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拿什么愛詩詞：
談當代古體詩詞的
創(chuàng)作及形象
時間：2014年05月16日
來源：《中國藝術報》作者：胡曉軍
(轉自：中國文藝網)
近期話題：
文藝創(chuàng)作與當代形象
◎ 毫無理由地拋棄和破壞格律，不但詩不成詩、詞不成詞，且使詩詞無法繼續(xù)成為中華文化的代表性文學品種，也就在形態(tài)上帶來了文化安全的危機。
◎ 我們拿什么愛詩詞？不是本能，而是可能，不是感性，而是理性，是多一點憂患、少一點功利的主動理性。
我們?yōu)槭裁磹墼娫~？多數人答“出于興趣愛好”。這是最淺的回答，幾乎可視為沒有作答。好比問人為什么要喝水，答曰因我渴了，有需要、生理的需要。愛詩詞絕非出于本能，而是后天形成。一個剛出生的人，不可能愛詩詞；沒有受教育的人，也不可能愛詩詞。只有識了字、讀了書、習了文、知了史，這個興趣可能才會出現。如果說文字是第一后天，那么詩詞便是第二后天、是從漢字基礎上延伸而來的更高文學形態(tài)。用哲學作個不太確切的比方——本能即感性，文字即知性，詩詞即理性。知性介于感性理性之間，又稱被動理性。文字屬于被動理性，詩詞則屬于主動理性。
知性也好、理性也罷，但凡后天形成，便不甚牢固，就容易丟失。人不用提醒自己才去喝水，卻要不斷地提醒自己才去學習知識、去提高修養(yǎng)、去創(chuàng)造價值。仍用哲學作個不太確切的比方——由知性即被動理性，進入理性即主動理性。若這種提醒發(fā)自內心且足夠強大，即為“文化自覺”；若這種信心極為確定且不可動搖，即為“文化自信”。
我們拿什么愛詩詞？不是本能、不是“我愛你，愛著你，就像老鼠愛大米”，而是堅定的文化自覺、足夠的文化自信。
一百多年前開始，中華民族陷入苦難深淵，國人文化自覺下降、文化自信弱化，不但倡新詩廢舊詩、用鋼筆棄毛筆、演新劇罷舊戲，更出現了滅除漢字、改寫拼音的動議。這也難怪，彼時外來文化對中華文化的沖擊與破壞十分劇烈，先來于外部、后生于內部。文化沒有優(yōu)劣，但有強弱，而強弱往往被大多數人誤以為強者優(yōu)、弱者劣。具體說來，政治經濟軍事力量強的民族或國家，其文化同樣會擠壓、同化甚至消滅較弱的民族或國家的文化——借助非文化的強力，它總會讓自己的文化產品占據主流、讓后者的文化產品淪為末流直至沒有。這表面上大量體現在大眾文化娛樂層面，深層里更多影響著人文教育，引導大批青少年厭棄原生文化，追隨外來文化。
今日，中華民族迎來偉大復興，國人文化自覺上升、文化自信強化，不但鄙夷劣質舶來文化產品，更對中華歷史文物、詩詞昆曲愛意激增。不過，這種現象十分浮表初級，不可稍微拔高和過于樂觀，如同有人為民歌民樂進了維也納金色大廳、“囧”和“大媽”上了外國報端便歡欣鼓舞那般。確有越來越多的人愛上了詩詞，但他們對這一文學形態(tài)的歷史演變的必然、當代價值的意涵或無所知、或知甚淺。再用哲學作個不太確切的比方——即雖有知性即被動理性，卻遠未能成為主動理性。于是有了堆砌漢字、得出意思便是詩詞；破除格律、打碎鐐銬便是發(fā)展之類的膚淺認識，并常以此自鳴得意。在當下文化自覺初醒、文化自信回升時，尤須警惕詩詞這一“主動理性”，仍有可能在愛詩詞的人們的膚淺與自得中慢慢淡去、消逝。
一百多年前，中華民族因民窮國弱毫無文化安全可言；一百多年后，中華民族雖日臻民富國強，但有人因過于追求物質享受、沉湎感官本能，知性尚未形成，理性不知所在，無能考慮文化安全問題，此固不應該；也有人因歷史、教育、傳承、認知等原因，知性雖有余，理性尚不足，維護文化安全的意識和能力不強，主動撤除文化安全的保險因子、致其倒退的想法和能量倒是不弱，此亦不應該。詩詞格律遭遇的危機，恰是當代中華文化安全面臨危機的縮影和典型。
當今的世界，是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是各自保持獨立且相包容、相競爭的世界?！案髅榔涿馈笔腔A是前提，“美人之美”是必然是趨勢；“美美與共”是方法是手段，“天下大同”是目標是理想。至于“各美其美”的基礎和前提，便是“各保其美”，即有足夠的能力保護自己的文化形態(tài)，否則一切皆為空談。
首先看世界通用的文化形態(tài)如影視、話劇、鋼琴、芭蕾、小說、新詩……中國人曾極力推崇之、盡力摹仿之，可謂早就越過了“各美其美”、直接做到了“美人之美”。只是在接受和欣賞的過程中，如何讓這些廣譜形態(tài)道出本民族的形象和聲音、展示本民族的文化與精神，很少傾心想過、盡力做過。韓劇風靡中國，有人看出在其動人故事和靚麗形象的背后，多為中華曾有的傳統文化。此話雖然不錯，只可惜大家眼里見的是韓人、耳中聽的是韓語。在電視劇這個通用文化形態(tài)上，世界只見大韓文化、未見中華傳統。是否可以認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安全，正在受到韓劇的挑戰(zhàn)？什么時候中國也可以拿出大量說中文、說漢語、用漢字的電視劇來，廣受世界的認可與認定，什么時候中華文化才能稱得上安全二字。
然后看民族獨特的文化形態(tài)如京劇、昆曲、民樂、書法、國畫、詩詞……維護文化安全，若以通用文化不夠成功，還大可以獨有文化一途。它們最能體現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和自身文化的獨特性，足以證明——我們是中國人而不是別的人。作為漢字的延伸物，詩詞是其他民族和國家所無的文化形態(tài)，必須忠實繼承、努力弘揚光大。但在當代詩詞的理念和實踐上，我們卻面臨著思想的偏差和行為的失當。
有一個極幼稚、極錯誤的說法，其聲音越來越少、越來越輕了。那就是詩詞、戲曲早已過時，應被拋棄。此話類似本能，實則有誤。難道因為不渴，就要拋棄清水？如果說漢字是中國文化的軀體，詩詞和戲曲則是手足，廢棄手足，漢字將只是一些基本的符號，好比人只剩下軀體，成為重度殘疾，成為其他民族和國家在和平時憐憫、鄙視，在不和平時欺負、殺戮的“廢人”。
還有一個較幼稚、較錯誤的說法，其聲音越來越多、越來越響了。這就是詩詞、戲曲技巧繁瑣，應該簡化。此話出于知性，未臻理性。習得漢字，只是掌握了思想情感的基本交流工具；要更深、更美、更高的境界，須以此出發(fā)，形成更高級的文學和藝術。詩詞和戲曲便是兩個極成功的“從文字到文學”、“從文字到藝術”的演化和延伸，其歷長期而錘煉、磨合的創(chuàng)作規(guī)范與欣賞法則，是其更獨特、更高級的表征和內涵。盲目簡化，詩詞將留不住應有的特征、足夠的信息，保不住維持獨特性、安全性的應有的難度，好比人只剩下簡單的面目和表情，只會大笑大哭，失去了介于其間的復雜與微妙。
一切文學藝術，都好比“第二后天”、“主動理性”，都設有或多或少的形式、或難或易的技巧，多而難者如格律詩、如芭蕾舞，少而易者如新詩、如現代舞。這些形式和技巧，不僅與內容、內涵緊密相關，更與民族性、世界觀、思維方法、歷史脈絡、文化創(chuàng)造息息相通。詩詞格律包括字數、聲調、對仗和押韻，絕非無端形成，而是由漢字、由上述各因素長期實驗、錘煉、優(yōu)化而成。毫無理由地拋棄和破壞格律，不但詩不成詩、詞不成詞，且使詩詞無法繼續(xù)成為中華文化的代表性文學品種，也就在形態(tài)上帶來了文化安全的危機。從這個意義上講，把對格律的拋棄或破壞，提至威脅中華文化安全的高度來論，是有憂患意識和長遠眼光的，即不僅有知性、更是有理性的。
但在同時，我們也須辯證、科學地看待當代詩詞格律的變化與發(fā)展。時代在前進，社會在發(fā)展，詩詞同任何傳統文化形態(tài)一樣，都會、且都應該在繼承的同時進行創(chuàng)新。事實上，詩詞格律自身的發(fā)展史，正是中華文化發(fā)展史的一部分。當代是詩詞格律發(fā)展漫漫長途中的一段，需要既有原則、又能包容，在觀察和實踐中探求深刻的認識、作出科學的行為。比如平仄和對仗，我們既欣賞按規(guī)從嚴、完全合律，又贊賞意為筆先、適當破格；比如用韻，我們既欣賞使用平水韻和詞林正韻，同樣贊賞使用自成體系的新韻——它們都屬當代詩詞范疇。不過，為避免萬一創(chuàng)新失敗而導致對傳統本體的傷害，將傳統形式和創(chuàng)新形式的兩種創(chuàng)作，從理論、評論到宣傳作適當的分別處置是必要的。芭蕾舞有古典芭蕾和現代芭蕾之分，無論創(chuàng)作還是欣賞，界限都很清楚，此可以為借鏡。
我們拿什么愛詩詞？不是本能，而是可能，不是感性，而是理性，是多一點憂患、少一點功利的主動理性。缺乏憂患的愛與強烈功利的愛，都難言是真正的熱愛。關于功利，古人作詩填詞，也有一定功利色彩。比如唐朝以詩取士，白居易仗詩升官、搬進了長安；宋朝詞可賣錢，柳耆卿靠詞吃飯，眠入了花柳。出于各種原因，時間將名和利幾乎淘干洗罄，給了當代詩詞一方更純潔平和、更清靜無為的空間。這對當代詩人來說，何嘗不是一件難遇的幸事，又何嘗不是一件幸甚的難事？
（作者為上海市文聯研究室主任、全國中青年文藝評論家高研班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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