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遺錄》是從宋人文集、宋代史籍、宋元明方志、宋人法書、宋代墓志碑刻，以及新發(fā)現(xiàn)和新出土的文獻中，輯錄《全宋文》未收集或已收但有較大差異之宋人文章，共計近三千篇，加以考訂、?？?、排序、標點，撰寫作者小傳，按時代、作者和文體編排，分為一百四十一卷，近三百萬字，是對《全宋文》的重要補充。下文摘自本書編者李偉國先生為《宋文遺錄》所撰寫的序言，略述此書編撰過程中的重點與難點，以饗讀者。
如此繁浩史料，收集整理實非一日之功。《宋文遺錄》在編撰過程中，遇到了種種困難，工作難度很高，如辨析材料的真?zhèn)?；石刻文字和手寫文書的釋讀；標點整理，等等。
以下按工序先后予以簡述。
輯軼。本項目與已有傳世成書古籍的整理不同，其材料是一篇篇、一批批從各種文獻資源中搜輯而得的。前已述及，學(xué)界已有眾多同好撰文公布了自己的《全宋文》增補成果或建議，作者對此一直跟蹤關(guān)注，并予以吸取。但大部分的輯佚工作，仍是自己進行的。搜集的過程艱苦而繁瑣，每尋找一篇軼文，都要花費不少時間。找到了可能的軼文以后，還要進行查證，是否確實為宋人文章，《全宋文》是否確實未收。有時僅用文章作者、標題或首句進行核查，因其間有作者異名，有篇名詳略，有正文刪改等多種情況，往往會發(fā)生差錯。比如日本藏中國稀見方志《（嘉靖）湖廣圖經(jīng)志書》，經(jīng)過逐卷翻閱查證，初步發(fā)現(xiàn)有近九十篇文章為《全宋文》所無，后又用多個主題詞反復(fù)查對，剔除了十幾篇。如《（嘉靖）湖廣圖經(jīng)志書》中有宋孛《魁星樓記》，《全宋文》無宋孛之文，本擬收入，后來發(fā)現(xiàn)《全宋文》已收有宋渤《魁星樓記》，為同一篇文章，即予割愛。
錄文。輯軼所得之宋代遺文，大多來自宋元明清古籍和宋代碑碣、摩崖、墓銘石刻，其中一部分如葛洪《蟠室老人文集》、宋祁《景文集》、周敦頤《元公周先生濂溪集》、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三朝名臣言行錄》、日本藏《（嘉靖）湖廣圖經(jīng)志書》《宋人佚簡》以及我主持完成的另一個項目“全宋石刻文獻（墓志銘之部）”所得宋代墓志等，錄文均主要由作者直接完成，而凡輯自《新中國出土墓志》諸分冊、《宋代墓志輯釋》《成都出土歷代墓銘券文圖錄綜釋》《寧波歷代碑碣墓志匯編》《武義宋元墓志集錄》《安陽韓琦家族墓地》等眾多金石圖書和大量學(xué)術(shù)期刊相關(guān)論文及法帖者，均據(jù)所載拓本、圖照一一核對，其間對原錄文頗有改動之處，如取自《新中國出土墓志》江蘇常熟卷的許光國志，原碑多有殘損，今據(jù)拓本照片補出可辨認之文字20多個。遺憾的是，有少數(shù)圖書和論文僅有錄文而無圖照或有圖照而無法辨識，錄文如有明顯錯誤，則以括弧加注可能之正字，其他有疑問之處，只能留待他日有條件時再行核對確定了。
校勘。搜輯所得的大部分文章，比如出土墓志銘拓本，《文津閣四庫全書》宋人文集所溢出的篇章等，均無其他版本可校，而地方志中所收的文章，則時有兩種以上文獻同時收錄，前述《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和《（嘉靖）湖廣圖經(jīng)志書》所得軼文，也有個別同時被收錄者，可資?？?。如葉重開《道州學(xué)希賢閣記》，既見于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一〇，又見于《（嘉靖）湖廣圖經(jīng)志書》卷一三，兩處文字頗有異同，收入時予以比勘，撰寫校記六條。當然，在無本可校的情況下，遇有疑問，亦可采用他?；蚶硇５霓k法。書中所收墓志一類的文章，凡原碑出土地、收藏處所、形態(tài)、有無志蓋、志蓋文字等情況，有資料可稽者，均在校記中加以說明。蓋此類信息極有助于研究也。
道州建濂溪書院記
標點。此項工作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已由學(xué)術(shù)界同仁搜輯整理發(fā)表者，作者逐字通讀，偶見有疑或疏誤之處，即盡力核查，試予改進。如取自《宋代墓志輯釋》之孫延郃墓志，其首段原作：
公諱延郃，字慕膺，其先樂安人，因利徙家于鄴，今為館陶人焉。周武王封母弟康叔于衛(wèi)，至武公子惠□而為上卿，后之子孫以字為氏。生類未析同宗，后稷為先，源流既分，遂出衛(wèi)侯之胤。天臺搆賦文以擅名，吳宮教戰(zhàn)，武以自許。有后之慶，于今可稱。
其中之缺字據(jù)拓本圖可辨認為“孫”，兩處駢句應(yīng)予以標清，今改為
公諱延郃，字慕膺，其先樂安人，因利徙家于鄴，今為館陶人焉。周武王封母弟康叔于衛(wèi)，至武公子惠孫而為上卿，后之子孫以字為氏。生類未析，同宗后稷為先；源流既分，遂出衛(wèi)侯之胤。天臺搆賦，文以擅名；吳宮教戰(zhàn)，武以自許。有后之慶，于今可稱。
又如吳延祚墓志，中兩段原作：
秩滿三事，方煥于登庸，任重十連，俄□于命師，乃授公持節(jié)秦州，請軍□□州刺史、□武軍節(jié)度，秦、成、階等州觀察處置押藩□使，踰年，授京兆尹，充永興軍節(jié)度、管內(nèi)觀察處置等使，將□□□斯為盛故階。自銀青至特進官，自右仆射至太尉，爵自開國男至開國公，功臣自四字至八字，食邑自三百戶至三千七百戶，實封自貳佰戶至壹仟貳佰戶，前后司留務(wù)者，三知軍府者，四除昏□之患，再治堤防，修職貢之□，兩睹郊祀，嘗出鎮(zhèn)于天水也，會獯戒効，逆為邊鄙之愛。公樹之以威，柔之以德，則沂□之右，致其□□，……
其中錄文“戒”應(yīng)作“戎”，“愛”應(yīng)作“憂”，而有關(guān)歷官的敘述，碑文階、官、爵、功臣、食邑、實封及差遣（實際任職）甚分明，書中斷句多誤，今改作：
秩滿三事，方煥于登庸；任重十連，俄□于命師。乃授公持節(jié)秦州，請軍□□州刺史、□武軍節(jié)度，秦、成、階等州觀察處置押藩□使。踰年，授京兆尹，充永興軍節(jié)度、管內(nèi)觀察處置等使，將□□□斯為盛。故階自銀青至特進，官自右仆射至太尉，爵自開國男至開國公，功臣自四字至八字，食邑自三百戶至三千七百戶，實封自貳佰戶至壹仟貳佰戶。
前后司留務(wù)者三，知軍府者四。除昏□之患，再治堤防；修職貢之□，兩睹郊祀。嘗出鎮(zhèn)于天水也，會獯戎効逆，為邊鄙之憂。公樹之以威，柔之以德，則沂□之右，致其□□?！?/p>
如采自《上海佛教碑刻文獻集》的陳林《隆平寺經(jīng)藏記》有：“以余之淺陋，何以語此，而行清數(shù)來，請文所愿，贊其成也，于是乎書。”其間斷句有不順處，今改為：“以余之淺陋，何以語此，而行清數(shù)來請文，所愿贊其成也，于是乎書?！?/p>
如采自《宋江陰志輯佚》的趙孟奎《便民浚河庫記》“咸淳乙丑”段“越明年春，條奏郡事，便宜思為經(jīng)久可行之策”，“便宜”二字當屬上讀，又下文“首以前政交承帳有管芝楮貳萬七千七百有奇，撥貳萬貫置便民庫，取其恩以庚費，旨振可?！薄岸鳌币僧斪鳌跋ⅰ?，“振”疑當作報。莫伯镕《干道修學(xué)記》“示教之有所本也，教成則無余事矣。是謂治出于一世，衰先王之治具日廢，長人者各以其意爲治，治術(shù)益龐”，“世衰”二字似當連讀，“一”下或當有“也”字，“世衰”一下可另作一段。
第二種是前人未加標點的文獻，如《成都出土歷代墓銘券文圖錄綜釋》和《安陽韓琦家族墓地》是兩部編得很好的學(xué)術(shù)文獻著作，但編者出于謹慎的態(tài)度，只對所收錄的墓志文獻作了錄文，而未加標點，作者對照書中的碑石拓本照片，反復(fù)閱讀，施以標點，偶亦有改其錄文者。至于由筆者自行搜輯的大量軼文，如取自《（嘉靖）湖廣圖經(jīng)志書》《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等處的數(shù)百篇軼文，均只能自行錄文標點。還有大量只見拓本者，如友人提供的紹興出土宋人墓志、筆者搜求所得之洛陽等地出土墓志、江西撫州出土的壙志墓券等，則根據(jù)拓本加以錄文，并施以標點。輯錄時所用文獻，時有漫漶不清，無本可核，部分墓志地券甚而行草難辨，俗字連篇的情形，則只能耐心識讀，不計時日。
分段。此次整理宋代遺文的另一項重要工作為根據(jù)各種文章的特點和不同撰寫者的撰寫方式及起承轉(zhuǎn)合的語境，全部予以分段，以清眉目，便于閱讀研究。盡管在筆者的心目中，大體有一個分段體例，然而數(shù)目巨大的宋代遺文寫法多樣，文風多變，有時亦不得不有所變通。
所收墓志文的墓主標注。除了部分傳世墓志已由后人標出墓主姓名以外，多數(shù)傳世墓志和全部出土墓志從標題到正文均不會有完整的墓主姓名出現(xiàn)，而這對于習(xí)慣于用人物姓名作為主題詞查檢的使用者來說，會造成很大的信息缺失，為了彌補此缺失，在此次整理中，盡力提取或確定志主姓名，加括弧置于墓志標題之下，即使在標題中已有墓主之姓出現(xiàn)，仍標姓名全稱，以利于查檢。如志主為女性，依其在查檢中的重要程度，依次標出其丈夫、其本人、其父親、其兒子的姓名并標示其關(guān)系。如志主為僧道人士，標出其法號和俗家姓氏。凡墓主經(jīng)考證得出者，出校予以說明。
文章的時間標注。在各種宋代遺文中，只有極少數(shù)會在標題后署上寫作時間。而文章的寫作時間不僅對于本書的排序至關(guān)重要，對于本書使用者的學(xué)術(shù)研究，也有重要參考價值。為此筆者在整理過程中盡量提取文章中的時間信息標注于其標題之后。需要說明的是，本書中數(shù)量眾多的墓志類文章，絕大多數(shù)未明書寫作時間，只能以其下葬時間標注之，大多數(shù)墓志會敘述志主的下葬時間，這個時間是一篇墓志成為“埋銘”的時刻，也是死者被蓋棺論定的時刻。寫作與下葬的時間一般相差不會太遠，如葉適撰《姚君俞墓志銘》，文中曰：“卒之六十二日，慶元二年十月辛酉，葬于西山?！蔽哪┦穑簯c元二年九月。撰文與下葬相差一月。如無確切的寫作和下葬時間，而有志主的死亡時間，則暫以其當年或第二年標示之，蓋因大多數(shù)死者會在當年或第二年下葬，死者也有在死后多年才下葬的，在墓志中一般會有說明。如墓志文中以上三種時間敘述均無，則根據(jù)文中所提供的作者歷官時間、志主子孫歷官時間等等各種線索，加以考證，給出大體的時間。凡通過考證得出的或以相鄰近的時間暫作標注的，均以校記簡要說明。
作者小傳。按照《全宋文》的體例，凡所收錄的文章的作者，均撰有小傳。此次所輯錄文章的作者，一部分已見之于《全宋文》，筆者僅作少量改動，并標出其文章在《全宋文》中之卷數(shù)（或首見卷數(shù)）。如張笑榮會稽金石博物館藏碑《宋宣教郎吳炎之妻李妙緣墓志》，末署“宣教郎、主管臺州崇道觀吳炎志”，劉克莊《后村大全集》卷一五四有《太學(xué)博士吳公墓志銘》，墓主吳炎，中有“改宣教郎……請臺州崇道觀以歸”等語，與《宋宣教郎吳炎之妻李妙緣墓志》之作者自署官銜合，即定為其人。吳炎亦有文章收入《全宋文》，今據(jù)其小傳略作補充。至于在本書中居于多數(shù)的《全宋文》未收之作者，則努力搜集資料，自撰小傳。壙志撰寫者大多為志主之子或其他親屬，原志如無署名，即暫標志主之長子，佚名者逕標“佚名”。出土墓志之作者，大多據(jù)史傳撰寫，暫無其他資料者，即據(jù)其所撰墓志略作敘述，佚名者亦據(jù)其所撰文略述之。小傳體例不甚嚴格，凡史傳少有記載，生平事跡不甚詳之人物，搜集資料不易，盡力勾稽，點滴記載，亦予寫入，且或直接引述原始文獻，雖似與原體例稍有變化，但有利于研究，學(xué)界諸公幸不以為贅也。
這項工作有時亦甚不易。如從《洛陽新獲墓志續(xù)編》采獲《先太夫人萬年縣君安祔志》，作者為墓主之子，自稱“孤云卿”而無姓，又從《宋代墓志輯釋》采獲《宋故奉議郎權(quán)通判石州軍州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劉君墓志銘》，作者自署“秦州真陽縣尉、充陳州州學(xué)教授張云卿”，遂查考諸多史料定為一人，作小傳：
張云卿，神宗、哲宗時河南（今河南洛陽）人。元祐六年為秦州真陽縣尉、充陳州州學(xué)教授。文彥博《舉張云卿札子》有云：“臣切見蔡州真陽縣尉張云卿素有學(xué)行，清介自守，安貧守道，未嘗茍求。應(yīng)進士舉，晚霑一命，士人惜之。兼云卿通經(jīng)博古，欲望特除一西京學(xué)官，必能表帥諸生，亦可敦勸薄俗。”或即其人。又范祖禹《大理寺丞張君墓志銘（張淮）熙寧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一〇七五）》有“將葬，弟涇以河南張君云卿之狀來謁銘”等語。見《先太夫人萬年縣君安祔志》《宋故奉議郎權(quán)通判石州軍州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劉君墓志銘（劉囗[劉元瑜子]）》。
其中文彥博所述與張云卿自署合，范祖禹稱其為“河南張君云卿”，而《先太夫人萬年縣君安祔志》有“太夫人攜幼孤歸居西京……合葬先君太夫人于河南杜澤原”云云，亦相合。
又如見于所撰墓志銘之許光疑，傳世文獻多作許光凝，考疑一音凝，定也，《詩·大雅》“靡所止疑，云徂何在”，傳“疑，定也”，疏，正義曰“疑音凝，疑者安靜之義，故為定也”，《莊子·達生》“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據(jù)此及所署官銜等定許光疑、許光凝為一人，并在其小傳中加上“許光疑，'疑’一作'凝’，字通，所撰碑銘多作'疑’，詩書筆記多作'凝’”一句。
又如趙元杰墓志銘之作者，原碑殘損，今據(jù)其官銜考為朱巽，因證據(jù)尚不充分，在其小傳前略作說明：按：碑中撰者名殘缺，自署朝散大夫、行右正言、知制誥兼群牧使、騎都尉、沛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查《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八一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九月“癸卯，知荊南府朱巽罰銅二十斤，荊湖北路轉(zhuǎn)運使梅詢，削一任，通判襄州。坐擅發(fā)驛馬與知廣州邵曄子，令省親疾而馬死故也。先是，巽以知制誥兼群牧使，出守藩郡，兼領(lǐng)如故，于是始解使職。自是，不復(fù)有外任兼領(lǐng)者矣”，暫據(jù)以標其名。
又如《處州摩崖石刻研究》宋師禹等石門洞殘刻（紹興十六年），考宋師禹即宋汝爲，后變姓名為趙復(fù)，《全宋文》卷四一五零有其文，遂據(jù)以立其小傳。
又如從《新中國出土墓志·河南（貳）》采獲之劉兼濟墓志，碑中撰者名原殘作“范囗”，自署“朝散大夫、守尚書□□□□知制誥、充□□殿脩撰、糾察在京刑獄兼權(quán)判尚書兵部兼充宗正寺脩玉牒官、騎都尉、高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加紫金魚袋”，查《宋史》范鎮(zhèn)傳，嘉祐中“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與此碑所署合，今定為范鎮(zhèn)。
文章排序。本書仍按《全宋文》原例，主要以作者生年排序。然本書所收，均為積少成多之軼文，大多數(shù)作者僅有一兩篇文章被收錄，又大多生平事跡不詳，更難考其生年，這就給排序帶來了困難。為此在整理每一篇文章時，都要盡量給出作者生活的時代或文章寫作的時間，哪怕是時間段或模糊時間。排序的第一依據(jù)仍然是作者生年，如無作者生年而此作者的文章已有被收入《全宋文》者，大體參考其在《全宋文》中的卷目先后排入，以上兩者均無者按作品寫作時間或作者生活時代酌情排序，兩者的結(jié)合部一般相差三十到五十年。但這樣一定還會帶來矛盾。一位作者如果長壽至八十歲，那么其文章的寫作時間可能跨五六十年，按照排序的第一依據(jù)，這位作者的全部文章一定是集中在一處的。那么那些只有一篇文被收入且生卒年不詳?shù)淖髡叩奈恼拢谂c其時代相近的情況下，是置于其前還是其后呢？在這種情況下，只能求得盡量合理的的方案了。盡管筆者已反復(fù)斟酌，仍不能盡如人意。
《宋文遺錄》一書成書艱難，盡管筆者浸潤于此十五年，不可謂不努力，但因為此事之繁難實超乎尋常，又限于本人水平，本書一定仍存在很多錯誤，期待學(xué)界袞袞諸公不吝指正。
《宋文遺錄（全四冊）》
李偉國 編
上海書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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