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駿教授在華東師范大學青年史學社的演講
2020年09月15日 11： 思想周刊/思想者/連載/廣告
無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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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五四運動，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這兩大歷史事件合流促成了近代中國的巨變。這種巨變從另一個方向證明了當時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日趨增長的吸引力。
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吸引力具體從何而來，又為何會日趨增長？對此，前人已有非常多的研究和解釋。但隨著新資料的披露和史學研究觀念的更新，不少問題可以獲得新的推進。
中國智慧歷來重視風俗、風氣和風教。這些“風”似虛卻實，無處不在，影響深入肌理。它們一方面塑造國家與社會的基本結構，另一方面也會成為時代轉折與群體心理變遷的標識。
紅色文化正是從1917年開始吹起，之后成為席卷全國的“大風”。這股“大風”標志著全新時代的到來。
有些人對紅色文化存在錯誤印象，總覺得它有點古板。其實，紅色文化既不是古板的，亦不是僵化的，它初起時的典型特征就是時尚。
這里的“時尚”不是指一般意義的時髦與群趨，而是指相比當時別的文化，紅色文化具有理論內涵和實踐指導的先進性，卻又不是曲高和寡的，而是充分符合時代潮流、引領思想走向，進而得以獲得許多人的支持、認同與信仰。
當然，紅色文化的“時尚”以及“年輕”讓馬克思主義漸入人心，但只是如此恐怕還無法真正落地。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實際狀況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終使得紅色文化完成扎根。
社會主義“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別人好的主義”
1840年后，中國被槍炮、鴉片拖入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之中，屢遭侵略，備受屈辱。屈辱觸動反思，沉淪激發(fā)覺醒。甲午戰(zhàn)爭后20余年，各種救國思路和實踐層出不窮，如變法救國、立憲救國、法政救國、教育救國、實業(yè)救國等。這些救國思路和實踐，為之后紅色文化的傳播做了鋪墊、奏了前曲，是中華民族從沉淪到復興之歷史過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這些思路和實踐也存在重大的結構性缺陷，即對那個以帝國主義國家為絕對主導的，以戰(zhàn)爭、侵略、殖民、掠奪為基本特征的世界秩序沒有根本反思，遑論重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
由于對這一基本前提的忽略，導致那些救國者再如何強調富強，也僅是少數(shù)人的富強，而和中國大多數(shù)人無關，甚至要以犧牲大多數(shù)人的富強為代價。
如何才能真正救國？如何才能改變舊世界的不公秩序？反思開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比如，瞿秋白說：“世界人類的文化至歐洲大戰(zhàn)而大破裂，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毒癥暴露，以后的發(fā)展若不改趨向，非走到絕地不止?！边@番話表明，列強瓜分世界的廝咬血斗，進一步刺激有識之士在全球大視野里考慮中國問題、厘清中國道路。
當時，一部分先進知識分子在考慮和厘清后找到的答案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認同、援引與追求。因為馬克思主義天然地具有全球性，也天然地關注大多數(shù)人，提供了建構新世界秩序的理論基礎和行動指南。
1920年，毛澤東提出“改造中國與世界”。這一雙重改造秉持的就是世界主義。它不是舊世界里列強的霸凌主義，而是“四海同胞主義”，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別人好的主義，也就是社會主義。
由此，先進的紅色文化不斷重塑時代風氣，不斷促成許多知識分子心理上的轉折。在此過程中，對蘇聯(lián)的態(tài)度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1917年之前，中國人認知的革命模板除了傳統(tǒng)的湯武革命，無外乎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其中，法國革命以其現(xiàn)代性和相對的徹底性尤為具有吸引力，辛亥革命似乎也成為中國版的法國革命。
但革命之后，中國的根本問題沒有獲得解決：國家依然沒有地位，社會依然缺少變化，文明依然未得改造。滿目的問題讓人們心憂如焚，卻又毫無頭緒。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fā)，蘇維埃政權建立。俄國是列強中的弱國，卻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勞工農民走到了前臺、當上了主人。這一看似不可思議的事實讓馬克思主義不再停留于紙面，而成為具象的、可模仿的東西，中國道路從此有了合適的選項。
從那時起，“蘇聯(lián)”這一符號不僅成為紅色文化的象征，更贏得了當時大多數(shù)關注中國命運之人的肯定。比如，傅斯年就說：“一年以來，我對于俄國的現(xiàn)狀絕不抱悲觀。我以為這是現(xiàn)代應當有的事情。將來無窮的希望，都靠著它做引子?！?1926年胡適考察蘇聯(lián)后，也不得不承認“此間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說有理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家”。
胡適和傅斯年的政治傾向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很多時候甚至是“激烈地反對”。正因為如此，他們對蘇聯(lián)的正面評價就更值得注意，充分說明紅色文化對當時中國人具有的強大吸引力。
一批批“90后”和“00后”成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軍
先進時尚的紅色文化吸引著中國人，其中的主力無疑是當時的年輕一代。
據(jù)相關史料統(tǒng)計，截至1923年6月，全國小學生數(shù)量為6601802人，中學生數(shù)量為182804人，專門學校學生數(shù)量為34880人，合計680多萬人。這一人群的規(guī)模與當時人口總量相比不算大，但相較于此前的學生數(shù)字已有突飛猛進的增長。
而且，數(shù)字本身只說明“學生世界”的一部分特征，更重要的是數(shù)字背后：一批批年輕人從鄉(xiāng)村、市鎮(zhèn)來到省城、都市，一批批年輕人在學校和城市公共空間里交匯群聚，一批批年輕人在資訊最為流動、思想最為活躍的地方與紅色文化接觸。
紅色文化的傳播推動中國青年進入各種各樣的組織，尤其是與革命相關的組織，并成為組織里的中堅力量。中國共產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人員構成就是如此。
1921年，參加中共一大的代表13人，平均年齡28歲。1922年，中國共產黨上海地方執(zhí)行委員會兼上海區(qū)執(zhí)行委員會成立，委員、候補委員16人，平均年齡26歲。1922年，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第一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12人，平均年齡23歲。用今天的話來說，這些人大多是當時的“90后”“00后”。
以上數(shù)字和比例都說明，紅色文化對年輕人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和親和力。在紅色文化的召喚下，這些年輕人成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軍與后備隊。由此，初步塑造了中國革命的獨特風貌。
第一，中國革命既是有朝氣、有理想的革命，又是能務實、有目標的革命。
這種兼而有之的特點，在與其他政治組織的比較中可以看得更為清楚。相較于當時的國民黨，共產黨沒有自清末遺留下來的歷史包袱，顯得很有朝氣。
相較于當時的青年黨，共產黨走出了狹隘的國家主義，考慮的是全人類的命運與前途，更加有理想。與無政府主義者比較，共產黨人更加務實、更有目標。他們追求的世界大同，并非虛幻縹緲的目標，而是經由一步一步改造、一步一步建設出來的世界大同。
第二，中國革命是能夠自我反思、不斷學習的革命。
20世紀20年代干革命的年輕人，絕大部分不屬于典型意義的工人階級，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無產者。他們多為知識分子，相當一部分屬于小資產階級。如果單純從階級屬性出發(fā)，由這批人來領導革命從理論上來說并不是最合適的。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奮斗，在最初階段就全力以赴地與工農相結合、與人民在一起。由此，一舉成為推動中國社會整體性變革的“普羅米修斯”。
1924年5月，惲代英號召青年學生趁著暑假“與占中國人口最大部分的農民相接近”。接近農民有許多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與他們談話，在談話時間，不要自己說得太多了，不要用很多他們不懂的名詞，不要說駭人的話把他們嚇得不敢親近了。最好是少說，多問詢他們，讓他們多說，從中學習他們的生活狀況，研究他們說話時所用的話頭與格調，亦研究他們的思想和他們所覺得的問題?？傊拔覀円逃r民，先讓農民來教育我們”。
這樣接近人民的方式，無疑在黨內和團內形成了風氣、構成了傳統(tǒng)。由此，中國共產黨不懼因年輕而犯下的錯誤，也逐步扭轉了種種不足，并在反思和學習中不斷發(fā)展壯大。
傳統(tǒng)“天下”觀念與舶來的馬克思主義相連相通
我曾對紅色文化在江南地區(qū)落地的史實和機制進行過分析。在此基礎上，可以進一步圍繞“中國元素”與紅色文化落地的關系展開討論。
簡而言之，和紅色文化最有關系的“中國元素”可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中華傳統(tǒng)文明，另一個部分是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實際狀況。
從中華傳統(tǒng)文明來說，其中確有不少元素可以與舶來的馬克思主義相連相通。目前，最需厘清的是“天下”觀念與馬克思主義的聯(lián)系。
20世紀之前，在中國人的觀念世界里，“天下”占據(jù)中心位置。今日通用的“世界”，在當時一般只在佛典意義上使用。今天，經常有人將“天下”與帝王統(tǒng)治聯(lián)系，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類。其實，“天下”有政治概念的內涵，有地理概念的內涵，但歸根結底是一個文化概念。
它是古代中國人特有的一種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卻又不僅僅屬于族群意義的中國，而屬于普天之下的所有人。正所謂，“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由于既是中國的又是世界的，所以“天下”觀念不是落實于帝王，而是落實于蒼生。
這一點最明顯地表露在顧炎武對“亡國”與“亡天下”的辨析中。在顧炎武看來，“亡國”（改朝換代）是肉食者（君臣）考慮的事；“亡天下”是“匹夫與有責焉”。一旦“亡天下”，文化消逝，仁義充塞，將產生“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的局面。所以，“天下”的著眼點是人，是天下蒼生。
如果理解了“天下”落實在蒼生，也就能理解它為何能與馬克思主義相聯(lián)系。馬克思主義可發(fā)展于一國，但絕不局限于一國。它是全球的，屬于大多數(shù)人，尤其是勞苦大眾?！疤煜隆庇^念也是如此，發(fā)展于中國，但不局限于一國、一族。所謂家國天下，從其順序就能看出一方面互相聯(lián)系、另一方面彼此遞進。
“天下”在價值層級上高于國家，并作為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系于普遍的民生，關乎全人類。在這個意義上說，紅色文化在中國的落地幾無窒礙，因為“天下”觀念已成為中國人接受紅色文化的既存狀態(tài)。
從20世紀20年代的實際狀況來看，一個顯而易見的悖論是當時的中國并不具備馬克思原典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條件，卻在實際歷史過程中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這個悖論是矛盾的，也是深刻的。中國革命成功的要訣，也正在于此。
從原典出發(fā)，社會主義革命在資本主義高度發(fā)達的狀態(tài)下才有發(fā)生的可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產業(yè)工人。這兩大條件在當時的中國一個也不具備。那么，中國為什么能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關鍵在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比如，對階級斗爭原理的中國化把握。階級斗爭是革命的一個基本原理，但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如果機械地照搬階級斗爭原理來干革命，一方面找不到革命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革命的敵人也會多如牛毛。因此，在革命實踐中，我們黨對各階級的分析不是機械的、簡單的，而是實際的、復雜的。這從黨的早期領導人的文章，尤其是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能得到證明。
正因為我們黨的階級分析是實際的、復雜的，同時中國革命的第一步是追求民族獨立，所以我們黨對“中間力量”即革命可聯(lián)合力量的判斷也是靈活的、隨局勢而動的。
再如，馬克思主義的許多論斷和原理都植根于18世紀、19世紀的歐洲大陸。它們顯然不能簡單地挪用到中國革命實踐中。因此，在諸如民族自決等問題上，我們沒有采取俄國那樣的方式。這是符合中國實際的，也有助于中國革命的推進。
需要強調的是，在中華傳統(tǒng)文明與外來主義相連相通、紅色文化落地扎根的過程中，上海扮演了重要角色。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文化出版重鎮(zhèn)，上海是全國的馬克思主義傳播高地。中國共產黨誕生在上海，也是由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和上海的獨特地位所決定的。由此，紅色文化始終充滿生機和活力。
思想者小傳
瞿駿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副院長，入選中央組織部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第四批）、上海市“曙光計劃”及華東師范大學“紫江優(yōu)秀青年學者”，擔任上海歷史學會副秘書長、上海東方青年學社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