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證同條，比類相附”是藥王孫思邈對其所見到的《傷寒論》傳本進行重新整理與編排的方法。
·“究盡病源”——認真研究疾病的病機，然后針對病機，處方用藥，是孫思邈孜孜以求的目標。
·方”與“證”之間“相應”“相對”“對應”“相關”的基礎是病機，若僅根據(jù)患者臨床表現(xiàn)之“證”而應用或隨癥加減中醫(yī)之“方”，則不符合中醫(yī)“辨證審機論治”之靈魂。
“方證同條，比類相附”見于《千金翼方·卷九》孫思邈所撰寫的“序論”，當今學者認為，最早提出“方證相對論”的，既不是明清的“錯簡派”醫(yī)家，也不是日本江戶時代的“古方派”醫(yī)家，而是唐代藥王孫思邈。
事實上，“方證同條，比類相附”只是孫氏對自己是如何整理改編《傷寒論》的概括性說明，與所謂的“方證相應”“方證相對”“方證對應”“方證相關”等沒有絲毫關系。
孫思邈“方證同條”
重新整編《傷寒論》
眾所周知，“方證同條”是孫思邈對其所見《傷寒論》“證”與“方”分開編排的方式進行重新整理的方法。
孫氏十分敬仰和推崇張仲景，認為他是唐以前最著名的醫(yī)學家之一——“春秋之際，良醫(yī)和緩，六國之時，則有扁鵲，漢有倉公、仲景，魏有華佗，并皆探賾索隱，窮幽洞微，用藥不過二三，灸柱不逾七八，而疾無不愈者。”（《備急千金要方·序》），并特別強調(diào)學醫(yī)者必須熟讀和掌握仲景所著的《傷寒雜病論》一書：“凡欲為大醫(yī)，必須諳《素問》《甲乙》……張仲景、王叔和等諸部經(jīng)方。”（《千金要方·大醫(yī)習業(yè)》）
在《千金翼方·卷九》開篇的“序論”中，孫氏較為詳細地敘述了仲景之方在防治傷寒方面的重要性，以及自己如何將其重新編輯并收入《千金翼方》的過程。
孫氏對仲景給予了極高評價，“傷寒熱病，自古有之，名賢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雖然“其方行之以來，未有不驗”，但可惜的是，當時即便醫(yī)術高明的“太醫(yī)療傷寒，惟大青、知母等諸冷物投之，極與仲景本意相反，湯藥雖行，百無一效”。更加令人痛心的是，因“術數(shù)未深，而天下名賢，止而不學”，致使“仆隸卑下，冒犯風寒，天行疫癘，先被其毒”。
正是基于“憫之酸心，聊述茲意，為之救法”的仁人濟世之心，使孫氏決定對《傷寒論》加以重新整理和研究。
孫思邈時代的醫(yī)師之所以對《傷寒論》“未能鉆仰”，甚或“秘仲景要方不傳”的主要原因，是當時流傳的版本，“證”與“方”是分開編排的，即在論述完“證”之后，并沒有將“方”的組成、加減及煎服方法等緊接著敘述，而是將所有的“方”單獨編集在一起。
這樣的編排方法，非常不便于醫(yī)家臨證之時檢用，“舊法方證，意義幽隱，乃令近智所迷，覽之者造次難悟”“尋思旨趣，莫測其致”，以至于“中庸之士，絕而不思”。
北宋王誅從蠢簡中所得“仲景《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本，依然是“上則辨?zhèn)袆t論雜病，下則載其方并療婦人”，宋臣高保衡、孫奇、林億等“遂以逐方次于證候之下，使倉卒之際，便于檢用”。這種做法，實肇源余孫氏的“方證同條”，從“使倉卒之際，便于檢用”系孫氏“須有檢討，倉卒易知”的變通之語中便可得知。
因此，我們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說：孫思邈所見到的《傷寒論》傳本，是“方”與“證”分開編排的。否則，“方證同條”也就沒有任何必要了。
孫思邈認為研究《傷寒論》的目的不是為古而古，而是古為今用：“方雖是舊，弘之惟新?！痹谶@樣的思想指導下，遂有所選擇，有所取舍，刪去了《平脈法》《辨脈法》與《傷寒例》三篇，并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方證同條”的編寫體例。
換言之，鑒于臨床行之有效的仲景之方只是由于“方”與“證”分開編排的緣故，才導致不利于執(zhí)簡馭繁地學習和應用的窘?jīng)r，遂在總體上將同一方的若干條文所述的證候及其主治方劑聯(lián)綴起來，并按太陽病、陽明病、少陽病、太陰病、少陰病、厥陰病的順序，相對集中地合為三陰三陽六病諸篇，使得“意義幽隱”“造次難悟”的《傷寒論》不僅“方證同條”，自成系統(tǒng)，而且頗便于臨床檢索應用，更有利于學習研讀。
同時，孫氏還將“可”與“不可”條文分別以忌發(fā)汗、宜發(fā)汗、忌吐、宜吐、忌下、宜下、宜溫、忌火、宜火、忌灸、宜灸、忌刺、宜刺、忌水、宜水為篇目，列于“傷寒宜忌”之中，把仲景使用汗、吐、下、溫、火、灸、刺、水諸法的條文熔于一爐，使人們對仲景有關治法的使用目的、適應范圍、注意事項及代表方劑等能有比較完整而深刻的理解，從而便于臨床掌握與使用。
以上即孫氏以“方證同條”的方法對《傷寒論》重新加以整理編排的真實過程。
“比類相附”
改編“太陽病篇”
“比類相附”是孫氏在對《傷寒論》的主旨與本義領悟未深的情況下，對“太陽病篇”進行的改編
孫思邈在“披《傷寒大論》，鴻集要妙”的過程中，受《傷寒論·辨脈法》“脈浮而緊，浮則為風，緊則為寒，風則傷衛(wèi)，寒則傷榮，榮衛(wèi)俱病，骨節(jié)煩疼，當發(fā)其汗”的啟發(fā)下，提出《傷寒論》最重要的方劑不過三種：“一則桂枝，二則麻黃，三則青龍，此之三方，凡療傷寒不出之也。其柴胡等諸方，皆是吐、下、發(fā)汗后不解之事，非是正對之法”。
孫氏心目中的“正對”之法，指“療寒以熱藥，療熱以寒藥”（《千金要方·論處方》）。在他看來，既然是傷于寒邪，那么，桂枝湯、麻黃湯、青龍湯三方就足以概之了。
所以，在《千金翼方》“太陽病”篇中，才有“太陽病用桂枝湯法第一”“太陽病用麻黃湯法第二”“太陽病用青龍湯法第三”“太陽病用柴胡湯法第四”“太陽病用承氣湯法第五”“太陽病用陷胸湯法第六”和“太陽病雜療法第七”等“比類相附”的篇目。
遺憾的是，孫氏的工作只限于太陽病，陽明病以下各篇，所做的改動只是“方證同條”而已。
筆者認為，之所以如此為之，客觀地說，主要是孫思邈對《傷寒論》的主旨與本義領悟未深——認為傷寒僅僅指“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于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
“方證相應”的基礎
只能是病機
中醫(yī)是如何治療疾病的，孫思邈在其著作中論述頗多，對我們今天正確理解疾病之“證”與治療之“方”的關系也頗有裨益。
如孫氏在《備急千金要方·序》中說：“雖不能究盡病源，但使留意于斯者，亦思過半矣?！边@與仲景《傷寒卒病論集》中的“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語意相似。
“究盡病源”——認真研究疾病的病機，然后針對病機，處方用藥，是孫思邈孜孜以求的目標。
對此，《千金要方·序例·診候》中明確指出：“夫欲理病，先察其源，候其病機?！薄肚Ы鹨健な持巍ば蛘摗分幸嗾f：“夫為醫(yī)者，當須先洞曉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療不愈，然后命藥?！彼纭肚Ы鹨健て⑴K·熱痢》“凡服止痢藥，初服皆劇，愚人不解，即止其藥不服，此特不可，但使藥與病源的相主對，雖劇但服，不過再三服，漸漸自知。惟非其主對者，慎勿服也”等，均可以作為例證。
總之，“方證同條，比類相附”是藥王孫思邈對其所見到的《傷寒論》傳本進行重新整理與編排的方法，“方”與“證”之間“相應”“相對”“對應”“相關”的基礎只能是病機，若僅根據(jù)患者臨床表現(xiàn)之“證”而應用或隨癥加減中醫(yī)之“方”，則不符合中醫(yī)“辨證審機論治”之靈魂，易入“廢醫(yī)存藥”之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