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3月19日凌晨時分，天際一片昏暗，紫禁城卻內火光漫天。這是崇禎十七年的早春，北方的空氣中仍含著冬日的蕭索。
稍早前，李自成所部大軍已然攻破外城，此時正向著皇城殺來。而與崇禎三年的乙巳之變不同，這次再沒有忠心耿耿的勤王大軍前來援助了。
孤獨的崇禎皇帝站在高處極目遠眺，只看見一片破敗的山河。這一天，古老的明王朝敲響了它的喪鐘，心灰意冷的皇帝也將迎來他生命的終點。
我們通過后世的史料大致可以得知，崇禎皇帝的個性是自負而堅韌的，而在他生命的最后時刻，他的腦海中也許充斥著無盡的懊悔。
他會不會思考，國事何至敗壞如此？276年的基業(yè)，怎么會在短短十七年時間里被一掃而空？用時下電競玩家們的術語，“老子的一手好牌，怎么就打了個稀爛？”
在崇禎皇帝走向那棵結束他生命的歪脖子樹之前，我們還有一點時間，來為迷茫的皇帝做出一些解釋。
倘若要為處心積慮復興大明王朝的崇禎皇帝提供一個翻盤的建議，我們首先要開啟上帝視角，將崇禎年間的整體局勢做一個復盤。
崇禎帝即位之初，面臨的戰(zhàn)爭局勢相對穩(wěn)定：
北方的后金八旗兵被阻攔在關寧防線之外；
遼東明軍各部，朝鮮李氏王朝，蒙古林丹汗所部，從三個方向壓縮著后金的生存空間；
三方勢力在與后金野戰(zhàn)軍團交鋒的過程中時有失利，但后金這一階段暫時無力改變三面開戰(zhàn)的處境。
前線戰(zhàn)況雖然焦灼，卻也相對穩(wěn)定。而此時放眼大明兩京十三省治下，既無外寇入侵，又無內亂作祟，看起來一片國泰民安。崇禎皇帝似乎什么也不用做，只要靜待北方邊患平息即可。
可事實果真如此嗎？我們不妨拋開繁榮的表象，看看崇禎年間全國的經濟形勢。
自萬歷四十六年明朝與后金開戰(zhàn)以來，朝廷便向全國征收了“遼餉”200萬兩，用以補充與訓練遼東邊軍。第二年又加征了400萬兩，第三年加征了500萬兩。
到了崇禎三年，朝廷更是一口氣加征了660萬白銀，砸在了戰(zhàn)事連年的遼東戰(zhàn)場上。即使如此巨額的財政投入，對戰(zhàn)況激烈的前線而言仍嫌不足，邊境線上仍有大量的堡壘需要修繕，大批步卒需要配置鐵甲鋼刀、火槍火炮、糧草馬匹，遑論其中還有各級軍官上下其手、層層盤剝。
戰(zhàn)爭有如一個無底洞，持續(xù)地從明王朝龐大的身軀上吸血。而自萬歷四十七年以來，北方各省便陷入連年的自然災害侵擾之中。僅僅只看崇禎一朝，自崇禎元年（1628年）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旱災、洪澇、地震及蝗災接連不斷，你方唱罷我登臺，連續(xù)重創(chuàng)北方各省的經濟。崇禎元年，陜西、河北、河南各出現(xiàn)大旱，河北到了崇禎六年更是霜旱蝗三災齊發(fā)，一套奪命三連，致使全省出現(xiàn)大規(guī)模饑荒。
而作為中原貴地：河南，它的疫情更為嚴重，自崇禎元年起，直至崇禎十七年，肆虐中原大地的蝗旱天災幾乎沒有中斷過，致使“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有鶉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門擔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殘食者”。
在更廣闊的的范圍上，山西、山東、湖廣、寧夏諸省皆出現(xiàn)不同程度旱災，進而引發(fā)了經濟上的一系列連鎖反應：米價飛漲，朝廷財政收入減少，不得不加派稅賦。在前期已經征收上千萬遼餉的基礎上繼續(xù)累加，致使稅賦沉重，進而導致大批無法承擔繁重稅賦的平民大規(guī)模地逃亡。在形成嚴重的流民現(xiàn)象的同時，也使得明朝的稅源進一步縮減，形成惡性循環(huán)。某種程度上這無異于自毀根基。
現(xiàn)在我們知道，明末北方遭遇的連年災情實際上是由于氣候變化的原因導致，崇禎年間正巧處于第四次寒冷期影響氣候的時間段，致使降雨量大幅減少，平均干旱指數(shù)居500年首位。在天災與戰(zhàn)亂的雙重影響下，崇禎年間明朝的經濟狀況委實不容樂觀。
今時今日，有人談及明末農民起義的根源，會認為是崇禎下令裁撤驛站，使得一位名為李自成的小驛卒丟了工作，為生計所迫，不得已投入到推翻明朝的起義浪潮中去?？雌饋?，崇禎皇帝想要翻盤，只要不裁撤驛站就好了。可實際上，細看崇禎年間百姓生存狀況，縱使沒有李自成的橫空出世，也會有張自成，劉自成涌現(xiàn)。崇禎朝沸騰的民怨好似一桶火藥，只待被人點燃的一刻。
而對于這一點，縱使崇禎皇帝能提前預料，但他既無彌補財政虧空的能力，也無消止天災的本領，大概也無力改變這一結果了。
經濟上的潰爛，加之天災肆虐，致使全國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農民起義。而此刻我們的崇禎皇帝能依仗的，便是手中的“百萬強軍”了。而崇禎年間的兵備狀況又如何呢？我們不妨從明朝最基礎的軍事體制，衛(wèi)所制度說起。
衛(wèi)所制實為明朝首創(chuàng)，上至京師，下至各州府縣，在軍事要地設置“衛(wèi)”，次要地設置“所”。每衛(wèi)下設五個千戶所，每所定員1120人，相當于每衛(wèi)的總兵員為5600人。
兵員補充來源于專門的軍戶，軍戶世代從軍，兼顧屯田，以耕養(yǎng)戰(zhàn)，在設立之初最大限度地減少了朝廷的軍費開支。永樂年間，全國共設衛(wèi)所493個，總兵力達到275萬人。
而到了明中葉以后，根據各地衛(wèi)所上報的定額：
全國兵員在賬面上的數(shù)字本該為314萬人，然而經過實際校核卻僅有845000人的實額，兵員缺額比例超過70％。
軍戶萎縮、兵員不足還不是衛(wèi)所制面臨的最大問題，隨著明朝后期土地兼并問題日趨嚴重，大批軍戶無田可種，進而紛紛逃亡，加入四處流竄的流民團體。
僅有的軍戶則成為衛(wèi)所軍官的家丁，替軍官耕種土地，所得收益卻與明朝財政收入無關。
如此腐化導致的結果便是明朝不得不加征更多軍費募集新軍，到了崇禎朝，關內農民起義席卷中原，關外后金八旗虎視眈眈，雙線開戰(zhàn)的情況下，朝廷的軍費用度更顯得左支右絀，難以為繼。
除開兵員的缺失，明軍的后勤體系也很成問題：
明朝吸取唐朝藩鎮(zhèn)跋扈篡權的教訓，在軍制建設上極為重視分權制衡。各省統(tǒng)軍權由五軍都督府分別掌控，又同兵部相互制約；負責日常訓練的將領不負責統(tǒng)兵，統(tǒng)兵者另派他人，并以文臣巡撫、總督、科道員監(jiān)察；大軍出征時，由于各軍歸屬衛(wèi)所不同，所屬都督府不同，大軍糧草補給皆由兵源所在衛(wèi)所提供，致使后勤供應效率良莠不齊，難以統(tǒng)一。
難以想象，這樣一支兵無實額，將不識兵，后勤紊亂的大軍，崇禎皇帝要如何依靠他們對外蕩平后金，對內鎮(zhèn)壓起義。倘若年輕的皇帝想要翻盤，他將面臨怎樣的挑戰(zhàn)呢？
以對抗后金騎兵最需要的戰(zhàn)馬為例，北方馬場連年管理混亂，加之地方世家大族的侵占，原本可供應二十萬匹軍馬的北方邊鎮(zhèn)，到了崇禎年間，竟然連兩萬匹軍馬都湊不足。
騎兵的大量缺額造成的后果極為深遠：
一方面致使遼東前線無力抗衡后金的騎兵軍團。
另一方面，面對關內四處流動作戰(zhàn)的闖軍，明朝也缺少有力的機動兵力對農民軍進行封堵與追剿。
糜爛的戰(zhàn)事，更使得本就不富裕的崇禎朝廷雪上加霜。崇禎皇帝的翻盤之路，又艱難了幾分。
縱使崇禎皇帝面臨著上述一系列地獄級別的挑戰(zhàn)，他的翻盤之路也并非全無可能。
（1）第一次翻盤機會出現(xiàn)在崇禎九年:
這一年六月，后金鐵騎突破長城邊防，進入華北平原，兵鋒一度推進到了京師城下，幸而邊軍各部勤王及時，成功逼退了進犯的敵兵。后金退兵后，崇禎皇帝開始憂慮下一步的規(guī)劃——究竟是放任關內戰(zhàn)局，集中力量蕩平外敵，還是調換邊軍入關，優(yōu)先剿滅內亂。
因為在前一年，即崇禎八年的十月，農民軍攻破了太祖皇帝朱元璋的老家鳳陽，燒毀了鳳陽陵寢，痛心疾首的皇帝不得不頒布罪己詔，沉痛反思當下內外交困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
正在皇帝舉棋不定之時，楊嗣昌進入了他的視野。
此人曾任宣大（宣府大同）軍鎮(zhèn)總督，因為父親去世而丁憂返鄉(xiāng)，而后為崇禎皇帝突擊起用，出任兵部尚書。他向皇帝提出了三大方略：
一為先安內方能攘外；
二為足食方能足兵；
三為保民方能蕩寇。
這三條方略現(xiàn)在看來可以說是精準地切中了崇禎朝面臨的困局。針對第一條，楊嗣昌精心構建了一張各省各軍聯(lián)動的防御體系，以孫傳庭的秦軍為主力，一步步限制、封鎖闖軍的活動范圍，進而達成將內亂鎖死的效果。
為了編織這張大網，楊嗣昌同時向后金方面釋放出了議和的信息，以減輕邊防壓力，釋放出更多的機動兵力。這一點顯然經過了崇禎皇帝的默許，早在崇禎五年，皇太極便向明朝致以書信，以期求和，崇禎皇帝原本有意斟酌，奈何朝中議論紛起，打退了皇帝的念頭。
只不過歷史總是在重演。楊嗣昌的議和請求這次依然遭到了朝臣的極力反對，朝中對此的批評之聲有如洪雷巨響，而皇帝的態(tài)度此刻也變得搖擺不定，議和的進程再度中斷。
這一次議和中斷帶來的影響，在幾年后才得以完全體現(xiàn)。隨著關內局勢稍顯平靜，加之后金在邊境蠢蠢欲動，崇禎皇帝大手一揮，不顧楊嗣昌的極力反對，將原本執(zhí)行封鎖任務的大軍調回邊鎮(zhèn)防御后金。
然而，這是一次致命的誤判，因為中原地區(qū)的內亂遠遠沒到平息的地步，待中原地區(qū)明軍兵力空虛，李自成及張獻忠所部又卷土重來，甚至拉起了比之前更為浩大的聲勢。當明廷急忙又將邊軍調回關內平亂時，局勢已然無法逆轉，叛軍已成氣候，再難剿滅。
嚴格來說，崇禎皇帝一口氣錯過了兩次翻盤的機會，一為楊嗣昌的封鎖計劃，二為對后金的議和計劃。兩次關鍵機會的錯過，最終使得大明朝的局面，一步步滑向覆滅的終局。
但平心而論，對后金的議和確屬不可為之事。自萬歷朝薩爾滸之戰(zhàn)以來，后金在遼東地區(qū)屠殺漢民無數(shù)，欠下累累血債。倘使崇禎草草議和，更是對天下民心一次沉重的打擊。在這個問題上，崇禎皇帝無論如何選擇，總會招來不好的結果。
（2）最后的翻盤機會，在于“南遷”之議：
南遷提議的聲音起先十分微弱，而后隨著北方戰(zhàn)局逐漸嚴峻而隨之擴大，到了崇禎十七年二月，已如洪雷之響。崇禎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崇禎皇帝曾在文華殿召開了一次嚴肅的討論，論證南遷一事的可能性。畢竟此時南方諸省形勢尚稱穩(wěn)定，縱使無力舉兵北伐，劃江而治的實力尚能保證。記錄顯示，皇帝此時的態(tài)度顯得十分焦慮急躁，或許是心中隱隱有了預感，王朝崩潰的日子也許將要到來了。
這是崇禎皇帝最后的翻盤機會。倘若他能順利抵達南京，便可調動南方各軍鎮(zhèn)的資源，守衛(wèi)長江各渡口，之后坐視闖軍與清軍（1636年，后金改國號為清）爭斗?？v使明朝再不濟，至少也能達成南宋時南北對峙的局面。
不過他還是錯過了。致使崇禎皇帝沒能下定決心南遷的致因有二：
一則是大量朝臣的堅決反對，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家眷及家業(yè)都在北方，一時之間難以割舍；
二則是崇禎皇帝自身對局勢的錯誤判斷，這一失誤在楊嗣昌時期已然展現(xiàn)過，即是對目前的戰(zhàn)局仍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認為前線各部仍有戰(zhàn)勝敵兵的希望。
這種幻覺放在如今，便好比殘血的英雄總是相信自己可以反殺敵方，孰料最后只是送了一波人頭。送人頭這個形容實際上毫不夸張，當北方戰(zhàn)局徹底無可救藥時，朱家王朝在京師的整個皇室血統(tǒng)，最后沒有一個得以逃到南京，完完整整地交待在了闖軍手里。
這一“團滅”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徹底瓦解了南方各省的凝聚力，南方各個藩王紛紛站出來爭奪正統(tǒng)地位，即使在清軍大兵壓境的情況下，他們的內斗也從未終止，最終給了清軍以逐個擊破的機會，僅僅花費十余年便掃平大明全境，宣告明朝徹底覆亡。
好在這一切崇禎皇帝都看不見了，不然等不到他上吊，就先得被氣死過去。
現(xiàn)在，時間來到了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的清晨。
陽光隱蔽在滾滾濃煙之下，變得難以辨別。舊王朝的太陽落下了，可新王朝的太陽卻遲遲沒有升起，這是不是意味著，戰(zhàn)爭的勝利者，還沒有真正決出呢？
不過，無論勝利者是大順（崇禎十七年正月，李自成改國號為順）還是大清，都與行將就木的大明王朝沒有關系了。
崇禎啊崇禎，你殫精竭慮，宵衣旰食，自認為付出了全部的精力來經營自己的王朝，自認為全無亡國之君的氣質，本不該有這樣的結局。
可在歷史的洪流面前，你渺小的就像塊石子，你看朝堂內無休止的黨爭，看經濟的崩潰，看兵備的敗壞，看天下萬民在血淚中煎熬，你還會相信，自己即使議和，即使擊敗敵寇，即使南遷，依然有翻盤的機會嗎？
不如就在這里結束吧，那棵歪脖子樹在后邊等你很久了。
雖然你是個復雜的皇帝，難以用好壞來評判，但你留在樹下的那封信，還是非常感人的。
“朕自登基十有七年，雖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fā)覆面。任賊分裂，勿傷百姓一人?！?/p>
參考資料：
《明史》
《明史紀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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