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蘇軾黃州詞中的歸隱情結
發(fā)布單位:湖北三峽職業(yè)技術學院本站原創(chuàng) 提交日期:2006-7-31 21:20:21 閱讀次數(shù):2306
摘要： 蘇軾在詩詞文賦中反復吟唱“歸去”，卻終生未曾真正歸隱。這種仕與隱的矛盾心理在謫居黃州時期表現(xiàn)尤為突出。蘇軾黃州詞中的歸隱情結，集中反映了士大夫文人追求人生理想，完善自我人格的精神需求。而蘇軾正是憑借這一時期的創(chuàng)作成就，成為宋代士大夫文化的典型代表。
關鍵詞： 蘇軾；黃州詞；歸隱情結
中圖分類號： I207.23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2027/YC-（2005）02-0049-04
蘇軾一方面是忠君愛國、抱負滿懷、學優(yōu)則仕、謹守儒家“修齊治平”想的人物，另一方面卻在詩詞文賦中反復吟唱“歸去”，儼然一個陶淵明式的隱士。以鄒同慶、王宗堂《蘇軾詞編年校注》為例，在蘇軾的全部350首詞作中，有87首詞101次使用了“歸”字，扣除15首詞中15次與歸隱思想無關的“歸”字，仍有72首，占全部詞作的五分之一。而以其他詞語如“隱”、“還”、“逝”等詠嘆歸隱主題的還沒有計算在內(nèi)。可見，蘇軾確實有著一個歸隱情結，而且這種情結伴隨他的一生并隨著不同時期而變化：由早期的思鄉(xiāng)、歸耕的具體寄托到黃州時期（含離黃赴汝途中及居住常州期間）的“聊從造物游”（《菩薩蠻》）的超脫，再到晚年的“北歸”與“天涯未覺遠”（《發(fā)廣州》）的同一。在仕與隱的天平上，蘇軾并沒有找到傾向任何一方的答案。其中，又以謫居黃州時期為最具代表性。
一、蘇軾歸隱情結的文字表述
蘇軾“學道忘憂，一念還成不自由”（《減字木蘭花》），他的這首“彭門留別”竟成讖語。寫作此詞之后三個月，就發(fā)生了“烏臺詩案”，隨后是貶謫黃州。謫居黃州時期是蘇軾一生創(chuàng)作的高峰，也是思想的高峰，如同蘇轍所說：“自其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1］（P62）蘇軾由州守而為罪人，以文壇領袖而被貶謫流放，以至“夢繞云山心似鹿，魂驚湯火命如雞”（《予以事系御史臺獄……》）?？梢娺@對于其心靈的打擊是何等的沉重。由前期的對于仕宦人生的反思，到“聊從造物游”的實踐，蘇軾的思想更深邃也更迷惘、更敏銳也更困惑，他的詩詞文賦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就歸隱情結來說，蘇軾似乎從某種外在形式上看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這種夙愿（盡管無論是肉體還是精神都不是自由的），但他的“歸去”情結反而日趨深沉，在謫居黃州的五年多時間，他僅在詞作中就有31首41次使用了“歸”字，其中7首還多次使用（1首使用4次，1首使用3次，5首使用2次）［2］（P272-571），這說明他認為自己并沒有“歸去”而更為懇切地尋覓著歸宿：
（A）謫居黃州期間所作：
1、塵世難逢開口笑。年少。菊花須插滿頭歸。（《定風波·重陽括杜牧之詩》）
2、歸不恨開遲。遲開恨不歸。（《菩薩蠻·回文冬閨怨》）
3、推手從歸去，無淚與君傾。（《水調(diào)歌頭·歐陽文忠公……》）
4、君是南山遺愛守，我為劍外思歸客。（《滿江紅·寄鄂州朱使君壽昌》）
5、五湖聞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水龍吟·閭丘大夫孝終公顯……》）
6、回首向來瀟灑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定風波·
7、老去才都盡，歸來計未成。（《南歌子·再用前韻》）
8、斜風細雨不須歸。（《浣溪沙·玄真子……》）
9、漁父醉，蓑衣舞。醉里卻尋歸路。（《漁父》）
10、紅酒白魚暮歸。歸暮。歸暮。長笛一聲何處。（《調(diào)笑令》）
11、歸雁。歸雁。飲啄江南南岸。（《調(diào)笑令》）
12、歸去來，誰不遣君歸?！鞣蛑赣鄽w路，門前笑語喧童稚?！?。歸去來兮。我今忘我兼忘世。（《哨遍·陶淵明賦歸去來……》）
13、臨水縱橫回晚鞚。歸來轉(zhuǎn)覺情懷動。（《漁家傲》）
14、便欲乘風，翻然歸去，何用騎鵬翼？（《念奴嬌·中秋》）
15、冥漠重泉哭不聞，瀟瀟暮雨人歸去。（《瑞鷓鴣·與郭生游寒溪……》）
16、閑駕彩鸞歸去、趁新年。（《南歌子·黃州臘八日飲懷民小閣》）
17、江南游女。問我何年歸得去。……蓮步輕飛。遷客今朝始是歸。（《減字木蘭花》）
18、歸去無眠。一夜余音在耳邊。（《減字木蘭花·琴》）
19、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滿庭芳·元豐七年……》）
（B）離黃赴汝途中所作：
20、北客明朝歸去、雁南翔。（《南歌子·別潤守許仲途》）
21、有書仍懶著。水調(diào)歌歸去。（《菩薩蠻》）
22、家何在，因君問我，歸夢繞松杉。（《滿庭芳·余年十七……》）
23、能使江東歸老客，遲留。（《南鄉(xiāng)子·宿州上元》）
24、歸去來兮，清溪無底，上有千仞嵯峨。……長風萬里，歸馬駐平坡。（《滿庭芳·余謫黃州五年……》）
25、尊酒不空田百畝。歸來分得閑中趣。（《蝶戀花·述懷》）
26、羈舍留連歸計未。夢斷魂消，一枕相思淚。（《蝶戀花》）
（C）與隱逸無關的“歸”字：
27、雪床初下瓦跳珠。歸來冰顆亂粘須。（《浣溪沙·十
28、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仿佛三更。（《臨江仙·夜歸臨皋》）
29、娥眉新作十分妍。走馬歸來便面。（《西江月·姑熟再見勝之，次前韻》）
30、一夢江湖費五年。歸來風物故依然。（《浣溪沙·和前韻》）
31、飛鴻落照，相將歸去。（《行香子·與泗守過南山晚歸作》）
所謂歸隱，大都是指功成身退的行為。而蘇軾在謫居黃州時期對于人生的思索，他的歸隱情結，其軫域則更為廣泛，可以概括為如下兩個主要方面：
首先是關于仙道：“烏臺詩案”之后到達黃州的第一首詞作就是表達他對于仙道修為的《臨江仙》：“十年不見紫云車。龍丘新洞府，鉛鼎養(yǎng)丹砂。”以后，又有許多此類作品，如：
風回仙馭云開扇。更闌月墮星河轉(zhuǎn)。枕上夢魂驚。曉來疏雨零。相逢雖草草。長共天難老。終不羨人間。人間日似年。（《菩薩蠻》）
此處說得很明白，他之所以“終不羨人間”，是因為“人間日似年”，具體來說，是因為“枕上夢魂驚”，是因為精神不自由，因為動輒得咎。所以他有時候會“乘鸞來去，人在清涼國”，想像著飛升到月亮上，從月亮俯瞰人間：“江山如畫，望中煙樹歷歷?！保ā赌钆珛伞ぶ星铩罚┑牵@些向往，僅僅是蘇軾痛苦心靈的表現(xiàn)而已。蘇軾對“羽化而登仙”（《赤壁賦》）是根本不相信的，因為蘇軾畢竟不是李白，不可以成為真正的道士，他對于仙道的虛渺是有清醒認識的。所以他在《哨遍》詞中說：“神仙知在何處？富貴非吾志。但知臨水登山嘯詠，自引壺觴自醉。”這并非虛言，而是實情。
其次是買田歸隱：那首著名的《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詞，就是去“相田”途中遇雨而作，后來蘇軾在詞中又說：“陽羨姑蘇已買田?！保ā朵较场に腿~淳老》）蘇軾以買田尋求歸宿，既是流放時期生活的需要，也是他長期企慕淵明、渴望歸隱的必然。他在黃州躬耕東坡，既“治東坡”，又“筑雪堂于上”（《哨遍》），在開墾東坡的田地中，感受到陶淵明式的喜悅：
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昨夜東坡春雨足，鳥鵲喜，報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鳴。北山傾。小溪橫。南望亭丘，孤秀聳曾城。都是斜川當日境，吾老矣，寄余齡。（《江城子》）
從表面上看，這像是真正的隱士，其實，蘇軾從來沒有真正地想做一個隱士。對“歸去”的反復吟唱，只是他對陶淵明代表的士人出世精神的積淀與發(fā)展而已。他在精神上積淀了陶淵明的出世精神和士人品格，又融匯了自己的人生觀念和時代精神，形成一種新的士人品格及新的人生認識。其中含有“人生如夢”的時代悲哀與人生悲哀，也含有“溪山好處便為家”（《臨江仙·龍丘子……》）的超脫曠達。人生如夢的觀念，大致從徐州后期開始：“休言萬事轉(zhuǎn)頭空，未轉(zhuǎn)頭時皆夢”（揚州作《西江月·平山堂》）；“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徐州作《永遇樂》）。到了黃州之后，則更為頻繁，更為深刻：“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西江月·黃州中秋》）。這種人生如夢之感伴隨著生命的蕭瑟：“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西江月》），伴隨著政治理想的破滅感：“秋誰與共孤光，把盞凄然北望”（《西江月》）；一直到“大江東去”那豪放千古的著名詞作之后的“灰暗的尾巴”：“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念奴嬌·赤壁懷古）?！叭松鐗簟钡挠^念，使蘇軾擺脫了政治理想破滅的惶惑：“夢里栩然蝴蝶、一身輕”（《南歌子》），從而成為實現(xiàn)曠達的武器，達到了“也無風雨也無晴”（《定風波》）的境界。
二、蘇軾歸隱情結的思想根源
蘇軾的歸隱情結幾乎從他一踏入仕途就已經(jīng)產(chǎn)生，并且伴隨了他的一生。無論是不得意時的仕宦（如通判杭州和知州密徐時期），還是痛苦的黃州惠州儋州的貶謫，抑或是較為得意的元祐時期，“歸去”始終是他才下眉頭卻上心頭的難以揮去的情結。
蘇軾詞所展示的“歸去”似乎是一個不斷流動變化著的概念，很難納入一個固定的思維軌跡：早期的“歸去”，以對于故鄉(xiāng)的思念為基本內(nèi)涵；知州密徐湖時期，則開始出現(xiàn)故鄉(xiāng)千里、佳處遲留的喟嘆，標志著由具體的故鄉(xiāng)之思到隨遇而安的曠達之感的轉(zhuǎn)型。謫居黃州時期，蘇軾的歸隱情結呈現(xiàn)了內(nèi)涵深化而拓展的特點。所謂深化，是他既有思鄉(xiāng)的痛苦又有躬耕田園的快樂。思鄉(xiāng)日益哀切，如孤鴻之哀，曠達則身世兩忘，“也無風雨也無晴”。所謂拓展，則是蘇軾將種種人生的思索融入歸隱情結之中，或說是將對于仕與隱關系的思索，拓展到對于人生終極目的的思索，對于人生終極關懷的思索，所以才會有人生如夢等等的命題。至于晚年，則是北歸的寄托與“風乎懸瀑下，卻行詠而歸”（《和陶歸園田居》六首）的互補。
蘇軾評論陶淵明，稱其“欲隱則隱，欲仕則仕”，這分明是他“欲去又還不去”（《昭君怨》），“欲隱難隱，欲仕難仕”心態(tài)的表現(xiàn)。蘇軾自從踏上仕途，除了服喪與流放之外，終生都積極從政而且頗有政績，說明了他的“欲仕則仕”；蘇軾詞中反復出現(xiàn)的歸隱情結以及詩文中更多的對“歸去”的詠嘆，反映了他對于歸隱的渴望。這正是他“欲仕則仕”卻不以仕為人生目的，“欲隱則隱”也不以隱為人生目的的政治表達。熙寧變法時期，如果他茍從王安石就不會有“烏臺詩案”和黃州流放；元祐更化時期，如果他茍從司馬光則不用屢求外放。這種“獨立不隨”的精神，在蘇軾詞中的表達就是“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卜算子》），也就是“自憐冰臉不時宜”，“尚馀孤瘦雪霜姿”（《定風波·詠紅梅》），其中的主要支持力量就是歸隱情結。因為，士人如果不以仕宦為人生目的，自然就把功名看得輕了；如果隨時有著 “欲隱則隱”的情懷，則自然不會阿諛茍合、隨波逐流。因此，曠達的體認與隱含的悲哀才是一個完整的歸隱情結，才能體現(xiàn)一個完整的東坡。究其原因，首先是時代的環(huán)境制約，其次是個人的性格所致。
（一）歷史文化原因
首先，士大夫階層的興起，是蘇軾歸隱情結產(chǎn)生的重要因素。宋代之后，中國已經(jīng)沒有封建世族，亦無世家門第觀念，幾乎所有的政府官員都通過科舉出身。蘇軾《趙德麟字序》指出：“宋有天下百余年，所與分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疏遠側微，而不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勛名聞者。神宗皇帝……增立教養(yǎng)選舉之法，所以封植而琢磨之者甚備?！保?span lang="EN-US">3］（P336）這樣，作為知識分子的士，就由先秦時期蘇秦張儀所代表的只有急功近利的游士、晉六朝世代相襲的士族（世族），與唐代再次走入世俗和功利的功名之士，而變?yōu)樗未氖看蠓?。以宋代為起點，士大夫以負起對天下的責任自許，普遍表現(xiàn)出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
其次，宋儒的“修齊治平”思想，是蘇軾歸隱情結的決定因素之一。宋儒講究的是“修己”之后方能“治人”，修己是出世，治人是入世。如欲入世，首先須有出世的思想修養(yǎng)。這樣，宋代儒家思想本身就含納了出世的思想，而且是其重要的根基。這種思想首先是從科舉的變化而來。宋代科舉以《四書》取代了《五經(jīng)》。那么，為何以《大學》為第一篇呢？這是因為個人必須與社會國家發(fā)生聯(lián)系，如果沒有《大學》只有《中庸》，則會流于只講個人、沒有“大我”觀念。而宋代外患嚴重，民族危機很深，我們不能想像當時的思想家專講“小我”，不要“大我”。這是蘇軾一生終于不能歸隱的深層時代原因。
再次，三教互補的宋代哲學，也是蘇軾歸隱情結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宋代之前，雖然也是儒道互補，卻不是在一個空間的互補：先秦時期，百家爭鳴，各呈異彩；秦代以吏為師，法家思想是國家哲學；漢武帝之后，獨尊儒術四百年；晉則是儒家解構、道家興盛的時代；六朝時期，佛學東漸，是佛教的時代；唐代則或道或釋或儒；只有到了宋代，儒道釋三家才在一個時空中并存，此時，三教彼此影響，一方面走上世俗化，一方面重視個人或自我。儒家講“修齊治平”，不能脫離世界；莊子則是世界的旁觀者，認為社會是妨害個人自由的，要作逍遙游；禪宗教人回到世界中去，認為砍柴擔米就是“道”，平常心就是“道”。蘇軾在《莊子祠堂記》中，曾反駁有人認為莊子作《漁父》等篇“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認為“此知莊子之粗者”，并提出：“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保?span lang="EN-US">3］（P347）這顯然是對于宋代哲學特點的認知建構。從仕隱情結來說，蘇軾正是三者的統(tǒng)一，他的“砍柴擔米”可以是從政入世，也可以是貶謫流放?？梢栽谌A堂之上，在華堂之上則不改麋鹿之姿；也可以在草野之中，在草野之中則是“我欲醉眠芳草”。蘇軾仕隱情結的難分難解，可以在這里得到時代的哲學解釋。
（二）思想性格原因
蘇軾歸隱情結的形成，與他的思想性格、家庭環(huán)境及平生遭際都有關系。蘇軾擁有富于野性的自由性格，這種性格的形成與他出生在偏遠的眉山有著密切的關系。他從小與子由快樂的野玩培育了他不受羈絆的自由精神。這種自由的、富于野性的生活，使蘇軾終生受益。蘇軾的一生，雖然自出仕之后，不是做官就是流放，但流放中也仍然有著官員的身份，這樣，蘇軾的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和修身治人精神與個人儒道遭際所綜合鑄造的內(nèi)心世界，便造就了他的仕進精神；而對于“小我”的品格追求，則會不斷地向他發(fā)出“歸去”的呼喚。特別是官場上戴有面具的生活，那種爾虞我詐、相互排擠更與蘇軾自由的個性發(fā)生了沖突。如蘇軾詞的“覺來幽夢無人說。此生飄蕩何時歇。家在西南，常作東南別”（《醉落魄·述懷》），即表達了對“面具”的厭煩。而詞人此處的感嘆，則因為主體的自我意識過分關注外在世界，疏忽了無意識的內(nèi)心世界。內(nèi)心世界的需求既不能得到滿足，主體自然會產(chǎn)生“家在西南，常作東南別”的悲哀心態(tài)。
三、蘇軾歸隱情結的文化意義
蘇軾的歸隱情結是士人仕進與退隱思想發(fā)展的歷史選擇。屈原的人生歸宿是以“政”為代表的積極用世的人生：“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離騷》），為了美政可以拋棄生命，其生命的價值和目的十分明確，它代表了先秦兩漢時期士人的人生觀念。這是士人人生觀念的第一階段。陶淵明“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五首》），以歸隱田園的方式實現(xiàn)了自己的人生價值，則自然的本體即是他的歸宿，它代表了晉以來士人的非功利主義的、自然與自由的人生觀念。這是士人人生觀念的第二階段，它是作為第一階段的對立物出現(xiàn)的。唐代以白居易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與元九書》）為代表，似乎實現(xiàn)了前兩個階段的整合，但其本質(zhì)卻是功利主義人生觀念的變異，而且與屈原的那種“雖九死其尤未悔”的執(zhí)著有異，其中包容了晉以來的追求功名、縱欲享樂的現(xiàn)世精神，這是士人人生觀念的第三階段。有宋以來，士風高雅，蘇軾對于歸隱理想的反復申明，是對于唐人功利世俗的反撥，是對于陶淵明階段的回歸。另一方面，宋代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階層的興起和成熟，吸納了從屈原到東漢黨錮之禍以來的積極用世精神。因此，蘇軾永遠無法真正實現(xiàn)和重復陶淵明式的歸隱田園的人生模式。蘇軾的“歸去”，也就帶有一種對于人生歸宿的終極性思考。這種對“歸去”的企慕和對歸宿的終極性思考，不再是形式上的歸隱所能夠?qū)崿F(xiàn)的，而只能通過心靈的企慕實現(xiàn)主體的人生價值。
蘇軾從來沒有真正地想做一個隱士。對“去”的反復吟唱，只是他對于陶淵明代表的士人出世精神的承繼與發(fā)揚而已。事實上，陶淵明之前的隱逸文化，只是對陶淵明出現(xiàn)的鋪墊，而當陶淵明完成了隱逸文化的這一階段，就再也不會有陶淵明式的人物出現(xiàn)了。這并不是說陶淵明之后再沒有隱士了，而是說再沒有擁有陶淵明地位的隱士了。因為隱逸文化的精神及其歷史作用已經(jīng)由陶淵明完成了。蘇軾如果破例地成為一個歸隱田園的高士，中國歷史或許多了一位陶淵明的效法者，卻少了一位富于新的時代精神、富于將仕隱情結給予新的解決的東坡，這無疑是遺憾的。
由此可見，蘇軾一方面承繼屈原和黨錮以來的積極用世精神，在時代的氛圍中，以“大我”為人生意義；另一方面發(fā)揚光大了陶淵明的精神，通過對陶淵明的發(fā)現(xiàn)與重塑完成了“小我”的個人品格，從而成為宋代士大夫文化的真正代表。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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