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國際交往
張洪
80多年前，斯諾、史沫特萊等訪問延安，會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筆錄《毛澤東自傳》在《亞細亞》月刊連載，1937年出版了《西行漫記》，兩個月內印行五次，東方革命廣為傳播。域外記者、作家的大膽舉動和健筆所書，點染出中華民族英勇善戰(zhàn)、艱苦奮斗的精彩畫卷，一直為讀者追捧研讀?！段餍新洝返谝粋€中文譯本1938年在上海出版，距離其紐約版問世只有一個月時間。胡愈之策劃組織林淡秋、梅益等十余人精誠合作，以復社名義出版，半年內連印五次，銷量近十萬冊。境外新加坡、菲律賓等華人聚居地也出現了多種翻印和重印本。進入新時代，董樂山翻譯的《紅星照耀中國》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度推出，幾年內創(chuàng)下銷售1400萬冊的斐然業(yè)績。
蘇維埃中國四巨頭（自右至左）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博古（1938年版 插圖）
紅色心臟延安，當年“中國特區(qū)”陜甘寧邊區(qū)，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國人民解放戰(zhàn)爭總后方，企盼親眼目睹甚至投身根據地洪流之中的中外人士何其多也，圣地讓人朝思暮想，代表希望，充滿神秘，象征未來，期待走出新路的英才俊杰將雄心壯志托付其間，長嘯高唱，慨當以慷，奔向光明。踏實地，錄心曲，兩位來自美蘇的30多歲年輕人托馬斯·亞瑟·畢森和羅曼·卡爾曼，分別于1937年、1939年到訪延安和邊區(qū)，雖然不到一周和一個月的時間，他們用文字和影像描摹所見所聞，后來又發(fā)行了英、俄文專著。如此珍貴獨到的圖書，直到2021年上半年、2020年下半年才與中文讀者見面，比當年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化名《西行漫記》，由胡愈之等人翻譯出版整整晚了八十多個春秋。
《1937，延安對話》和《在華一年：蘇聯電影記者筆記（1938—1939）》兩部作品，字數一二十萬，圖片幾十幅，看似尋常，內涵厚重。前者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副主任、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會會長陳晉作序推薦，后者由曾任外交部副部長、中國駐俄羅斯大使李輝獨立譯出。好書為慶賀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出版方是人民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兩家重要圖書機構，它們在國際標準書號檢索體系下，代碼分別為中國的01和02號，當此盛時，位置、分量可見一斑。
獨家現場采訪，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延安保育院、魯迅藝術學院，這些“標配式”安排應該是外訪者必到之地，“昔日文小姐”丁玲和她的女兒也是頻上鏡頭的明星?？柭彤吷纳駚碇P妙手偶得，留下了路邊農民扛著鋤頭與毛澤東聊天侃笑的鏡頭，記錄下朱德主持指揮員培訓時邀請幾位美國友人當眾演講，畢森終生難忘當時面對數百名軍人說過的一句話：“在延安，我們是站在全中國乃至整個亞洲反對殖民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革命運動的中心。”
兩本著作中的領袖群像，最為聚焦的是毛澤東講述的話題與故事，預見遠見，剖析解析，談笑風生中，邊區(qū)政治與天下大勢系于一處遙相呼應生命攸關。中外雙方關注的不只是國共和中日間的紛爭斗爭戰(zhàn)爭，還有英法德美蘇聯西班牙諸多全球背景與格局，“籠罩著勇敢、不屈不撓意志、英雄主義、最平易近人等傳奇光環(huán)”的毛澤東堅信，“不應當孤立地看待中國革命。中國革命也是世界革命的組成部分。”“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都是我們最好的朋友。”閱讀原始文獻，追憶過往，延安與領袖、邊區(qū)和世界的景象視野變得立體豐盈，大道多維。
陳晉將毛澤東的身份跨越鎖定在三個時間點上，長征到達陜北時的軍事領袖，1938年10月六屆六中全會成為政治領袖，1941年開始成為思想領袖。馮友蘭從中國歷史大背景下概括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本人后來成“君”成“師”。龔育之介紹毛澤東寫作和讀書時得出觀點，延安時期是民主革命中我們黨在理論上達到成熟的時期。斯諾和畢森、卡爾曼大感興趣那些馬克思主義詞匯在口中頭頭是道、部隊和后方中大膽從事軍事工作的紅小鬼；“從遙遠的延安窯洞里面，毛澤東甚至變成了一位世界人物”，毛的論斷是“現時代的偉大真理”“照亮了世界大事的進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更有如上評估。從斯諾鏡頭中的紅小鬼，到斯特朗筆下的“紙老虎”，延安和毛澤東創(chuàng)造的新奇詞匯，看似小品，實乃大作，終成通行暢達的全球話語。
延安十余年，外訪者刊行的篇章歷歷在目，臻妙入勝，洵為依據。不管是驚鴻一瞥，還是為《紐約時報》和《時代》撰寫了多篇文章的愛潑斯坦那樣與中國永遠不離不棄，在鳳凰山、楊家?guī)X、棗園、王家坪等革命舊址與領袖們對話之后，他們大都成為親華愛華人士、漢學家、中國問題研究者，無論身處順境逆勢，矢志不渝促進中外交流國際友誼成為共同的信念和堅實行動。第一位進入延安的女記者史萊特萊深入采訪朱德，寫出了《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美國記者福爾曼原本對國共不持明確立場，去延安后改變了原先對中共的懷疑看法，出版了《來自紅色中國的報道》，對外聲明中大力稱頌中共抗戰(zhàn)出色表現及其與人民的親密關系。1938年3月28日，白求恩和護士尤恩到達延安，當晚午夜，毛澤東與其會見。三天后，白求恩在日記中寫道：“我現在明白了為什么毛澤東會那樣感動每一個和他見面的人。這是一個巨人！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泵绹饨还僦x偉思與毛澤東長談八小時，在發(fā)回華盛頓的報告中對毛提出的“離不開全國人民的總動員”印象尤深，認為“共產黨的政府和軍隊，是中國近代史第一次受到積極的廣大人民所支持的政府和軍隊”。中共中央對這些外國記者和人員來訪高度重視，不是把訪問和觀察當成普通行動，“而應當把這看做是我們在國際間統一戰(zhàn)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
1960年斯特朗回憶，十幾年前在延安同毛澤東談話時，“他首先問我美國的情況。美國發(fā)生的事有許多他知道得比我還詳細?！?/strong>休息時毛澤東與美方記者漢森聊起美國大選的可能結果，回答中共要實現什么形態(tài)的民主時，深諳西方觀點的他從理論上闡述：“中國民主政府將與西方四個民主國家（英、法、蘇、美）非常類似，但是政府的政策必須有利于中國廣大人民，這種政策必須要比英美的政策更開明?！币磺泄ぷ鞯脑囼炘谘影?，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模型從這里開始建立。
畢森和卡爾曼作品中的細節(jié)與普通人同樣耐人尋味。他們觀察中外兩位司機與毛澤東同桌吃飯，共同交談的實景：江西小伙子顧保申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激動得無法抑制忐忑不安的內心平衡；瑞典的“中國通”艾飛·希爾被毛澤東盛邀留延安工作，他在中國出生長大，見識過各種各樣的人，“但毛澤東卻是我見過的唯一一個能夠統一全中國的人”。正如卡爾曼把《黃河大合唱》的歌詞和朗誦詞雜糅到一處，怒吼咆哮“發(fā)出英勇的叫嘯”，吶喊與歌唱難能可貴地水乳交融，力道、強度，與雄奇壯美集于一身，永遠向著全中國，向著全世界。斯諾和卡爾曼都得到了毛澤東手書的七律《長征》，人民領袖謳歌一個最偉大歷史功勛的詩歌，“將是我從中國帶回的最珍貴的禮物”。
卡爾曼離開延安之際，握著親愛的朋友們伸過來的手，“不會，我絕不會忘記你，延安！”畢森與讀者分享著延安精神的不懈追求和充實厚重，最美好的歲月中，“毛澤東會頑強不屈地奮斗著、堅持著，要把這種精神推廣到整個中國”。
（沈陽日報 2023年1月19日 07版 書齋）
推薦閱讀
托馬斯·亞瑟·畢森
推 薦 語
聯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