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之要在于“自由”
——讀王陽明《大學古本序》
文 / 段德智
誠意、格物的過程，好善惡惡、為善去惡的過程，同時也就是去私欲障蔽、充拓良知的過程，是良知不斷自己超越自己、自己實現(xiàn)自己的過程。只有從這樣的高度來審視他的誠意說和格物說，才算得了它們的真義。陽明在序中講：“不務(wù)于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 支與虛與妄，其于至善也遠矣?！逼渲兴鶑娬{(diào)的也就是這個意思。
陽明在改序中提出的“致知者誠意之本”的思想，是陽明心學中一條最本質(zhì)最核心的原理，它在陽明心學體系的最后建構(gòu)中是一個決定性的思想，因為正是由于這一思想的提出，陽明才最終找到了融合匯通其本體論(心體論)、工夫論(“格致誠正”)和認識論(知行合一)的紐帶，使其心學最終獲得了一種比較系統(tǒng)、比較完整的形態(tài)。陽明在改序結(jié)尾中說：“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蓖砟暧终佌伕嬲]其子說：“吾平生所學，只是致良知三字?！庇纱俗阋娭轮f在陽明心學中的地位。
還當指出的是，陽明的《大學古本序》是他于其心學發(fā)展過程中一個根本轉(zhuǎn)折時期寫出來的。原序和改序雖然就寫作時間言，只不過相隔5年之久，但是卻分別鮮明地標志著其心學發(fā)展過程中的兩個基本階段：原序強調(diào)的“大學之要，誠意而已”，顯然是他主誠意格物階段的產(chǎn)物；改序強調(diào)“致知者誠意之本”，顯然是他步入主致知階段的一個界碑。因此，《大學古本序》，無論是原序也好，改序也好，對于我們理解和把握陽明的心學都是必要的。誠然，就它們各自表達的哲學思想看，改序比起原序來要更為宏富和深邃，然而，如果我們對陽明的心學作歷史的和動態(tài)的了解的話，我們就當不僅關(guān)注改序?qū)υ虺降囊幻妫乙餐瑫r關(guān)注改序?qū)υ虺欣^的一面。因為陽明在改序中提出的致知思想并非只是他“征寧藩”的產(chǎn)物，而且也是他長期沿著心學方向石=乞石乞以求的結(jié)果。陽明自己就曾說過：“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與學者言，費卻多少辭說，今幸見出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真是痛快!”[①]陽明于1508年龍場悟道后的十幾年中，先后提出過知行合一、心外無理、心外無物、立誠、格其非心等思想，這些思想雖然都尚未達到致良知的境界，但終究為他后來提出致良知學說奠定了基礎(chǔ)。就誠意說而言，它既把格物理解為正意，理解為格心之不正，這就已經(jīng)透露了作為良知之心的本體地位，從而為致知說的提出作了鋪墊。而且即使在致知說提出之后，誠意說也并未因此而遭到否定，相反它作為致知說的一個必要的環(huán)節(jié)被賦予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心學意義。更何況，原序中的文字，絕大多數(shù)都原封不動地保留在改序里。這就表明，即使在陽明自己的心目中，改序和原序也存在著不容否認的承續(xù)性和可共存性。這是我們研究陽明心學，特別是他的《大學古本序》時應(yīng)予以注意的。
賀麟先生在《近代唯心論簡釋》中曾經(jīng)指出：“近代人生活的主要目的在于求自由”[②]。這給我們領(lǐng)悟陽明心學的神髓點明了方向。陽明的《大學古本序》的原本和改本在側(cè)重上和深淺上雖然有所差異，但它們所表達的卻是同一個基本思想，這就是求自由的思想，作為本體的心的自作主宰的思想。
《大學古本序》所表達的求自由的思想，從總體上看，不外心之自在自守、心之自外自放和心之自在自為三個層面。所謂心之自在自守，無非是指“心外無理”、“心外無物”的思想以及與此相應(yīng)的“心無所放”及“向內(nèi)用功”的思想。陽明龍場悟道中悟出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所表達的也就是這種思想。心之自在自守要求我們充分體悟“心外無理”、“心外無物”的意涵，充分體悟“理，心之條理也”的意涵。這從誠意說的立場看，就是要體悟到“意由心出”、“物由心出”，體悟到“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發(fā)，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大學古本旁釋》)這從致知說的立場看，就是要體悟到“情由心出”、“行由心出”，體悟到作為為善去惡(格物)的是非，作為好善惡惡(誠意)的是非，原來只是一個是非，即作為“是非之心”的是非。
所謂心之自外自放，指的無非是心的開放性格和實踐性格，無非是心的一種超越狀態(tài)或“出竅”狀態(tài)，無非是知行合一。它要求我們充分體悟心的即體即用、即本即末、即未發(fā)即已發(fā)的品格，充分體悟“不行不足謂之知”及“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傳習錄》上)，充分體悟由知善知惡而好善惡惡再為善去惡這一作為道德主體和實踐主體的良知的一套不能自已的運作系統(tǒng)。這從誠意說的立場看，就是要體悟到“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大學古本序》原序)。若就致知說的立場看，就是要體悟到“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書朱守楷卷》，《全書》八)，“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格物者致知之實也”(《大學古本序》改序)。
所謂心之自在自為，指的無非是止至善，復(fù)其體，或盡心盡性，也就是心的自超越和自實現(xiàn)。所謂“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原序)，“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改序)，均是謂此。不過，心之自在自為又可細分為兩個層面：負面和正面。其負面是說，誠意和致良知的過程，既是一個為善去惡的過程又是一個在為善去惡中不斷克己，不斷去除私欲障蔽的過程；其正面是說，誠意和致良知的過程既是一個為善去惡、不斷克己、不斷去除私欲的過程，又是一個不斷“為己”、不斷充拓良知的過程。良知充拓(或良知自實現(xiàn))的終極目標，從一方面看是達到“無虧缺障蔽”，或“瑩徹無染”；從另一方面看便是與萬物一體、天人合一的宇宙大心，或日“大本”。
心之自在自守是自由，心之自外自放是自由，心之自在自為更是自由。自由或求自由的思想，當是陽明寫作《大學古本序》時心頭奔突不已的思想。這是《大學古本序》中最有價值最有生命力的思想，陽明的誠意說和致知說的許多細節(jié)都可能過時，但是潛藏在他的這兩個學說背后的求自由的思想將永放光輝。它無疑是中國古代儒學思想中最光輝、最經(jīng)久的一面，即使在世界近現(xiàn)代哲學中也當享有其崇高的地位。陽明是15世紀末16世紀初的哲學家，在他那個年代，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都不曾有一個像他這樣的哲學家對哲學的和人的主體性原則和自由原則作出如此深刻如此系統(tǒng)的闡述。比他晚出1個世紀的西方大哲斯賓諾莎(1632一1677)，其所講的“實體”，也如黑格爾所批評的，只是一種“死板”的實體，完全缺乏活動性和能動性，完全缺乏主體性原則。英國大哲巴克萊(1684—175)雖然提出了“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口號，但由于其神學精神和狹隘經(jīng)驗主義的污染，其思想同陽明所闡述的哲學的和人的主體性原則和自由原則相去甚遠。即使近代西方哲學家中對哲學的和人的主體性原則和自由原則宣揚最力的康德(1724—1804)，其實踐理性也只是個抽象的立法者，而尚未達到現(xiàn)實的踐履者。陽明不僅是近代中國的大哲，而且也是近代世界的大哲。
不只是陽明心學中的激昂的主體意識和自由意識令人欽佩，他的無厭無倦、一往無前的求哲學自由的精神也令人欽佩。他早年亭前格竹、洞天靜坐，追求的是這種自由；他中年龍場悟道，追求的是這種自由；他晚年的江西致知、天泉證道，追求的是這種自由；他臨終的遺言：“此心光明，亦復(fù)何言”，所表達的也是這種自由。他的倡自由的心學，是他自己的生存智慧的升華，是其心靈經(jīng)歷艱苦磨練發(fā)生的證悟。他在談到其致良知學說時曾不無深沉地指出：“某于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到此”。這絕非什么鋪張之辭。這樣，陽明就以其整個哲學生命向我們啟示了一條真理：人的自由——并不是象薩特所說的那樣，是現(xiàn)成的、絕對的、不可能沒有的，它是靠我們用整個生命去搏取，去贏得的；政治自由和社會自由是如此，思想自由和精神自由是如此，即使哲學自由亦復(fù)如此。
陽明的心學確實如人們所指出的，有一種鮮明的超前性格。盡管我們同它有近半個千福年的時間間距，但我們讀起陽明的心學著作來仍感到十分親切，甚至驚心動魄。當我們閱讀他的思想時，腦海里總會不時地閃現(xiàn)出康德、胡塞爾、海德格爾、薩特……。這種現(xiàn)象很難只用讀者把陽明思想現(xiàn)代化解釋過去。要解釋它，就不能不考慮到陽明心學這個“文本”本身的內(nèi)在品格，就不能不考慮到我們中華民族的哲學素以研究人生哲學和價值哲學見長，陽明的心學不過是比較典型地體現(xiàn)了這一特色。當然，在中國的土地上，于15世紀末16世紀初產(chǎn)生出陽明這樣的心學，除了中國哲學的民族特征這一因素外，當時中國的國情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在中世紀的中國，宗教和神學雖然也曾泛濫一時，但卻始終沒有象在西方國家那樣，達到“萬流歸，宗”的地位?；蛟S正是后面這一國情才促成近代中國人學的早熟。然而這樣早熟的中國人學，正因為其早熟而不可避免地具有兩重性格：一方面它有顯明的超前性格，有同近現(xiàn)代西方人本主義哲學相溝通的地方；另一方面由于其從未受到過近代理性精神、科學精神和民主精神的洗禮，而在所難免地保留有先前時代哲學的素樸性格和封建印跡。這是我們研究陽明心學、研究近代中國人學時須特別留神的。積極借鑒現(xiàn)代西方入學的研究成果，切實克服我國傳統(tǒng)人學的素樸性格，進一步推進中國人學的現(xiàn)代化和世界化，承擔起歷史賦予我們的繼開使命，是我們這一代中國學人的職責。
注釋：
[①] 轉(zhuǎn)引自陳來：《有無之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頁。
[②] 賀麟：《哲學與哲學史論文集》，商務(wù)印書館1 990年版，第134頁。
寫于1994年2月，原載蕭漢明、郭齊勇編：《不盡長江滾滾來——中國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東方出版社，1994年9月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