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如此抗拒口罩，該是怕了口罩的刻畫。在群體意識沒有改變之前，口罩給佩戴者刻畫了疾病的標簽。被貼上這個標簽的人，人人敬而遠之，成了單獨的小群體，被排斥和隔離。
東方人能夠如此迅速地，群體性的接受口罩所刻畫的可怕標簽，得益于面具的另一層功效：隱藏。手術口罩過濾外界病毒能力較差，但很大限度的阻止了自己噴出的飛沫，佩戴的人多了，環(huán)境中的飛沫大大減少，病毒傳播得到遏制。政府的有力宣傳，使得廣大民眾迅速接納了這樣的常識，常識轉(zhuǎn)化成“戴口罩”等同于“獲得安全”的意識形態(tài)。對于大多數(shù)接受口罩的東方人而言，口罩阻隔了病毒，使自己隱藏在了安全的掩體背后。
東方國家的政府（或許該排除印度）能夠迅速的宣傳和推行防疫政策，得益于東方的大政府傳統(tǒng)。西方政治起源于希臘城邦，而東方自古便有了大帝國的傳統(tǒng)。雅典和斯巴達與波斯帝國在大約兩千五百年前有過一場戰(zhàn)爭，不談史實的話，這場戰(zhàn)爭被視為關于“自由”的紛爭。一邊是分裂、貧窮，不斷宣揚著自由的概念的奴隸制城邦國家，另一邊是統(tǒng)一、富足，實際上帶來了廣大和平，并打通了貿(mào)易路線的大帝國。自由本身相較于政治事實，更多的僅只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一副政治行動之前能夠被利用的面具。
極端的自由，來源于叢林法則，唯一的規(guī)則只是生存法則，要么暴力，要么有毒，要么繁殖迅速，要么學會偽裝。在自然界里，那些暴力稍遜的偽裝高手，便是面具大戲的始作俑者，他們隱藏自己，或裝得有毒。隱藏和刻畫。
人類本質(zhì)上是一種群居動物，在群體社會的極端形式里，個體完全沒有了個性，成了群體的一個器官，如蜂群，蟻群。工蜂、工蟻甚至放棄了自然界最重要的生殖自由，而蜂王、蟻后則變成了生育機器，幾乎完全沒了活動能力。但蜂群和蟻群不得不說仍然具備著可以識別的行動模式，搶奪資源、繁殖延續(xù)，不可說是不自由的。
工蜂和工蟻會偷懶，會貪污。人類社會更是如此。在工業(yè)化社會初期，由城邦制發(fā)展而來的西方民眾出現(xiàn)過“過度”渡讓個人權(quán)利的困惑。工業(yè)社會的結(jié)構(gòu)更像是蜂群或蟻群，能夠只依靠個人完成的事情越來越少，更多的情況下，個體不得不融入集體，變成一個機構(gòu)的一個螺絲釘。個體和集體的意識形態(tài)激烈的碰撞，造成了馬克思所說的“疏離感”。融入集體之初，自己背離自己是越來越遠了。
不知何時“不忘初心”成了一句時髦的口號。但正如馬克思所說，共產(chǎn)主義的幽靈總在徘徊。東方的大帝國們真的輸給了民主和自由么？14世紀文藝復興，然而直到19世紀，西方列強才在東方取得了不可逆轉(zhuǎn)的優(yōu)勢地位。正如印刷術擊敗了教會，擊敗東方帝王的不是民主、自由，而是工業(yè)革命。工業(yè)化進程要求更廣泛的社會合作，乃至今天看似即將崩潰的??全球化浪潮。在這樣的浪潮里，集體的重要性一再凸顯，私權(quán)利對公權(quán)利的渡讓越來越成為“不得不”。然而公權(quán)利為了維持自己的正當性，也不得不盡量提高自己治下每一個個體的福祉。拒絕疏離感，不忘初心，在這個時代成為了一種固步自封的態(tài)度。
自亞里士多德時代開始，自由和民主從來不是判斷一個政權(quán)好壞的標準。黑貓白貓，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亞里士多德大力歌頌當時更加國富民強的，集體主義的斯巴達，而不管什么主義，國泰民安才是評價一個政府的最可靠標準。
卡爾.榮格提出人格面具的概念，認為個體置于集體之中需要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就需要這樣一張面具。為了更大的福祉，克制私欲，扮演好社會為自己刻畫好的角色，這并不可悲。
弗洛伊德提出個性化的過程。通過積累知識、見識，并不斷訓練自己的膽識，越來越多的潛意識浮上水面，成為能夠為我所用的顯意識，而使自我具有更強的能力，去調(diào)和超我的社會性和本我的自私性，在工業(yè)化時代中更平和的生存，去謀求更大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