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讀特
這一轉(zhuǎn)，將文化中國的通史歷史書寫轉(zhuǎn)移到一朝一代的斷代史敘事上來，將歷史對文明的傳承轉(zhuǎn)移到僅供“資治”的功利歷史學(xué)上來。
孔子修《春秋》時，開始編年。編年，是將人類存在的時間化作歷史。用歷史的眼光來看時間，是一種很高的智慧，這是中國文化的優(yōu)點。古希臘文化用哲學(xué)來把握時間，時間被抽象化和絕對化了，而在印度文化中，時間消失在輪回里了。
只有在歷史中，時間才是具體的、與人相關(guān)聯(lián)的。但不是所有的時間都能轉(zhuǎn)化為歷史，只有經(jīng)過史家選擇的時間，才能轉(zhuǎn)化為歷史，史家的歷史觀，是選擇時間的標準。
如，“吾從周”是孔子的歷史觀，能進入他的歷史視野的，都是按照周禮封建制的中國化的國家，而周禮以外的很多小國就會落選。因此，春秋時代有500多個小國，能入“春秋史”的，只170多個。
孔子就像一位立法者，為史官記錄歷史立則。今本《春秋》，有一則“崔杼弒君”的故事，可知孔子為史家記錄歷史，留下兩條根本原則：其一，記錄歷史要有態(tài)度和立場，即價值觀；其二，要記錄并捍衛(wèi)真相。
崔杼妻棠姜貌美，齊莊公垂慕。崔杼得知，設(shè)計殺莊公，立莊公異母弟杵臼為君，是為齊景公，崔杼自任相國，與權(quán)臣慶封共專朝政。景公年幼，臣僚皆匍匐于崔、慶，唯上大夫晏子不服。慶封想殺晏子，崔杼止之，說晏子得民心，不能殺。不過，崔杼自己對弒君也十分惶恐，便與太史伯說：昏君已死，你就寫“患病而亡”，我會厚賞你，不然，我就殺你！齊太史伯不慌不忙，拿起竹簡，提筆寫道：夏五月，崔杼弒君。崔杼大怒，揮劍殺了太史伯。按慣例，史官世襲，崔杼又召來太伯弟太史仲，說：按我說的記錄，不然和你哥哥一樣下場。太史仲冷靜地攤開竹簡，提筆寫道：夏五月，崔杼弒君。崔杼再拔劍刺殺了太史仲。再召三弟太史季，說：你兩兄長皆死，我看你如何下得史筆？太史季回答：秉筆實書，是史家天職。與其失職，寧死也。說完在竹簡上直書“崔杼弒君”，遞給崔杼。崔杼接過竹簡，長嘆一聲，讓太史季退下。齊國另一名史官南史氏，聽說太史伯兄弟皆被殺害，抱著竹簡急匆匆趕來，要繼續(xù)秉筆直書“崔杼弒君”，見太史季已經(jīng)據(jù)實記載，才罷去。
《春秋》以史家之命換來的信史名譽，成為后代史家修史的底線；孔子還留下“曲筆有致”“字字針砭”的史筆，也是后世史家的“心碼”?！扒P”是指不能直筆事實時要如何委婉隱晦的記錄真實，而把握“曲筆”與“信史”的分寸，成為歷來考量史家的焦點。
孔子為漢家立法，司馬遷亦以《春秋》自勉，欲“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始修《史記》，卻因“李陵”受難。東漢班固繼承父志，續(xù)修《史記后傳》，被人告發(fā)私修國史，下京兆監(jiān)獄。幸虧親弟班超策馬京城，將書稿呈于漢明帝，皇帝閱后擊賞，班固才得釋放，并被授予蘭臺令史。
出獄后，班固在修撰東漢光武帝劉秀的《世祖本紀》中表現(xiàn)出色，被提升為“校書郎”，負責(zé)整理和校讎皇家書籍。又著《東觀漢記》與《漢書》。
如何將大漢朝載入史冊？是漢人才開始認真考慮的歷史書寫問題。從西漢到東漢，從司馬遷到班固，采取了兩種歷史書寫方式，一是司馬遷的通史方式，二是班固的斷代史方式。
不同的方式，表達了不一樣的歷史觀。如果說《史記》是中國第一部通史，那么《漢書》則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
班固著《漢書》，借鑒《史記》的體例，但略有改變。第一，班固只修一代王朝史，開斷代史先例；第二，《漢書》僅寫前漢史，從公元前206年劉邦被封漢王開始，到公元23年王莽改制終止，共230年間西漢史事，無涉本朝，開當代人不寫本朝史的先例。
班固開了兩個先例，開了修史的歷史“拐點”， 這或許是歷史學(xué)的“哥白尼倒轉(zhuǎn)”，這一轉(zhuǎn)，將文化中國的通史歷史書寫轉(zhuǎn)移到一朝一代的斷代史敘事上來，將歷史對文明的傳承轉(zhuǎn)移到僅供“資治”的功利歷史學(xué)上來。
司馬遷是道家之徒，班固則是以儒術(shù)安身、以經(jīng)學(xué)立命、以正統(tǒng)自居、以王權(quán)至上的儒生，他以頌筆為基調(diào)，撰寫《漢書》，為斷代史提供歷史的樣式，但《漢書》還未竟，他便死在獄中，未完部分，由妹妹班昭續(xù)寫。
（作者系歷史學(xu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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