想喝口酒。哎喲，這獄卒說這我得請示請示你能不能喝這酒，請示了，上邊說喝什么酒啊，喝完酒鬧事你負責啊，不能喝，說您這酒不能喝，他哭了，他哭的是那酒嗎？不是，哭的是這種境遇，我現在想喝口酒都不能喝了，我曾經是何等了得的一個人物。 【電影片段】花枝賣自己 【解說】馮小剛揣摸到了這份難過，但是，在電影中另一個重要的點，他卻強制要求另一位演員徐帆克制難過，徐帆扮演的花枝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在逃荒的路途中，一路為自己和孩子的生存而不惜一切。在拍攝一場他賣掉自己，與子女離別的戲份時，徐帆與馮小剛發(fā)生了劇烈的分歧。 【采訪】 張國立：我是坐在旁邊看著她，把自己賣完了以后拿著祖宗的牌位，往孩子的手里擱的時候，說記著，老家是延津。徐帆是沒有那個，就是刻意的去哭著說，也沒有，但是徐帆是淚流滿面的說這話，人這種痛苦的時候，自然就會語言上會有一種感覺。他過來了，他說我不想要這樣子的，我想要你沒有這么多的情緒在里頭。帆子當時不同意，就覺得我是一個母親，我的兩個孩子，我賣了自己兩個孩子從此一別，就不知生死了，從母親這個角度，我難受。我站在徐帆的這個角度上，我立刻同意，我跟他說我說覺得帆子
記者：但這些你路上遇到的人你并不認識，他們跟你看上去貌似沒有什么關聯，為什么有這種推心置腹的愿望？
劉震云：因為就像老東家跟小女孩的相遇一樣，瞬間我跟他們，包括小剛跟他們也成了親人，因為這個小女孩確實是我們的母親。
Part2 電影
【解說】： 劉震云說的老東家，就是張國立扮演的地主，一開始他只求自保，守著糧倉，與災民作戰(zhàn)，兒子被打死后，他帶著妻女和糧食上路躲災，一路失去，最終他一人到達陜西潼關時，只剩孑然一身。張國立為了體會饑餓，和主要演員每天只以米湯菜葉充饑，忍不住吃包方便面，還得喝苦水，排泄出來。有時一個鏡頭，反復幾次后，演員經常餓到抬不起腿來。電影拍完，他瘦了了一條微博：“拍了三個多月，每天風里土里，咬不完的牙著不完的急，漸漸度日如年。對電影的愛越來越淡，對這樣的生活也開始感到厭惡……” 【采訪】 記者：我聽你說這累、煩，按理說你以前拍電影也全都經歷過，為什么這次覺得在你心里特別重這事？ 馮小剛：對，我現在拍這都挺費勁的，就是覺得特別累，中間我都打退堂鼓，我都有點后悔，我為什么給自個兒找這么一罪受啊。 記者：以前好像沒見你這么喊過累，就是那種溢于言表的累。馮小剛：因為它太操心了拍這個電影，一個是體力上的，一個是心情上的。有一半的精力放在了電影這個事上，另一半的事是電影之外的，你要和很多人打交道，你要平衡各種關系。 記者：以你的性格應該不會太顧及這個吧？ 馮小剛：不不不，我在這方面很顧及，我很怕給別人這種印象，所以我一般的去了，我盡量讓人要感覺到，人家說什么大導演，我說別別別，打成一片，我愿意打成一片。所以我只要去了，我肯定喝大，就人說您喝一口，我把這杯干了，我覺得，一開始還說行行行，能者多勞，三下下去之后，就覺得好像很不公平，算了我也干了，幾杯下來開始喝大。整個這么一個電影的過程中，我覺得就是這肝也傷，哪兒也傷，哪兒傷，煩這些事。 記者：按理說你是電影導演，現在都是商業(yè)化運作，掏錢，拍完了就走。 馮小剛：那你就掏吧，那錢可不是兩億能拍下來的。 記者：那看上去跟你也沒什么關系，那是公司的事。 馮小剛：怎么沒關系呀，起碼在公司來說，他認為這可能是一個文藝片，是吧？它不是一個商業(yè)元素明顯的，它的風險比拍我的那些片子要大得多，越是這樣的片子你越想怎么能讓它省點錢，我這么說吧，我不是一個，絕對不是一個一將功成萬骨枯的人，我沒有那樣的心理素質。 解說：在這部電影的最后，劉震云原本寫過一首歌，是一種沉痛的訴說“……讓我播種吧，讓我收獲，可以嗎黃河”，但最終馮小剛選擇了另外一個版本。 馮小剛：這個歌詞啊，它沒有順著苦難繼續(xù)走，“生命的河，喜悅的河，緩緩流進心窩，我要唱一首歌，一首天上的歌，頭上的烏云，心里的憂傷全都灑落”，這個歌一下讓我覺得，就是我內心有一種，我說的事有點升華的感覺。 記者：算一種撫慰嗎？安慰？ 馮小剛：對，我覺得是一種和解。當然我認為這個民族能走到今天，也確實是，就像我們影片的結尾，老東家拾起那個小孫女，爺倆，你說是誰拯救了誰，誰打撈了誰，我覺著它是一種相互打撈和拯救，然后互相給了對方一個生下去的，活下去的一個希望。這個民族就在這種幾乎萬劫不復的時候，突然間它就是絕路逢生。我這個舔著臉說，我這個人是有悲憫的情懷。 記者：你干嗎要舔著臉說？ 馮小剛：我不好意思嘛。 記者：那我最后一個問題就是，一部電影出來會有它自己的一個命運，那對于你來說，19年的時間拍完了，你自己心里踏實嗎？ 馮小剛：這一點我有點兒自豪，就是我能夠這么執(zhí)著于這么一件事，能夠堅持下來做的一件事，而且把它做成了，我比較佩服我自己 【解說】而劉震云說他十九年后得到的安慰，是電影中老東家的結局，他終于逃荒到了陜西，但又反身逆著人流往河南走。 【采訪】記者：您為什么讓他走回去？ 劉震云： 因為他在世界上的一個認識的人都沒有了，親人都沒有了，往回走他是想死的離家近一點。 但他遇到了一個5歲的小女孩，遇到景況跟他一樣，也是家里的人都沒有了，剩下的人都不認識了。這個小女孩的話對老東家的觸動產生了另外一個哲學的思考，他說那你叫我一聲爺，咱爺倆不就認識了嗎，小女孩就叫了他一聲爺。兩個陌生人在瞬間成了親人，因為就1942來講，其實真正的主角是最后的小姑娘。電影《1942》的話，135分鐘，它的主角就出現了35秒，因為下邊有一個獨白， 15年之后，這個小姑娘成了俺娘，她從來不吃肉，也不流淚，就是我們的母親從哪里來的，這是這部電影真正最想說的。 記者：他會問你說重新去掀動它有什么意義嗎？對于當下 劉震云：其實我老娘也說過這個話，我外祖母，這事我都忘了，你還要寫它，圖個啥，而這句話也在電影里邊最后的旁白里邊也有。其實圖的目的非常簡單，我們應該知道我們真實的昨天。我們的母親就是從這個角落里走出來的。 記者：一個電影又能有一個多大的力量？ 劉震云：它這就好像我剛才說的這個角落的意義，一個角落可能發(fā)出來的光啊，特別的微弱，我是一個書生，手無縛雞之力。但是的話呢，起碼的話，首先我的目光能跟書里的人物在交匯，接著又跟生活中朋友的目光交匯 記者：這個交匯那么重要嗎？ 劉震云：我覺得特別的重要啊，如果沒有這種交匯的話，我們就沒有認識的人了，你說呢？ 【演播室】 劉震云說，他曾經被自己對這段歷史的無知，和自己外祖母的遺忘所震驚，不過他慢慢理解 ，當人們真的身處在一個不再饑餓的社會，才有可能 開始回憶饑餓。當人們身處在一個對歷史有真正好奇心的當下，才有可能去追問已經消失的過去?！?942》是一部電影，它會有它的命運，它的藝術得失也會有各種評說。不過 它醞釀將近20年，回頭一望的這種努力，是一種引人共鳴的開始。 節(jié)目視頻： 24斤。
張國立：餓的，也折騰，那個戲是體力的一種。
馮小剛：首先是一體力活。
張國立：這種饑寒交迫的感覺，你覺得你靈魂上和他是接近的。
記者：這話怎么說？
張國立：就是當你背著那么沉重的家伙事，饑寒交迫的，隨著上千人的那個隊伍，難民隊伍，在不斷地遷徙中，你會覺得所有的表演的東西已經不存在了，而是你找到了這個人物內心生存的一個方向。
記者：這話怎么說？
張國立：我是一個五十多歲的人，在我的心目中，地主和農民是兩個階級，他是剝削階級，地主受罪我們應該是開心的，但沒有想到我讀這個劇本的時候，他讓我說，你看看老東家的時候，我讀這個劇本的時候我讀不下去，我的淚水止不住的流。
【解說】影片開始的時候，老東家糧倉滿堂，走到后來，馬車沒了，糧食沒了，銀元沒了，親人一個個死了
【電影片段】殺貓段落
【采訪】到為了能讓剛生孩子的兒媳婦喝口熱湯，老東家的女兒把她從逃荒中一路照顧的貓殺了，他有一句臺詞“爹對不起你”張國立演到這里，覺得悲從中來。
【采訪】張國立：災難面前沒有精英，面對著那樣的一個環(huán)境，一個冰與雪之中，懸崖之上蓋的那個棚子，再加上兒媳婦剛剛生了這個孩子以后，一盆血水往外啪一潑，導演整個看到這個感覺的時候，他突然覺得，老東家現在難受不是為了這件，不是為了殺貓的這件事，他是為了他自己，我突然就明白了。
記者：為什么這一刻就是為了自己呢？
張國立：因為走到今天這一步，老東家他所有的希望，就是他所有的那種優(yōu)越感，他今天把貓殺了，他跟他兒媳婦說，我把我皮袍子，最后的一件東西就是身上穿的那個皮袍子，賣了給你換口熱湯喝，最后把貓也殺了。今天，他沒有任何一件附屬品高于今天所有的難民，我突然就找到這種感覺了。
馮小剛：他這番話要說出來，必是帶著難過。
記者：你覺得這一瞬間他突然看到整個境遇是嗎？
張國立：對，他現在才把自己一個放到了一個不是躲災是逃難，他今天這一瞬間。
馮小剛：這就叫一個叱嗟風云人物，如今比如說他成了一個階下囚，他說我今天想喝口酒。哎喲，這獄卒說這我得請示請示你能不能喝這酒，請示了，上邊說喝什么酒啊，喝完酒鬧事你負責啊，不能喝，說您這酒不能喝，他哭了，他哭的是那酒嗎？不是，哭的是這種境遇，我現在想喝口酒都不能喝了，我曾經是何等了得的一個人物。
【電影片段】花枝賣自己
【解說】馮小剛揣摸到了這份難過，但是，在電影中另一個重要的點，他卻強制要求另一位演員徐帆克制難過，徐帆扮演的花枝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在逃荒的路途中，一路為自己和孩子的生存而不惜一切。在拍攝一場他賣掉自己，與子女離別的戲份時，徐帆與馮小剛發(fā)生了劇烈的分歧。
【采訪】
張國立：我是坐在旁邊看著她，把自己賣完了以后拿著祖宗的牌位，往孩子的手里擱的時候，說記著，老家是延津。徐帆是沒有那個，就是刻意的去哭著說，也沒有，但是徐帆是淚流滿面的說這話，人這種痛苦的時候，自然就會語言上會有一種感覺。他過來了，他說我不想要這樣子的，我想要你沒有這么多的情緒在里頭。帆子當時不同意，就覺得我是一個母親，我的兩個孩子，我賣了自己兩個孩子從此一別，就不知生死了，從母親這個角度，我難受。我站在徐帆的這個角度上，我立刻同意，我跟他說我說覺得帆子說的是對的，而且我們也覺得這個沒什么不對。再演的時候他喊了，他在那邊大喇叭喊了，不行，我覺得這個不行，他覺得走到今天這一步，她賣自己是為什么，是想讓孩子活下去，她可能在她做這個決定之前，她已經很難過了，因為她是做好了決定的。所以她今天這一別，她很可能不希望孩子看到她最悲切的那一點.
記者：那當時說服徐帆了嗎？
張國立： 因為帆子是一直在那個情緒里頭，帆子覺得我根本就開不了這口。
記者： 演員從內心深處去感受這個，去替他有所表達，很真實嘛，為什么要這么控制這么克制？
馮小剛：我跟帆子我說，我說你看啊，你要是在現實生活中，在一個正常的環(huán)境下，一個媽要把自個兒賣了，跟孩子要分手了，要說是平靜的，那這個是太傻了，它違反人性。但是她是災民，在那么一個極端的情況下，賣了自己能活好幾口的這么一個情況下，我覺著她不是，她不是那樣的一種，而且呢，也有國立說那個，就是說你可能不愿意讓孩子看著她難受，孩子看著你特難受，都要拽著你，你也走不了。
【解說】很多時候，導演是在等待演員的情緒上來，但當時拍了一遍一遍，馮小剛都是在等待徐帆的情緒過去，他說他感覺徐帆最后是賭氣按照馮小剛的要求，強忍住了作為一個母親的難以抑制的悲傷之情，用粗糲和麻木的感覺完成了表演，演出結束后她自顧躲在一邊痛痛快快哭了一場。
【采訪】記者：你沒想過說有可能她是對的嗎？因為你不是一個女人，也不是一個母親，不知道說那個勁有多大。
馮小剛：我這里頭還有一種，就是我覺得其實人哪，有的時候啊，你越按捺，其實他的力量越大。
張國立：那是一個一年的災難不是一時的災難。
記者：可是你看上次《唐山大地震》里頭，她跟孩子分離那一段那種？
馮小剛：因為她那個時候，她沒有生存的壓力呀，那孩子回來了。
記者：但你有沒有想過，原本你可以做一個兩可的選擇，而更有情感張力的選擇肯定在電影院里面更感染人，或者更能獲得人的認同，你并不會損失什么？
馮小剛：整個這部電影它整個情緒就像什么呢，比如說我啪給你一個嘴巴，你皮膚感到特別疼，我現在墊了兩本書，我拿一根棍子打到你這兒，外頭一點兒聲沒有，但是這個勁傳達到你的身體里邊去了，我覺得這個電影對我們的那個內心，我看這個劇本的時候，就感覺挨的是一悶棍
【解說】（穿插電影片段）
如果只講老東家和花枝兩個家庭的故事，這部電影也許更為簡單，也更有故事感，但是這部超過兩個半小時的電影，除了災民這條線，電影《1942》里還有19個主要人物和6條線索。軍隊的線索是“如果兩個人當中必須餓死一個，餓死災民還是餓死士兵？”"餓死一個災民地方還是中國的，如果當兵的都餓死了，我們就會亡國。"；美國記者的線索是“是繼續(xù)走下去得普利策獎還是成為日軍俘虜？”；宗教的線索“這里的一切，主知道么？”；以及蔣介石的線索“到底死了多少人？”這么多線索并行，原本是電影的大忌。
【采訪】
記者：你六個角度，六種人物這種并行的方式，對一個電影來說，很多人會覺得說太危險，太冒險了。
劉震云：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角度？那是因為生活本身，1942年就是因為這么多的角度，造成的這么一件事。
記者：但有人可能會說，您也不是歷史學家，沒有人要求你一定要全面的去呈現那段時期，你可以用一個故事讓人們感受，也是可以的。
劉震云：不是，我覺著真相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對1942年來講，為什么呢？因為親歷者已經遺忘了，你需要把真相以一個介入者告訴他，，你再把真相告訴親歷者，他的腦袋會，腦筋會轉動。
【解說】他想提供的不只是故事，而是問出“為什么這個故事會發(fā)生”，而且盡可能對每個歷史人物給予呈現，電影中的蔣介石在無視災情的背后，也提示了他身處戰(zhàn)爭中極度貧弱的國家，需要應對的復雜與艱辛的現實處境。
劉震云：創(chuàng)作者最好的態(tài)度是什么？其實最好的態(tài)度是沒態(tài)度
記者：你本來就是1942災民的后代，你曾經承受過你先輩的命運，你怎么能夠沒態(tài)度呢？
劉震云：在1942里邊，有災民的態(tài)度、委員長的態(tài)度、日本人的態(tài)度、美國新聞記者的態(tài)度、宗教的態(tài)度，各種態(tài)度對于1942年這場旱災的看法，都是完全不一樣的。對這幾種態(tài)度，如果你都尊重的話，它就是能夠接近出現一種歷史的真相，而不是說你只說尊重一種態(tài)度，一種態(tài)度出來的，對歷史真相的看法可能會是片面的。
【解說】但是，電影導演需要承擔這六條線索的全部壓力，拍的時候，剪的時候，都耗費極大的人力物力，馮小剛曾經找過十幾位電影界的同行座談，所有人都認為這個結構不能拍成電影，但馮小剛說，他不甘心只講一個逃荒的故事而不講歷史的原因。
【采訪】馮小剛：老劉不是經常說嗎，有一些人，有一些國家的人他臨死，他遇到這種事他特別要追問，是誰把我弄到了這個地步，那么咱們這兒的一些災民，你通過采訪，咱從來沒有思考過這問題，他就覺著我們命不好。
記者：所以有人會問說，要重現這些悲劇和黑暗有意義嗎？
馮小剛：當然有意義了，你為什么懼怕回憶這些苦難呢？
記者：他會覺得你看，你19年沒有拍這部電影，19年當中大家會過得都不錯，一部電影…？
馮小剛：但是我覺得就像你比如說，如果大家忘了納粹在奧斯維辛屠殺過這么多猶太人，歷史會重演這樣的悲劇。你提起這個苦難，回憶這個的時候，他一定是有利于杜絕再重演這樣的悲劇。
記者：原來這個小說叫《溫故1942》，既然溫故就是要知新，你想讓人們知道，知新知什么？
馮小剛：蔣介石他認為擺在1942年的大事有特別的多，他唯一認為最小的一件事是河南鬧災這件事，可恰恰就因為他忽略了這些災民，在1949年，這些災民做了一個選擇，忽略了他，他就失去了大陸，退居臺灣了，這是不是一個教訓？
解說：【解說】馮小剛之前的大部分影片，在人們印象里是四兩撥千斤的巧勁兒，不管是賀歲片《甲方乙方》《一聲嘆息》《手機》，還是同樣災難題材的《唐山大地震》，他一直擅長講述小人物淚笑歌哭的故事，面對這樣復雜的題材，還是第一次。與他合作過《一聲嘆息》的張國立說，過五十了，他對馮小剛的印象，倒象翻了個兒。
張國立：今天的馮小剛已經和原來我跟他一起拍《一聲嘆息》馮小剛的時候完全不一樣了，就是這種感覺，原來我認識的馮小剛，我覺得調侃呢，幽默呀，不著調呀，是他的生活態(tài)。嚴肅起來，面對一件事情非常，用一種非常正直和嚴肅的這種狀態(tài)的時候，是他的游戲態(tài)。 我反過來認識認為，我認為馮小剛在嚴肅和在重大的問題上一種堅持上，是他的生活態(tài)。
記者：你自己覺得準確嗎？
馮小剛：就是說所謂的一種我的另一類電影里的玩世不恭的態(tài)度，其實那個是一個，如果你是用一個調侃的方式，你就特別的變被動為主動，就是比如說一個人罵你，他罵得沒道理，你不去辯論，比如他說你是黑，你不要把自己想辦法變成白，你馬上變成了，就是你覺著他是知音，你終于看明白我是黑了，我其實比那黑還黑你知道吧？
記者：你是讓對方沒話說是嗎？
馮小剛：對，這人他不知道該怎么罵你了，其實這是一種，這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
記者：那如果這個方式能保護你，而且過得還不錯，干嗎要調整它呢？
馮小剛：其實也是鄧小平同志一直講，兩手都要硬，我們過去是一手硬一手軟，現在我們要做到兩手都要硬。
記者：思考是件很吃力的事，也許會是很難受的事，你以前拍商業(yè)片，大家挺高興，挺樂，賣了票出來……
馮小剛：名利雙收之后有兩個選擇，一種選擇就是來消費、享受這些名利帶來的好處，還有一種就是說我趁著這個，這種資源在握，我干我最想干的那件事，《1942》，我是選擇了做這件事。我在這件事上不惜揮霍掉我所有過去積攢的人氣，我覺著值，我覺著就是玩一把吧。
記者：我看你原來用過賭這個字？
馮小剛：對，我覺著就算一敗涂地，我覺得我不后悔了，一個人我覺著要臨死的時候，可能更多的是，就是你不會為你干了很多荒唐的事而感到后悔，你只會后悔有一件事我特別想干，我一直就沒干。
記者：那為什么你以前拍了那么多電影，你從來沒有過這種心態(tài)，就這部的時候，說“哪怕輸得精光”，這種預見呢？
馮小剛：不是，干別的事的時候我確實特別有把握。
記者：這個事沒有嗎？
馮小剛：這個事我沒把握。
記者：哪兒沒把握？
馮小剛：對結果沒有把握。
記者：什么結果？
馮小剛：當我要表達的東西，我知道這個訴求肯定能達到，但是我不希望我要做的這件事必須要以一個公司要付出慘重的代價為這么一個，華誼兄弟合作這么多年，幫我圓了這么一個夢，他們承擔著很大的一個投資風險
記者：也就是說對商業(yè)收益沒那么有把握？
馮小剛：我不知道，大家選擇也很多，究竟會有多少人來選擇走進電影院，到這兒小屋一黑，在這兒坐倆多鐘頭，跟著我們溫故，我不知道。
【解說】兩億多的成本，結構與制作的復雜程度，包括體力上的付出，馮小剛是在這種強大的心理壓力下拍攝的，他幾次形容這次的拍攝是自討苦吃，今年2 月初，情緒惡劣的馮小剛發(fā)了了一條微博：“拍了三個多月，每天風里土里，咬不完的牙著不完的急，漸漸度日如年。對電影的愛越來越淡，對這樣的生活也開始感到厭惡……”
【采訪】
記者：我聽你說這累、煩，按理說你以前拍電影也全都經歷過，為什么這次覺得在你心里特別重這事？
馮小剛：對，我現在拍這都挺費勁的，就是覺得特別累，中間我都打退堂鼓，我都有點后悔，我為什么給自個兒找這么一罪受啊。
記者：以前好像沒見你這么喊過累，就是那種溢于言表的累。
馮小剛：因為它太操心了拍這個電影，一個是體力上的，一個是心情上的。有一半的精力放在了電影這個事上，另一半的事是電影之外的，你要和很多人打交道，你要平衡各種關系。
記者：以你的性格應該不會太顧及這個吧？
馮小剛：不不不，我在這方面很顧及，我很怕給別人這種印象，所以我一般的去了，我盡量讓人要感覺到，人家說什么大導演，我說別別別，打成一片，我愿意打成一片。所以我只要去了，我肯定喝大，就人說您喝一口，我把這杯干了，我覺得，一開始還說行行行，能者多勞，三下下去之后，就覺得好像很不公平，算了我也干了，幾杯下來開始喝大。整個這么一個電影的過程中，我覺得就是這肝也傷，哪兒也傷，哪兒傷，煩這些事。
記者：按理說你是電影導演，現在都是商業(yè)化運作，掏錢，拍完了就走。
馮小剛：那你就掏吧，那錢可不是兩億能拍下來的。
記者：那看上去跟你也沒什么關系，那是公司的事。
馮小剛：怎么沒關系呀，起碼在公司來說，他認為這可能是一個文藝片，是吧？它不是一個商業(yè)元素明顯的，它的風險比拍我的那些片子要大得多，越是這樣的片子你越想怎么能讓它省點錢，我這么說吧，我不是一個，絕對不是一個一將功成萬骨枯的人，我沒有那樣的心理素質。
解說：在這部電影的最后，劉震云原本寫過一首歌，是一種沉痛的訴說“……讓我播種吧，讓我收獲，可以嗎黃河”，但最終馮小剛選擇了另外一個版本。
馮小剛：這個歌詞啊，它沒有順著苦難繼續(xù)走，“生命的河，喜悅的河，緩緩流進心窩，我要唱一首歌，一首天上的歌，頭上的烏云，心里的憂傷全都灑落”，這個歌一下讓我覺得，就是我內心有一種，我說的事有點升華的感覺。
記者：算一種撫慰嗎？安慰？
馮小剛：對，我覺得是一種和解。當然我認為這個民族能走到今天，也確實是，就像我們影片的結尾，老東家拾起那個小孫女，爺倆，你說是誰拯救了誰，誰打撈了誰，我覺著它是一種相互打撈和拯救，然后互相給了對方一個生下去的，活下去的一個希望。這個民族就在這種幾乎萬劫不復的時候，突然間它就是絕路逢生。我這個舔著臉說，我這個人是有悲憫的情懷。
記者：你干嗎要舔著臉說？
馮小剛：我不好意思嘛。
記者：那我最后一個問題就是，一部電影出來會有它自己的一個命運，那對于你來說，19年的時間拍完了，你自己心里踏實嗎？
馮小剛：這一點我有點兒自豪，就是我能夠這么執(zhí)著于這么一件事，能夠堅持下來做的一件事，而且把它做成了，我比較佩服我自己
【解說】而劉震云說他十九年后得到的安慰，是電影中老東家的結局，他終于逃荒到了陜西，但又反身逆著人流往河南走。
【采訪】記者：您為什么讓他走回去？
劉震云： 因為他在世界上的一個認識的人都沒有了，親人都沒有了，往回走他是想死的離家近一點。 但他遇到了一個5歲的小女孩，遇到景況跟他一樣，也是家里的人都沒有了，剩下的人都不認識了。這個小女孩的話對老東家的觸動產生了另外一個哲學的思考，他說那你叫我一聲爺，咱爺倆不就認識了嗎，小女孩就叫了他一聲爺。兩個陌生人在瞬間成了親人，因為就1942來講，其實真正的主角是最后的小姑娘。電影《1942》的話，135分鐘，它的主角就出現了35秒，因為下邊有一個獨白， 15年之后，這個小姑娘成了俺娘，她從來不吃肉，也不流淚，就是我們的母親從哪里來的，這是這部電影真正最想說的。
記者：他會問你說重新去掀動它有什么意義嗎？對于當下
劉震云：其實我老娘也說過這個話，我外祖母，這事我都忘了，你還要寫它，圖個啥，而這句話也在電影里邊最后的旁白里邊也有。其實圖的目的非常簡單，我們應該知道我們真實的昨天。我們的母親就是從這個角落里走出來的。
記者：一個電影又能有一個多大的力量？
劉震云：它這就好像我剛才說的這個角落的意義，一個角落可能發(fā)出來的光啊，特別的微弱，我是一個書生，手無縛雞之力。但是的話呢，起碼的話，首先我的目光能跟書里的人物在交匯，接著又跟生活中朋友的目光交匯
記者：這個交匯那么重要嗎？
劉震云：我覺得特別的重要啊，如果沒有這種交匯的話，我們就沒有認識的人了，你說呢？
【演播室】
劉震云說，他曾經被自己對這段歷史的無知，和自己外祖母的遺忘所震驚，不過他慢慢理解 ，當人們真的身處在一個不再饑餓的社會，才有可能 開始回憶饑餓。當人們身處在一個對歷史有真正好奇心的當下，才有可能去追問已經消失的過去?！?942》是一部電影，它會有它的命運，它的藝術得失也會有各種評說。不過 它醞釀將近20年，回頭一望的這種努力，是一種引人共鳴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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