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家主干論的支配下，王葆玹和陳鼓應先生就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系辭》，發(fā)表了新穎的意見。他們認為帛書《系辭》同今本《系辭》有巨大差異，帛書《系辭》早于今本《系辭》，較今本更近于《系辭》的原貌，今本《系辭》不見于帛本的部分系漢儒編纂時續(xù)貂而成，帛書《系辭》是戰(zhàn)國時期道家學派的傳本。[1]這些見解頗具有挑戰(zhàn)性和啟發(fā)性，但是，驗之帛書《系辭》和帛書易傳諸篇的內(nèi)容，筆者認為上說夸大了帛書《系辭》同今本《系辭》的差異，顛倒了兩者之間的關系，定錯了帛書《系辭》的學派性質(zhì)。帛書《系辭》是儒家而決非道家的傳本。下面，試從帛書《系辭》的祖本、帛書易傳諸篇的內(nèi)容、帛書《系辭》的思想構(gòu)架、周秦至漢初易學的源流四個方面進行論證。
一、從帛書《系辭》的祖本看
斷定帛書《系辭》為道家傳本的根據(jù)就在于帛書《系辭》與今本《系辭》有巨大差異。從已公布的帛書《系辭》的照片來看[2]，今本《系辭上》只有“大衍之數(shù)”章不見于帛書。而《系辭下》第五章自“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至第十一章[3]，除幾句外，基本不見于帛書《系辭》，它們有的見于帛書《易之義》，有的見于帛書《要》。這種差異是由于帛書《系辭》的抄寫引起的？還是其祖本原來就如此？這是很值得考證的。
帛書《系辭》沒有“大衍之數(shù)”章，很多人就以為“這一章是后加的”，“是西漢中期的作品”。[4]這種說法是不能成立的。宋人有疑經(jīng)之風，對于《系辭》，歐陽修、葉適、程頤、張載、朱熹都有批評。這些議論，其中好些就是針對“大衍之數(shù)”章和其上下文來的。張載認為今本《系辭上》第十一章首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恐在”今本《系辭上》第九章的“天數(shù)五、地數(shù)五之處”。程頤《易說》認為今本《系辭》將此兩段話分載兩處，屬“簡編失次”，當作更移。朱熹《周易本義》據(jù)程說，將“天一……地十”句與“大衍”章的“天數(shù)五，地數(shù)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shù)二十有五，地數(shù)三十，凡天地之數(shù)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連在一起，皆移置“大衍之數(shù)五十”前。張載、程頤、朱熹為什么都認為今本《系辭》的這些章次有問題呢？他們運用的都是理校法，都是從這幾章的文義聯(lián)系出發(fā)的。
“大衍之數(shù)”章的“天數(shù)五，地數(shù)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shù)二十有五，地數(shù)三十，凡天地之數(shù)五十有五”并非信口之言，而是根據(jù)“天一……地十”說概括而成的。在“天一……地十”之數(shù)中，天數(shù)即奇數(shù)，為一、三、五、七、九，剛好是“五”位，其和為“二十有五”；地數(shù)即偶數(shù)，為二、四、六、八十，也剛好是“五”位，其和為“三十”?！疤鞌?shù)”和“地數(shù)”相加得出“天地之數(shù)”，剛好是“五十有五”。所以，這兩段話是密不可分的。如今本《系辭》，將“天一……地十”說置于“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和“子曰：夫《易》何為者也”之間，上不巴天，下不著地，人們根本就不理解其含義。而不交待“天一……地十”，劈頭就說“天數(shù)五，地數(shù)五……凡天地之數(shù)五十有五”，人們也搞不清“天數(shù)五，地數(shù)五”等從何而來。因此，只有將兩說連為一體，其文義才能上下貫通。由此可見，張、程、朱諸儒的理校，都是有道理的。無怪其后的治《易》者，往往都樂從此說。
“大衍之數(shù)五十”一段，與“天一……地十”說也渾然一體的。所謂“大衍之數(shù)”實即“天地之數(shù)”，“五十”后脫“有五”二字。金景芳先生說：
“衍”者，推演?！按笱堋闭?，言其含蓋一切，示與基數(shù)之十個數(shù)字有別，蓋數(shù)之奇偶，分天分地，猶卦之兩儀，有—有--。衍成基數(shù)，猶《乾》、《坤》等之八卦，只屬小成，而不足以應用者也。迨“參天兩地”而成“五十有五”，則可應用之以“求數(shù)”，“定爻”，“成卦”乃“成變化而行鬼神”，因以大衍名之。不然，則此處“五十”為無據(jù)，而下文“五十有五”為剩語。[5]
高亨先生以金說為是，并進一步論證道：
《正義》引姚信、董遇云：“天地之數(shù)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爻之數(shù)（者當作?。蕼p之而用四十九。”足訂姚、董本作“大衍之數(shù)五十有五”。此言用《易經(jīng)》演算，備蓍五十五策，但只用四十九策。所以備五十五策者，下文曰：“凡天地之數(shù)五十有五。”此以天地之數(shù)定大衍之數(shù)也。所以余六策而不用者，以此六策標明六爻之數(shù)也。[6]
所以，無論從文義，還是從文獻出發(fā)，“大衍之數(shù)”即“天地之數(shù)”都可謂有理有據(jù)，應為定論。
“大衍之數(shù)”即“天地之數(shù)”，系從“天一……地十”說化出。這就告訴我們：有“天一……地十”說，就必然有“天地之數(shù)”說，有“天地之數(shù)”說，就勢必有“大衍之數(shù)”說。不然，不單“天一……地十”說為贅文，失去了上下聯(lián)系；“大衍之數(shù)”說也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帛書《系辭》雖無“大衍”章，但卻保存了完整的“天一……地十”說。由此可推知，帛書《系辭》的祖本定是有“大衍之數(shù)”章的。
李學勤先生曾經(jīng)指出“大衍之數(shù)”章的后部，內(nèi)容和形式都與《系辭》其他各章融合無間。[7]這是很有見地的。具體來說，“大衍之數(shù)”章的“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與下文的“《易》有圣人之道四焉”章的內(nèi)容是密切相關的。這一章迭用四個“變”字，兩個“神”字，都是從“大衍之數(shù)”章化出。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shù)；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shù)，遂定天下之象”，正是對“大衍”筮法及其易理功能的概括?！皡⑽橐宰?，錯綜其數(shù)”指的就是“四營”、“十八變”；“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shù)，遂定天下之象”云云，說的就是“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今本《系辭上》第十章的這些話，帛書《系辭》大致都還保留著。因此，從上下文的這些聯(lián)系看，帛書《系辭》的祖本應是有成就完整的“大衍之數(shù)”章的。
帛書《系辭》以“易曰：何校滅耳，兇”直接“君子見幾而作，不位冬日”，這樣，今本《系辭下》第五章“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至“吉之先見者也”一段就不見了。從帛書《系辭》的上下文義看，這一段話當存在于其祖本中。因為上文“善不責（積）不足以成名，惡不責（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也，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也，[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蓋也，罪大而不可解也?！兑住吩唬?何校滅耳，兇’”這一段是“明惡人”不積小善而積小惡，以致“為惡之極以致兇也”。大罪是積小惡所致，所以正義自然就從正面立論，提出“知機”的主張來。在沒有提出“知幾”的主張之前，就突然說“君子見幾而作，不位冬（終）日”之說，其祖本必定就得有“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一段。從文獻的記載看，今本《系辭》“子曰”這一段話，至少在漢初就存在了?！稘h書·楚元王傳》記穆生在楚王戊時曾將“子曰”這段話和“君子見幾而作”這段話連在一起，合稱為“《易》”，這說明我們的推論完全可信。
今本的“顏氏之子”段也不見于帛書“系辭”，帛本的祖本是否有“顏氏之子”段呢？筆者認為很有可能有。因為這一段前的“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帛書本基本還保存著。孔子對“顏氏之子”的稱贊，正是“萬夫之望”的具體化；而“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與“君子見幾而作，不位（俟）冬（終）日……介于石，毋用冬（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物（微）知章（彰）”有著意義的聯(lián)系?！坝胁簧疲磭L不知”正是“知微”、“知幾”的表現(xiàn)；“知之，未嘗復行也”正是“知彰”所致，正是“見幾而作，不位（俟）冬（終）日”的典型行為。所以，帛書《系辭》有“君子見幾而作”一段話，其祖本也當有“顏氏之子”段。
今本《系辭下》第九章帛書本只存有“是與非，則下中教（爻）不備。初，大要存亡吉兇則將可知矣”幾句。按“下”字疑誤。如果“下”是指初爻的話，稱其“不備”，則與“初大要存亡吉兇則將可知矣”矛盾；如說其是指上爻，似乎聞所未聞，殊不可通。帛書既然提到了“中爻”如何如何，自然也得提初和上。由此可知，帛書的祖本至少也得存有今本的“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一段。
今本《系辭下》第九章“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以下不見于帛書《系辭》，而見于帛書《易之義》[8]，論者多以此非出于《系辭》之證。其實，我們分析一下《易之義》所載，就會得出截然相反的結(jié)論：
……修道，鄉(xiāng)物巽德，大明在上，正其是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占[9]，危哉！□□不當，疑德占之，則易可用矣。子曰：知者觀其緣（彖）辭而說過半矣。易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瞿（懼），近上。近也者，嗛（謙）之謂也。易曰：柔之為道也，不利遠[者，其]要無[咎，其用]柔若[中]也。易曰：“三與五同功異立（位），其過[不同，三]多兇，五多功，[貴賤]之等……
這一段告訴我們兩個問題：第一，《易之義》所載今本《系辭》語，并非出于《易之義》作者自己的論述，而是《易之義》作者引用他書之說?！兑字x》將今本的“知者觀其彖辭而說過半矣”稱為“子曰”，將“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云云三次稱為“易曰”，這只能說明它系從《系辭》引用而來。因為《系辭》一直被人們認定為孔子所作，其地位相當于“經(jīng)”。如果說《易之義》引用的不是《系辭》，而是其它書，此書既能稱引為“子曰”，又能被稱“易曰”，恐怕是非常困難的。如此說來，早在帛書《系辭》抄寫之前，這些內(nèi)容就存在于《系辭》之中了。
第二，從上下文看，“鄉(xiāng)物巽德，大明在上，正其是非，則……”顯然就是《系辭下》第九章的“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一段。這段話帛書《系辭》盡管殘缺了“若夫雜物撰德，辯”幾字，但“是與非，則下中教不備”幾字尚存。這就說明今本《系辭》不見于帛本《系辭》而見于帛書《易之義》、《要》的部分，并非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是原本《系辭》所無，為漢儒編纂時“從《易之義》和《要》中抽離出來而添補進去的”。這樣，據(jù)《易之義》和《要》的稱引而否定其系原始《系辭》所有的理由就不能成立了。
由上可知，帛書《系辭》同今本《系辭》的差異，大多在其祖本時是不存在的。為什么會造成這種局面呢？筆者認為主要是由抄寫疏漏和任意改動原文而致。如今本《系辭下》第十二章的“夫乾，天下之至鍵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帛本掉了“天下之健也”，卻保留了“天下[之至]順也”。顯然，這不能說原本無“天下之至健也”。
今本《系辭上》第十二章的“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yè)”，帛書《系辭》作“為而施之胃之變，誰而舉諸天下之民胃之事業(yè)”。有人懷疑此“誰”字“可能會是整理拼合時補上的”[10]。筆者目驗過原件，“誰”字處有一黃帛補丁，帛的質(zhì)地、顏色全同于所補之帛，不可能為后人所補。當系抄者抄漏了“推而行之謂之通”一句，后來發(fā)現(xiàn)想補上，但空位太少，涂改了一下，也只勉強補上了“誰而”二字，只好作罷。
今本《系辭上》第五章“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圣人同憂”，帛本作“圣者仁勇，鼓萬物而不與眾人同憂”。細看照片，帛書“仁”下尚有兩個小字，左為“壯”，右為“者”?！皦选睘榻癖尽安亍弊种?，“者”為“諸”字之借?？磥聿瘯某哒J為原文的觀點不對，似乎貶低了圣人，因此將圣人提前，突出其“仁勇”而不同于眾人之特點。但寫完后，又發(fā)現(xiàn)沒有完全利用好原文的材料，故在“仁”字下補上這兩個小字。所以，帛書的抄者如果不是看到了與今本相同的文字的話，就決不會有如此奇怪的行文。從前后文看，道理也是如此。這一段是泛論道，“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都是道。所以“顯”的，“藏”的，“鼓”的，“同憂”的也應指道。帛書前文同于今本，也講“仁”，也講“用”，所以這里的“仁勇”自然應指道。改成了“圣者”，不但“壯（藏）諸勇”不通，“鼓萬物”更成問題?？追f達《正義》云：“言道之功用能鼓動萬物，使之化育，故云'鼓萬物’；圣人化物不能全'無’以為體，猶有經(jīng)營之憂。道則虛無為用，無事無為；不與圣人同用有經(jīng)營之憂也。”因此，從易理看，從行文言，我們只能說帛本的這一段話是對今本語意的篡改。
了解帛書抄者的這種疏漏和任意處理原文的習慣，我們對帛書《系辭》與今本《系辭》的差異就不會感到奇怪了。從這種表面上的差異出發(fā)，認為帛書本就是原始的《系辭》，將今本《系辭》不見于帛本的視為漢儒所添補，這都是不合符事實的。
二、從帛書易傳其它篇的內(nèi)容看
將帛書《系辭》說成是道家學派的傳本，從帛書易傳諸篇的內(nèi)容及其編成方式來看，顯然是不能成立的。
帛書易傳共六篇。第一篇為《二三子》，無篇題，共36行，約2,600余字?！抖印酚涊d的是孔子與“二三子”之間對于《周易》卦爻辭意義的討論。其形式是“二三子”發(fā)問，孔子答難。有一半篇幅是討論乾坤兩卦卦爻辭之義，另一半則論及蹇、鼎、晉等十六卦。這種重視乾坤兩卦的思想同今本《易傳》的《系辭》、《文言》是一致的?！抖印方狻兑住酚幸货r明特色，就只談德義，罕言占筮。這一特點，與《論語·子路》所載孔子“不占而已”說是完全一致的?！抖印匪涊d的孔子易說充滿了敬天保民、舉賢任能、進德修身的思想。如其解坤卦上六爻辭說：
《易》曰：“龍戰(zhàn)于野，其血玄黃?！笨鬃釉唬捍搜源笕酥畯V德而施教于民也。夫文之孝，采物畢存者，其唯龍乎？德義廣大，法物備具者，見文也。圣人出法教以道（導）民，亦猶龍之文也，可謂“玄黃”矣，故曰“龍”
“廣德”即推廣仁德，“法教”即德義之教。這種以德教民、以德導民說，與孔子“為政以德”、“道以之政”、“道之以德”（《論語·為政》）說是很吻合的，是一種明顯的儒家政治學說。
其解晉卦卦辭說：
孔子曰：此言圣王之安世者也。圣人之正（政），牛參弗服，馬恒弗駕，不憂（擾）乘牝馬……圣人之立正（政）也，必尊天而敬眾，理順五行，天地無困，民[人]不傷，甘露時雨聚降，剽（飄）風苦雨不至，民也相酌以壽。
“尊天而敬眾”說，帶有很強的“神道設教”和民本主義傾向，顯然，這也只能歸之于儒家思想之列。
其釋坤卦六四爻辭說：
易曰：“聒（括）囊，無咎無譽”。孔子曰：此言箴小人之口也。小人多言多過，多事多患，□□可以衍矣。而不可以言箴之。其猶“聒囊”也，莫出莫入，故曰“無咎無譽”。二厽（三）子問曰：獨無箴于圣[人之口乎？孔子曰：]圣人之言也，德之首也。圣人之有口也，猶地之有川?。ㄘG）也，財用所繇（由）出也；猶山林陵澤也，衣食家物[所]繇（由）生也。圣人壹言，萬世用之。惟恐其不言也，有何箴之？
“此言箴小人之□也”一段，據(jù)《說苑·敬慎》、《孔子家語·觀周》、《太公·金匱》記載，系孔子觀周所見到的太廟前金人之銘。定縣八角廊四十號漢墓所出竹簡《儒家者言》中也有“之為人也多言多過多事多患也”之句。[11]孔子觀周為孔子中年時事，其晚年治《易》，取金人之銘入于其《易》說，是很自然的。而這種重圣人之言而箴小人之口的言論，與儒家的主張也是合拍的。所以，不論從事跡的記載還是從思想的內(nèi)容來說，《二三子》無疑是儒家的《易》說。
帛書易傳的第三篇為《易之義》，該篇共45行，約3,100字。《易之義》以“子曰”的形式解《易》，其內(nèi)容大致可分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闡述陰陽和諧相濟是《易》之精義；第二部分是歷陳各卦之義，其解釋多從卦名入手；第三部分是《說卦》的前三章，但“天地定位”四句，卻根據(jù)帛書卦序作了改動；第四部分闡述乾坤之德和乾坤之詳說；最后部分摘引今本《系辭下》的第六、七、八、九章。
《易之義》無疑屬于儒家《易》說。第一從形式上看，它完全屬于“子曰”，至少當日孔門后學所傳孔子之語，不可能視為道家之說。第二，它大量摘引了《系辭》、《說卦》之語，這些評論，就連道家傳本說者也承認它們具有強烈的儒家色彩。第三，它稱“湯武之德”，追述了文王和《周易》的關系。如說：
子曰：鍵（乾）六剛能方，湯武之德也。
子曰：易之用也，段〈殷〉之無道，周之盛德也?？忠允毓Γ匆猿惺?，知（智）以辟（避）患……文王之危，知史記（？）之數(shù)書（者），孰能辯焉？
“湯”指夏桀而建立殷商的成湯，“武”指滅商紂而建立周朝的周武王，從乾“六剛能方”中引申出湯武革命之義，認為《周易》中蘊藏著周文王的政治智慧和憂患意識，這正是儒家的語言。第四，它的許多思想觀點與后來的儒家之說相合。如其解乾卦九二爻辭說：
易[曰]：“見龍在[由，利]見大人”。子曰：君子之德也。君子齊明好道，日自見以待用也。見用則動，不見用則靜
這實際就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說。又如其說：
天氣作……其寒不凍，其暑不曷（渴）。易曰：“履霜，堅冰至?！弊釉唬簩O（遜）從之謂也。
這段話又見于董仲舒《春秋繁露·基義》：
天之氣徐，[不]乍寒乍暑，故寒不凍，暑不暍；以其有余徐來，不暴卒也?！兑住吩唬骸奥乃獔员w言遜也?！比粍t上堅不踰等，果是天之所為，弗作而成也；人之所為，亦當弗作而極也。
董仲舒所引《易》，即《坤·文言》，其說曰：
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兑住吩唬骸奥乃?，堅冰至”，蓋言順也。
而《文言》這一段話又與《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所記子夏說同：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shù)矣。皆非一日之種也，有漸而以至矣。”
董仲舒說揉合了《易之義》和《文言》之言，而《文言》說又同于子夏說《春秋》語，孔子以包含《易》、《春秋》在內(nèi)的六經(jīng)教弟子，所以《易之義》說同董仲舒說、《文言》有聯(lián)系，而《文言》說又同子夏語近同，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帛書易傳的第四篇是《要》，該篇有篇題，并記字數(shù)“千六百卌（四十）八”，共24行?！兑菲懊嬗?行殘缺，剩余部分大致為三段。第一段為今本《系辭下》第五章的后半部分，第二段記載孔子晚年好《易》并與子貢論《易》之事，第三段記孔子與“二三子”論《周易》損、益二卦之義。《要》篇為儒家《易》說相信人們不會有異議，問題就是其記載的真實性是否可靠。對此，我們可以進行一些簡單的考證。
《要》篇云：“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對此，其弟子子貢頗為不解，提出責難，孔子答道，《周易》“有古之遺言焉，予非安其用也”，“我觀其德義耳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涂而殊當者也”。他認為《周易》包含著周文王興周滅紂的政治智慧，說“文王仁，不得其志以至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辟（避）咎，然后《易》始興也。予樂其知之……”孔子老而好《易》之事，見于《史記·孔子世家》和《田敬仲完世家》，司馬遷不過改“老”為“晚”、改“好”為“喜”罷了。而《論語·述而》又載“子曰：加我數(shù)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12]所謂“加我數(shù)年”，可知孔子說此語時年當在五十以后，意思是說如果多有幾年時間，我從五十起學《易》，就可以不犯大的錯誤了?？芍藶榭鬃油砟曜坊谥裕c“老而好《易》”說正好互相證明?？鬃印袄隙谩兑住贰保迂曔M行責難，認為夫子有違“它日”之教。這一記載從時間上來說，是很相吻合的?！妒酚洝た鬃邮兰摇穼ⅰ巴矶病兑住贰币欢沃糜隰敯Ч荒昕鬃託w魯之后，而據(jù)《左傳》，子貢此時正在魯國。至哀公十五年冬，子服景伯前往齊國，子貢為介。第二年四月孔子逝世，子貢批評哀公的致誺，隨后為孔子廬墓六年。[13]可見孔子“老而好《易》”時，子貢隨侍在側(cè)，是完全可能的。子貢對孔子的責難，與文獻所載子貢的性格也是相符的。《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庇终f子貢“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這些個性，光從《論語》的記載上看是不大清楚的，只有比照《要》篇，才會知道太史公為何會作此評。至于“觀其德義”、以為《周易》中蘊含著文王之德，對于主張“不占而已”的孔子來說，是其好《易》的唯一合理的解釋。
《要》篇所記“孔子繇《易》至于損益一卦，未尚（嘗）不廢其書而（嘆）……”之事，又見于《淮南子·人間》、《說苑、敬慎》、《孔子家語·六本》等。《要》篇載孔子說以為“損益之道，足以觀天地之變，而君者之事已”，以為“有君道焉”；《淮南子·人間》孔子語則說“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兑菲d孔子戒“門弟子”、“二三子”以損益之道，《說苑、敬慎》則說是孔子告子夏?？鬃右浴拔褰?jīng)”教人，《要》篇孔子除稱《易》外，又道及《詩》、《書》、《禮》、《樂》。這些都說明《要》篇所記孔子事跡是可信的，必為其后學、弟子之傳。
《繆和》、《昭力》為帛書易傳的第五、第六篇?！犊姾汀?0行，約5000字；《昭力》尾題字數(shù)“六千”，實14行左右，約1000字。所以其“六千”當為《繆和》、《昭力》的總字數(shù)?！犊姾汀贩謨刹糠?，第一部分記繆和、呂昌、吳孟、莊但、張射、李羊向先生問《易》，先生作答之事。第二部分記載一些易說和歷史事件，其中提到了孔子和子貢、湯、比干、段干木與魏文侯、吳王夫差、越王勾踐、荊王與左史倚相、荊莊王與沈尹權(quán)（戍）諸事，屬于引史證《易》之類?！墩蚜Α敷w裁與《繆和》第一部分同，記昭力向先生問《易》，先生為之解，論及“《易》有卿大夫之義”、“《易》有國君之義”、“君卿之事”等。從總體上而言，《繆和》、《昭力》仍是儒家《易》說。
帛書《系辭》是帛書易傳的第二篇。除《系辭》和《易之義》處的上述諸篇《易傳》之文，于豪亮先生稱之為“卷后佚書”，認為“總的說來，佚書宣揚的是儒家思想”。[14]這一判斷跟我們以上對《二三子》、《易之義》、《要》、《繆和》、《昭力》的分析完全是一致的。
李零先生說：“古書從思想醞釀，到口授筆錄，到整齊章句，到分篇定名，到結(jié)集成書，是一個長過程。它是在學派內(nèi)部的傳習過程中經(jīng)眾人之手陸續(xù)完成，往往因所聞所承各異，加以整理方式不同，形成各種傳本，有時還附以各種參考資料和心得集會，老師的東西和學生的東西并不能分得那么清楚?！盵15]這一認識完全合符帛書易傳的實際。帛書易傳各篇都稱引孔子之說，從《二三子》孔子與二三子的對答，《系辭》和《易之義》的“子曰”，《要》篇所記孔子與子贛（貢）、二三子之事，到《繆和》、《昭力》記先生和繆和、昭力等人論《易》屢稱孔子來看，它確實是儒家學派內(nèi)部所流傳的一個易學論文集。它上承孔子，中經(jīng)二三子，下至先生和繆和、昭力等后學，從思想醞釀到口授筆錄，經(jīng)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它雖然以孔子說《易》為主，但最后兩篇又記載了“先生”的《易》說，這位傳《易》于繆和、昭力等人的“先生”，從其解《易》的思想、方法以及屢稱孔子和其弟子事跡來看，無疑是七十子的后學，其說雖不等于孔子，但其淵源無疑出于孔子。帛書易傳的編成，很可能就出自這位先生的門弟子之手，如繆和、昭力之類。帛書易傳以記敘孔子及其弟子易說的《二三子》、《系辭》、《易之義》、《要》居前，以記敘先生和繆和、昭力等人論《易》事的《繆和》、《昭力》居后，而且《繆和》的后一部分中又匯集了不少易說和歷史故事，正是其宗孔附驥的表現(xiàn)。所以從帛書易傳的內(nèi)容和編成方式來看，不能不說它是儒家之說。如果視帛書易傳的這種整體性不顧，單單認定其中的帛書《系辭》為道家的傳本，這就太不合情理了。因此，從帛書易傳諸篇總的思想傾向和編成方式來看，帛書《系辭》不可能不是儒家之說。
注釋：
[1]王葆玹：《從馬王堆帛書看〈系辭〉與老子學派的關系》，《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陳鼓應：《馬王堆出土帛書〈系辭〉為現(xiàn)存最早的道家傳本》，《哲學研究》1993年第2期。
[2]傅舉有、陳松長編著：《馬王堆漢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年。
[3]依朱熹《周易本義》所分，下同。
[4]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
[5]金景芳：《易通》，上海：商務印書館，1945年。
[6]高亨：《周易大傳今注》，524、525頁，濟南：齊魯書社，1979年。
[7]李學勤：《帛書〈系辭〉略論》，《齊魯學刊》1989年第4期。
[8]陳松長、廖名春：《帛書〈易之義〉釋文》，《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9][非]、[則]這兩字，我剛從帛書碎片的照片中找出。該殘片共兩行字，第一行有始和另一字，剛好可補上《易之義》的“贊□□冬以為質(zhì)”中的兩個殘缺之字；“非、則”則可接在“正其是”后。
[10]黃沛榮：《馬王堆帛書〈系辭傳〉校讀》，《周易研究》1992年第4期。
[11]《〈儒家者言〉釋文》，《文物》1981年第8期，15頁。
[12]“易”又異讀為“亦”，近人多以此否定孔子與《易》有關，其說不可信。具體論證可見李學勤：《“五十以學《易》”問題考辯》，載《周易經(jīng)傳溯源》，長春出版社，1992年。
[13]李學勤：《從帛書〈易傳〉看孔子與〈易〉》，《中原文物》1989年第2期。
[14]于豪亮：《帛書〈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
[15]李零：《出土發(fā)現(xiàn)與古書年代的再認識》，香港：《九州學刊》3卷1期，1988年12月。
原載《哲學研究》199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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