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會盟，就是這國的國君與那國的國君駕著戰(zhàn)車，帶著親戚子弟，帶著精兵強將們，列陣于會盟之地，商議的大多都是攻戰(zhàn)之事。正常會盟往往是硝煙彌漫，唇槍舌劍是要有的，爾虞我詐也是要有的。跟今天我們看到的那些富豪聚會不同，今天的富豪們稍不注意就是一句“先掙他1個億”，還有就是“輸了我給你10億”，如此就是豪賭，顯得氣勢軒昂，牛逼哄哄。
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會盟，那都是要拿刀槍說話的，稍不注意連國君也被別人俘虜了，宋襄公會盟被楚國人俘虜丟盡了顏面還算好，楚懷王會盟直接被抓到秦國囚禁起來差點丟掉了楚國，這就比什么1個億10個億更危險了。大國會盟求稱霸，小國會盟求和平，魯國人曾經(jīng)舉行過一場會盟，正是為的鄰國和睦。
在那時候，兩個國家開會不像現(xiàn)在這樣，那時候就是如齊國、楚國這樣的國家開會，都不太樂意當東道主，會盟的場地一般都選擇在別國。為什么選在別國呢?因為選在別國就能省卻了花銷經(jīng)費，作為主辦方的諸侯國多半就會承擔這些費用。而主持者為了彰顯自己的地位，很多時候還要邀請周天子來參加會盟，這樣的會盟就聲勢浩大。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別國舉辦會盟，那么這個國家就當然屬于附庸之國，更能體現(xiàn)出號召者和支持者的權(quán)力。
在今天山東莒縣的浮丘山上，有一棵千年銀杏，銀杏樹下立一石碑，上刻“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隱公八年經(jīng)。”此言來自《左傳》，說的是魯隱公與莒國國君會盟之事。兩千多年前的某個良辰佳節(jié)，魯隱公千里迢迢從魯國都城來到浮丘山上，為著平息魯莒紛爭舉行這場會盟，彰顯出的是一代有識之君的明智抉擇。在海風吹拂之時，兩國國君把酒言歡，共商友好外交，相互之間沒有算計，只有誠摯的盟約，這場會盟就與其他會盟有所不同。
魯國到了魯隱公時代，魯隱公這位國君推行的更多是睦鄰友好政策，當年魯國與鄭國，與宋國都有過對戰(zhàn)，而到魯隱公即位后，魯國的政策就轉(zhuǎn)向，魯隱公不僅跟宋國握手言和，跟魯國打了很多年仗的邾子國也跟魯國建立了友好外交關系。魯隱公的這種策略很不尋常，因為當時的中原有兩個強國之君，一個是鄭莊公，一個是齊僖公，都是常常對外征戰(zhàn)的國君，而更為可怕的則是齊鄭兩國似有同盟關系，整個中原和齊魯?shù)貐^(qū)的政治就顯得相當微妙。
齊魯大地上除了齊國，則是魯國、紀國、莒國，而齊國常年與紀國為戰(zhàn)，兩國之間只有怨沒有恩，紀國國君這個時候娶了魯隱公的女兒伯姬，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看，魯國與紀國是同盟關系，跟齊國則可能有潛在對抗關系。還有莒國因與魯相鄰，當齊紀之間產(chǎn)生對抗的時代，莒國又與魯國有著土地糾紛，史書中說“魯莒爭鄆久矣”，可見兩國之間矛盾明顯。
齊鄭聯(lián)盟對魯紀聯(lián)盟，顯然魯紀聯(lián)盟稍為遜色，畢竟在征戰(zhàn)之事上，齊鄭經(jīng)驗更為豐富，鄭莊公連天子也不放在眼里，那么對于魯紀或許就更為不屑。在齊魯大地上，多一個朋友總比多一個敵人更為實際，紀國國君便希望魯紀兩國能夠化干戈為玉帛，“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边@段記載的說法，很可能是在說魯隱公委托紀國人當說客，試圖要改變與莒國之間的關系。這是魯國浮丘會盟的前因。
魯國與莒國達成共識要舉行會盟，以達成兩國之和平，只是在會盟地址上產(chǎn)生不同意見。這場會盟實質(zhì)上是齊魯?shù)貐^(qū)政治的重新劃分，就國家疆土和軍事力量來看，魯國都很可能要比莒國要強，因此當魯國人希望在魯國邊境舉行會盟時，莒國人依然不太放心魯國，擔心魯國軍事上威脅到莒國。這就跟霸主之國的會盟不同，霸主會盟要稱霸，在哪里會盟都無所謂，只要是屬于自己控制的地區(qū)即可，求地區(qū)和平的會盟則有不同，弱國往往會主動承擔會盟事務，主要的原因在于弱國不會允許強國帶領過多的軍隊參加會盟，只會允許強國國君帶著少量的軍隊蒞臨會場。百余年后宋國人主持弭兵之會的時候，也是在宋國的土地上舉辦。
莒國的擔心在情理之中，畢竟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弱國是沒有談判權(quán)力的。莒國的幸運在于，魯國有個推崇和平的魯隱公，這位國君的執(zhí)政風格就是和家親。齊國與鄭國的野心日趨膨脹，齊魯大地上的諸侯國們?nèi)绻荒苓_成一致共識，或許成為齊魯之附庸勢在必然，因此魯隱公作出了讓步，同意了到莒國的浮丘山上舉行會盟。魯隱公的這種坦誠對改善與莒國的關系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莒國國君在浮丘隆重接待魯隱公，魯國與莒國成為盟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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