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條創(chuàng)作挑戰(zhàn)賽#
魯迅先生曾說過：“外國用火藥制造子彈御敵，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國用羅盤針航海，中國卻用它看風水；外國用鴉片醫(yī)病，中國卻拿來當飯吃”。這句話其實不符合事實，在真實的人類歷史上，火槍，火炮，恰恰正是中國人發(fā)明的。
不過，西方人后來造的火槍火炮，質量反超了中國槍炮。這，才是客觀的歷史。
西方能夠制造更為精良的火器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中西方在思維深度上的差距。西方當時在數理科學的基礎上，運用化學，物理理論來指導生產，已經走上了精細化的道路，意識到長徑比的重要性，靠化學公式計算火藥配方，掌握了燧發(fā)槍技術。中國科技和生產還主要靠工匠的經驗和個人的聰明才智，靠手藝的傳承。明軍火器技術，就像小說《三體》中，地球科技被三體世界派來的“智子”鎖在一個低維水平上那樣。要解鎖燧發(fā)槍科技，必須先解鎖力學、機械和制圖。這在思維方式上的差異，我們不得不反思。
深度思考，是一種開拓，是一種發(fā)現，這樣的思考，思考密度大，需要內心寧靜，動用大量的意志，承受極大的痛苦。
深度思考，需要知其然，更需要知其所以然。事情的結果，是我們能夠看到的，但更為重要的是搞清來龍去脈，事物的發(fā)展規(guī)律。要有一種“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去探索、去思辨事物的本質，而不是只看到表象，輕易地下定論。
借鑒其他民族的先進思維方式，我們主要欠缺的是創(chuàng)造性思維，批判性思維，邏輯分析，抽象思維。創(chuàng)造性思維講究大膽幻想、謹慎求證。批判性思維講究去粗取精、去偽存真。
抽象思維主要是運用概念進行推理和判斷的思維活動，是人類一種高級思維活動。
思維的基本過程主要包括分析與綜合、比較、抽象與概括、具體化與系統(tǒng)化，是一種思維的動態(tài)加工過程。
所謂的分析，就是把事物各個部分要素，分別進行思考的過程。中國人的分析論證古有有之，《過秦論》，《諫逐客令》這些千古雄文，還有戰(zhàn)國蘇秦張儀這些都是擅長分析論證的典范。
綜合就是將這些部分要素結合起來作為一個整體思考。在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的時候，不能只關注事物的一個點或面，要有對事物整體把握的概念，這也是鍛煉綜合思維的方法之一。這是中國人思維的長項。
比較就是將頭腦中存在的事物之間的共同點和差異點找出來進行分析與綜合，在生活中我們經常會比較事物的相同點和不同點，這其實就是運用了思維上的比較原則。
抽象是指找出事物的本質屬性，抓住事物的核心，概括就是將抽象的事物本質屬性推廣出來使之普遍化。中國人在遠古就發(fā)明了《易經》，具備了抽象思維，運用符號表達事物的意識。但這種抽象思維與現代抽象思維還是存在不同的，具有依靠直覺的玄幻神秘色彩。
系統(tǒng)化就是把各種相關的知識整合，做到分門別類、層次分明。中國人的系統(tǒng)思維能力是比較擅長的，例如五行學說，金-金屬性特性的事物分類，無機性物質，木-生長性生物性事物，有機性物質。水-流動性物質?；?感知性物質和器官。土-消化性產物。并建立了五類物質之間的普遍聯(lián)系轉化關系。
筆者認為王陽明心學雖然并不完全是一般認為的認識論層面的主觀唯心主義，他更多的本意就是注重發(fā)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強調系統(tǒng)思維。陽明心學更多是基于直覺，強調知行合一。哲學背景是明朝中后期面對各種危機，大家還停留在坐而論道，看到問題而不去本著人的良知去解決，反映了王陽明看到社會危機急迫解決的心理。這種呼吁有其時代合理性，這大概是王陽明一直粉絲不少的原因。但是除開外圍背景，但從思維方式上的弊端我們不能不正視。我很想知道有誰能真正發(fā)現陽明心學真正高明之處在哪？當然從學習的角度，“心”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宗旨，本質的意思，強調人要抓住事物的本質，或許還有點可取之處。但從認識論曲折復雜性看，陽明心學顯然會誤導人走上治學不嚴謹，喜歡主觀臆斷的路線。明末黨爭激烈，自我主義泛濫沒有王陽明的責任嗎（東林黨人大都是王陽明信徒）？
而朱熹理學則是注重格物致知（格物窮理），強調邏輯分析。朱熹思想閃耀著理性的光輝，往深處發(fā)展就將產生現代科學的萌芽。其哲學背景是南宋偏安一隅，需要向內尋求，“存天理，滅人欲”就是教育人民要安守本分，在這種思想傾向下，南宋理學走上了注重分析論證的道路?！鞍遵R非馬”之問是中國邏輯學的產生的事例。但印度《因明學》作為邏輯學傳入中國，邏輯學才在宗教領域得到傳播，但總體上來說，中國邏輯學發(fā)展是不夠的?？催^《幾何原理》的，都會承認中國在邏輯學上與古希臘文明存在的差距。從思維發(fā)展水平上，未能運用阿拉伯數字和字母符號進行學術研究也是制約明代中后期中國人思維水平躍遷突破了在數理科學落后于西方，進而科技落后的重要因素。
有種說法，中醫(yī)“只見森林，不見樹木”，西醫(yī)“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這個說法，雖有些偏頗，但從某種角度反映了中西思維方式的側重點的不同。筆者認為，這大概因為中國是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科舉教育傾向于培養(yǎng)通才，必然產生博的傾向，精細化不夠。西方多為城邦國家，工匠思維和“隱形冠軍”意識，引導人的思維走向精細?，F代大學的分學科，使得這一傾向更加明顯。
朱熹是比較主張治學要“博而約”的，他曾批評呂祖謙學問博雜。但是朱熹的學問受到中國方塊字書寫習慣的影響，也還是不能發(fā)展成為現代科學，但是朱熹“窮理”的精神，在近年來陽明心學更受歡迎的背景下，我們要更加的重視朱熹理學的價值，不能給朱子扣上“僵化”的帽子。實際上，朱熹理學對于中國人思維是巨大的飛躍，是“源頭活水”，朱熹的心跡是最具追求還原上古先人直覺觀察發(fā)明易學奧旨探索精神的，高舉“致廣大而道精微”的治學取向是很難能可貴的。這就是一些明清理學家更加推崇朱子學的道理，指出陽明心學易誤導人浮夸，違背了認識論規(guī)律（就是知的目的是為了行，到但知與行在實踐上確實存在區(qū)別，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其時代背景，但會誤導人陷入主觀主義，領導們喜歡講“看準了，就要抓緊落實”，問題是世界上的事情真的就一定看得很準？所以，儒家才有“慎微致曲”的思想，這也是我們要反思王安石變法為什么會失敗的重要思想工具）。
中華民族5000年博大精深的文明有非常多閃耀著哲學光輝的思想智慧值得我們去挖掘，去發(fā)現。但從中國近代主流意識形態(tài)，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看，都不太利于發(fā)展出現代科學，科舉制度更多是培養(yǎng)社會治理方面的人才，方塊字，記錄符號的低效又限制了中國數理科學的發(fā)展。所以，雖然中華民族是很聰明的，也不乏墨子，以及祖沖之，一行，沈括，徐光啟，楊輝，康熙這些孜孜以求學問的人物和學者，但近代以來在天文，數理化基礎研究和理論體系構建都全面落后于西方，最后又導致科技的落后（李約瑟研究中國有太多眼花繚亂的科技發(fā)明，但更多是工匠技藝和經驗的傳承）。這種落后的直接結果是地理大發(fā)現時代中國錯失良機，引發(fā)后來百年來鴉片戰(zhàn)爭，甲午戰(zhàn)爭等落后挨打的處境，需要我們去深入反思。（個人隨筆待完善，請研究更深入的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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