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一個盡量扼要的隸書學習筆記，不過是常識類的篇什，備查也是夠的吧。
畢竟，哪怕是普通書法愛好者，哪怕是以其它書體為興趣的習書者，對于隸書的了解，也算是繞不過去的功課之一，因為書法史乃至漢字史上，隸書的地位顯著而且特殊，何況歷來沒有完全獨立存在的書體，各書體之間，都有著承上啟下的密切聯(lián)系而無法割裂。
要說小時候就知道有隸書的，而且認得什么樣子的字為隸書，但那是現(xiàn)代印刷字隸書，從筆法到氣質，那都算不得傳統(tǒng)書法意義上的隸書，所以，要了解真正的隸書，少不得認識。
001
以隸書的“出現(xiàn)”到“成熟”這一概念來說，其演變的過程經(jīng)歷了漫長的400年——自戰(zhàn)國起源，至東漢興盛。
隸書這一稱謂，最早見于東漢末年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中。
西晉衛(wèi)恒的《四體書勢》中有“隸書者，篆之捷也?！敝f，意思明顯：隸書是由小篆簡化而蛻變的字體。
隸書的歷史遺存主要有兩大類：
簡帛書（竹木簡牘和絲織品）；
石刻文字（碑板和摩崖）。
另有一種較直接的分類：
簡帛隸書；廟堂碑刻隸書；摩崖隸書。
先說“簡帛書”。
簡牘和帛書合稱為簡帛，簡與牘都是用竹或木制作而成，窄長條形的稱為簡，塊狀的稱為牘。帛即是白色絲織品。造紙術發(fā)明之前，簡帛是中國用來書寫的主要材料。
現(xiàn)已挖掘出土的簡帛書中，具有代表性影響力的有以下幾種：
“青川戰(zhàn)國木牘”，被認為是歷史上最早的隸書墨跡。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青川縣。
“睡虎地秦簡”，1975年出土于湖北省云夢縣睡虎地，書寫于戰(zhàn)末秦初，屬竹簡墨跡。
“居延漢簡”和“武威漢簡”，20世紀30至70年代分別出土于內蒙和甘肅，為西漢時期的竹木簡書。
“馬王堆西漢帛書”，1972年出土于湖南長沙。
“里耶秦簡”，2002年出土于湖南湘西龍山縣里耶鎮(zhèn)。
簡帛隸書又被稱為“古隸”或“秦隸”。
從隸書初有雛形到成熟時期先后數(shù)百年的流變過程來看，盡管簡帛隸書是處于發(fā)展階段的隸書，但是這些“古隸”所存在的審美價值是獨特的，其中自然書寫的狀態(tài)、筆墨中流動的輕松甚至俏皮，不僅使鑒賞者津津樂道，更是讓習書者獲取審美啟發(fā)。
隸書至東漢，被稱為是成熟期，也是實質上的高峰期。古人有評：“隸法以漢為極”，今人也持同樣觀而無異議。
漢代隸書簡稱漢隸，漢隸的風格分為兩大類型：碑板和摩崖。
碑板刻石的代表有《曹全碑》、《乙瑛碑》、《張遷碑》和《禮器碑》等；
摩崖刻石的代表有《石門頌》，《開通褒斜道》，《楊淮表》和《西狹頌》等。
因為碑板和摩崖出現(xiàn)的地域不同，形制也各異，又因為書家不同，也就表現(xiàn)出了不同的樣貌氣息。
碑板多是由官方書家，在制作質優(yōu)、平整的石碑上先書丹，然后由技法嫻熟的工匠刻鐫完成，這類遺存大都被認為具有端莊典雅的“廟堂之氣”，而摩崖刻石，則多由民間刻工倚山就勢，刻鑿于崖壁之上，其率真不羈的“山野之氣”畢現(xiàn)，同樣令人贊嘆。
002
所謂“成熟的隸書”成為了漢代的代表文字，官方也將成熟規(guī)范的隸書定為了通用書體，這種書體又叫“八分書”。八分書的修飾性逐漸明顯，比如筆畫講究蠶頭雁尾，起訖波挑，不相縈帶，多用于正規(guī)場合以示莊重，如官方文書、碑銘題記之類，因其普遍是碑刻的形式，故又稱之為銘石書。
當今咨詢發(fā)達，以上說到簡帛書和碑刻、摩崖，不僅出版有論述專著，還出版有印刷質量足夠稱心的字帖，網(wǎng)絡上搜索并瀏覽相關的文字或高清圖片，也是十分的方便。也就是說，只要自己有意圖去做了解，獲得這方面的知識就是很容易的事情，當然，嘗試著比較它們之間的異同，分析隸書脈絡的活動，也是很有必要的。
縱觀歷史遺存下來的隸書樣本，包括隸書發(fā)展階段的簡帛書，以及成熟之后的碑板和摩崖，基本上不難掌握隸書的演變過程，細品之后，還可能由此產生一些個人的理解：
作為實際應用功能的需求，隸書于漢代被“規(guī)范”，既是必然，也是必要，但是，即使“規(guī)范”是源于自覺而非強制，“規(guī)范”這一概念和事實本身，也注定存在約束的本質。規(guī)定即制約，哪怕是約定俗成的產物也不例外。
003
隨著經(jīng)年數(shù)批次的考古挖掘，大量的簡帛書在20世紀先后重現(xiàn)于世，這些較之于碑刻文字更具觸覺直觀的墨跡，不僅曾令文史研究者雀躍，而且極大地豐富了后人對于隸書的認知，豐富了后人學習隸書的寶貴資源。人們從那些之前從未見過的古人墨跡中，必然會發(fā)現(xiàn)，所謂“發(fā)展過程中”的戰(zhàn)國、秦代隸書和“成熟階段”的漢隸之間，從用筆到面貌，既有一脈相承的關聯(lián)，又有著頗值得探究和玩味的迥然差異——
大致而言，簡帛墨跡中明快的書寫性，以及行筆時率意的活潑、放逸的趣味，是后來求工穩(wěn)與規(guī)范的八分體隸書中所少見的，盡管后者被認為是可以體現(xiàn)兩漢精神之“正大氣象”的文化實物。
不過，作為漢代時期規(guī)范漢隸另一支的摩崖，比如其中的《石門頌》、《楊淮表記》和《開通褒斜道摩崖》，卻是雄古遒勁、筆勢開張、去整飭為靈動，實屬漢隸中罕見的另類，那也是因為民間工匠的性情所為，才使得當中的拙撲與奔放、簡淡與流暢，明顯有別于已然裝飾化了的八分體隸書，區(qū)別于官方寫手和匠人所追求的正式與堂皇，只是當時的“官方”和“主流”，大概率怕是不怎么青睞這些“另類”摩崖隸書的。
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石門頌》、《楊淮表記》以及《開通褒斜道摩崖》，之所以被后來的書家探究并借鑒，不外乎它們不拘一格的個性特征與氣象，而個性特征從來就是藝術創(chuàng)作中可貴的成分。
004
今人基本認同的是，漢代八分書對隸書的改造，包括造型的美術規(guī)范化和線條的夸張裝飾化，其結果就是使得隸書慢慢失卻了原本的單純和質樸，雖然雄渾、莊嚴或俊秀，也是漢代文人對于隸書審美選擇的體現(xiàn)，但同時避免不了的是，因早前性情書寫的便捷性的散失，以及書寫難度相應的增大，已逐漸不再有原本實用的書寫態(tài)勢。須知人們精神系統(tǒng)中諸多的本真流露，分別蘊含著人性與美學的價值，關系到藝術的生命。
更后來的結果當然就是隸書的衰退。
曾翔先生的說法不無道理：我不喜歡“成熟”二字，什么東西成熟了就不好玩了，隸書自秦朝古隸到隸變再到兩漢發(fā)展到了極致，唐朝衰落至明清復興就是證明。
005
從魏晉到前清，由于隸書一直無法擺脫“八分書”的觀念定勢，而一直處于其它書體的邊緣化狀態(tài)，倒是明清時期被發(fā)現(xiàn)的晉代二碑值得一提：《好大王碑》和《廣武將軍碑》，兩塊碑都是隸楷兼揉，書風滿滿意趣。
至清朝后期，以包世臣，康有為為代表的抑帖揚碑派，興起碑學時風，隸書始得重新受到文人、書家的重視，并一度形成崇尚和研習隸書的風氣。諸多書家在漢隸的基礎上借古開今，探索、革新， 從而流派紛呈，先后出現(xiàn)了大批各具風貌的隸書樣本。
其中廣為認可的成就者有鄧石如、金農、伊秉綬、何紹基和趙之謙等，他們留下的隸書墨跡，滋養(yǎng)到了現(xiàn)代乃至當代的隸書學習者和創(chuàng)作者，這一事實毋庸置疑。
再觀當代隸書的現(xiàn)狀，不能否認的是，隸書創(chuàng)作的較高成就者或相對成功者，客觀上已是一個規(guī)?？捎^的群體，針對這個群體而言，可以肯定，他們大都取法考究卻又不拘成規(guī)，其作品表現(xiàn)出了多樣化的手法特點，也構成了多元化的藝術審美，自然是得益于他們不輟的追求和敏銳的覺悟，雖然就長遠來說，當代隸書創(chuàng)作的成果，尚難以料定在書法史中會有怎樣的評價與何等的地位。
有多年隸書創(chuàng)作實踐的張建會先生，曾提出“宗漢碑法，取摩崖象，尚簡書意”的主張，多有人認同的這一主張，無疑是研學隸書者可取的經(jīng)驗之談。只是對于更高要求的藝術創(chuàng)作而言，隸書和其它書體一樣，應當具備明顯區(qū)別于常規(guī)書寫的品質，畢竟書法早已不再有實用功能，也早已不僅是文人間的書齋墨跡，而是從樣式、篇幅到表現(xiàn)力都日趨藝術化了的載體，那么，如果是功力足夠的書法藝術創(chuàng)作者，其作品中創(chuàng)造性的含量就是不可忽視的追求。
老秋 2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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