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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①，見蟲魚草木、風云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 內有憂思感憤之郁積，其興于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②，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后工也^③。

予友梅圣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于有司^④，困于州縣，凡十馀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⑤，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奮見于事業(yè)。其家宛陵^⑥，幼習于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茍說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圣俞; 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于詩而發(fā)之; 故其平生所作，于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嘆曰^⑦： “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⑧，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fā)于蟲魚物類、羈愁感嘆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⑨。予嘗嗜圣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 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⑩，因索于其家，得其遺稿千余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¹¹⁾，為一十五卷。嗚呼! 吾于圣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¹²⁾。

【注釋】 ①所有：此指才能、抱負。放：這里指游山玩水之意。該句實寫隱居生活。②興于怨刺：興起怨恨、諷刺的念頭。羈臣：羈旅之臣，即在外地游宦的官吏，亦指貶謫在外的官員。③殆：大概，幾乎。工：好。④蔭補為吏：梅圣俞因他叔父的官勛得到恩蔭而做過河南知縣主簿。蔭，封建社會的一種承襲制度。補，指官吏有缺額，選人授職。有司：負有專職的官吏，此指主考官。⑤今：通“近”，即將。辟書：招聘之書，即聘書。辟，征召。⑥宛陵：今安徽宣城。⑦王文康公：王曙，字晦叔，謚號文康，宋仁宗時的丞相，生前舉薦過歐陽修等人。⑧雅頌： 《詩經》分《風》、《雅》、《頌》三部分。此泛指一般頌功頌德的詩歌。薦：奉獻。清廟：宗廟。商、周、魯頌：指《詩經》中的《商頌》、《周頌》、《魯頌》。⑨謝景初：字師厚，浙江富陽人。吳興：縣名，在今浙江省嘉興縣。次：編。⑩銘：此指作墓志銘。(11)掇：選取。(12)歐陽修在他的《六一詩話》和《書梅圣俞詩稿后》等文中多次評論梅圣俞的作品。

【譯文】 我聽世人在說詩人的境遇順利的少，窮困的多。難道真是這樣嗎?大概是世間留傳的詩歌，大多出于窮困之人的作品吧。大凡士子們懷有才智而又不能施展于社會的，多樂意讓自己放浪于山頭水邊這種人世之外的地方，遇到蟲魚草木、風云鳥獸之類的自然事物，往往探究它們的奇特怪異，而內心又有憂然感慨積郁; 當他興起怨恨諷刺的念頭而進行創(chuàng)作，宣泄流放的臣子或寡婦的那種慨嘆，進而表達出一般人所難于表達的感受來。大概是越窮困就越能寫出好作品。既然這樣，那么不是寫詩使人窮困的，而是因為窮困了才把詩寫好的。

我的朋友梅圣俞，年輕時因承上輩恩蔭而補受官職，雖多次被舉薦進士，但總被主考官壓制，困頓在外州縣十多年。年紀快要五十了，還靠著別人下聘書，當個輔助人員。一向積累的才能只得積郁，不能奮起而表現在事業(yè)上。他家在宛陵，幼年就學詩，當還是一個兒童時，寫的詩句就已使父老長輩們驚異。長大了，學習了六經仁義的學說后，所寫文章簡古純粹，不茍且迎合社會風氣而求世人喜愛。世人只知其詩歌罷了。但當世人們不論賢愚，談論詩歌，必求教于圣俞; 圣俞也把自己不得志的感受，喜歡通過詩歌來表達，因此他平生所作詩歌尤其多。社會上已經知其名了，但無人向朝廷推薦他。先前王文康公曾見到他的詩作，感慨說：“二百年來沒有這樣的好作品了!”雖然相知很深，但最后還是沒推薦成。如果他有幸得到朝廷重用，能夠寫出像雅、頌那樣的詩作來歌頌大宋的功德，奉獻給皇家宗廟，以媲美于商頌、周頌、魯頌的作者，難道不是很偉大嗎?怎能讓他老不得志，寫些窮困者所作的詩歌，只抒發(fā)些關于蟲魚之類、困于偏遠地區(qū)之嘆的辭句呢? 多么可惜啊!

圣俞的詩作雖多，自己卻不愛收拾保存。他妻子的哥哥的兒子謝景初怕遺失太多，選取他自洛陽到吳興以來的作品，編為十卷。我曾嗜讀圣俞的詩，但擔心不能全部得到它，很高興謝景初的分類編排，馬上就寫了序言并保存起來了。

這以后十五年，圣俞因病逝世于京城。我哀痛地為他寫了墓志銘，并向他家求索，得其遺稿一千余篇，加上從前所保存的，總共選擇其中最好的六百七十七篇，編成說了。

【鑒賞】 梅圣俞即梅堯臣，北宋著名詩人，詩風清新質樸，有人譽之為宋詩的 “開山祖師”。歐陽修的詩歌創(chuàng)作深受其影響，兩人志同道合，都反對講究辭藻、無病呻吟的西昆體。梅圣俞死后一年，即1061年，歐陽修為他的詩集寫了這篇序言。文章著重提出一個關于詩歌創(chuàng)作與生活實踐關系的觀點： 并非寫詩使作者窮困，而是窮困使詩人對生活理解更深切，進而才寫出好詩，即 “窮而后工”?！案F而后工”是本文首次使用，成為后世一個成語，也是一個影響深遠的文學觀點。這一觀點繼承了司馬遷 “發(fā)憤著書” 的思想，以及韓愈 “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 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 的主張，正確提示了許多優(yōu)秀作家的生活與創(chuàng)作的密切關系。但在文中，作者又惋惜梅圣俞沒有被朝廷發(fā)現和重用，沒有以其詩才為朝廷歌功頌德，這與前一觀點相背。這種矛盾是作者對梅圣俞的感情所致： 希望梅圣俞的生活富貴顯達，而不是窮困一生。這種矛盾正好表現了歐陽修對他的一生窮困的痛惜和不平。文章立論在前，將議論、敘事、抒情糅為一體，語言簡潔平易，情感低昂頓挫，觀點深刻而又抒情濃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