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窮詩人與富詩人
王維、孟浩然共同開創(chuàng)了唐山水田園詩的極盛期，“王孟詩派”已成為近代文學史研究中的專有名詞。宋代開始有人把二者的詩放在一起討論①，而“王孟”這一稱呼，則最早出現(xiàn)在明代，如明·王世懋《藝圃擷馀》中就有“千載并稱王孟”之說。既然并稱，論家們卻總要再分個優(yōu)劣，“勿以齊名，遂忘責實也”（譚元春語，《唐詩歸》卷八）。筆者沒有做過專門的財產(chǎn)狀況調(diào)查，不過從他們的作品風格來看，說王維是王維是個富詩人，孟浩然比較貧窮，大體應該不錯。當然，這里的“窮富”并非僅指財產(chǎn)，也包括境遇含義在。梳理歷代對王孟優(yōu)劣的比較，雖有不少可取之處，但有的也不盡公允，主要表現(xiàn)在使用評價尺度上，存在一定的偏失，此小文就從后人對二者的優(yōu)劣評價入手，談談自己的淺見。
王孟優(yōu)劣論中，優(yōu)王的意見占多數(shù)②。當然，二者互不可替代的藝術特色之比，尚可見仁見智；但優(yōu)王論中有“王能兼孟，孟不能兼王”之說（鐘惺語，見《唐詩歸》卷八），或可有一辨之必要。孟所“不能兼”的部分，一般認為是王維的“貴”與“脫俗”。而事實上果真如此嗎？比較二者的雅俗，最好選取相似的境遇、相同題裁的作品比較?？疾橥趺系母芍]詩《獻始興公》、《上張令公》和《望洞庭湖寄張丞相》，③將王維的“賤子跪自陳，可為帳下不”、“當從大夫后，何惜隸人余”和孟浩然的“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之句對讀，雅俗判然可分。為了更清晰地辨明這一問題，我們還有必要考查一下王維為后人所艷羨的“仕”與“隱”。王維家世并不顯赫，21歲時進士及第，順利地進入仕途，其間雖有一段時間的蹭蹬，但受張九齡汲引復出后，基本上一直沒有去職，即使偽燕時期，也在忙著做官。復京后，自感在正直士大夫前沒了臉面，雖然于《謝除太子中允表》中聲稱要“出家修道”、“奉佛報恩”，以“自寬不死之痛”，但事實上，性格懦弱、貪官戀祿的他并未真的歸隱山林。其后期所謂“亦官亦隱”的“傳奇生活”，更重要的原因是當時在職官吏的優(yōu)厚待遇和最高統(tǒng)治者的提倡使然。唐自開國以來，官員占田享有很多特權，置別業(yè)成風，甚至“連官階最低的九品校書郎也有自己的別業(yè)或花園” ④。但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嚴密的官僚制度形成與完善時期，官員無故不上班是要挨板子乃至判刑的⑤。唐代官員十日一休沐和其它休假制度，為這種“隱”提供了時間上的可能。因此，“亦官亦隱”只是一個美麗的謊言，此時的“隱”只不過是在朝官員正常休假的一個雅化的提法，與在野文人的隱居（有唐一代，此種隱居求仕成分多于避世成分）相比，原因和目的都有明顯不同，經(jīng)濟條件往往也有著巨大差異。在此基礎上談“雅”“俗”問題，實在有些牽強。而且初盛唐下層知識分子以“隱”或奔走干謁的方式求得用世，一展抱負，亦是初盛唐時代精神的體現(xiàn)，怎可以“俗”論之？
當然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有的論者由王維的仕宦履歷和所謂“隱居”的心態(tài)出發(fā)，為他的詩提煉出一個孟浩然所無法具有的審美特征——“貴”，清貴或富貴。似乎孟浩然終生沉淪不仕不是他寶貴的創(chuàng)作資源，而成為詩藝上的天然缺陷，筆者認為這一問題更有澄清的必要。王維雖忙于做官，但官位并不很顯，天寶八年（公元750年），52歲的他才做到了給事中，這是個正五品上的官；“安史之亂”受了偽職，人格上有了污點，但復京后幾乎沒受什么大處分，被“責授”的太子中允，官階是正五品下。同年升遷到左庶子⑥，很快又遷為中書舍人，此職雖被時人視為“文人之極任”，但無非是正五品上，并不是什么太大的官。宋代的蘇軾在《上梅直講書》中，對“位不過五品”卻“文章寬厚敦樸而無怨言” ⑦的梅堯臣大加欽佩，可見宋人眼里，“五品”之官是可以因位不顯而發(fā)發(fā)怨言的。雖然王維在生命的最后兩年做到了尚書右丞，也不過是正四品下的官階，因此，要說王維久居高職，骨子里養(yǎng)成什么別人難以企及的“富貴”氣，是很可疑的。宋·張戒《歲寒堂詩話》曰：“摩詰心淡泊，本學佛而善畫，出則陪岐、薛諸王及貴主游，歸則饜飫輞川山水，故其詩于富貴山林兩得其趣。如‘興闌鳴鳥換，坐久落花多’，雖不夸服食器用，而真是富貴人口中語，非僅‘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之比也?！睆埥涞恼f法顯然針對晏殊之論而言，歐陽修《歸田錄·卷二》記載：“晏元獻公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見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彼巍翘幒竦摹肚嘞潆s記》亦有晏殊自矜自家詩句“富貴”的記載⑧。實際上，張戒、晏殊的“富貴”言論用來評論某些特定的詩，或許能有一定道理，但卻隱隱反映了一種庸俗的詩歌價值取向。對王維而言，論者所津津樂道的 “富貴”氣象，更應是《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之類所謂“富貴尊嚴”、“富麗造作”的應酬作品，而不能涵蓋最代表其詩藝水準的山水田園詩，更不能用來反襯孟浩然的“貧寒”。
所謂“富貴”之氣，本不應成為詩歌重要的審美內(nèi)涵，據(jù)此創(chuàng)作或評論，要么流于平庸，要么流于隨意。相對于顯宦富貴、應酬往來為創(chuàng)作提供養(yǎng)分的“富貴說”，“窮苦說”歷來更受到人們的重視，并為杰出詩人的成就所證實，孟浩然也不例外。隨便翻讀一下文學史，我們能清晰地看到“窮苦說”的影響之廣。杜甫《天末懷李白》有“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的詩句，白居易在《序洛詩》中也嘆息：“世所謂文士多數(shù)奇，詩人尤命薄，于斯見矣。”古文大家韓愈不僅在《送孟東野序》中具體闡述了“不平則鳴”的觀點，還在《荊潭唱和詩序》中寫道：“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蓖硖埔皂n愈承繼者自許的孫樵也說過“所取者廉，其得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見《與賈希逸書》）之類的話。有唐一代，這種祖于司馬遷“發(fā)憤著書”（見《報任安書》）的“窮苦說”，一直綿延不斷，且被賦予更新的內(nèi)涵。到了北宋，大文豪歐陽修更是將“窮苦說”推向一個高峰，提出了自己著名的“詩窮而后工”論⑨；有“小太白”之譽的南宋陸游也在詩歌里多次接觸這一命題，如“韓子未除豪氣在，文章都待不平鳴”（《野興》之二）、“丈夫孰能窮，吐氣成虹 ”（《書悲》）、“君詩妙處吾能識，正在山程水驛中”（《題廬陵蕭彥毓秀才詩卷后》）等等。由這些材料可見，真正一流的作品，恰恰來自于窮苦；在皇權專制下的所謂“富貴”，卻幾同于庸俗，在此基礎上難以產(chǎn)生有較高審美價值的作品。
筆者所談種種，并非為“窮苦說”張目，只是用來說明，如真要公正的評判王孟優(yōu)劣，完全可以從其山水田園詩“展示自然界的豐富多彩和表現(xiàn)作家對自然的深入細致的感受”⑩等課題上去討論，但如果誤用評價標準，說王詩之“貴”非孟所能，所“隱”之高尚非孟所比，且超時代條件想當然地非議孟浩然的人格，言其“善作身份”、“未能脫俗”云云，則非筆者所能茍同。
注釋：①宋代《許彥周詩話》云：“孟浩然，王摩詰詩，自李杜而下，當為第一。”據(jù)《詩學大辭典》（羅洛主編），第96頁。②明人李東陽認為孟優(yōu)于王，語見《懷麓堂詩話》，《唐代文學史》（喬象鍾、陳鐵民主編）和《唐詩匯評》（陳伯海主編）引為《麓堂詩話》，誤。③三首詩全文見上古影印版《全唐詩》第285頁、第295頁、第373頁。④此處材料，轉(zhuǎn)引自葛曉音《盛唐田園詩和文人的隱居方式》一文，《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葛曉音著）第93頁。⑤《唐律疏議》卷九《職制律》：“諸官人無故不上及當番不到，若因暇而違者，一日笞二十，三日加一等；過杖一百，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邊要之官，加一等?！鞭D(zhuǎn)引自《中國通史·第九卷》第965頁。⑥新、舊唐書的王維本傳，作“中庶子”或“太子中庶子”，《全唐詩》、《王右丞集箋注》、《唐代文學史》等書亦采用此說。然《新唐書·百官志》、《舊唐書·職官志》均無“中庶子”一職，史書之誤明矣。今人陳伯海《唐詩匯評》中的王維小傳稱“左庶子”，不知何本。然左庶子，正四品上；尚書右丞，正四品下，幾年升遷，官階反降，亦似不通。在無更新的材料證明前，筆者姑且暫采陳說。⑦蘇軾《上梅直講書》，全文見《唐宋八大家全集》（余冠英等主編）第3442頁。⑧參見《宋人軼事匯編》（丁傳靖輯）晏殊條，第293頁。⑨歐陽修的具體闡述見《梅圣俞詩集序》，《唐宋八大家全集》第1010頁。⑩王運熙語，見《王維和他的詩（代序）》一文，《王右丞集箋注》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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