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的本子。與此前敝號隨筆他的《現(xiàn)代的歷程》一樣，前者是工業(yè)與技術的歷程，這一本則是商品與商業(yè)的歷程。這應該是敝號今年推出的第四部世界史，從商品貨物角度來看的世界史。
食貨，食就是人所吃的，貨則是人所造、人所用的。老杜在這部書中選取了人類歷史上著名的21種商品，從商品的角度，闡述人類歷史進程。敝號也挑選其中的幾種加以隨想。
第一件商品：絲綢。
采桑養(yǎng)蠶、煮繭繅絲、織絲成綢，大概在公元前4000年就已經(jīng)開始了。自春秋時期，訴說農(nóng)事的詞就已經(jīng)是非常普及的“農(nóng)桑”。其實，絲綢之能成為人的衣料，很大的原因并不是因為只有絲綢合適，而是因為中國沒有棉花。最早也要到唐代，棉花才引入中國。
當然，在沒有棉花的情況下，葛麻一類的材料，無法與絲綢相提并論。絲綢之美妙，在于它的產(chǎn)量低、適用性強、相對易于保存，因此，它應該是最早能夠充當一般等價物的世界性貿易品——最古老的世界商品。所以，絲綢之路就是最早的世界貿易網(wǎng)絡。
當然，這個“絲綢之路”比我們歷史概念中的絲綢之路更久遠。公元前500年，舊約中就已經(jīng)提到了絲綢，再往西邊去，在埃及也發(fā)現(xiàn)了公元前1070年的絲綢。所以說，實際的“絲綢之路”差不多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經(jīng)開始。另外，絲綢之路并不是單指絲綢出運，通過這條路，小麥、香料、冶金技術、馬車、椅子等這些先進的“食貨”也引入了中原大地。
絲綢如此之流行，以至于也應該是至少在距今3000年前，就已經(jīng)開始作為貨幣使用了。我們熟知的歷朝對草原民族的和親和交往，其中主要的商品就是絲綢，草原突厥系民族并不適用絲綢，而主要是把絲綢作為貨幣，與西方交換金屬制品。
自秦漢開始的“絹馬交易”也是如此，中原缺馬，用絲綢與突厥民族交換馬匹，成為必須。但是這種交換歷來就不是等價交換，大多數(shù)時候，中原都是以高出馬匹幾倍的代價付出絲綢。這種成本的背后，就是政府以財政支出的方式，換取邊境的和平。
我們歷史概念中的“絲綢之路”起始于張騫通西域，經(jīng)中央政府確認并建驛駐兵后，才成了正式的“官路”。成為官路的最大好處，是貿易規(guī)模和品類的擴大，到東漢時期，拜占庭就已經(jīng)派出使節(jié)與東漢王朝建立了聯(lián)系。與此同時，著名的商旅宗教——佛教，順著擴大的貿易路線，進入中原。
東漢時期佛教的進入，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外來意識形態(tài)輸入”事件。佛教觀念打破了中原人“世界中心”和“中華文明獨步世界”的幻覺，整個改寫了中華文化。
求取佛經(jīng)，其實就是在“引進西方文化和科技”，是在降低自我中心，承認中華文明也不過是世界諸多文明中的一種而已——這種讓當今很多自信者不爽的事，也只有高度開放寬容的大唐王朝能做得出來。
敝號在此前隨筆《成吉思汗與現(xiàn)代世界之形成》、《疾馳的草原征服者》、《拓跋百年》中屢屢提到過此觀點，大唐的皇族，從血脈上講，歸屬于突厥族系，并非漢族，所以沒有漢族中心觀念。
對文明形態(tài)稍有研究的人會了解，北宋之前的中華文明形態(tài)（典型如各種藝術造型），與元明之后延續(xù)至清（今天我們所說的傳統(tǒng)，其實大部是明清傳統(tǒng)，不過六百年而已）的文明形態(tài)，其實有著很大的差異。
陸地絲綢之路在元代達到鼎盛，也自元帝國崩潰之后，變得支離破碎。于是，從明代開始，海上絲綢之路開始興盛。
通過海路的絲綢貿易，從福建泉州到馬尼拉，向西穿過馬六甲至印度洋，通過紅海到地中海，讓威尼斯成為地中海的明珠，接著刺激了葡萄牙、西班牙對開辟新航路的探險。從福建泉州到馬尼拉，向東越過太平洋到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輸入到美洲，并換取美洲的特產(chǎn)——白銀。
可見，有了絲綢和絲綢不可替代的消費市場，就有了古代中國世界貿易中心的地位。古代中國的國際地位之要素——生絲及技術的壟斷，極低的人力成本，貿易網(wǎng)絡。
所以，一旦出現(xiàn)一個可以替代上述模式的新模式，則中國的貿易中心地位就難以為繼。不久，這個產(chǎn)品和模式出現(xiàn)了——棉花。
棉花不像生絲具有天然壟斷性，棉花要容易獲取，棉紡技術也簡單得多，于是機械紡織替代了人工繅絲，蒸汽動力替代了人力，提高了產(chǎn)量并降低成本，使得棉紡織品成為大眾消費品。這種模式為后來的英國掌握，進而取代了中國此前依賴絲綢的貿易中心地位。
第二件商品：瓷器
瓷器是第二件中國發(fā)明，增促全球貿易的產(chǎn)品。相比絲綢，瓷器的原料簡單，人工與技術占有的成分更多，不怕酸堿，不怕海水，且其形制、色彩、主題特性，使之能夠成為承載文化內涵的器物，是更加“人化”的產(chǎn)品。
陶的技術很早就掌握，因為陶只要用黏土和不高的溫度，到瓷則需要瓷土和高得多的溫度，這兩樣都需要技術進步的支撐。
中國大概是在商代掌握了釉陶技術，到東漢末年，才完成了從陶器向瓷器的技術飛躍，從此，青瓷發(fā)展到白瓷，白瓷發(fā)展為青白瓷，青白瓷發(fā)展為青花瓷。
到宋代，瓷器的生產(chǎn)已經(jīng)不再是滿足日常生活需求，而是純粹為了進出口貿易，廣東路出口瓷器量一年可達1.3億件！一直到今天，福建廣東沿海的一些灘頭，還是瓷器研究者和收藏家們青睞的古代碎瓷片發(fā)現(xiàn)地。
元代景德鎮(zhèn)的出現(xiàn)，開啟了中國最早的工業(yè)化生產(chǎn)，流水線作業(yè)，連罷工都有了。這是在機器工業(yè)時代之前，手工業(yè)發(fā)展的最高形式。景德鎮(zhèn)瓷器作為世界性產(chǎn)品的最佳體現(xiàn)，在于，青花瓷最大收藏地并不在中國，而是在土耳其和伊朗。
17世紀之前，瓷器對西歐的震驚不亞于古羅馬時期的絲綢，以銅、鐵、木為主要人工材料的西歐，無法想象會有這樣潔凈透亮的器皿。
到17世紀，海上航路打通，瓷器很快就成了歐洲商人的主要貿易品，因為價值高昂，被稱為“白金”。瓷器也從純中國風，轉變?yōu)橹形骱翔担踔潦侵苯佣ㄖ频臍W風瓷。
18世紀初，德累斯頓燒制出了第一件純歐洲產(chǎn)瓷器。后續(xù)的英國人則在精研之下推出了新穎的骨瓷，而且英國人以獨到的商業(yè)化運作，誕生了著名的韋奇伍德和梅森瓷器制造公司，很快就取代了中國瓷器，成為歐洲瓷器的主導。也可見，工業(yè)革命前夕的英國制造能力之強悍。
在佐治亞州奧古斯塔見到的一個鐘表修理行，那種匠人和老師傅的感覺。
到清代中期之后，中國瓷器幾乎就從世界市場上消失了。
老杜指出了一個很多人沒有注意或者也不愿意注意的細節(jié)——雖然18世紀之前，全球瓷器基本都被中國制造壟斷，但在整個瓷器貿易中，中國卻一直處于被動地位，與當代的中國一樣，我們只是承擔了整個供應鏈中的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真正的高端環(huán)節(jié)如物流、營銷，甚至連產(chǎn)品設計，都與中國無關——不然為什么青花瓷最大的儲藏地是在土耳其和伊朗。
最不可思議的地方是，我們賣了五六百年的瓷器給歐洲，在那幾百年里，幾乎沒有人注意過這些瓷器去了哪里，后來發(fā)生了什么，那些地方有什么，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都不知道歐洲的存在，更不可能知道歐洲的各國，中國各朝精英，也幾乎沒有人出訪過歐洲。
1955年，聯(lián)邦德國輸出技術給中國，其中居然包含了制瓷技術！如今，韋奇伍德和梅森已經(jīng)成為有兩百余年歷史的世界頂級品牌。景德鎮(zhèn)的瓷器產(chǎn)業(yè)，以量取代了從前的質，如今的中國瓷器，已經(jīng)變得和泥土一般的尋常之物。
第三件商品：茶葉。
茶雖然是中國起始，但飲茶成為習慣，還是從盛唐才開始的。估計此前，茶和其它藥物差不多，只是為人們所認識而已。
飲茶成為一種文化，則是中國文化中心自北向南遷移所至。茶只有南人尚飲，北人不多飲。加之禪宗興起，研習打坐需要借助茶來提神，慢慢成為飲茶談經(jīng)之風，茶成了一種文化媒介，是知識階層、“有閑階級”的標識，逐漸成為風尚流行開來。
唐代開始，南茶北運，最重要的是基于貿易往來的文化交流增多，都市擴大，市民生活多樣化——茶館開始出現(xiàn)。人們聚集在一起喝茶聊天，喝茶與解渴這件事分開來，變成精神需求，茶館成為都市休閑處所——這個過程與倫敦和巴黎的咖啡館文化形成差不多。
宋代的茶館文化更為興盛，既有茶肆，也有花茶坊（有妓女服務）、鬼茶坊，還有點茶，既流動販賣茶水的。
題外話：大多數(shù)有關茶的研究，包括老杜這本，都傾向于說茶葉或飲茶習慣是唐宋時期從中原南部傳至北方草原和西域的。敝號有不同看法——實際上，在高原寒帶生存定居的族群肯定早于唐宋，對于以肉和奶為主食的人而言，茶是必需品，不可能在唐宋之前就可以不吃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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