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為一個研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的學(xué)者，我最有興趣的題目是中外文化的交流。英國文學(xué)是我在大學(xué)時代的主修科目，因此我一直對它存有一份懷舊之情。英國文學(xué)如何與中國文學(xué)發(fā)生文化交流的關(guān)系？這是一個大題目。編者約稿，我只能大題小做，從我目前研究的大項目中挖出一小題目來獻丑，那就是晚清到民初（約自1895 至1915年）的翻譯小說，以英國維多利亞時代（1837—1901)的作品居大多數(shù)。這些小說，有的是公認的經(jīng)典作家，如狄更斯，然而更多的當年流行的通俗小說，在英國的通俗雜志如London Illustrated News, The Strand等連載后，立刻傳到中國。當年上海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國際大都市，所以這些雜志和內(nèi)中的訊息資料，上海的讀者（至少懂英文的讀者）并不陌生，否則也不可能在世紀之交的十幾年間出現(xiàn)那么多的中文譯本，特別是當年最流行的“福爾摩斯探案”，可謂家傳戶曉。
清末民初的翻譯者大多是略通外語的文人，也是小說作家，他們在報紙和雜志上寫稿為生，社會地位不高。地位最高也最有名是林紓（林琴南），他完全不懂外文，必須靠口述者合作翻譯，竟然出版了一百八十多種翻譯小說！此外還有包天笑、周桂笙、周瘦鵑、陳景韓（筆名冷血）、嚴獨鶴等人，大多被學(xué)者歸類為“鴛鴦蝴蝶”派的作家。他們之中有的人也懂一點日文，所以文本的另一個來源是日本，不少英文小說是從日文轉(zhuǎn)譯過來的。
除了偵探小說之外，當年中國讀者最喜歡看的翻譯小說大抵屬于所謂的“言情小說”（或曰“寫情小說”），大多出自通俗作家——特別是女作家——之手，他／她們在維多利亞時代也紅極一時，如今卻無人問津了。當年的熱門變成現(xiàn)在的冷門，只剩下少數(shù)研究此道的學(xué)者還有興趣，我是其中之一。但是在研究的過程中遇到不少難題，這些難題，其實并不完全需要學(xué)術(shù)研究或理論才能解決，所以要藉這篇短文向喜歡此類作品的現(xiàn)代“粉絲”——如果還有少數(shù)“幸存者”的話——請教和求援。
且讓我引一本上海的通俗雜志《月月小說》在1906年列出的“英國近三十年中最著名之大小說家”——注明是“以社會歡迎之多寡為序”——作為例子（括號內(nèi)英文名為我所加）：
Charles Dickens
W. M. Thackeray
Hall Caine
Miss Marie Corelli（高蘭麗女史）
Walter Scott
Bulwer Lytton
Rudyard Kipling
J. M. Barrie
Mrs. Humphrey Ward
Robert Louis Stevenson
Arthur Conan Doyle 陶高能 （著福爾摩斯偵探案者）
Stanley Weyman
Charlotte Bronte
Anthony Trollope
I（Israel） Zangwill
Mrs. Henry （Ellen）Wood
Charles Reade
Charles Kingsley
Henry James
George Meredith
Thomas Hardy
Mrs. （Mary Elizabeth） Bradden
E. F. Benson
這個名單上23位作家的排行榜，以現(xiàn)在的眼光看來，最明顯的特色就是“雅俗并置”，領(lǐng)銜的狄更斯可以說是維多利亞時代最著名的作家；排在第二位的Thackeray（薩克雷），至少英文系的學(xué)生都知道，他的小說《名利場》（Vanity Fair）是我在臺大外文系二年級必修課的教材。然而排名第三和第四位的Hall Caine 和 Marie Corelli 到底是何許人也？更妙的是：這個名單中只有兩位作家附有中文名字：一位是寫福爾摩斯探案的鼎鼎大名的作家陶高能（現(xiàn)譯柯南道爾），另外一位“高蘭麗女史”到底是誰？而且名列第四！為什么女作家中只有她有中文名字？是不是當年的編者對這位“高蘭麗女史”情有獨鐘？或是在那個年代她的大名在中土也早已如雷貫耳？
除了她之外，諸如Hall Caine，Mrs. Humphrey Ward，Stanley Weyman，Israel Zangwell，Charles Reade，Mrs. Mary Bradden，E. F. Benson等這些名字現(xiàn)在都很陌生，而在當年卻是暢銷作家。他／她們和現(xiàn)在公認為是經(jīng)典作家如Scott（林琴南譯為司各特）, Kipling（吉卜靈），Stevenson（史蒂文生）,Bronte（布朗蒂）, James（亨利·詹姆斯）和 Hardy（哈代）齊名并列，當時的英國和中國讀者和譯者也沒有歧視，這是一個文學(xué)翻譯的普遍現(xiàn)象和事實，古今皆然。根據(jù)一位印度學(xué)者的研究，這個情況，在印度也是如此，以上所舉的這些作家，不少人也深受印度讀者歡迎。
二
我面臨的一個更棘手的問題是：這些暢銷作品是否在中國已有譯本？是否也很流行？我曾經(jīng)研究過一位這個名單上漏掉的英國暢銷作家哈葛德（Sir Henry Rider Haggard），他的作品林紓翻譯的最多，有二十多本，一半以上是探險小說（如King Solomon’s Mines, She），另一半?yún)s是屬于“言情小說”之類。前者是哈葛德的拿手好戲，后者卻非他所長，寫了這么多本，顯然是當時通俗文學(xué)的風(fēng)氣使然。經(jīng)過林紓的生花妙筆的渲染，哈葛德變成了清末最有名的英國作家之一，被中國讀者視為巨擘。而現(xiàn)在呢？他的書很少人看了, 因為當今“政治正確”的學(xué)者說他宣揚大英殖民主義。然而他的小說故事卻在好萊塢的電影里（如Indiana Jones，Mummy）借尸還魂。
哈葛德寫過一本言情小說：Joan Haste，不是他最好的作品，在英國也不特別流行，但是到了中國卻大行其道，竟然有兩三種中譯本。早期包天笑的譯本刪節(jié)很多，特別內(nèi)中女主角未婚而懷孕的一段，為了顧及道德問題，被刪除了，然而后來林紓的譯本卻把這段原原本本譯了出來，而林紓一向被公認是一位極重道德的保守主義者。這段學(xué)界盡人皆知的“佳話”，卻引起我想要探索的另一個問題：通俗小說在英國和中國是否非要“道貌岸然”，必須維護社會的道德尺度，才能暢銷？我認為恰恰相反，越是受讀者歡迎的作品，內(nèi)中僭越常規(guī)的因素越多，然而卻隱藏在一個“煽情式”（melodrama）的情節(jié)模式之中，變成了一種“壓抑”。
英國學(xué)者Louis James把煽情式的小說歸類為“Sensation Novels”，也就是有刺激性的小說，用晚清譯者的說法，就是“奇情小說”。這個“奇”字，在當時的語境里頗為曖昧，含有“神秘”或“奇怪”的味道， 研究維多利亞小說的外國學(xué)者，稱之為“Gothic”（只好直譯為“哥特”），有時候故事情節(jié)還牽連到鬼怪。中國通俗文學(xué)中的鬼怪故事也很多， 但是這種維多利亞式的鬼怪故事，多發(fā)生在室內(nèi)——即是在貴族或中產(chǎn)家庭的大宅內(nèi)發(fā)生的不足為外人道的“怪事”，關(guān)鍵在于作者在敘事的過程中如何處置它？最著名的例子就是Charlotte Bronte的小說 Jane Eyre（中譯《簡愛》）中住在閣樓上半夜作怪的“瘋女人”。用當代女性主義的說法，她代表了一種被道德規(guī)范壓抑下的“不軌”和僭越，在當時的維多利亞家庭價值中紓解，或于主流的價值系統(tǒng)不合，或是像瘋子之類的人物被置于價值系統(tǒng)之外，無法擱置，只好放在“閣樓”上卻像從跨文化的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中國民間的儒家道德制度， 如“三綱五常”或“三從四德”難道不也含有大量的欲望受壓抑的成分？《白蛇傳》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否則魯迅也不會一連寫兩篇論“雷峰塔的倒掉”的雜文。
除了《簡愛》之外，還有其他類似的“哥特”煽情小說嗎？是否還有其他和女性有關(guān)的主題？這就是我對高蘭麗”女史（把她尊稱為“女史”，意思就是“才女”）感到好奇。她的大名也赫然出現(xiàn)在當年印度的圖書館名單之中。上述名單中還有另外三位夫人：Mrs. Humphrey Ward, Mrs. Henry Wood 和Mrs. Bradden, 到底是何許人也？她們的作品內(nèi)容是否含有類似的煽情情節(jié)？這類小說在英國暢銷的原因何在？是否體現(xiàn)了維多利亞時代中產(chǎn)階級的價值系統(tǒng)？當這些價值被移植到中國的文化語境之后，是否在共鳴的同時也提供了新的“刺激”，甚至“越軌”的可能性，所以才會暢銷？這一些假設(shè)，都有待求證，對文本和翻譯仔細對照研究后，才能定案。到目前為止，幾乎所有研究晚清翻譯小說的學(xué)者，都無法看完這上千本的小說，何況有的還不全是翻譯，而是“再創(chuàng)作”。
三
目前研究這個題目的海峽兩岸華人學(xué)者（大多是研究一兩本小說）的公論是：此類英國言情小說的故事情節(jié)和人物刻畫──特別是女主人翁──很容易融入中國文學(xué)傳統(tǒng)中的“才子佳人”模式，因而受到中國讀者的歡迎。我卻要進一步追問：一種語文被翻譯成另外一種語文，難道只能乖乖地依附在其文學(xué)傳統(tǒng)之中嗎？翻譯必然也有“誤讀”的成分，而“誤讀”不見得都是壞事，有時反而把一本普通的作品重新解釋，使原典脫胎換骨，變成了新的作品，更有價值，甚至對一個轉(zhuǎn)型期（如晚清）的社會價值和風(fēng)氣，有所沖激和影響。晚清時代的中國在政治和文化上經(jīng)歷了千古未有的劇變，外來的文化經(jīng)過殖民主義的勢力，流傳到了中國。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外來文化本身也被本土的文化改頭換面了，它原有的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說不定也被顛覆。無論如何，我一直認為晚清的翻譯小說應(yīng)該算是中國文學(xué)的一部分，是雅是俗，是好是壞，都為這個時代的文化開創(chuàng)了一個文學(xué)上的新紀元。
至于這位“高蘭麗女史”是誰？我目前還在探索之中——用探案的方式， 一步一步地摸索求證，像福爾摩斯一樣。好在現(xiàn)今有互聯(lián)網(wǎng)，英文材料在網(wǎng)上不難找到，目前我收集的資料顯示：她是維多利亞時代極有名的暢銷作家，連維多利亞女王自己都是她的“粉絲”！而有關(guān)她的中文材料和作品的中譯本呢？網(wǎng)上則付闕如，有待高明人士指點迷津。
本文刊于2017年2月12日《文匯報 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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