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惠能禪學對王陽明心學的影響
禪宗六祖惠能大師（638-713）的禪學思想，在傳承印度佛教核心之精神的基礎上，進行了新的契合中國本土思想文化特質(zhì)的革新與發(fā)展，創(chuàng)立了最具代表性的、對后世影響深遠的中國佛教宗派——禪宗，同時大大推動了佛教中國化的進程。其革新之處，集中體現(xiàn)在惠能大師繼承發(fā)揚了早期佛教“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自性清凈，客塵所染”，以及大乘如來藏佛性思想等基本教義，進一步提出“即心即佛”“佛法在世間”“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等觀念。他基于大乘般若空觀，從根本上打破了眾生與佛、入世與出世、此岸與彼岸、世俗與超越之間的隔閡，突顯了“自性”“本心”作為諸法本源的意義，將佛教的終極理想統(tǒng)一于當下現(xiàn)實的世間，把佛教關(guān)注的焦點安立于作為主體的人之上。故而，惠能大師的禪學思想，集中發(fā)揮了佛教“心本”的思想，表現(xiàn)出濃厚的人本主義的色彩，同時也展現(xiàn)出鮮明的“入世”特質(zhì)和人間關(guān)懷?？梢哉f，惠能大師的思想，契應了中國主流文化傳統(tǒng)的“人本”情懷，這也是禪宗得以在中國文化土壤中扎根生長、開花結(jié)果，乃至實現(xiàn)對中國本土文化及民族精神“反哺”的重要原因。
惠能的禪學思想，既是佛教中國化的重要成果，同時也是佛教影響中國本土哲學思想的重要代表。而后者又集中體現(xiàn)在惠能禪學思想對宋明理學基本思想、思維方式與理論框架的影響。在宋明理學的諸儒當中，受惠能大師影響最為深刻者，莫過于明代心學大家王陽明（1472-1529）。學界關(guān)于惠能禪學對王陽明心學影響的研究著述，并不少見。而本文將從本體論、實踐論以及道德教化三個層面來著重論述六祖惠能禪學與王陽明心學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
六祖惠能禪學大體可歸結(jié)為三個部分，即自性論、悟修論與教化論。所謂自性論，是禪宗修行成佛之根本依據(jù)；所謂悟修論，是禪宗學修的法門及解脫的路徑；所謂教化論，即禪宗在自身修行成就基礎上，對眾生生起大悲心、教化利他的大乘菩薩道。同樣，王陽明心學或也可以歸納為三個部分，即良知論、工夫論與教化論。所謂良知論，是王陽明關(guān)于宇宙萬有之本體及成圣依據(jù)的學說；所謂工夫論，是其達致良知的具體實踐路徑；所謂教化論，則是倡揚儒家推己及人，對社會大眾生起仁愛之心與教化之舉的內(nèi)容。
下文，將分別論述六祖惠能禪學的具體內(nèi)容，進而再分析惠能禪學對王陽明之心學思想的影響。
一、六祖惠能的禪學思想
（一）自性論
惠能大師的“自性論”，強調(diào)眾生本來具足清凈自性，眾生與佛的不同在于是否了見本心自性，即迷悟之別。故惠能大師言：“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壇經(jīng)》）正因如此，從本質(zhì)而言，心、佛、眾生三者，是無有差別的。這也是眾生證悟解脫最根本的依據(jù)，是眾生成就無上菩提之可能性所在。在惠能的禪學思想里，自性、佛性、本心、真如、空性、實相等，名詞雖然不同，但本質(zhì)是平等如一的，皆是諸法體性于不同時境、因緣中的表現(xiàn)，是隨緣不變、不變隨緣的萬法之本。故在此意義上，慧能大師說，自性能生萬法，是萬法之源。故《壇經(jīng)》[1]中云：
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jīng)》，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啟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凈；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p>
可見，惠能認為，自性、本心是本來清凈無染的，是離一切生滅相的，是眾生本來具足的性體，更不會因為外緣而動搖，故而乃是一切萬法的根源。對于“自性能生萬法”的真義，惠能大師解釋道：
世人性本清凈, 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切惡事, 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 即生善行。(《壇經(jīng)》)
惠能大師認為, 世人的自性本來清凈空寂, 沒有絲毫染污。萬法雖然生滅無常、善惡差別，但并不妨礙其本質(zhì)的清凈性。故惠能大師言：“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保ā秹?jīng)》）可知，善惡業(yè)果，都是眾生無始以來無明造作所引發(fā)。即便如此，其清凈自性，恒常不失，周遍一切萬法。故惠能大師云：“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保ā秹?jīng)》）這里明顯是受到《楞嚴經(jīng)》如來藏識思想的影響。
（二）悟修論
惠能大師的悟修論，主要表現(xiàn)為“頓悟頓修”的思想。頓悟之義，指能于當下瞬間證悟宇宙的實相真理，對于有情眾生而言，則表現(xiàn)為斷除煩惱塵垢，令自具之佛性彰顯，即“見性成佛”?；菽艽髱熣J為，眾生可以剎那頓悟，入佛境地?；菽艽髱熞部吹剑D悟法門只適合于上根利智的人修持，而對于其他眾生而言，則只能漸契漸修。故《壇經(jīng)》中云：
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
迷來經(jīng)累劫，悟則剎那間。
法無頓漸，人有利頓，迷人漸契，悟人頓修。
惠能大師認為，禪宗頓教法門，不是只悟不修，也不是先悟后修，而是悟到的同時即能修到，即所謂頓悟頓修。其具體實踐方法為般若觀照，惠能大師說：
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ā秹?jīng)》）
所謂般若觀照，是空性之智慧，反觀自我內(nèi)在之妄心，從而消除無明煩惱、實證空性、達至佛境。
（三）教化論
教化論，是自利利他、自度度他大乘菩薩慈悲精神的體現(xiàn)?；菽艽髱熢鴦翊蟊姲l(fā)“四弘誓愿”，立志度化無邊眾生。惠能大師說：
自心眾生無邊誓愿度，自心煩惱無邊誓愿斷，自性法門無盡誓愿學，自性無上佛道誓愿成。（《壇經(jīng)》）
不同之處在于惠能大師所說的乃是“自心眾生無邊誓愿度”?；菽艽髱熃忉尩溃?/p>
心中眾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眾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壇經(jīng)》）
惠能大師認為，所謂度眾生，其實是度自己內(nèi)心的眾生，亦即邪迷、誑妄、嫉妒等無邊煩惱。這里體現(xiàn)了惠能大師返歸本心、向內(nèi)求取的禪學思想特點。究質(zhì)而論，佛教修道者惟有能夠?qū)χ巫约簝?nèi)心的各種煩惱，即自心眾生，證悟自性本具之般若智慧，如此方能真正具備度化其他眾生的經(jīng)驗和能力。因為，能自度者，方能度人，否則乃是“以盲導盲”“誤人慧命”。
無論是度化自心之眾生，抑或是心外之眾生，其最重要者乃是證得對治克服煩惱塵勞的般若智慧。故惠能大師又言：
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F(xiàn)，不離自性。（《壇經(jīng)》）
六祖惠能認為，在禪宗的成就境界中，可由自性般若中生出無量智慧（八萬四千智慧），能對治世人的無量煩惱（八萬四千塵勞）。若得斷盡煩惱塵垢，世人自性中本具的般若智慧則恒常顯現(xiàn)，自得其樂。這里惠能大師著重強調(diào)，不論智慧、塵勞，都離不開自性，亦即諸法“空寂”之性。故惠能大師說：“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保ā秹?jīng)》）
總之，惠能大師的教化思想，既繼承了大乘佛教慈悲利他的精神，同時也彰顯出其自身的思想特色。與其整體思想特質(zhì)一樣，惠能大師的教化論表現(xiàn)出強烈的自我主體性的傾向：度化眾生，即度自心之眾生；開顯智慧，即開顯眾生自性本具之智慧。故惠能大師云：“自性自度”“自性般若”。只有真正實現(xiàn)自我度脫，才能真正度脫眾生，只有令有情眾生生出自性無量智慧，方能真正對治其內(nèi)在無量的塵勞煩惱。
由上而知，惠能的自性論，體現(xiàn)了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的大乘如來藏思想；悟修論，表現(xiàn)為頓悟頓修的頓教法門；而教化論，則為自性自度的慈悲利他思想。此三者，相即不離，融為一體。自性論，是眾生成佛之根本，為悟修論、教化論之前提；悟修論乃是自度自利的工夫，是對自性論的踐行和落實，亦是教化論之先導；教化論，則是自悟自修外向的擴展，是自性論在普遍意義上的印證，為大乘菩薩道自利利他行的圓滿。
二、六祖惠能禪學對王陽明心學的影響
下面，本文將從以上三個方面分別闡釋惠能大師禪學對王陽明心學的影響。
（一）自性論與良知論
“良知”一詞，最早源自《孟子》，指人天生的本能：“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保ā端臅ⅰっ献印罚┩蹶柮鹘邮芰舜烁拍睿⒓右园l(fā)揮，認為：“良知者，心之本體，即前所謂恒照者也?！保ā秱髁曚洝罚┝贾?，是人的本心，而此一“良知，即是天理”，即人的至善之性，乃是天理，故良知是宇宙萬有之根源和本體。王陽明說：
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傳習錄》）
王陽明認為，“良知”作為人之心體，“亙古亙今，無有終始”，故與佛門禪宗所說的“本來面目”別無二致。他曾說：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圣門所謂良知。（《傳習錄》）
“良知”是王陽明心學的核心概念。而此處，王陽明卻借用禪宗的“本來面目”來闡釋其“良知”。可見，禪宗對其學說的影響：一者，心體論的思想傾向?；菽艽髱熤鲝?，“即心即佛”“見性成佛”。在佛教的教理體系中，真如、實相、法性、法界、佛性、自性等都是指宇宙萬有的根本性體，文字雖異，但內(nèi)涵是同一的。故惠能大師認為，眾生的自性、本心，與諸法的真如實際，是一非二，故此“自性本心”，能為萬法之根源。王陽明的良知學，亦體現(xiàn)了這一理論思路：天理是宇宙萬物的根本法則，于人則表現(xiàn)為“良知”，故良知即天理。惠能的自性論及王陽明的良知論，都是一種“心體論”的宇宙觀。
然而，在體用、本末關(guān)系的設定上，兩者亦有相似之處?；菽艽髱熣J為，自性本自清凈，恒常如一，但因眾生暗昧無明、分別執(zhí)著，故而生起善惡等種種法相。而在王陽明那里，良知（心），是至純至善的，是萬物之體，故而也可以說是“無善無惡”的，而現(xiàn)世善惡是非的差別，皆是由于“意”“私欲”發(fā)動的結(jié)果，即所謂“心之發(fā)動便是意”。可見，惠能大師真心與妄心的分別與王陽明心與意的分別，在理論架構(gòu)上是十分相似的，即所謂的“真妄一如”“善惡同體”。
基于上述的理論，在惠能“明心見性”與王陽明“致良知”實踐工夫上，同樣有異曲同工之妙。在惠能大師看來，自性本來離相，不可以生滅、垢凈、來去、善惡、動靜等虛妄分別而證得，破一切妄想分別，斷一切執(zhí)著煩惱，直契本性真如，方能了達佛性，當下證悟。所以，惠能大師認為，自性空寂，了不可得，徹底放下善、惡等分別妄念，才能真正把握自己的本來面目。明儒黃綰在《明道編·序》中云:
令看《六祖壇經(jīng)》，會其本來無物，不思善，不思惡，見本來面目，為直超上乘，以為合乎良知之至極。[2]
在這里，黃綰（1477-1551）認為，其師王陽明的良知與直超上乘的“本來面目”是完全契合的。王陽明也認為，作為萬物之本體，“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fā)用流行中”。（《傳習錄》）然此良知同樣具有超越性，不可以某種特定的屬性來加以把握，它是所有對立事物的統(tǒng)一性。故《傳習錄》云：“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惠能大師也說:
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壇經(jīng)》）
可見，王陽明在對良知內(nèi)涵的界定上，同樣接受了佛教遮詮的方法論。
綜而論之，王陽明的良知論的確受到惠能大師自性論的影響，雖然王陽明說“本來面目即吾圣門所謂良知”，但兩者還是有本質(zhì)上的不同：首先表現(xiàn)為惠能大師的自性說是建立在大乘般若空觀的基礎上，究其本質(zhì)“自性空寂”，了不可得。而王陽明的良知卻是被賦予儒家道德倫理價值的實在性的本體。但這并不否定王陽明良知對慧能大師自性義的學習與吸納。
（二）悟修論與工夫論
王陽明在工夫論上提倡的是知行合一。
1. 工夫方法——知行合一
王陽明認為，知和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兩者不可分。知的究竟處即是行，行的妙用處即是知。知，即良知；行，即致良知。悟到自然行到，行到自然悟到，故知行合一?？梢?，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工夫與惠能“頓悟頓修”“一悟即至佛地”之實踐方法十分相似。所以，王陽明說：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嬷此詾樾?，不行不足謂之知。（《傳習錄》）
2. 工夫目標——致良知
所謂致良知，即彰顯內(nèi)在的天理良知，進而將此天理推達到事事物物，如此能成就儒家所追求的圣人境界。王陽明說：
致知格物者, 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 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 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傳習錄》)
在這里, 王陽明致良知的工夫, 不僅是注重個人的道德修為，同時也包括了儒家“推己及人”的仁道精神。所以，“致良知”體現(xiàn)了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原則，“致”其實就有“行”“落實”的意思。黃宗羲就認為王陽明“致良知”中的“致字即是行字”。所以，王陽明說：“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體也；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傳習錄》）
如何才能致良知呢？王陽明說：
隨物而格, 是致知之功, 即佛氏之“常惺惺”, 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 但佛氏有個自私自利之心, 所以便有不同耳。(《傳習錄》)
他認為, 格物是致知的工夫。而“格物”又如何理解呢?王陽明解釋道:“格者, 正也;正其不正者, 去惡之謂也;歸于正者, 為善之謂也?！痹谕蹶柮骺磥? 格物致知, 即是佛教講求時刻提醒自己恢復、常存自己“本來面目”的工夫。他認為, 即便如此, 兩者還是存在差別的, 即佛教仍存有“自私自利”之心。可以看到, 王陽明對佛教的認知還是有偏差的, 佛教提倡“無我利他”, 而非他所言的“自私自利”。
（三）教化的實踐
如前文所言，王陽明“致良知”具有推天理及人，乃至事事物物的義涵，體現(xiàn)了儒家“推己及人”“民胞物與”的仁恕博愛之道。而這與惠能大師乃至佛教倡導的“慈悲利他”的菩薩精神是相通的。不過，兩者的差別在于，王氏的“致良知”，主要是包括人倫道德規(guī)則的天理，而惠能大師“無邊眾生誓愿度”的大乘慈悲觀，不僅僅是幫助眾生通達人際、社會法則等世俗道理（俗諦），更要使其了悟宇宙人生的真諦、世間苦難之根源，乃至施以究竟解脫煩惱、超脫輪回苦海的方法。
三、結(jié)語
六祖惠能的禪學思想，屬于大乘如來藏思想的體系。六祖惠能繼承和發(fā)揚了大乘佛法中本具的出世與入世的圓融之義，并將偏重出世的傳統(tǒng)佛教，進行了契理契機的變革，建立了融攝出世入世的禪學理論，是佛教中國化的重要成果。
根據(jù)前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王陽明心學的良知論、工夫論以及教化論，在本體論傾向、體相（用）關(guān)系處理，以及實踐論特點上，可明顯看到惠能大師禪學思想的痕跡。所以，禪宗在宋明新儒學的創(chuàng)建與發(fā)展上，影響不可謂之不大。
注釋：
[1]《壇經(jīng)》有唐代敦煌本、敦煌新本（又稱敦煌博物館本）；宋代惠昕本、曹溪古本（契嵩本）；元代德異本、宗寶本等。本文之所以依據(jù)宗寶本《壇經(jīng)》，因該版本“是明朝以來流傳最廣的版本。……它收錄于明版諸本《大藏經(jīng)》中。（引自李明山《〈六祖壇經(jīng)〉版本考述》，載《韶關(guān)學院學報》（社會科學），2011年7月第32卷，第7頁）而且對照王陽明的心學理論會發(fā)現(xiàn)，其“本來面目”“無動無靜”“無善無惡”等引文，皆來自于宗寶本《壇經(jīng)》。
[2]黃綰撰：《明道編》，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頁。
作者簡介：賈仕厚、鄭文泉，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
本文選自《法音》2019年第7期。
驛站小編：劉燊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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