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的《大學》詮釋及其“四書”體系的建構
毛朝暉
原載《孔子研究》2019年第1期
【摘要】
朱子的《大學》詮釋在其經學體系中至關重要，其過程也屢經嬗變。本文以朱子的《大學》詮釋為切入點，爬梳參稽《大學章句》、《大學或問》、《朱子語類》等文獻，力圖完成兩件工作：第一，考證朱子學習、研究、詮釋《大學》，尤其是其修訂《大學》注解的經過。第二，闡明朱子對于《大學》一書認識的轉變，以及基于此認識的轉變而開展的“四書”體系的建構過程。
【關鍵詞】
朱子、《大學》、“四書”體系、建構
一、前言
錢穆這樣評價朱子在經學史上的地位：“定《論》、《孟》、《學》、《庸》為《四書》，為之作《集注》與《章句》，而《四書》乃凌駕于《五經》之上。治學者必先《四書》，乃及《五經》，于是孔孟新傳統(tǒng)乃繼周孔舊傳統(tǒng)而代興?！盵①]又說：“二程始以《大學》開示學者?！墩Z》、《孟》、《學》、《庸》四書并重，事始北宋。而《四書》之正式結集，則成于朱子?！盵②]
賈德訥（Daniel K.Gardner）從經學史的視角也注意到宋中葉經學的這一轉變，而朱熹則是這一轉變的主要人物。[③]值得注意的是，《大學》一書在朱子“四書”體系的建構過程中具有關鍵地位，《朱子語類》卷十四：“治學，莫要于《四書》；治《四書》，莫先于《大學》。”[④]
晚近學者論朱子《四書》學的建立多強調二程理學的影響[⑤]，卻往往忽略朱子“四書”體系自身亦有前后之異。周之翔在2012年撰寫的博士論文中提出一個說法，將朱子的《大學》詮釋分為三個階段，認為是朱子“為己之學”奠定、建構和融貫的過程。[⑥]
實際上，朱子《大學》詮釋的演變并不只是“為己之學”的發(fā)展過程，而是牽動整個朱子“四書”體系的嬗變。換言之，不只是一個理學的發(fā)展過程，而且是一個經學的發(fā)展過程。
本文嘗試從經學的視角，以朱子的《大學》詮釋為切入點，爬梳參稽《大學章句》、《大學或問》、《朱子語類》等文獻，力圖完成兩件工作：第一，考證朱子學習、研究、詮釋《大學》，尤其是其修訂《大學》注解的經過。第二，說明朱子對于《大學》一書認識的轉變及其“四書”體系的建構過程。
二、朱子早年的《大學》詮釋
《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四〈答江德功書〉二：“《大學》諸說，亦放前意……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三十年于心?！盵⑦]據此書，朱子于十五六時始知讀《大學》。
《朱子語類》卷十六記錄了他在此時期研讀《大學》的方法：“某年十七八時，讀《中庸》、《大學》，每早起須誦十遍?！钡降资鞘裁丛蚴怪熳訉Α洞髮W》、《中庸》如此著迷呢？《語類》卷一百十五：“某少時為學，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今學者見識?！鄙弦T條皆朱子晚年之說，當其追敘早年研契理學得力之處，特于《學》、《庸》三致意焉，又明言此為“便好理學”之始。
則十六七歲實為朱子生平學問的第一次飛躍，蓋朱子因精讀《大學》、《中庸》而于理學有所契悟；惟其相契之深，故年十七八時有每早起誦《學》、《庸》十遍之事[⑧]。要之，《大學》一書，實為朱子早期契入理學的一扇門戶，然朱子于此書在理學乃至儒學上之特殊地位則初無明確之認識。
如果說十五、六歲讀《大學》、《中庸》使朱子對于理學的認識發(fā)生了第一次飛躍；那么，〈呂氏大學解〉與《大學集解》則可認為是朱子早期《大學》研究的代表。分開來說，〈呂氏大學解〉是《雜學辨》中的一篇[⑨]，篇幅較小，只能算是一篇研究《大學》的單篇論文；《大學集解》則成書較晚，篇幅較大，是一部集解《大學》的專著[⑩]。
《文集》卷七十二〈呂氏大學解〉：“呂氏之先與二程夫子游，故其家學最為近正，然未能不惑于浮屠老子之說，故其末流不能無出入之弊，今論其一二以補其闕，蓋其他說之近正者，君子猶有取也?！盵11]
呂本中，字居仁，呂公著之曾孫，呂希哲之孫，《宋史》卷三百七十六有傳?！端问贰份d呂希哲“字原明，少從焦千之、孫復、石介、胡瑗學，復從程顥、程頤、張載游，聞見由是益廣。”[12]朱子說呂本中“家學最為近正”，是指他的祖父呂希哲曾經“與二程夫子游”。
通過這一條引文，我們能夠讀出兩點含義：一，朱子認為二程的理學是“正學”，呂本中的家學源出二程，因此“近正”。二，朱子所不滿并試圖批評的是呂氏《大學解》中的“浮屠老子之說”。綜上二點，朱子的這篇〈呂氏大學解〉可說是站在二程理學的立場上來批判浮屠老子的學說。
〈呂氏大學解〉對浮屠老子學說的批評主要有三點。第一點，格物在于累積。他說：“愚謂致知格物，大學之端，始學之事也，一物格則一知至，其功有漸，積久貫通，然后胸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誠心正矣，然則所致之知固有淺深，豈遽以為與堯舜同者一旦而忽然見之也哉？釋氏一聞千悟、一超直入之虛談，非圣門明善誠身之實務也?！盵13]
第二點，讀書講學亦是格物窮理之事。他認為：“愚謂以悟為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若由吾儒之說，則讀書而原其得失，應事而察其是非，乃所以為致知格物之事，蓋無適而非此理者。今乃去文字而專體究，猶患雜事紛擾，不能專一，則是理與事為二，必事盡屏而后理可窮也。終始二道，本末兩端，孰甚于此？”[14]
第三點，格物須有本末終始之序。他說：“愚按伊川先生嘗言：'凡一物上有一物之理，物之微者亦有理?！衷唬?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小而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呂氏蓋推此以為說而失之者，程子之為是言也，特以明夫理之所在無間于大小精粗而已，若夫學者之所以用功則必有先后緩急之序，區(qū)別體驗之方，然后積習貫通，馴致其極，豈直存心于一草一木器用之間，而與堯舜同者無故自然而識之哉？此又釋氏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說，殊非孔氏遺經，程氏發(fā)明之本意也?！盵15]
上述三點實際上有一個共同關注的焦點，即這三點都是從“格物”來區(qū)辨二程理學與浮屠老子之學的根本分別，各自申述一個區(qū)辨的側面。這一“區(qū)辨”構成朱子早年一個主要的問題意識，并在朱子生平學術的后續(xù)發(fā)展中具有極為深遠的意義，我們可以分兩方面來說明：
第一，朱子用“格物”指示二程理學與佛老之學的分野，首次揭出了《大學》“格物”說在二程理學中的關鍵地位。第二，朱子認為“格物”說是二程理學與佛老之學的根本分際所在，這就凸顯了《大學》一篇在區(qū)分儒學與“異端”之學上的重要地位。
簡言之，朱子通過對呂氏《大學解》的批判，似已隱約發(fā)現了《大學》在二程理學體系上的基礎地位，乃至其在指示儒佛異同上的關鍵作用。
《大學集解》是朱子研究《大學》的第二種專著[16]。與〈呂氏大學解〉重在批判異趣，《大學集解》則重在建立。前面我們說過〈呂氏大學解〉的用意在于批判佛老“異端”之學；朱子此次《大學集解》的精神則在于博采周、程諸子以及二程門人的著作，試圖藉此闡明二程的“正學”。
這件工作不是孤立進行的，而是一個龐大工程中的組成部分。這個規(guī)模壯闊、歷日長久的龐大工程，涵蓋了《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毛詩》等書，搜集了董仲舒、馬融、鄭玄、周、張、二程、呂與叔、謝上蔡、楊龜山、尹和靖、胡文定、胡五峰、李延平等數十家之說。
現據《朱熹年譜長編》，自紹興二十九年始，到乾道九年止，朱子編纂的“集解”性質著作至少有以下七種：1、《論語集解》，成于紹興二十九年（1159）；2、《孟子集解》，成于紹興三十年（1160）；3、《論語要義》，成于隆興元年（1163）；4、《毛詩集解》，成于隆興元年（1163）；5、《大學集解》，成于隆興二年（1164）；6、《語孟精義》，成于乾道八年（1172）；7、《中庸集解》，成于乾道九年（1173）。
由上列書目可知，在紹興二十九年至乾道九年十多年的時間里，朱子編纂了多種“集解”性質的書籍。這項工程明顯以“四書”為中心，但也同時旁及“五經”研究，不過，“五經”類的研究僅有《毛詩集解》一種。
我們尤其應該注意的地方是，在這一時期，朱子還沒能明確指出“四書”的內在關聯及研讀次第。換句話說，在這項工程中，“四書”的地位是平鋪的，《大學》的地位也還沒有特別標舉出來。
為了完成上述“集解”工程，朱子在此期間做了大量的搜集、校訂、編纂工作。這一系列工作包括：1、《上蔡語錄》校本，成于紹興二十九年（1159）；2、《延平答問》，成于隆興元年（1163）；3、《通書》，成于乾道二年（1166）；4、《二程語錄》，成于乾道二年（1166）；5、《張載集》，成于乾道二年（1166）；6、《二程先生文集》校本，成于乾道二年（1166）；7、《謝上蔡語錄》二校本，成于乾道四年（1168）；8、《太極通書》重訂本，成于乾道五年（1169）；9、《程氏遺書》，成于乾道五年（1169）；10、《程氏文集》二校本，成于乾道五年（1169）；11、《程氏外書》，成于乾道五年（1169）。
其實，朱子早在撰寫〈呂氏大學解〉時就已經留意到，“蓋其他說之近正者，君子猶有取也?！盵17]這就可見，朱子或許在批判呂氏《大學解》的時候就已立意搜輯《大學》諸家之說了。從上面列舉的書單來看，朱子重點搜集的是二程、周、張以及二程門人的有關文集、語錄和專著。在搜集整理的過程中，朱子逐漸獲得兩項重大發(fā)現，值得我們特別注意。
第一項重大發(fā)現是，朱子于乾道四年（1168）首次正式拈出伊川“涵養(yǎng)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一語，確定是伊川的講學宗旨[18]?！吨祆淠曜V長編》乾道四年三月條：“頓悟中和新說，確立生平為學大旨”[19]，即指此。
《文集》卷四十一〈答程允夫〉書六：“伊川又言：'涵養(yǎng)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盅裕?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圣賢之言，如此類者亦眾，是知圣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個敬字而已?！盵20]細玩此語，則朱子此時已經認識到“涵養(yǎng)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一語不但是伊川學髓所在，抑且為圣門道統(tǒng)所系。
朱子在此期間的第二項重大發(fā)現是：二程門人道南、湖湘兩脈均未得到二程理學真?zhèn)??！墩Z類》卷十八徐?0?0錄：“某當初亦未曉得。如呂，如謝，如尹楊諸公說，都見好。后來都段段錄出，排在那里，句句將來比對，逐字稱停過，方見得程子說攧?chuàng)洳黄?。諸公說，挨著便成粉碎了?！?/span>
同卷沈僩錄：“這個道理，自孔孟既沒，便無人理會得。只有韓文公曾說來，又只說到正心、誠意，而遺了格物、致知。及至程子，始推廣其說，工夫精密，無復遺憾。然程子既沒，諸門人說得便差，都說從別處去，與致知、格物都不相干，只不曾精曉得程子之說耳。只有五峰說得精，其病猶如此。”
由上可知，無論是把握到二程學術的宗旨，還是窺見二程門人的偏失，朱子都是基于《大學》“格物”說作出判斷。從建立的角度看，朱子明確指出伊川理學的精義正在于他對于《大學》“格物”說的醇正理解；從批評的角度看，二程門人的根本偏失正源于他們對于伊川“格物”說的誤解。
基于這兩點，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通過前述宏大的“集解”工程尤其是《大學集解》的工作，朱子清楚地認識到二程理學的精要，而這一精要正蘊涵在《大學》一書中。
三、《大學》與朱子的前“四書”體系
如果說〈呂氏大學解〉和《大學集解》代表了朱子早年《大學》研究的成果，那么，《大學章句》和《大學或問》二書則可以視為朱子后期《大學》研究的代表。在這期間，朱子先后建立了兩個“四書”體系。
與早期對《大學》孤立地進行研究不同，朱子后期是將《大學》放置在他自己所試圖建構的“四書”體系中來加以研究的。換言之，朱子后期的《大學》詮釋充分反映了他建構經學體系的努力。
“四書”之名，首見于《文續(xù)集》卷二〈答蔡季通書〉三十八：“某數日整頓得'四書’頗就緒，皆為《集注》”[21]。此信寫于淳熙四年（1177）[22]，自此“四書”之名始定。
為了跟朱子淳熙十六年序定的“四書”《章句》、《集注》有所區(qū)別，本文把朱子于淳熙四年編撰的“四書”《章句》、《集注》系列稱為“前'四書’體系”，而把十六年完成的“四書”序定本稱為“后'四書’體系”。
下面，我們將闡述這前后兩個“四書”體系的關聯。首先，我們分三個方面來討論《大學》在朱子前“四書”體系中的意藴：一、《大學》在前“四書”體系中的地位；二、《大學章句》與周、程理學的關系；三、《大學》與“道統(tǒng)”的內在關聯。
先談第一個方面，可分兩層來談?！洞髮W章句》草創(chuàng)于乾道八年[23]，其后屢有修改?！吨煳墓膭e集》卷六〈答林擇之〉書十三：“近看《中庸》，于章句文義間窺見圣賢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如繩貫棋局之不可亂。因出己意去取諸家，定為一書，與向來《大學章句》相似?！盵24]
《文集》卷三十一〈答張敬夫〉十八：“《中庸》、《大學》緣此略修一過……《論語》亦如此草定一本，未暇脫稿，《孟子》則方欲為之，而日未及也?！盵25]根據這兩封信，我們看到：朱子在草成《大學章句》之后，又相繼編撰了《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
其編撰的方法“與向來《大學章句》相似”，都是“出己意去取諸家，定為一書”。這就可見，《大學章句》在整個前“四書”體系的建構中在體例和方法上，都起了一個模板或指針的作用。這是第一層義藴。
從義理的層次看，《大學》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洞髮W章句》說：“于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盵26]
《大學或問》也說：“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于《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27]這里明確無誤地指出了“四書”之間的內在義理關聯，并以《大學》為基點提出了一個為學入道的順序。這是第二層義藴。
現在談第二個方面。前文業(yè)已論述，朱子通過集解《大學》的工作，已經逐漸發(fā)現二程門人的偏失，并認識到二程理學的精要。從體例上看，《章句》可說是《集解》工作的繼續(xù)?！都狻窂V搜博采古今諸家之說，今本《或問》中收有“格物”說凡八家，但《章句》中卻只收錄程顥說四條，伊川說二條，鄭玄說一條，呂大臨說一條，共四家之說七條[28]。
這表明，《章句》對于古今諸家之說確曾經過審慎的篩選，這可以解釋為什么《章句》中最終采用的諸家之說比《或問》少。合理的推測應該是，朱子在《集解》的基礎上又作了揀擇和刪節(jié)。至于《或問》所收諸家之說是否比《集解》更少，由于文獻不足，我們就不得而知了。必須注意的是，這些刪節(jié)絕不是毫無章法地胡選亂刪。
《文集》卷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此意甚精，蓋周子太極之遺意，亦已寫入《集注》諸說之后矣。”[29]《文集》卷八十一〈記大學后〉：“右《大學》一篇，《經》二百五字，《傳》十章……程子蓋嘗正之。熹不自揆，竊因其說，復定此本。”[30]這就是說，朱子是依據周、程之說作為標準來撰寫《章句》、《集注》的。
換言之，在前“四書”體系中，朱子的中心關懷在于如何憑借這一體系來融貫以周、程為宗主的宋代諸儒的“四書”理學新解。如前所述，朱子是通過《大學》一書來把握伊川理學的宗旨，并以此與浮圖老子之學相區(qū)分，而《大學》一書又被闡述為“四書”體系的基礎，因此，朱子不但是以《大學》為基礎來建構他的“四書”體系，而且將《大學》闡釋為周、程理學的義理根源。
然而，倘如我們以為朱子只是一味地繼承周、程理學對于《大學》的新解，而絲毫沒有自己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亦為一偏之見?！墩Z類》卷六十二：“游丈開問：'《中庸》編集得如何？’曰：'便是難說。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間盡有差舛處，又不欲盡駁難他底，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曾有人說?！?/span>
照此說法，在朱子之前，《中庸》已經引起廣泛重視，因此“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只是“其間盡有差舛處”，而“《大學》都未曾有人說”。二程雖然曾經表彰該篇，可惜也沒有專門著述[31]。
《語類》卷十四：“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有解說，想也看得鶻突。而今看注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子細去看?！比绱苏f來，朱子對《大學》的表彰，一方面是繼承了周、程理學的精義，另方面則補充了周、程理學的未竟之業(yè)，并在此基礎上建構成他的“四書”體系。
現在討論第三個方面?！凑Z孟集義序〉：“《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后斯道之傳有繼，其于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閑嘗搜輯條疏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于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若張公之于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于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孰可以為孔氏之顏、曾也?！盵32]
這篇序文作于乾道八年（1172）。在這篇序文中，朱子表達了兩點意思：第一，二程獲得了孔、孟的“道統(tǒng)”。第二，若以二程比作孔子，則橫渠僅得比數伯夷、伊尹，楊、謝諸人亦“未知孰可以為孔氏之顏、曾”。換言之，張載與二程的門人都沒能獲得“道統(tǒng)”。
錢穆據此認為：“蓋至是而朱子始悟程門諸子未能得程氏之真?zhèn)鳎宋⒙镀湟馊绱??！盵33]前文考論朱子早年的“集解”工程已詳，可與錢氏此說相發(fā)明。
時隔一年，《文集》卷七十五〈中庸集解序〉云：“《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于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于曾子而得其所傳于孔子者焉……孟子之徒實受其說……至于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fā)揮之。”[34]在這篇序中，朱子首次勾勒出一條“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統(tǒng)”傳承圖。
在此之前，伊川在《明道先生墓表》中也曾勾勒出一幅“道統(tǒng)”的草圖：“周公歿，圣人之道不行；孟軻死，圣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后；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盵35]
兩相比對，則是朱子在孔、孟之間插入了曾子、子思兩傳；又在孟子之后補入濂溪、二程兩傳。濂溪、二程兩傳的學說后來被他貫徹在淳熙二年寫成的《近思錄》中，而孔、曾、思、孟四傳，則被他貫徹在《四書》中[36]。
因此，我們可以說朱子的前“四書”體系其精神實質是要藉由他精心揀擇的經典來構建、聯貫一個“道統(tǒng)”的譜系，即藉由“四書”和《近思錄》五種書籍，來具體化、經典化他在乾道九年所領悟到的“道統(tǒng)”，也就是一條“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程子”的“道統(tǒng)”譜系。
在朱子看來，《大學》一書實際上是這個“道統(tǒng)”譜系的樞紐?！痘騿枴罚骸吧w《中庸》之所謂明善，即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即誠意正心修身之效也?！睹献印分^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yǎng)性修身者，誠意正心修身也。”[37]
“吾聞之也，天道流行……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盵38]
在這里，朱子把孔、曾、思、孟、程、張的學說分別與《大學》的格、致、誠、正對應起來。值得注意的是，朱子是用《大學》的條目來檢定孔、曾、思、孟、程、張的“道統(tǒng)”。上文業(yè)已指出，朱子對佛老與儒學的判別，對二程學術宗旨的把握以及對二程門人學術偏失的厘定，都是立足在《大學》“格物”說的基礎上。
如今，上起孔、孟，下迄周、程的“道統(tǒng)”，也是由《大學》來檢證與統(tǒng)攝?？梢哉f，《大學》一書在朱子建立前“四書”體系的過程中，既發(fā)揮了一個義理標準的作用，同時也發(fā)揮了一個統(tǒng)攝樞紐的作用。
四、《大學》與朱子的后“四書”體系
如前所述，朱子自從乾道八年開始著手撰寫《大學章句》，到淳熙四年首次提出“四書”的名稱，并“皆為《集注》”，從而建構他的前“四書”體系。這個過程前后大約經歷了五年。在此以后，朱子仍在不斷地修訂他的“四書”注解。李方子《紫陽文公先生年譜》云：“十六年，始序定《大學》、《中庸》《章句》?！盵39]
李性傳〈饒州刊本朱子語續(xù)錄后序〉亦云：“《大學》、《中庸》《章句》、《或問》成書雖久，至已酉乃始序而傳之?！苯癖尽洞髮W章句序》、《中庸章句序》分別署為“淳熙已酉二月甲子”、“淳熙已酉三月戊申”[40]，則是相隔四十四天，兩書相繼序定。
《語類》卷一百四童伯羽錄：“某覺得今年方無疑?！苯駬吨熳诱Z錄姓氏》，知此條系童伯羽庚戌（1190）所聞?？肌墩Z類》卷十五、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有童伯羽《大學》、《論語》語錄十余條，則伯羽在該年主要從朱子受《大學》、《論語》可知，據此推之，則朱子所謂“今年方無疑”，當是針對前不久剛序定出版的后“四書”體系而言。
跟前“四書”體系相比，淳熙十六年完成的后“四書”體系的規(guī)模更加宏大，在外延上極大地擴展了前“四書”體系。這些外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包括“小學”和五經。下面，本文將分別探討二者與《大學》的內在關聯。即：一、朱子“小學”與《大學》的內在關聯。二、朱子后期的六經[41]研究與《大學》的內在關聯。
先探討第一個問題。前“四書”體系雖然用《論語》、《大學》、《中庸》和《孟子》建立了“孔-曾-思-孟”的“道統(tǒng)”，但是，從學道次第與實際修養(yǎng)工夫來說，卻必須先有一個入道處。有關此點，朱子開宗明義就在《章句》中指出：“于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盵42]
朱子這里用程子的話從學道次第的角度來表彰《大學》的特殊地位，與前“四書”體系特別從“道”或“道統(tǒng)”的角度來闡發(fā)《大學》角度不同、義各有當。第二節(jié)業(yè)已指出，朱子在集解《大學》的過程中已經逐漸領悟到“敬”是二程理學的精髓，也是圣門古今相傳的“道”。
他在乾道四年拈出“涵養(yǎng)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一語。據《大學》所說，致知在格物；至于如何格物，朱子在前“四書”體系中精心撰寫了《大學》“格物”補傳，使“格物”的修養(yǎng)工夫問題獲得了解決。至于“敬”的修養(yǎng)功夫如何，朱子則并沒有能夠在前“四書”體系中專門進行解答，這就留下一個義理的缺口。
淳熙四年，朱子建立前“四書”體系，在此以后數年，朱子嘗試用“小學”來落實“敬”的修養(yǎng)工夫。他在后來的《或問》中表達了這一思路：“蓋吾聞之，'敬’之一字，圣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yǎng)本源，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jié)，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fā)聰明，進德修業(yè)，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圣學始終之要也哉？”[43]
淳熙十年（1183），朱子邀請劉清之共同草創(chuàng)《小學》一書，這項工作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44]才最終完成。兩年后，朱子在〈大學章句序〉中概括了這么一個“小學→大學”的為學次第：“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jié)，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jié)所以分也?！盵45]
至此，朱子才真正通過《小學》一書貫徹了他關于“小學”的設想，從而使得伊川的“敬”的修養(yǎng)理念獲得一個切實用力處。而這一發(fā)展，顯然是從“大學”向下推衍而來，目的在于補足《大學》中未能顯豁的“涵養(yǎng)用敬”工夫。
接下來，我們討論第二個問題。《或問》：“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于《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46]在這里，朱子強調了《大學》的“綱領”意義，但這絕不意味著圣門學問僅此而已。
《語類》卷十四：“《大學》是為學綱目。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皆雜說在里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span>
卷十八：“物理無窮，故他說得來亦自多端。如讀書以講明道義，則是理存于書；如論古今人物以別其是非邪正，則是理存于古今人物；如應接事物而審處其當否，則是理存于應接事物。所存既非一物能專，則所格亦非一端而盡?！?/span>
這就是說，《大學》只是為學者指示一個綱領，這還僅僅是治學的第一步，在這之后，還有許多事物要格，還有許多工夫要做。在這眾多條目工夫中，朱子著重提示學者應該“去看他經”。換言之，六經之學乃是《大學》“格物”工夫向上的延伸和拓展。
為此，他身體力行開展了一系列的解經工作。這些工作包括：1、《詩集解》，成于淳熙四年（1177）；2、《易傳》，成于淳熙四年（1177）；3、《古今家祭禮》補訂本，成于淳熙八年（1181）；4、《易學啟蒙》，成于淳熙十三年（1186）；5、《詩集傳》，成于淳熙十三年（1186）；6、《律呂新書》參訂，淳熙十四年（1187）；7、《禮書》[47]，淳熙十四年（1187）；8、《周易本義》，成于淳熙十五年（1188）。
不難發(fā)現，朱子一生最主要的經學著作如《詩集傳》、《易學啟蒙》、《周易本義》等，都成于淳熙四年以后，淳熙十六年之前。從時間上看，這一系列經學著作幾乎與朱子的“小學”研究同時進行。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朱子在建立前“四書”體系的同時，曾經將“四書”體系所彰顯的“道統(tǒng)”延伸到宋代，為此，他與呂祖謙合作撰寫了《近思錄》一書來落實這一“道統(tǒng)”。
事實上，正如本文第三節(jié)所論，朱子正是基于周、程理學特別是伊川之學去建構他的前“四書”體系。可以說，北宋周、程理學諸儒正是朱子得以逆向追溯孔、曾、思、孟以建立他的前“四書”體系的階梯，而《近思錄》則是朱子根據前“四書”體系順向整合北宋理學諸儒而建構的新經典。
在此以后，朱子又開始把“大學”向下進行推衍，從而完成了一個“小學→大學”的義理體系，這也就是他的后“四書”體系。為了落實這一目標，朱子與劉清之合撰了《小學》一書。
與此同時，朱子也著手撰寫了《詩》、《書》、《易》等群經新解，通過這些努力，朱子不斷地擴展此前建立的前“四書”體系，試圖建立起一個“小學→大學（四書→六經）”的兩階段、三層次的宏大經學體系，即上文所說的后“四書”體系。
盡管朱子對于《禮》、《春秋》二經的經學新解并未及身完成，但朱子后“四書”體系的規(guī)模與旨趣則已明晰可見。萬變不離其宗，無論是前“四書”體系還是后“四書”體系，《大學》在兩個體系的建構中始終居于中心和樞紐地位。
五、結論
朱子在后“四書”體系建立以后，曾說過“某覺得今年方無疑”的話。覈其情實，在此之后直至朱子去世的十年時間中，朱子沒有能夠再建立起一個規(guī)模更宏大的“四書”體系。
不過，朱子晚年的《大學》詮釋仍有局部調整。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對“誠意”章的修訂。呂柟《朱子抄釋》卷一：“先生捐館前一月，以書遺廖子晦曰：'《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盵48]《兩朝綱目備要》卷六：“辛酉，改《大學章句》'誠意’一章。此熹絕筆也?！盵49]
根據這兩條材料，可知朱子臨歿前仍兢兢致力于“誠意”章的修訂，其旨趣是務求“簡易平實”。陳林著有專文考察朱子晚年對《大學》“誠意”章的修訂，也指出朱子晚年對《大學章句》“誠意”章多有修改，其修改的目的是使義理更加圓融通透，使修養(yǎng)工夫真切易行。[50]
朱子在《大學章句》結尾說：“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盵51]特別強調“格物”、“誠意”二章的重要性，這與上文所述晚年反復斟酌“誠意”章的用意正可相互發(fā)明。
總體來看，朱子晚年《大學》詮釋的精神旨趣實在為學者指導切實用力的修養(yǎng)工夫，他對《大學》注解的調整并非致力追求建立更宏大的經學體系。
綜合本文所述，朱喜自十六、七歲藉由《大學》、《中庸》二書，始于程門理學有所窺入。自此以后，朱子的《大學》詮釋前后歷經了五個階段的發(fā)展過程：撰寫〈呂氏大學解〉，站在二程理學的立場上來批判佛老“異端”之學，此為第一階段；
撰寫《大學集解》，廣搜博采北宋周、程諸子及二程門人之說，其研究旨趣由批判轉為建立，此為第二階段；
在編撰《大學集解》的過程中，悟出了周、程理學的精髓，同時也發(fā)現了二程門人的偏失，并由此發(fā)展了伊川提出的“道統(tǒng)”譜系，在此基礎上，朱子開始草創(chuàng)《大學章句》、《或問》，首次提出“四書”的說法，通過“四書”和《近思錄》來具體化、經典化他提出的“道統(tǒng)”譜系，由此構建了他的前“四書”體系，這是第三階段；
以《大學》為樞紐，把前“四書”體系向下延伸到“小學”，向上擴大到六經，以建立一個規(guī)模宏大的后“四書”體系，這是第四階段；
朱子晚年盡管仍對其《大學》注解有所調整，但并非繼續(xù)經學體系的建構，而是更關注通過《大學》指導學者做簡切平實的修養(yǎng)工夫。
朱子《大學》詮釋的嬗變與他對于《大學》一書認識的演變密不可分。在第一階段，朱子立足在二程《大學》“格物”說的立場上判別圣門之學與佛老之學的疆界。錢穆評價朱子《大學章句》“格物”說有云：“朱子從此分出儒釋疆界，實不得謂其非一大貢獻?！盵52]正是此意。
然而，〈呂氏大學解〉只是《雜學辨》中的一篇，朱子并不是單純地立足于《大學》一書來指點儒學與佛老的疆界，這與后來的《大學章句》有所不同。在第二階段，朱子試圖通過“集解”的工作，找到二程理學的精髓。結果，他透過《大學》“格物”說窺見二程理學的要義，用“涵養(yǎng)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一語提挈二程理學的綱領，還由此進一步詮釋了儒學的“道統(tǒng)”。
這就是朱子在第三階段從事《四書》與《近思錄》編撰的中心關懷，換言之，朱子想借《四書》、《近思錄》二書來落實“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的儒家“道統(tǒng)”與經典體系的建構。
在第四階段，朱子把前“四書”體系朝上下兩個方向擴展，建立一個“小學→大學（四書→六經）”的宏大新體系。從這個意義上講，朱子的確是在有意識地建構他的新經學，然而，我們必須注意這是一個持續(xù)嬗變的體系，并不限于《四書》本身。
在上述前后兩個“四書”體系中，《大學》一書始終處于核心位置，但在兩個體系中《大學》發(fā)揮的功能卻前后有別。在前“四書”體系中，《大學》“格物”說既被提挈為伊川理學的精髓，也被視為圣門之學、佛老之學以及程門諸子義理純駁的判準。
因此，如果不了解《大學》，就不能了解圣門的“道”，“道統(tǒng)”自然也就無從判定，那么，根據“孔-曾-思-孟”道統(tǒng)所建立的前“四書”體系便會失去其合理性的依據。而在后“四書”體系中，《大學》的“為學次第”論得到了深入開展。
“為學次第”落實在生活中即是修養(yǎng)工夫，朱子晚年的《大學》詮釋特別注重修養(yǎng)工夫，這與后“四書”體系注重發(fā)揮《大學》的“為學次第”論是精神一致的。實際上，“小學”與“五經”之所以被納入后“四書”體系，也正是以《大學》的“為學次第”論作為理據。
南宋以后，《四書》凌駕《五經》。就這個意義而言，《四書》的結集可以說是開辟了中國經學的新統(tǒng)。本文的研究表明，朱子建構的“四書”體系實際上包含前后兩個不同的經學體系。前“四書”體系的宗旨固然是重構先秦儒家的經典系統(tǒng)，但是，融鑄其中的“道統(tǒng)”觀念其實一直聯貫到北宋理學而與《近思錄》遙相呼應。
因此，前“四書”體系本質上乃是一個從理學的觀點出發(fā)而且旨在聯結先秦儒家與北宋理學的經學體系。相比之下，后“四書”體系規(guī)模更加宏大、修養(yǎng)工夫更加完備，該體系不但把“六經”納入其內，而且嘗試建立新的“小學”經典，以補足“大學”之前的一段“小學”工夫。
這樣一來，之前被排除在“道統(tǒng)”之外的漢唐“五經”之學也被納入這個新的經學體系。錢穆說：“朱子崛起南宋，不僅能集北宋以來理學之大成，亦并可謂其乃集孔子以下學術思想之大成?！盵53]
依照本文的分析，所謂“集北宋以來理學之大成”，正是朱子前“四書”體系的義理起點和建構依據；所謂“集孔子以下學術思想之大成”，則正是朱子后“四書”體系的格局規(guī)模和內在精神。
然而，我們必須承認，朱子的后“四書”體系并未及身完成，錢先生所說的朱子“集孔子以下學術思想之大成”的工作，相較于朱子“集北宋以來理學之大成”的貢獻而言，似乎難以相提并論；南宋以來以“四書”為中心的新經學與漢唐以“五經”為中心的舊經學之間的調和并未圓滿解決，這為日后長期的漢宋之爭埋下了伏筆。
注釋：
[①]錢穆：〈中國文化演進之三大階程及其未來之演進〉，見劉夢溪主編，郭齊勇、汪學群編校：《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錢賓四卷》（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頁。
[②]錢穆：《朱子新學案》（四），見《錢賓四全集》第十四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yè)公司，1994年版，第201頁。
[③]Daniel K.Gardner,Chu Hsi and the Ta-hsueh:Neo-Confucian Reflection on the Confucian Can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5-9.從哲學上分析朱子對“四書”、“五經”認識的三個分別，可參看Wing-Tsit Chan,Chu Hsi:Life and Thought(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7),P.136.
[④]又如卷十四：“先看大學，次語孟，次中庸”；卷一百五：“四子，六經之階梯”。此類尚多。本文引《語類》甚多，僅標明卷次，不一一標注頁碼，以免繁冗。引文皆據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
[⑤]例如，蔡方鹿指出朱子《四書》學是在二程思想的基礎上，經過集解、集說的過程，最后著成《四書章句集注》；朱漢民、肖永明也認為朱子早年即接觸到二程的四書學著作，這是促成他日后集理學大成，建構“四書”體系的重要機緣。參看蔡方鹿：《朱熹經學與中國經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260頁；朱漢民、肖永明：《宋代〈四書〉學與理學》，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215-226頁。佐野公治也認為“經書解釋は思想的產物にほかならないのである”，謂朱子的“四書”注釋無非是其理學思想的產物，見佐野公治：《四書學史の硏究》，東京，創(chuàng)文社，1988年版，第76頁。
[⑥]周之翔：《朱子<大學>經解研究》，湖南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第14-56頁。
[⑦]朱熹：《朱子大全》，北京，中華書局，1935年版，第738頁。
[⑧]茲更舉一例，印證此點。《朱子語類》卷四：“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fā)?！?/span>
[⑨]朱熹：《朱子大全》，第1280-1295頁?！峨s學辨》計收入〈蘇氏易解〉、〈蘇黃門老子解〉、〈張無垢中庸解〉、〈呂氏大學解〉四篇。
[⑩]王懋竑《朱子年譜》失載。束景南據〈答汪尚書〉書三系之于隆興二年（1164）。見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30頁。
[11]朱熹：《朱子大全》，第1293頁。
[12]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35年版，第3083頁。
[13]朱熹：《朱子大全》，第1294頁。
[14]朱熹：《朱子大全》，第1294頁。
[15]朱熹：《朱子大全》，第1294頁。
[16]王懋竑《朱子年譜》、黃榦《朱子行狀》、《宋史》朱子本傳皆無朱子撰寫《大學集解》的記載。錢穆《朱子新學案》、陳來《朱子哲學研究》于朱子早期之《大學》解皆未深考，亦忽略了朱子早年的著作《大學集解》。束景南《長編》于此考證甚詳，見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第1446頁。
[17]朱熹：《朱子大全》，第1294頁。
[18]束景南：《朱子大傳》，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60頁。
[19]束景南：《朱子年譜長編》，第406頁。
[20]朱熹：《朱子大全》，第675頁。
[21]朱熹：《朱子大全》，第1764頁。
[22]束景南：《朱子年譜長編》，第586頁。
[23]束景南：《朱子年譜長編》，第479頁。
[24]朱熹：《朱子大全》，第1881頁。
[25]朱熹：《朱子大全》，第480頁。
[26]朱喜：《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3頁。
[27]朱熹：《四書或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頁。
[28]陳鐵凡：《四書章句集注考源》，臺北，中華民國孔孟學會，1963年版，第38頁。
[29]朱熹：《朱子大全》，第485頁。
[30]朱熹：《朱子大全》，第1428頁。
[31]《二程集》收載《河南程氏經說》，內有《易說》、《書解》、《詩解》、《春秋傳》、《禮記》、《論語解》、《孟子解》、《中庸解》，“四書”中獨缺《大學解》，僅有改本而已。
[32]朱熹：《朱子大全》，第1350頁。
[33]錢穆：《朱子新學案》（四），第206頁。
[34]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377頁。
[35]程顥、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640頁。
[36]即以《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四書代表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一脈相承的道統(tǒng)，故又稱“四子”書。
[37]朱熹：《四書或問》，第10頁。
[38]朱熹：《四書或問》，第23頁。
[39]李方子原編，李默、朱河訂：《紫陽文公先生年譜》，載《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26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頁。
[40]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16頁。
[41]由于《樂經》失傳，儒家通常只說“五經”。然而，朱子雖然沒有編撰“樂經”，但他與蔡元定參訂的《律呂新書》實際上具有類似“樂經”的經典地位。因此，從朱子經學研究的成果來看，其經學體系實已囊括“六經”。
[42]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3頁。
[43]朱熹：《四書或問》，第2頁。
[44]束景南：《朱子年譜長編》，第773頁。
[45]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頁。
[46]朱熹：《四書或問》，第11頁。
[47]此書已佚，疑即《儀禮經傳通釋》前身。
[48]呂柟：《宋四子抄釋》，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352頁。
[49]不著撰人：《兩朝綱目備要》，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370頁。
[50]陳林：〈朱熹晚年修訂《大學章句》〈誠意〉章的心路歷程及義理探析〉，《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34期（2015年7月），第159頁。
[51]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3頁。
[52]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卷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頁。
[53]錢穆：《朱子學提綱》，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頁。
作者簡介：毛朝暉，湖南衡陽人，曾任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華文教研中心副研究員，現為中山大學哲學系（珠海）副研究員、新加坡南洋孔教會董事。研究方向為儒家哲學、經學與中國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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