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馬昭行大逆之舉后，他便面臨著嚴重的輿論危機，如果說他的兄長司馬師擅自廢立尚有舊例可循，那么公然弒君則是曠古未聞，司馬昭找不到任何理由對他的罪惡加以辯解。
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雖然無人敢于反抗，但絕大多數(shù)人都是對此表示鄙夷的，或者至少也是對曹髦之死表示同情的，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長此以往，司馬昭的威信將會日益崩壞，即使平定諸葛誕之亂的功績也無法彌補這一點。
為了維護自己的統(tǒng)治，司馬昭必須從思想層面入手，撲殺一切不和諧因素的苗頭。
這是一場在文化和精神領域展開的斗爭，其重要性和政治斗爭相比不遑多讓，而這也成了司馬氏取得最高權力過程中相當重要的一個環(huán)節(jié)。
司馬氏面臨的危機主要來源于具有輿論話語權的士人群體。自從東漢開始，士人開始蓬勃發(fā)展。他們針砭時弊，評點人物，形成了強大的社會影響力，而同時這就導致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游離于朝廷之外，有一定的獨立性，因此無論是東漢還是魏晉的統(tǒng)治者都對士人群體的立場頗為關注。
然而司馬氏弒君篡權這一丑陋行徑必然會引起士人們的強烈不滿，為了平息這場輿論上的危機，司馬昭必然要針對士林采取相應的措施；而心懷良知的士人們也會在這一戰(zhàn)場上對司馬氏的弱點展開攻擊，一場不流血的戰(zhàn)爭開始了。
從當時來看，司馬氏的統(tǒng)治最大的弱點就是欠缺說服力。
河內司馬氏是世代修習儒學的名門，比如司馬懿就“博學洽聞，伏膺儒教”，他們對儒學中穩(wěn)定人心，有利于維護統(tǒng)治的屬性再熟悉不過了。雖然隨著漢末亂世的到來，傳統(tǒng)儒學已經(jīng)在一定程度上開始崩壞，但利用價值依舊還在。
因此其中的忠孝禮義和君臣綱常等部分便被司馬昭拿來作為維護統(tǒng)治的工具。
然而司馬氏所推崇的儒學早已經(jīng)變味了，是一種虛偽的儒學，這一點從司馬氏集團中部分成員的行為就能看出一二。
人的追求是不同的，因此士人群體也并非都是恪守道德節(jié)操的君子，有相當一部分人墮落成了司馬氏的鷹犬。
比如在司馬氏奪權篡位過程中的功臣何曾就是這樣，此人是個十足的小人。
據(jù)《晉書》記載，何增“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而且還在對朝廷的上書中提出過“今海內虛耗，事役眾多，誠宜恤養(yǎng)黎元，悅以使人”這樣基于儒家理論的建議。
然而這一切都是表象，真實的何曾有著另一副面孔，他不僅深度參與了廢黜魏帝的政變，而且在生活中“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于王者”，是一個真正道德敗壞且窮奢極欲的國家蛀蟲。
何曾便是司馬氏集團統(tǒng)治下卑劣士人的一個代表，而他這種又當又立的行為也為司馬氏的虛偽做出了最好的詮釋。
明明欺凌天子，殺戮名士，卻還要打著忠孝的旗號為此行徑大唱贊歌，將與他們?yōu)閿车娜硕ㄔ谥\逆的恥辱柱上；明明驕奢淫逸，卻還倡導輕徭薄賦。人性的扭曲和分裂，可見一斑。
在這樣的背景下，玄學開始蓬勃發(fā)展，成了正直士人對抗司馬氏統(tǒng)治的一個思想武器。
許多人其實對玄學有一定的誤會，認為這是一種虛無縹緲且毫無用處的東西。
其實任何時候產生的思想都有其時代背景，玄學也是如此，在它誕生之初確實有其進步意義，而并非只是清淡的素材。
早期玄學誕生于曹魏中后期，以王弼、何晏、夏侯玄為代表的正始名士便是玄學的奠基人。
玄學并非完全是道家學說，其中儒學的色彩仍很濃厚。比如王弼有個重要理論“自然親愛為孝”，而嵇康雖好老、莊，但他也承認“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證明了他們對儒家人倫秩序的認同。
但是玄學又確實包含了相當?shù)牡兰页煞?，因此和傳統(tǒng)儒學有了一定的分歧，這一點在正始改制上得到了一定的體現(xiàn)。
正始改制有一個部分就是提出要是簡化各種因禮制造成的奢華之風，而這點和儒家思想非常不符，反而和“大道至簡”有相通之處。
儒學是很重視“禮”的，在這方面不惜花費巨大成本，夏侯玄提出這一思想，除了維護本派系政治形象外，也有與司馬氏為代表的舊儒學士族對抗的目的。
不過隨著高平陵之變以及之后的一系列變故，正始時期的名士遭到了殘酷的殺戮，玄學的發(fā)展也一度被打斷。
但玄學并未從此式微，一股新的力量逐漸崛起，讓玄學開始了第二次發(fā)展。
這股新的力量便是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竹林名士，他們扛起了玄學的大旗。
據(jù)《水經(jīng)注》記載：“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中散大夫譙國嵇康，晉司徒河內山濤，司徒瑯邪王戎，黃門郎河內向秀，建威參軍沛國劉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陽，結自得之游，時人號之為竹林七賢。向子期所謂山陽舊居也。”可見七人居住在山陽的竹林附近，因此被稱為竹林七賢。
竹林七賢這一團體在正始末年開始初步有了雛形。
當時司馬懿稱病隱退，而這一舉動引起了河南從事山濤的疑慮。
一次山濤與石鑒共宿，夜里山濤突然叫醒石鑒，對他說：“現(xiàn)在是什么時候了，你還有心思睡！知道太傅（司馬懿）稱病有何用意嗎？”可石鑒卻不以為意，認為山濤是瞎操心。
思來想去，山濤還是覺得時局將有重大變故，于是棄官而去，歸隱不問世事。
而在同一時間，阮籍也做出了相同的選擇。
早先阮籍在做尚書郎時因病去職，后來曹爽當政，征辟他做參軍，但阮籍卻稱病請辭，歸隱田園。
至于嵇康，他雖是朝廷駙馬，拜官郎中，授中散大夫，有著正式的官職，但他對做官絲毫不感興趣，而鐘情于歸隱生活。
據(jù)王戎的話說，他和嵇康在山陽竹林居住了足足二十年，嵇康人生的后半段都是在竹林隱居中度過的，可見他從正始早期開始就歸隱了。
由此可見，竹林七賢中的三個主要人物嵇康、阮籍和山濤就是在正始后期開始相互結識并成為志趣相投的伙伴的，由此開始了一段佳話。
竹林七賢雖然只是帶有學術色彩的民間團體，但卻在士人群體中有著巨大的影響力，據(jù)《晉陽秋》記載，竹林七賢當時“風譽扇于海內”，而“至于今詠之?！?/p>
雖然他們并非官方玄學的代表，當時的主流仍是王弼、何晏等人，但屬于竹林玄學的時代很快就要到來了。
隨著嘉平年間司馬氏愈發(fā)專權，正始名士又遭到殘酷殺戮，竹林玄學逐漸成了主流。
與正始玄學略有不同的是，竹林玄學對被司馬氏扭曲改造的偽儒家學說進行了更深度的批判，其代表就是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理論。
若想達到這一境界，就必須“矜尚不存乎心”，不受世俗名利的誘惑，這樣就能超越禮教的約束。
這是一種對司馬氏對士人在精神層面上控制的一種反抗，通過對世俗名利的嘲諷，揭露了司馬氏的真面目。
學術之爭的背后往往是政治斗爭，雖然竹林七賢在政治上并無太大的影響力，但他們已經(jīng)成為士林領袖，在輿論方面足以和司馬氏分庭抗禮，這引起了司馬昭的忌憚。
為了打擊竹林七賢，司馬昭決定在其內部制造裂痕，使其瓦解。
每個人對自己的人生都有不同的規(guī)劃，雖然在某些方面有著相同的價值觀，但這也只是思想層面的問題，對于現(xiàn)實的追求必然不盡相同。
有淡泊名利者，自然就會有追求功名利祿者。這都是人們的正常追求，只要不尸位素餐，乃至為一己私利危害社會，都后不應該去指摘。但這卻被司馬昭利用了。
對名利的追秋成了竹林七賢發(fā)生分化的內部因素，而司馬昭的推波助瀾則成了外部因素，在十年左右的時間里，竹林七賢名存實亡。
竹林七賢大概可以分為四類，比如嵇康便是堅決和司馬氏斗爭的強硬派，阮籍屬于比較迷茫彷徨的中間派，山濤、王戎、向秀則是向現(xiàn)實低頭的妥協(xié)派，至于阮咸和劉伶則是完全脫離世俗的超然派。
其中中間幾人的選擇對竹林七賢造成了沉重打擊，先是阮籍在高平陵之變后被司馬懿征辟做了從事中郎，過了幾年山濤又因為和司馬家有點沾親帶故的關系得到了司馬師的舉薦，王戎和則在司馬昭主政時期入仕，他們到底還是向強權低頭了。
盡管這幾人在任上無論政績和名聲都沒什么值得詬病之處，可他們終究還是和始終堅持本心的嵇康越走越遠了。雖說“君子和而不同”，但他們的實際行證明自己已經(jīng)逐步背離了崇尚自由的竹林精神。
司馬昭的釜底抽薪之計得逞了，竹林七賢的衰落證明他的計劃已經(jīng)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效。
為了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司馬昭做的正是和當年曹操相同的事，他要徹底毀掉打斷士人的脊梁，毀掉他們精神堡壘，粉碎一切倡導自由、沖破束縛的反抗精神。
如今這座堡壘只剩下最后一道大門還在苦苦支撐，在司馬昭的鐵拳下，還能堅持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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