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的英杰中，特別是站在文學藝術(shù)峰巔的巨子，有多少能公平地在生前獲得名聲呢？
而在有生之年叱咤風云、煊赫當時者，又有幾個能在身后幸免蓋棺論定，而不成為“糞土當年萬戶侯”呢？
所幸的是，在家鄉(xiāng)紹興的六大圣人——書圣王羲之、詩圣陸游、哲圣王守仁、畫圣徐渭、教圣蔡元培和文圣魯迅中，其中五“圣”均獲得生前名，盡管都多少有過功名蹭蹬、宦海風波或經(jīng)歷坎坷。唯有千古奇才徐渭卻是孤獨于世窮蹇入土，長埋地下數(shù)年而不為人知。
多少風流人物厥功至偉，鶴立雞群，卻硬是為時代所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歷史從來就不是一桿公平秤，它往往只為官宦權(quán)貴們稱重，卻不給那些卓然而立之士一個位置，于是就出現(xiàn)了如徐渭那樣的“身后名”者。徐渭生前經(jīng)歷過歡少悲多的凄慘人生，最后以鬻字賣畫艱難地度過殘年。
對于生前寂寂無名而身后名留青史的“身后名”，很有人不以為然。《晉書·張翰傳》記載了一件事，西晉著名文學家張翰經(jīng)常縱酒豪飲，以醉態(tài)做世，有人勸他說：你任性狂飲，難道不為死后的名聲著想嗎？張翰說：“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時一杯酒！”這就是典故“季鷹杯”、“張翰杯”或“眼前一杯酒＂的由來。
宋代文學家樓鑰寫過一首真摯感人的詩《孫子才挽詞》，其中有“身后名何用，人亡意愈深。蓋棺悲昨夢，掛劍答初心”之句。人亡后，意更深。當一切蓋棺定論，想起昨日如夢，那些同游對酒的日子，就如季子掛劍，泉下之人還能知道嗎？
生前寂寞的魏晉田園詩創(chuàng)始人陶淵明，也是被時代矮化、被權(quán)勢淹沒的一員。盡管相信自己的成就和名聲就如閃閃發(fā)光的黃金，即使被蓋上沙土，也難以擋住四射的光芒，然而那畢竟是遙遠的身后事了。因此在其《飲酒·十一》中無奈地嘆道：“雖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
傲視蒼穹的詩仙李白，生前已經(jīng)名揚當時，雖然不是大富大貴，卻也是人生瀟灑走一回。他也不看重身后名，他說：“看取富貴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后名。”（《少年行三首·其三》）
話再說過來，從來文人憤世嫉俗，壯志難酬，其中不少人生前不得志乃至幾無影響，卻很在乎“身后名”。于是就有了南宋愛國詞人辛棄疾在名作《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中所言：“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蓱z白發(fā)生！”而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更寫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過零丁洋》）的悲壯詩句。
徐渭的“身后名”來之偶然，令人唏噓嘆息。我一直以為在古今“身后名”的英杰中，徐渭應(yīng)該是獨居老大的位置了，后來知道一位名氣甚至大于徐渭的巨子，竟然也是生前寂寂,死后隆譽。此人是誰？他就是今天被稱為詩圣的杜甫。
怪哉怪哉！怪乎哉，不怪也！不管你信不信，真實的歷史是，雖然杜甫殫精竭慮，直抒胸臆，寫了很多足以傳世千古的好詩，但在其有生之年，他的詩名排位卻只是等外級的四流。
自我從小誦讀唐詩起，不論在老師的教學還是史家的作品中，留下的印象都是“詩仙”、“詩圣”兩座高山。在群星璀璨的唐詩夜空，最亮的明星無疑應(yīng)推李白、杜甫。而歷史的真相卻是，在當年唐朝時，一流詩人中不但杜甫缺位，而且李白也僅列最后，在他之前的是王昌齡、王維、白居易。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盛唐詩人王維，創(chuàng)造了中國詩歌史上山水詩的輝煌，稱其一流并不為過。情深藝精，雅俗共賞，使白居易的詩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在其在生之時，他就已親眼目睹了掀起于大江南北的“白詩熱”。他在《與元九書》中興奮地寫道：“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xiāng)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足見粉絲之眾多，以點贊人數(shù)評獎則非他莫屬、
著名邊塞詩人王昌齡，雖然被譽為“七絕圣手”，然而被高捧為大唐冠軍，總覺得難以服眾。不過這只是后人的想法，其實他的絕句，尤其是七絕，留存下來七十余首，可以說寫得首首都好，多首杰作已經(jīng)被永久地儲存于歷史的回音壁。他是那個時代的“詩家天子”，其時他的詩經(jīng)常被歌女們傳唱。一次，王昌齡、王之渙和高適三個均以邊塞詩名聞天下的詩友，在旗亭上的酒樓里飲酒聚會，來了十幾個皇家梨園的樂師和歌女，擇優(yōu)唱他們的詩。四個歌女中有兩個唱的是王昌齡的詩，這是唐人小說中記錄的“旗亭畫壁”的故事。
盡管如此，足以壓倒群星并與李白雙峰插云的杜甫榜上無名，總使人忿忿不平。然而在往后的評比結(jié)果，則更令人傷心了。評比揭曉，唐人把王勃、駱賓王、王之渙、陳子昂、高適、岑參、韓愈、元稹、劉禹錫、柳宗元、杜牧、李商隱列為二流詩人。稍遜一籌的三流詩人，提名為元結(jié)、盧綸、韋莊、李賀、孟郊、賈島。杜甫呢？干脆被淘汰而名落孫山！
面對無情的現(xiàn)實，杜甫能夠承受嗎？詩人也是常人，筆下的詩是寫給人們閱讀傳播的，欣賞者寥寥，總未免憂心如醉，情何以堪。在杜甫的詩作中，多次為自己懷才不遇、知音難覓而發(fā)出沉重的感嘆：“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豈有文章驚海內(nèi)，漫勞車馬駐江干”、“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百年歌自苦，未曾有知音”，這已經(jīng)不是無奈的感喟，而是痛苦的呻吟。
杜甫始終沒有弄明白，自己腹有詩書，畢生嘔心瀝血，吟下與泰山同垂不朽、共長江奔流不息的詩歌，然而為什么缺知音少粉絲？他自述“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晚年他在夔州寫的回憶詩《壯游》中，對自己少年時代學業(yè)之成績，既含有辛酸的感嘆，也不無自豪的追溯。“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居然已經(jīng)揚名于洛陽文壇，并被比作為班固、揚雄。如此才氣縱橫，即使在仕途上落敗，也總應(yīng)當在詩壇上奪冠。
詩人的人生經(jīng)歷，除了年輕時的讀書和漫游外，其余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困居、漂泊和逃難中度過的。其實，他何嘗沒有為國家建功立業(yè)的愿望，而且從少年時代起就胸懷治國安邦的壯志，何況他的才能、學識和見解也早就足以成為國之棟梁。然而在近一個花甲的人生之旅中，他卻始終沒有撞開幸運之門，宦游固然與他無緣，而文海的暢游居然也未能遂愿，他能不發(fā)出“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的嘆息嗎？
當事者迷，旁觀者清，杜甫不明白的事，后人卻看懂了。大唐王朝前期的進步政治和發(fā)達經(jīng)濟，促成了唐詩的空前繁榮，在燦爛的詩流中，輝映著點點滴滴的盛世波光。唐朝開元天寶年間，中國古典詩歌進入了最足以使后人振奮和自豪的黃金時代，唐詩人在這一時期創(chuàng)作了大量詩文，也留下了不少千古名篇。
當時受歡迎的唐詩是兩個流派：一是以王(維)孟(浩然)為領(lǐng)唱的田園山水詩派，一是以高(適)岑(參)為代表的邊塞詩派。田園山水詩派以標舉隱逸、寄情山水和歌詠田園生活為特征，寓情于景，表現(xiàn)了自然美，抒發(fā)了那個時代士大夫的悲歡之情。邊塞詩派的作品，描述的是壯麗寥廓的邊陲景色，表現(xiàn)的是馬革裹尸的英雄壯志，抒發(fā)的是從戎御侮的愛國精神，盡管也有征夫思婦的幽怨情感和窮兵黷武的戰(zhàn)爭災(zāi)難，但主題卻反射著盛世時期的回聲。
獨立詩人李白不隸屬于哪一派，不過他的詩歌勉強跟上了潮流。青年時代就“仗劍去國，辭親遠游”，走出巴蜀，漫游全國的李白，以浪漫主義的情調(diào)和豐富奇特的想象，寫下大量張揚個性、關(guān)注民生、尤其是贊頌名山大川的詩篇，主題總的說還算符合時代主旋律。加上被文壇領(lǐng)袖賀知章推崇為謫仙人，又有金龜換酒的佳話傳頌，使得李白一夜成名。不過李白成名也不算早了，時在天寶元年，已經(jīng)跨進不惑之年。
而杜甫卻“不服水土”了。他是一片漂流四方的云，不斷地穿行在唐代安史之亂前后的歷史事件之間，也不斷地向人間灑落著詩篇，灑下對人民的憂患，灑下對時局的悲憤。如同孟姜女哭倒長城、祝英臺把梁山伯墓哭開一條裂縫那樣，面對大唐朝廷的浮華衰敗，杜甫發(fā)出的沉郁頓挫的悲嘆和疾呼，把長安帝宮前面那道遮丑的大墻轟倒了一半。
現(xiàn)代文化學者劉小楓所說:“苦難記憶證明歷史是負疚的，有罪的，而杜甫正是這苦難記憶的見證人,他在無力推動歷史的車輪向前邁進時,用自己的雙手記錄下了歷史的罪惡”。不斷走向成熟和覺醒的杜甫，在半生顛沛流離、浮沉起伏的生活中，寫出了一連串不朽的名篇。這位憂國憂民的布衣詩人，為大唐痛哭流淚，因為他太愛這個中華帝國；他也對權(quán)貴們嘲諷指責，因為他太恨這群無恥小人。
不合時宜的詩篇，自然不為朝廷上下所容，甚至連相當一部分聽慣頌歌的民眾，也不樂意聽到這種時代的悲歌。于是，杜甫被冷落了，杜甫成了詩壇的棄兒。
偉人的不朽多在身后，因為對偉人的審核和評定，有待于歷史去偽存真的公正化，也有待于人民直言無諱的民主化。當偉人趾高氣揚地自命自己是偉人的時候，或者任憑吹捧手把自己捧為偉人并因此洋洋得意的時候，無異于那種把名字刻在石頭上想不朽的人，這樣的偉人也就不復(fù)為偉人了。
徐渭的成名在身后，由于文壇領(lǐng)袖袁宏道的發(fā)現(xiàn)和大力弘揚，其才華和成就立即驚動了家鄉(xiāng)和中國。同為身后名的杜甫，卻沒有像徐渭那么快一步登天的運氣，而是經(jīng)歷了漫長的兩個朝代的醞釀發(fā)酵。杜甫身后能登上詩圣寶座，首先有賴于一位唐朝小詩人樊晃慧眼識英雄，他在大歷年間(770～780年)曾集杜甫詩為《杜甫小集》，作序推崇杜甫為“當今一人而已”。
中唐時期的大詩人元稹、白居易開始贊賞杜詩，他們的眼光超越了當代其他文人。以《馬說》呼喚伯樂的大臣和文學家韓愈，自己就是一位難得的伯樂，他曾在李賀默默蟄居鄉(xiāng)間的生前，發(fā)現(xiàn)了這匹千里馬。而也正是他，以“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的贊語，首先把杜甫與李白并稱，甚至把杜甫看得高于李白。
杜甫真正成名是在宋朝。那是一個積貧積弱、屈辱懦弱的時期，尤其是一場靖康之恥，使文人和平民深感家國之痛。以“三吏三別”為代表、具有“詩史”特質(zhì)的杜詩，引起人們思想上的強烈震撼與共鳴。杜甫成了宋人頂禮膜拜的圣賢，在鋪天蓋地的美稱中，以詩人楊萬里的“詩中之圣”一語中的。直到明朝，撰寫《杜臆》的作者王嗣爽正式以“詩圣”稱呼杜甫。
生活把杜甫逼上絕路，時代讓詩圣感到悲涼。詩圣的美稱姍姍來遲，恰如杜甫在《夢李白二首》中那句傷感的詩句所說那樣：“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生前報國無路，身處困境，縱然身后流芳千秋，人已寂寞無知，又有什么用呢！
唐代宗大歷二年(767年)，在杜甫逝世前三年，他在夔州登高望江，唱出了一首被后人譽為“古今七言律詩之冠”的人生悲歌——《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艱難苦恨繁雙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杜甫寂寂地死了，在當朝的唐代宗室眼里，他的死不過是在皇宮御花園的某棵大樹上掉下了一片枯葉。杜甫輕輕地走了，在煊赫的權(quán)貴們看來，他的死無非是在官邸廚房間的某次做飯時飄走了一縷炊煙。
然而中國不能沒有杜甫，詩壇更離不開詩圣。杜甫的光輝形象使“一切冠蓋在它的光前，只照出來可憐的形象”（馮至《杜甫》），“身后名”使他成為“詩史孤忠在，文星萬古沈”（元·宋無《杜工部祠》）的不朽圣人。
杜甫的詩篇永遠不會枯萎，詩圣的悲歌至今依然回旋于長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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