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焦鵬帥，四川大學翻譯學博士，西南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成都譯協(xié)理事，四川九三創(chuàng)新研究院成都分院研究員，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中譯翻譯文庫”編委，2017-2018教育部公派美國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訪問學者，四川省海外留學高層次人才。在《中國翻譯》《外國語》《外語研究》《中國比較文學》《外語教學》《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上海翻譯》《翻譯季刊》《外語學刊》《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等學術刊物和國家級網(wǎng)站《新華網(wǎng)》和《光明網(wǎng)》上發(fā)表各類學術論文40余篇。
焦鵬帥博士新著（2020年）封面
亞馬遜有售，鏈接如下：
https://www.amazon.com/-/es/%E7%84%A6%E9%B9%8F%E5%B8%85/dp/7105161191
著作簡介：
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是20世紀美國最杰出、最受歡迎的詩人之一，其詩歌不僅在美國有廣大的讀者，在中國同樣擁有不少的知音。他雖為現(xiàn)代詩人，卻沿襲傳統(tǒng)英詩的格律，提倡“口語入詩”、平民化創(chuàng)作，近取諸身，遠涉他物，形成了其“樸實深邃”的獨特詩風，與同時代的艾略特形成了美國詩歌的兩大不同風向標。他一生獲得多項殊榮：曾連續(xù)四次贏得美國普利策獎，是唯一一位被邀請參加美國總統(tǒng)就職典禮并朗誦自己的詩歌的美國詩人，被譽為美國文學中非官方“桂冠詩人”等等。國內對其詩歌的研究已取得豐碩成果，但對于其詩歌在中國的譯介過程及各譯本研究卻零散粗淺。這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空間和契機。本論文即著眼此空白，對弗詩在中國的譯介過程（特別是1949年以前的譯介史的梳理）、各譯本翻譯質量、各譯本讀者接受度以及對我國文學、特別是新詩創(chuàng)作的影響進行了全面而又細致的研究。
全書共五章。第一章先歷時地介紹了弗氏的生平及主要詩歌成就，然后對其三個主要詩歌理論——“意義之音”、“詩是實際說話之語音語調的復制品”和“隱喻即詩歌的全部”進行追根溯源探究，多角度、多層面對這三個理論進行了審視，指出其在詩歌及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理論成就正是本文研究的意義之所在。
第二章根據(jù)弗詩在中國譯介的實際情況，將弗詩在中國的譯介分成四個階段：1949年以前，1950-1979， 1980-1999和2000年以后至今的新世紀。利用大成老舊刊全文數(shù)據(jù)庫對弗羅斯特詩歌在中國的譯介史進行了詳細、完整地梳理，糾正了一直以來學界認為方平譯《幫工之死》是弗詩在中國最早的譯作的錯誤結論，發(fā)現(xiàn)最早的弗詩漢譯本是施蜇存于1934年發(fā)表于《現(xiàn)代(上海1932)》第5卷第6期.（1199-1201）上的三首弗詩譯文：《我的十一月來客》、《刈草》和《樹木的聲音》。在此基礎上，從譯者主體、意識形態(tài)、社會文化、翻譯倫理、復譯、全譯與變譯等方面總結了每個歷史時期弗詩翻譯的特點。
第三章選取十一個主要弗詩譯本，以每位譯者的代表作和非代表作各一篇為考察對象，進入文本，比對原文，結合譯者的相關論述，采用譯者訪談這種口述歷史的方式，通過與譯者“比肩思維”，盡量客觀公正地對每個譯本做出評價，同時對弗詩譯介過程中反映的英詩漢譯策略模式進行了分析與總結，指出對原文的敬畏，盡量再現(xiàn)原詩的音形義是弗詩翻譯的主流，而對弗詩文本操控則是少數(shù)譯者在特定語境下為了實現(xiàn)其特定非文本目的——再現(xiàn)“詩意”而進行的文本行為。
第四章在上一章文本對比分析的基礎上，通過讀者問卷的方式，對所得數(shù)據(jù)進行匯總統(tǒng)計，實證調查讀者對英詩漢譯相關問題的期待并對文中所述主要譯本的接受度排名。通過讀者對所設14個一般性問題和10個弗詩代表作的若干不同譯文的回答和評判，進一步驗證第三章筆者從文本對比角度對每個譯文的評價，同時補充普通讀者對各譯本的認知與接受，以使筆者基于原譯對比的分析與普通讀者的審美偏好形成相互參照，盡量還原每個譯本的真實價值。
第五章探討弗詩在中國文學中的影響。指出弗詩在譯入語中的經(jīng)典化過程中的文本內、文本外因素：其本身的藝術價值與思想內涵及外部的譯者、詩學傳統(tǒng)、贊助人、意識形態(tài)的綜合作用，使其譯文在漫長的時間檢驗中被認可，被經(jīng)典化。同時通過徐淳剛、西渡和呂德安三位主要新時期詩人的具體創(chuàng)作案例，指出弗詩對中國新詩的理論與創(chuàng)作實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些影響通過文本的挪用、變形、化引等手段表現(xiàn)出來。弗詩在中國文學中的影響離不開一代代譯者、學者的努力，這種努力使弗詩由單純英語文學遺產，跨越國界，轉變成中國文學中的翻譯文學，與中國文學融合，成為其一部分。一代代譯者、學者、詩人對弗詩的翻譯、評論與化引，已不僅僅是一種文本行為，而是一個文化建構的過程。弗詩在中國翻譯文學中的地位從邊緣到中心，由非經(jīng)典到經(jīng)典，影響著中國文學系統(tǒng)，特別是新詩的創(chuàng)作與發(fā)展。
最后結論部分對上述各章內容做了總結和未來研究的展望。
述評結合，比肩思維
——序焦鵬帥博士《弗羅斯特詩歌在中國的譯介研究》
曹明倫
弗羅斯特（Robert Frost, 1874–1963）被稱為“美國第一流的詩歌天才”[①]、“美國詩歌新時代的領袖”[②]、“20世紀美國最優(yōu)秀的詩人”[③]和“真正被世界公認的杰出詩人”[④]。1957年，T. S.艾略特在倫敦詩歌界為弗羅斯特舉行的一次宴會上說：“詩中有兩種鄉(xiāng)土感情，一種使其詩只能被有相同背景的人接受……另一種則可以被全世界的人接受，那就是但丁對佛羅倫薩的感情、莎士比亞對沃里克郡的感情、歌德對萊茵蘭的感情、弗羅斯特對新英格蘭的感情”[⑤]。證之以弗羅斯特詩歌在中國的譯介、接受和影響，艾略特此言可謂不謬。弗羅斯特詩歌在中國的譯介活動已有近百年歷史，《牧場》《割草》《補墻》等詩篇早已被中國讀者所熟知，《未走之路》等譯詩則長期入編海峽兩岸的中小學語文課本。
筆者早年曾翻譯出版過一冊薄薄的《弗羅斯特詩選》（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本世紀初又翻譯出版了弗羅斯特一生創(chuàng)作的全部詩歌437首共16467行。拙譯《弗羅斯特集》（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出版后，為配合推介該書，《中國圖書商報》的時蘊編輯約我寫一篇介紹性的短文，我當即按要求以《我譯弗羅斯特》為題寫了篇不足千字的小文章，文章后來以《譯者言》為題發(fā)表在該報2002年11月8日“書評周刊”版。我在那篇短文中說：“我國對弗羅斯特詩歌的翻譯可以追溯到上世紀40年代，據(jù)著名翻譯家方平講，他翻譯的《幫工之死》曾于1948年發(fā)表在臧克家先生主編的《文訊》月刊。新時代的中國讀者從上世紀80年代初就開始零星地讀到弗詩，，但對弗詩稍有規(guī)模的翻譯則集中在80年代中后期?！边z憾的是，盡管我寫的只是篇報刊短文，盡管我說明了文中所介紹的內容是“據(jù)我了解的情況”，但后來有人撰寫學術文章（如2007年發(fā)表的《近十年來國內的弗羅斯特研究綜述》和2009年發(fā)表的《當代中國弗羅斯特研究綜述：1948–2008年》時，似乎都根據(jù)我那篇短文，把方平翻譯《幫工之死》當作了中國“譯介”弗羅斯特詩歌的起點；連2006年12月出版的《中國翻譯通史》也說：“他（弗羅斯特）的作品主要于80年代才譯介到中國，最早是1986年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弗羅斯特詩選》”，并說“目前在我國尚未見全譯本”[⑥]。
焦鵬帥博士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上述訛誤，并立志補闕拾遺，糾偏匡謬，為中國讀者和學界展示弗羅斯特詩歌在中國譯介的真實歷史。他為此而深入史料，披沙揀金，追本溯源，探賾索隱，指迷釋惑，從弗詩本體、詩論、譯史、典型譯本對比、讀者對譯本的接受、譯本的經(jīng)典化過程以及對中國新詩創(chuàng)作的影響等諸多方面進行系統(tǒng)化研究，積數(shù)載之功，著成《弗羅斯特詩歌在中國的譯介研究》。就理論價值、史料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而言，這部新著有以下可稱道之處：
一、發(fā)現(xiàn)中國對弗羅斯特的介紹早于對弗羅斯特詩歌的翻譯，確認了中國介紹弗羅斯特的第一人是畢樹棠（1900–1983），翻譯弗羅斯特詩歌的第一人是施蟄存（1905–2003）。1924年，在弗羅斯特成名僅11年之后，畢樹棠在朱天民主編的《學生雜志》第11卷第11期上發(fā)表了《現(xiàn)代美國九大文學家述略》一文，其中用900字的篇幅介紹了弗羅斯特的身世及其當時已出版的三本詩集：《童志詩》（A Boy's Will，今譯《少年的心愿》）、《北波士頓》（North of Boston，今譯《波士頓以北》）和《山間集》（Mountain Interval，今譯《山間低地》），并稱弗羅斯特的詩歌風格是“新舊式并作”。1934年，施蟄存在其主編的《現(xiàn)代》第5卷第6期上發(fā)表了他翻譯的《現(xiàn)代美國詩抄》30首，前三首即為弗羅斯特的《我的十一月來客》（My November Guest）、《刈草》（Mowing）和《樹木的聲音》（The Sound of Trees）。這些確認和發(fā)現(xiàn)糾正了此前關于弗詩譯介起點的不確說法，填補了弗羅斯特詩歌譯介研究中的空白。
二、作者從不同時期10個弗詩漢語譯本中挑選代表作和非代表作各一首，進行深入細致的文本對比分析，結合對譯者的訪談，對其翻譯質量、翻譯風格、翻譯策略進行了總體評價和總結。從方法論上講，作者擺脫了僅僅依靠文本分析的主觀性和片面性，通過口述歷史，讓譯者在場，與譯者比肩思維，以歷史的眼光從譯者的認知和審美情感出發(fā)去審視和評議譯作，揭示譯者翻譯弗詩背后不為人知的幕后故事和當時的考慮，述評結合，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譯本質量。在當今翻譯史研究多只述不評（美其名曰“描述性翻譯研究”）的大環(huán)境下，這種述評結合、與譯者比肩思維的研究尤為可貴。
三、作者還憑借讀者問卷調查和“雙盲測試法”等實證研究方法，對弗詩主要的中文譯本進行讀者反應調查，得出各個譯本在讀者中的接受度排名，在此基礎上對其中折射出的英詩漢譯策略進行反思，從實證研究進一步推進到理論思考的高度。
四、作者首次探討了弗羅斯特詩歌對中國現(xiàn)代詩歌創(chuàng)作的影響，分析了弗詩中文譯本經(jīng)典化過程中的文本內及文本外因素，指出弗詩文本內包含的藝術價值和思想內涵與文本外的譯者、詩學傳統(tǒng)、贊助人、意識形態(tài)的共同作用，使其中譯文在漫長的時間檢驗中被認可，被經(jīng)典化。與此同時，作者通過徐淳剛、西渡和呂德安三位新時期詩人的具體創(chuàng)作案例，分析了這些詩人對弗詩譯文文本的挪用、變形、化引等表現(xiàn)手段，展示了弗詩對中國新詩的理論與創(chuàng)作實踐產生的深遠影響，弗詩對中國現(xiàn)代詩歌的影響離不開一代代譯者、學者的努力，這種努力使弗詩由單純英語文學遺產，跨越國界，轉變成中國文學中的翻譯文學，與中國文學融合，成為其一部分。一代代譯者、學者、詩人對弗詩的翻譯、評論與化引，已不僅僅是一種文本行為，而是一個文化建構的過程。弗詩在中國翻譯文學中的地位從邊緣到中心，由非經(jīng)典到經(jīng)典，影響著中國文學系統(tǒng)，特別是新詩的創(chuàng)作與發(fā)展。
總而言之，該著以新的研究視角，用新的研究方法，有新的研究發(fā)現(xiàn)，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史料價值和顯著的現(xiàn)實意義。
我對焦鵬帥博士的著作即將付梓表示衷心的祝賀。希望作者能夠借專著出版之東風，在翻譯研究領域繼續(xù)耕耘，取得更為豐碩的成果。
是為序。
2019年仲夏于四川大學
[①] Ronald Gottesman et al.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1st Edition, Vol. II.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9, p. 1099.
[②] Louis Untermeyer. New Enlarged Anthology ofRobert Frost’s Poems.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71, p. 10.
[③] Marcus Cunliffe. The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Ltd., 1967, p. 263.
[④] Robert Graves. “Introduction to In the Clearing”, in Robert Frost: In the Clearing.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2, p. 9.
[⑤] Poirier, Richard & Mark Richardson. Robert Frost: Collected Poems, Prose and Plays.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 1995, p. 952.
[⑥]見《中國翻譯通史》（現(xiàn)當代部分第二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39–740頁。
－END－
國際漢學研究與數(shù)據(jù)庫建設
開通于2017年3月9日
是一個開放的公眾平臺
期待更多學者
在平臺推送作品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