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海文
中山大學教授
孟子研究院特聘專家
只有經(jīng)由《孟子》與《論語》的比較研究，而不僅僅依據(jù)《孟子》文本，孟子在仁義禮智四者中獨獨標出仁與智的真實意圖才會清晰地呈現(xiàn)出來。不用說，孟子的真實意圖即是為了去除孔子圣人觀因神秘化取向而內(nèi)含的理論缺失，所以他創(chuàng)造性地以仁且智作為人人都能達成理想人格的內(nèi)在根據(jù)。應該特別指出，孟子貫徹這一真實意圖的理性努力并未就此完全止步，因為一方面，針對一般人在心性修養(yǎng)過程中懶于自我反思的習性，孟子特別強調了智之于仁的扶持作用，另一方面，針對一般人在人倫實踐中喜歡同流合污的嗜好，孟子又將仁且智演化成為對理想人格的哲學界定。
重新審視《孟子》文本出現(xiàn)仁且智的兩例，孟子在某種程度上確乎更多的是論智；從討論孔子學不厭、教不倦，到辨析周公過則改之，就隱含了這一點。為什么如此？孟子曾說：“所惡于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于智也。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保ā睹献印るx姿下》）對于一般人而言，智很容易陷人穿鑿附會，懶于自我反思、同時又善于玩弄小聰明的人尤其這樣；圣人則不同，他像大禹治水那樣“行其所無事”，從而逼近了真正意義的智。一般人的智與圣人的智有所不同，對此宋儒也許會說，前者是見聞之知，后者是德性之知，而德性之知更為本質，而且無需依托見聞之知。不過孟子未作如是觀，他接著所說的“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茍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同上），便表明圣人的智與一般人的智仍是同一類型的智，區(qū)別只在于圣人能夠使智由“鑿”而“大”。既然圣人與我同類，那么圣人的智與一般人的智并無本質區(qū)別，也就不難理會。然而，事情還有另一面：圣人能使智由“鑿”而“大”，又成了圣人所以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的個中關鍵。進言之，正是由于意識到了這一個中關鍵，孟子重視智在成就理想人格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順著孟子的這一思路，不妨再看一段話：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則巧也；圣，譬則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孟子·萬章下》）
前述所謂“行其所無事”，或許就是此處所謂“巧”的體現(xiàn)?！拌鹘齿嗇浤芘c人規(guī)矩，不能使人巧”（《孟子·盡心下》），因而在孟子“智，譬則巧也”的立論中，與其說是智只是通過學習即可掌握的規(guī)矩與知識，不如說它在道德實踐過程中更需要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就像在百步之外射箭，因為力（圣）使得箭至耙子，但能否射中耙心則是因為巧（智）。依據(jù)孟子圣人觀的邏輯理路，圣人所以能夠射中耙心，原因也就在于他能巧妙地使智脫“鑿”人“大”。從而，孟子這一比喻被陸九淵斷為“歸重于智”（《陸九淵集》卷三十四），是極有道理的。
可能由于射箭是先秦士子從小就須學習的六藝之一，孟子慣常以射設喻?！睹献印す珜O丑上》曾說：“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發(fā)；發(fā)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薄睹献印す珜O丑上》）箭矢不一定都能百發(fā)百中。這是射手的常識，同時意味著射手必須進一步提高自己的技巧。道德實踐主體發(fā)而不中的情形又何嘗少見呢？孟子對此提出了反求諸己的對策。在孟子以心善言性善的心性論中，倘若說反求諸己的必要性是因為道德實踐主體既容易陷溺其心，又不知求其放心，那么這一對策之所以可能付諸實踐，則是因為心具有反思的能力。只要承認孟子此處的射喻和前文剛剛提及的射喻都針對從事道德實踐的主體而言，那么毋寧說反求諸己即是智的表現(xiàn)；也正是在這里，孟子歸重于智，實質上是為了突顯智之于仁的扶持作用。
孟子特別強調智之于仁的扶持作用，從而有助于道德實踐主體經(jīng)由人人都能做到的反求諸己功夫，象先知先覺者一樣成就理想人格。孟子將作為普遍平等性之內(nèi)在根據(jù)的仁且智，演變成為對理想人格的哲學界定，也與此有著相同的企求。
此處所謂哲學界定，又與所謂社會學描述相聯(lián)系。孟子曾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保ā睹献印る墓隆罚┌◤堘纺晗壬趦?nèi)的許多學者，一般認為大丈夫即是孟子視野中的理想人格。再次化用所指、能指范疇，那么孟子將傳統(tǒng)資源內(nèi)的圣人概念（所指），變成獨具個性的大丈夫說法（能指），就未嘗不符合一個原創(chuàng)性思想家的思維進路。因而，說大丈夫即是理想人格，這一論斷是有其理據(jù)的；不過，假如更準確地言說，大丈夫還只是孟子關于理想人格的社會學描述。熟悉《孟子》文本的人知道，孟子所說的“大丈夫”在邏輯上依次俯瞰著所謂的“丈夫”、“小丈夫”、“賤丈夫”；后三者都是社會學意義上的人格形態(tài)，前者則是社會學人格的最高級形態(tài)。與此相對，包括馮契先生在內(nèi)的許多學者，一般以為仁且智代表了孟子的理想人格觀；在我們看來，仁且智也正是孟子對理想人格的哲學界定。
雖然孟子同時對理想人格進行了社會學描述與哲學界定，但仁且智的哲學界定在其心性之辨中無疑又比大丈夫的社會學描述要重要些。如同《孟子字義疏證》卷下《仁義禮智》云：
就人倫曰用，究其精微之極致，曰仁，曰義，曰禮，合三者以斷天下之事，如權衡之權重，于仁無憾，于禮義不想，而道盡矣。若夫德性存于人，則曰智，曰仁，曰勇，三者，才質之美也，因才質而進之以學，皆可至于圣人。
對于孟子來說，性、情、才從不同側面表現(xiàn)了人類異于禽獸的義理當然性之性，義理當然性之性又借助以心善言性善的邏輯脈絡溝通了本心，作為展現(xiàn)了本心的仁義禮智即是“人皆可以為堯舜”的內(nèi)在根據(jù)，仁與智又可統(tǒng)攝義與禮。因此，不妨說東原以智、仁、勇為才質之美，基本上合理地診釋了孟子對理想人格的哲學界定。
當然還須稍稍厘清仁、智與智、仁、勇的關系?？鬃佣啻沃v過“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孟子在引論子貢所謂“仁且智，夫子既圣矣”的一章中也討論過北宮黝、孟施舍、曾子如何養(yǎng)勇的問題。吳宓先生曾詳細疏證過《孟子》此章，列出了“智+仁十勇=圣or Ieal Man或理想之人”的等式；盡管吳宓先生此處像戴東原一樣多少有些以孔子解孟子的味道，但他接著指出：“全人格不成立，則無真勇或大勇；而如確有智與仁，則不求勇而自勇矣。”毋寧說后者才真正切合孟子的本意。在孟子看來，道德實踐主體只要以仁且智為成就理想人格的內(nèi)在根據(jù)，便會油然而生不淫、不移、不屈的勇敢和浩然之氣。換言之，仁且智已然完成了理想人格的哲學界定，而大丈夫之勇只是仁且智在人倫實踐中的必然體現(xiàn)。
話得說回來，孟子關于理想人格的社會學描述，仍有其不容輕視的重要意義。孟子曾引孔子所謂“鄉(xiāng)愿，德之賊也”，并說：“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故日'德之賊’也?！保ā睹献印けM心下》）既然由于同流合污而眾皆悅之的鄉(xiāng)愿是堯舜之道的最大敵人，而且鄉(xiāng)愿一類人在人倫實踐中又為數(shù)甚多，那么孟子提倡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用意也就不言自明。問題是一個人為什么會具有大丈夫之勇，依據(jù)孟子的邏輯，原因即是前文反復申論的仁且智。從而，道德實踐主體憑借人皆有之、我固有之、天所與我的仁且智，就能生發(fā)抵御鄉(xiāng)愿的大丈夫氣概，在人倫實踐中逐漸完成成就理想人格的道德使命。也正是在這里，可見孟子關于理想人格的哲學界定與社會學描述既相區(qū)別又相聯(lián)系，即體即用而又體用一致。
孟子在道性善、言本心的心性論中，的確較少關注惡的起源，尤其沒有運用邏輯語言對此進行本體論證，但這并不等于說孟子對后知后覺者的存在情境就缺乏必要的關注。如前所述，孟子一方面感到一般人在心性修養(yǎng)中懶于自我反思，另一方面發(fā)現(xiàn)一般人在人倫實踐中喜歡同流合污。一般人通常具有的這兩種缺陷固然不是惡的本體論根據(jù)，但至少與孟子視野中的理想人格形成了鮮明的位差。理想人格論是孟子道德理想主義的點睛之筆，它同時亦在理想與現(xiàn)實的矛盾中展開；從這一角度看，孟子強調智之于仁的扶持作用，將仁且智演化成為對理想人格的哲學界定，便具有針貶一般人身上的兩種缺陷的文化涵意。針貶又非最終目的，孟子的最終目的是人人都能象堯舜那樣成為圣人，使“人皆可以為堯舜”的普遍平等性深植于每一個人的認識與實踐之中。
自從孔孟儒學在現(xiàn)代人心中結束話語霸權的特定角色以來，側重道德倫理實踐的孔孟儒家理想人格論確實越來越與現(xiàn)代人情理想人格的執(zhí)著向往形同陌路。傳統(tǒng)資源當然不是現(xiàn)代人生的必然條件，但前者能夠構成后者的可能性精神空間，似乎也無可否認，孟子“仁且智”的理想人格論亦如此。正如臺灣學者蔡仁厚先生所說：
近世的思想，以西方哲學為主潮，而西方哲學重智不重仁，就人類生命之全面安頓以及心靈之全幅開顯而言，畢竟是有所偏的。如果我們能夠不為西方哲學的聲勢所懾服，而平心體察人類深心的向往，將可了解“攝智歸仁，仁以養(yǎng)智”，才更能使人類的生命之光與心靈之慧，平正無偏地顯發(fā)出來。然則，儒家“仁智雙彰”的哲學模型，豈不正可作為世界哲學塑造新型范的最佳藍本？至少可以提供其他哲學系統(tǒng)作為觀摩反省之借鏡。
從孟子作為理想人格之內(nèi)在根據(jù)的“仁且智”，發(fā)展到現(xiàn)代人作為借鏡的“仁智雙彰”的哲學模型，無疑需要思想家們在中西對照的宏闊背景下進行邏輯推演的學術工作。但更須思想家們具有關注生命的困境及其提升的人文情懷。倘若有此人文情懷，那么孟子的理想人格論在現(xiàn)代人生中恰當?shù)仫@發(fā)應有的精神魅力，或許就會成為可能，而且這一期待大概也并不十分過份。
文章來源：《孔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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