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屹峰 / 浙江省博物館研究館員
我寫了本書,由浙江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出版了,書名叫《古磚花供——六舟與19世紀的學術(shù)和藝術(shù)》。
有的朋友一看書名,誤以為這是一本關(guān)于清供的書。古磚花供,指的是清代六舟和尚創(chuàng)作的一類藝術(shù)作品,確實有關(guān)清供,但只是其內(nèi)涵的一小部分。六舟創(chuàng)作“古磚花供”一類的作品,其含義至少有四種:一是表達吉祥的寓意,二是可作清供之用,三是感慨金石永年,四是賦予古磚嶄新的生命。
圖1 六舟等《古磚花供圖》,浙江省博物館藏
錢鏡塘先生曾經(jīng)捐獻給浙江省博物館一件六舟與師友共同創(chuàng)作于道光十五年(1835)的《古磚花供圖》長卷,是送給陳鑾(芝楣)的禮物。這一年,六舟受江蘇布政使兼署巡撫的陳鑾之反復邀請,受聘擔任蘇州滄浪亭大云庵的方丈。
六舟于當年三月上旬到達滄浪亭上任,這幅長卷的卷末有他的本師松溪和尚的補景和題記,時間是此年夏日,所以當是六舟在滄浪亭安頓以后為答謝陳鑾而創(chuàng)作的作品。
六舟在款識中寫明此幅名為“古磚花供圖”。六舟在《寶素室金石書畫編年錄》中還記載道光十八年(1838):“是冬,余以所藏之磚頭瓦角有字跡年號者,拓成瓶罍盆盎等件為長卷,凡友人中能寫生者,各隨意補以雜花,即名曰《古磚花供》。后湯雨生將軍見之,為隸書‘磨磚非作鏡,著手盡成春’十字弁其端?!笨芍愃频淖髌妨鄱际侨绱嗣?。
當然,六舟身后,他的這項創(chuàng)作幾乎不為人所知,再加上學習他這類作品的后進中出了像吳昌碩、任頤這樣的大名家,其持久、炙熱的光芒無意中更加地掩蓋了六舟的貢獻。
圖2 任頤《吉金清供圖》,天津博物館藏
現(xiàn)藏于天津博物館、任頤作于1885年的《吉金清供圖》,畫面布置鼎、壺、盤三件青銅器全形拓及銘文拓片,再以沒骨法補繪花卉,便屬效仿六舟這一類型的典型作品。浙江省博物館藏有一幅吳昌碩作于1902年的《鼎盛圖》也屬此類。
這類作品,后來為人熟知的名稱,有“鼎盛圖”、“博古畫”、“清供圖”等等。追根溯源,這類先鋪以全形拓為畫面主角,再補繪花石的作品,是六舟的獨創(chuàng)。類似的六舟作品還有一些,像《蕓窗清供》、《周伯山豆》等。以我目前所掌握的信息,1835年贈送陳鑾的這幅算最早,所以我取用“古磚花供”一詞來指此類作品。
圖3 六舟《百歲圖》局部,浙江省博物館藏
六舟的才藝很多,我覺得最具價值的在于八破、全形拓和古磚花供(即全形拓補繪花卉)三類,對后世的影響都很大。八破也是他的另外一項創(chuàng)舉,但性質(zhì)仍是一種平面拓,從平面的拓片發(fā)展到立體的全形拓又是一項創(chuàng)舉,再發(fā)展到全形拓補繪花卉,將全形拓與繪畫藝術(shù)相結(jié)合,一步一步地,我覺得到了頂峰。在我心目里,繪畫是藝術(shù)的最高形式之一,所以用“古磚花供”為書名來代表六舟最高的藝術(shù)成就。
還有的朋友一看副標題,擔心是不是夸大了六舟的影響力。這樣的質(zhì)疑恰恰是因為六舟身后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后人不知道了所造成的。他的影響力,按不同的分類原則,可分為生前、身后,也可分為直接、間接等。
六舟的藝術(shù)成就,其實都是金石學學術(shù)活動的“副產(chǎn)品”,所以要講他的藝術(shù)成就,必須將他放在當時的金石學學術(shù)背景下來考察。內(nèi)容太多,只能舉兩例來分享。
六舟交游極廣,略作梳理,便可輕易地找出不下四百人的舊友新雨。這些人,絕大多數(shù)都屬知識階層,既有各個層次的學者,也有金石書畫愛好者。六舟的這個朋友圈,夸張一點講,幾乎囊括了當時半個中國學術(shù)界的精英。我最后只選擇了少數(shù)幾個人進行介紹,多是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從宏觀上來講,盡管六舟的朋友圈人數(shù)眾多,他們對于形成社會風氣功不可沒,但“多數(shù)”未必代表能起決定作用。從清代的情況看,官員身份往往是最能推動學術(shù)和藝術(shù)發(fā)展的。
圖4 六舟拓積古齋藏商戊寅父丁鼎全形,浙江省博物館藏
1838年,當時的學界領(lǐng)袖之一阮元計劃重編《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向六舟發(fā)出邀請,希望他到揚州手拓家廟所藏青銅器的全形拓。實際上,六舟是第二年才至揚州的。浙江省博物館藏有六舟所拓所謂周齊侯罍、叔朕簠和師酉簋三種全形拓本合裱軸,即阮元積古齋藏器,另《彝器集屏》中也有他所制的積古齋藏商戊寅父丁鼎全形拓本。這說明阮元當已意識到用全形拓作為配圖對于金石學著作的意義了。
全形拓對于金石學研究的作用,在六舟生前已直接顯現(xiàn),而其身后的影響則更為巨大。作為全形拓初創(chuàng)時期的代表人物,以及作為從唯銘文論到兼及器形的過渡人物,六舟的貢獻惠及19世紀甚至20世紀的學術(shù)、藝術(shù)界。
另一個例子。我尋訪六舟出家的白馬廟時,在位于浙江海寧鹽官城北的遺址西側(cè),發(fā)現(xiàn)尚存一個大水潭。在浙江圖書館所藏六舟的《白馬神廟小志》的《雜記》“泥印入水”條中,我曾讀到過他詳述“黃神越章”封泥的得失經(jīng)過和諸家的認識過程。同時,六舟還記道,白馬廟的一些小和尚趁他不在廟里,搶奪他的收藏時,將這枚封泥扔進了水里。六舟說,返廟“聞時若痛割我心”,于是有人便建議他“將水取涸”找印,但他考慮到“泥印”入水即化而作罷。于河道,抽干其水似乎沒有可能,“泥印入水”當指入了水池,極有可能就是六舟也有詳細記載、緊挨著白馬廟西側(cè)的大水潭,訪得的這個當是。
此事發(fā)生在1841年,我對這則故事印象深刻,由此開始留意當時學者對封泥的認識過程。同時,也開始關(guān)注“黃神越章”拓片?!包S神越章”是1838年春何紹基托陳九峰帶給六舟的,六舟佩帶不離身數(shù)年,直至“入水”。站在大水潭邊,我心想從中搜尋確實已不可能,所以不如尋找拓片。
圖5 《漢封泥拓本》冊,童衍方先生藏
在找尋到的六舟遺物過程中,童衍方先生所藏《漢封泥拓本》冊也陸續(xù)發(fā)表,經(jīng)對照,它與六舟《白馬神廟小志》的《雜記》“泥印入水”條所載完全吻合。此冊即六舟玩本,包括了“黃神越章”封泥拓片(圖5)以及戴熙、吳式芬所藏封泥拓片。此冊前有褚德彝封面木刻題簽、徐楙題端的“雪泥鴻爪”和幾谷為六舟所繪的《寶印圖》。九家題跋的時間,除六舟、文鼎未署年月外,余按先后分別為戴熙(1836年)、錢泳(1837年夏)、馮登府(1837年秋)、李璋煜(1838年)、湯貽汾(1840年二月)、陳葆魯(1840年夏五)、嚴保庸(1841年)、凌志珪(1862年)。除去六舟身后所題的凌志珪,其余八家的認識,以今天的認識來看,可謂笑話百出,這在書里已經(jīng)詳述了。19世紀的前五十年,即使是當時的一些著名學者,對封泥的認識也才剛剛開始,甚至有些金石學者尚不識封泥為何物,當以陳寅恪先生“同情之理解”去看待。
我在書里原本還想強化他對于金石學學術(shù)貢獻的內(nèi)容,但那個時代的學問是把玩出來的,成果的貢獻度無法量化。玩學問,就很難說清楚了。六舟玩封泥,雖然他不認識封泥的正確屬性,但對封泥的興趣與分享活動,引起他所處交往圈的關(guān)注,周圍一群朋友圍繞著他也瘋玩。六舟本人并無研究封泥的學術(shù)計劃,卻間接地影響朋輩,這些人許多都是那個時代的大學者。持續(xù)的關(guān)注終于迎來了對封泥的正確認識,最終由其中的吳式芬、陳介祺,在六舟身后,集大成,形成了封泥的專門研究,成為獨立一門,這在當時金石學界是一件大事。
上海圖書館藏有吳式芬、陳介祺同輯的《漢官私印封泥考略》稿本三卷(《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第30冊),后以《封泥考略》刊行,其中指出“封泥”一詞最早見諸《后漢書》之《百官志》,并明確了其作用,還詳細復原了封泥的正確使用步驟。
可以說,六舟在學術(shù)上并沒有驚天動地的成就,但如果少了他這個環(huán)節(jié)便不完整。而且,六舟的學術(shù)和藝術(shù)成就,在他那個時代是非常“當代的”。“當代的”東西和觀念于當時并不見得有巨大的影響力,可能只屬涓涓細流、潤物細無聲之類,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慢慢發(fā)酵。從19世紀后五十年到20世紀前五十年,六舟的影響力正是如此,盡管多數(shù)人早已不知這是六舟的貢獻所致。即使時至今日,這種影響力仍然在持續(xù)發(fā)酵,這不得不令人感慨。
(本文原標題為《細流——關(guān)于六舟上人的遺產(chǎn)》,標題有所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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