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印度北部也發(fā)生一次普遍的叛亂和改革，此前的吠陀信仰被修訂——奧義書出現(xiàn)，提出了系統(tǒng)的重生和投胎的思想。
最重要的，奧義書也提倡，人的救贖不在祭祀，而在于內(nèi)在信仰和個人最深的真我?！翢o疑問，這與猶太教的起點幾乎是一樣的，所以完全可以想見發(fā)生在公元前800年左右北部所謂雅利安人對印度的入侵，就把瑣羅亞斯德教的教義帶入了印度的吠陀信仰。
公元前500年左右，希臘的畢達哥拉斯相信靈魂和輪回的存在，并且提出了永恒真實的存在——諸如他在數(shù)學研究中提出的形式和理念。
這種思想深深影響了后來的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到柏拉圖那里發(fā)展到了極致——他認為真實只存在于抽象思想中，人只需要關注抽象的實體——理念世界。
這個思想在亞里士多德那里進一步發(fā)展為一個理性的宇宙等級秩序，最上面是不動的創(chuàng)造者，不朽，不動，就是純粹的思想。
這被譽為是西方思想基石的誕生，也正是從這里開始，產(chǎn)生了東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性。
公元前500年，中國的孔子已經(jīng)開始建立他的影響。在此之前，遠至公元前2000年的殷商時期，中國最為重要的信仰活動也是祭祀。
在祭祀活動中有三個崇高的職位——史、祝和巫。史就是記錄人，祝就是祈禱人，巫就是占卜的人。這個時期的中國人信仰天神和祖先兩類神明。
到孔子出生的時期，中國也和印度一樣，經(jīng)歷了一次范圍巨大而時間久遠的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社會動蕩，產(chǎn)生新的社會階級。
孔子的見解也和畢達哥拉斯、佛陀們一樣，超越了此前的多神崇拜，認為決定作用在于人類心中的道德秩序。人遵循道德的道、仁、義規(guī)則去生活，就能獲得個人與社會的和諧共處。
與孔子同時的老子提出的道教，則從另一個解構的角度闡述了與孔子一樣的道理——它提出了道是宇宙最高的規(guī)律，但提倡直覺而不是學習和分析。追求的是超越人類存在的極限，擺脫身心束縛，達到與道同一的高度。
總的來說，在公元前6世紀左右，前后三百年時間，宗教開始脫離對許多具體的神的信仰，實現(xiàn)了轉(zhuǎn)向人類內(nèi)心的偉大轉(zhuǎn)變，重點放在人自身——心理、道德意識、直覺和個體性。
宗教并不是我們簡單想象的，早期祖先認識水平不夠的產(chǎn)物，相反，宗教是人的抽象思維達到一定層次之后才會產(chǎn)生的東西。
作者認為，根本的動因，在于西歐、西亞、印度和中國都在同一時期從傳統(tǒng)的農(nóng)耕村落文明進入到了城市文明，社會階層已經(jīng)開始增生，傳統(tǒng)農(nóng)耕文明的自然神，已經(jīng)無法幫助人類繼續(xù)他們的城市生活，于是發(fā)明了新的宗教信仰。
這個時期正是東西方思維方式分裂的開始。
作者對東西方思想分裂和差異的分析，與此前敝號推介的趙林的西學三書無不同?？偟膩碚f，雅典也好，愛奧尼亞也好，都是航海民族，航海民族天然就是合約型、貿(mào)易型合作聯(lián)盟模式為主的群落。所以，注重實利永遠是這種民族的追求和行事特點。
這個地域在公元前300年之前就沒有出現(xiàn)過強有力的統(tǒng)一國家，也沒有強大的宗教力量和祭司階層。也就從來不會有對自由思想的鉗制和敵視。
基于這樣的地理特點和民族特性，雅典貢獻出了伯利克里建立的民主政治——大家都可以參與政事討論，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政治見解；其次就是貢獻了歐洲歷史上第一批愛好知識和研究世界的學者——所有的見解都需要競爭，都需要塑造自己的影響力，所以，修辭非常重要。于是，“邏各斯”就出來了——不是中國的孔子和老子們的語錄體，而是可供辯論、分析和對比研究的論點，所謂的邏各斯，其實是指可供辯論分析的真理。
相比之下，中國的封閉式大陸地理特征，農(nóng)耕文明文明秩序，水患和災荒的應對與治理需要，很早就誕生了強大的國家治理模式。
在缺乏現(xiàn)代技術的公元前，統(tǒng)御一個地理范圍廣泛的國家，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建立森嚴的等級秩序。等級秩序面前，政治的參與性當然就必須降低，思想言論就要更加謹慎。不論官僚階層，還是科學家群體，都是服務和服從于最高統(tǒng)治者的。
新的思想總是會被同化到已有的體系中去，從來不會出現(xiàn)新思想對既有體系的決斗。
這也才能解釋，何以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在希臘會出現(xiàn)如此之多的研究太陽、月球、地球，提出原子學說，質(zhì)疑神性，提出理念世界的科學-哲學知識群體，這些群體和相關學說，放到東方任何一個國度都會被視為異端而被加以邊緣化或干脆鏟除。
雅典帝國化的末期，也就是馬其頓帝國興起之前，一個顯著的思想變化是倫理學與政治的分野——古典希臘時期，政治是高尚的、道德的，是希臘城邦生活的中心，政治生活是人的必須，人也是社會人。
到末期，政治越來越受到鄙視，政治生活也逐漸被視為充滿了欺騙和訛詐，道德生活從政治參與中分離出來，進一步上收到個人的精神領域，尊重個人生活和言行成為一種新的價值觀。
這被視為希臘思想史中個人主義的開端，這既是希臘城邦解體的標志，也是西方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里程碑。
在描述古典希臘時期的美學、哲學、史學、戲劇時，作者指出了一個此前在其他相關論述中極少提到的一個現(xiàn)象——古希臘時期的男性同性戀現(xiàn)象十分普遍。
整個希臘區(qū)域，不僅僅是雅典，年長男性與年輕男性愛人之間的關系，其實是當時的一種風俗——這也正是為什么希臘古典雕像中有那么多裸體男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甚至于當時希臘的軍事家們也認為，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應該是由男同構成——男性有力量，而男同之間的愛情讓他們相互協(xié)同和照顧。
實際上，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希臘就有一支叫底比斯圣軍的男同軍隊，從被冠以“圣軍”的名頭，就知道這支軍隊在當時有多受重視和推崇！
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中，曾經(jīng)提到理想國要“禁止孌童”，在當時就被視為是異端思想。
一個與同期的春秋中國相類似的地方，是人們普遍認為，優(yōu)美的相貌和完美的身體形狀，是美德的一種體現(xiàn)。這也許正體現(xiàn)了，在公元前500-400年間，人類的關注力從神下降到人自身后，對人類的一種自我欣賞。
在敝號此前隨筆的趙林基督教史《天國之門》中提到過，基督教之成為宗教信仰，實際上是很晚近的事了。
希臘在公元前400-300年間就已經(jīng)有了荷馬史詩，但希伯來的《圣經(jīng)》，也就是基督教的《舊約》是直到公元前200年才有了確定形式。這個時期才有了第一位確證了姓名的猶太作家——便西拉。此前所有關于猶太人信仰的資料，均是傳說和歷史，并非經(jīng)文。
到公元37年左右，猶太作家約瑟夫斯總結了前人的文本——還記得嗎，敝號在隨筆《文字的力量》和《圣經(jīng)的歷史》時提到過，早期的傳教者或者上帝本人，可能就是早期的抄寫員——確定了五本猶太律法。而之所以猶太人如此重視律法，當然與其幾個世紀以來從事商貿(mào)活動的歷史有關。
圣經(jīng)篇首的《創(chuàng)世記》，最早可能來源于公元前8世紀的《先知書》，先知書也是一部散亂的記錄猶太人早期活動的史書，基本都是一些商貿(mào)活動記錄，從未提到過創(chuàng)世、亞當夏娃之類的傳說。所以，摩西是否存在，目前沒有確證。被證實的最早一位圣經(jīng)人物，是亞哈王，活躍在公元前8世紀左右。
現(xiàn)代的考古發(fā)現(xiàn)，耶和華一開始只是中亞神祇之一，他還有一個妻子。
因此，目前較為統(tǒng)一的認識，是圣經(jīng)乃是流亡到巴比倫的第二批猶太人（第一批可能流亡去了埃及）返鄉(xiāng)時收集編纂的，其目的就是兩個：一是證明迦南地區(qū)是猶太人最先占領的，二是以猶太人與耶和華立約的方式來確證猶太人對迦南的所有權。也就是在這個階段，耶和華從眾多神中被追認為唯一的神。
耶穌是木匠，在當時的阿拉米語中，木匠也是有學識的人的意思，因此，可能他也并不是真的木匠，更像是個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才會有政治危險嘛。
耶穌所誕生的加利利地區(qū)，以及在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公元前50-30年左右，曾經(jīng)有過一個猶太人的叛亂組織，不服從羅馬治理，不納稅，要建立猶太人自己的城邦。目前也不知道耶穌是否受過這個組織的影響。
耶穌本人從未想到過要創(chuàng)立一個獨立于猶太教的新的宗教，真正把基督教從猶太教中獨立出來，成其為一種宗教信仰的，乃是耶穌同時代的保羅，也就是后世所認為的使徒保羅。
保羅堅決地摒棄了羅馬帝國所崇尚的希臘文化影響，他認為希臘哲學過多地考慮了不必要的細節(jié)，導致了多神信仰和混雜不堪的宇宙觀，因此，他提出了一種堅持獨特性的歷史觀——唯一的神明（上帝）創(chuàng)造了世界，在一個特定的時期通過一個特定的人來揭示這一切，并向世人提出救贖之道。而所謂信仰，就是對神明、特定的時期、特定的人的全身心關注和解讀。
這就是基督教之不同于此前其他信仰的起源，也是為什么說基督教的出現(xiàn)代表了人類思想的進步。
公元前300年左右，地中海最令人震驚的知識和思想事件，是亞歷山大港的圖書館。
這個圖書館于前3世紀左右建成，經(jīng)過近一百年的收集存儲，到公元前200年，這座圖書館已經(jīng)擁有40萬卷藏書。
在公元2世紀左右，圖書館甚至成立了一個專門用于研究和抄寫的學者團體，這個學者團體制度延續(xù)了700年之久。在圖書館收集書本的邊緣進行注釋scholia的人就是后來英文scholar學者的來源。
從托勒密開始，連續(xù)幾代帝王都把抄寫和收集資料作為主要任務之一——這也真是奇怪，即便同時期的中國也沒有做到如此程度，更不要說收集的書籍和資料的豐富性了。
由于亞歷山大港的交通核心樞紐地位，歐洲、西亞、非洲等各地的商隊、船隊，時刻都在把當時分隔在各地的信息、資料帶到亞歷山大港。當時托勒密王朝的規(guī)定是，所有經(jīng)過的商隊攜帶的書籍都必須交到圖書館進行抄寫，抄寫完畢后返還。
托勒密三世還親自寫信給他所知道的任何國家的任何君主，借書來抄。就這樣，亞歷山大圖書館成了當時從語言、知識類型和規(guī)模上都是獨一無二的資料寶庫。
這個寶庫給了從公元前3世紀一直到公元6世紀之間所有著名學者以靈感和基礎，如歐幾里得、阿基米德、丟番圖、阿波羅尼奧斯、托勒密等，它存儲了西方世界長達一千余年的數(shù)學知識和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遲至公元4世紀，讀寫和買書，都是極其昂貴的一件事——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知識的傳播，也是為什么說印刷術的發(fā)明是人類歷史上可與直立行走、發(fā)明語言相比的大事。
因此，只有王公貴族重視知識，才能做得出、做得起收集并整理書籍的事。貴到什么程度？公元1世紀時，馬提亞爾的一卷《雋語》，大約只有700行，13張莎草紙，標價5迪納厄斯金幣。5迪納厄斯金幣在當時的購買力是：45頓鷹嘴豆晚餐+享用45個女人。莎草紙在當時的價格相當于今天的200元人民幣每張。
公元1世紀基督教傳播到亞歷山大港后，立刻就引起了圖書館學者團體們的熱烈討論，并對教義和經(jīng)文進行了相關的研究——既有追捧的，也有反對的。
公元前2世紀到1世紀，也是佛教在印度本土興盛，并向東方傳播的時期。作者指出，遠比中國佛教史所認為的，佛教是在漢明帝時期，即公元58年傳入中國要早。
早在公元前2世紀，就有一個叫景盧的中國人，把佛經(jīng)當做吐火羅斯坦國的禮物帶回了中國。公元1世紀，中國就已經(jīng)有了朝圣者前往西天拜佛求經(jīng)——王玄策多達4次出使印度，并且專門到訪了佛陀悟道的地方——菩提伽耶，在那里臨摹了一幅佛像。這幅佛像應該是中國最早也是最原版的佛像。
作者分析認為，佛教之能在中國獲得全新的發(fā)展，乃是與中國文明的特質(zhì)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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