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是女真族于12世紀在我國東北、華北地區(qū)建立的一個地方政權。有關金代陶瓷業(yè)的生產狀況早年很少有人重視和研究。近幾十年來經過考古學家對北方古窯址、古墓葬的發(fā)掘以及對藏品的研究，證明金代陶瓷業(yè)不僅在宋、遼的基礎上有一定的發(fā)展，同時還有創(chuàng)新。金人進入中原以前在遼寧一帶的窯場主要生產白釉、黑釉、醬釉的生活用瓷，以盤、碗、瓶、罐為主，入駐中原以后，北方許多著名窯場在金代的統(tǒng)治下仍繼續(xù)生產，如定窯、磁州窯、鈞窯、耀州窯等，均成為金代著名瓷窯。
金 白地黑花鳥紋虎形枕
金代瓷器款識較為突出的是墨書“大定”紀年款，如上海博物館藏有金代白地黑花鳥紋虎形枕，底部墨書有“大定二年六月六日張家造”；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金代定窯白釉剔花蓮花紋枕，底部墨書“大定八年正月初四日康軍使宅置到”；河北省邯鄲市文保所藏有金代磁州窯白地黑花腰圓枕，底部墨書“大定伍年四月十三日買到枕子一只”；陜西歷史博物館藏有金代黑褐釉美女枕，是1983年在陜西省黃陵縣古墓中出土的，底部墨書“大定十六年五月”。以上諸例不難看出，金人在入主中原以后，尤其是金世宗大定年間陶瓷業(yè)興旺發(fā)達特別是瓷枕的生產，無論是窯場遺址還是墓葬都出土有墨書款的瓷枕，瓷枕已成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河北省博物館藏有金代棕黃釉黑花虎形枕，底部墨書“泰和五年五月初七日”九字款；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的宋金瓷枕達300余件，可見產量之多。
金 定窯白釉剔花蓮花紋枕（底）
金代瓷枕的款識除紀年款外，還延續(xù)了宋代制瓷做法，許多枕的底部都戳印有制瓷作坊的標記，戳印的字體多為楷書，陰文、陽文都有，戳印的形式較隨意，有單邊框、雙邊框或無邊框，戳印時有橫印、豎印或斜印，有的在邊框上端罩一荷葉，下端托一荷花。如河北省磁縣文保所藏有金代白地黑花詩文枕、金代白地黑花牡丹紋八方枕、金代白地黑花“陳橋兵變”紋枕，底部都用不同形式的陽文戳印“張家造”款。現(xiàn)代磁州窯仿品中仿金、元瓷枕較為多見，仿品胎質一般比金代細，粗糙者又過于厚重，枕面的繪畫和戳印款均很粗糙。
金 磁州窯瓷枕戳印“張家造”
金代低溫鉛釉三彩器過去由于沒有紀年款器物和墓葬出土的實物，因而常常與宋、遼瓷器混為一談，被稱為“宋三彩”。近年來隨著考古發(fā)掘實物的陸續(xù)發(fā)表，逐漸對這些器物有了新的認識，應稱之為“金三彩”。河北省磁縣觀臺窯遺址的金代地層內出土了很多低溫三彩器的標本，考古工作者在觀臺窯第三期地層發(fā)現(xiàn)了刻有“天德四年五月五日記楊家制”款識的素胎佛龕，“天德”為金海陵王年號，此件器物的出土為金三彩的斷代和制作工藝提供了有力的紀年證據。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有金代“正隆元年”款綠釉刻劃牡丹紋腰圓枕和“承安五年”三彩印花蓮池紋枕，更進一步證實低溫鉛釉枕為金代制品。金三彩器多數(shù)以綠釉為基調，畫面點繪紅、白、黃等色。北京故宮博物院與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都藏有元代三彩兔紋碟，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碟外壁墨書“至元六年云云”六字款，證實低溫鉛釉三彩器燒至元代初年。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有數(shù)件金代紅綠彩碗，碗的外壁均有墨書：一件書“泰和元年二月十五日記”，另一件書“正大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類似這兩件紅綠彩碗的器物無款者較為常見，多為北方窯址和墓葬出土。此類器物當今市場上出現(xiàn)有后掛彩和后修補的現(xiàn)象，由于沒有經過地下埋藏，與老彩相比，釉彩較為艷麗而沒有深沉的感覺。
金 紅綠彩牡丹紋碗
西夏是由黨項人在中國西北建立的一個地方政權，西夏瓷器作為西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受中原磁州窯系影響，并結合自身民族的文化習俗創(chuàng)建發(fā)展出粗獷質樸、極具黨項民族特色的瓷器。由于缺少歷史文獻記載，很少有人做過系統(tǒng)研究。上世紀50年代以后，經考古發(fā)掘在寧夏一帶的遺址和窯址、甘肅內蒙地區(qū)的窖藏中發(fā)現(xiàn)了不少西夏陶瓷器，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黑釉、醬釉剔花瓷器，但帶有銘文或具體年款的器物極少見。
西夏 黑釉瓶
目前已發(fā)表的資料中僅見上海博物館藏有一件西夏黑釉小口瓶，肩部一周無釉，腹部刻劃有西夏文（字意待研究），是一件西夏典型器，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西夏陶瓷雖然少見但也有仿制，仿品胎體細，黑色或黑褐色的釉面光亮，刻劃紋飾比真品呆板，紋線缺乏真品豪爽流暢的風格。
新仿西夏黑釉剔花梅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