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的反復幾乎令人精疲力竭，我們知道有很多東西都回不去了。
加繆在《鼠疫》中曾寫下這樣幾段話：“從這時候起，我們才算回過頭來，安于我們這種囚徒般的生活狀況，一頭扎進我們的過去?！?/span>
“他們的勇氣、意志和忍耐力，就會訇然坍塌，他們覺得掉進這深洞再也不可能爬上去了。結果他們勢必強制自己，再也不面向未來，可以說是一直低垂著眼睛過日子了。”
疫情如同鼠疫，來得“毫無道理”，卻深刻改變了我們的生活與心靈。加繆在書中呈現(xiàn)出了不同人面對災難時的不同選擇，現(xiàn)在讀來仍有先見性。
或許，人類有某種需要面對的永恒命題，要怎樣在無常、無意義，甚至荒謬的人生里，挖掘出值得我們堅持活下去的部分？
沒有唯一的答案，但加繆的態(tài)度是，“不求活得最好，但求活得最多”。
講述 | 云也退，文學評論家、書評人
來源 | 看理想節(jié)目《作家酒館》
01.
獨處于一切之外
阿爾貝·加繆（法語：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生于法屬阿爾及利亞蒙多維城，法國小說家、哲學家、戲劇家、評論家，其于195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那些景象是關于貧窮的，也是關于富有的，是關于沉默的，也是關于喧囂的。貧窮的是他的家和所處的社區(qū)，富有的則是無邊的自然風光和古代希臘人留在這里的陳年古跡。沉默的是祖母和媽媽，喧囂的是熱氣騰騰的城市，那里，人在宣泄愛欲，感受身體的生機。
加繆說，只要你像他一樣，常年生活在北非的阿爾及爾，就會知道，自然的恩賜多么豐盛，而且那里的海灘、海水、棕櫚樹，并不是像現(xiàn)在的度假勝地一樣，最好的被少數(shù)有錢人所圈起來獨享，而是一視同仁地既滋養(yǎng)榮華，也滋養(yǎng)窮困。
在這里，不管你是高官子弟還是一文不名的貧家兒女，是白人、黑人還是黑白混血，只要是小伙子，都會脫得赤條條地，去領取免費的日光和空氣。海灘上，還有舞廳，在加繆的記憶里，是標準海景舞廳，窮人家的街坊兒女可以在那里盡歡半日，直到華燈初上。
加繆所生長的地方，主要是北非的阿爾及爾和奧蘭這兩個城市。在阿爾及爾，他家所在的社區(qū)名叫貝勒庫，這里的人很窮，而且人種復雜。雖然在白天，他可以欣賞海邊的喧鬧和迷人的自然風光，但到了晚上，他不愿回到自家的公寓房，而是去到一家空無一人的阿拉伯咖啡館里，長久地靜坐。
當他回家睡覺時，他不用開燈就能摸著黑上樓，他的鼻子里灌入了淡淡的臭味，他把每一步都抬得很高，避免絆倒，他的手從來不敢碰欄桿，以免摸到過路的蟑螂。
對貧窮的直接體驗，總是會與自然景觀和那些赤裸的肉體呈現(xiàn)的美同在。還有一種組合，讓加繆刻骨難忘：那就是，有一座面對阿爾及爾最美麗風景的墓園。加繆覺得，那墳墓里升起了一股濃重的憂郁，那里棲息的群鳥，如同死一般的茂密。
在那里的墓碑上，加繆曾讀到這樣一行墓志銘：您墳上的鮮花將永不匱乏?？墒?，在這墓碑周圍生長的，卻是一種名叫“山鼠曲草”的植物，這個植物，在法文里叫immorteues，這個詞的意思是不朽的。這種草即使枯萎，也像它在活著的時候那樣色澤新鮮，十分之詭異。
加繆，在這些無處不在的對立統(tǒng)一面前陷入了沉思。他思考什么？不是思考自己為何家境貧寒，或者，思考如何脫離這塊窮鄉(xiāng)僻壤；他想的是，自己置身這樣一個處境，難道不是一種天意的安排？
天意在這片殘破法國殖民地上，安放了這樣一群富于野性的少年人，他是其中的一分子；不僅如此，他還仿佛受到天意的垂青，被它點化，從而意識到，在匱乏與豐富的神奇并存之中，存在著一種意味深長的東西。
他看這城市里，到處是靈光，有一天，他看到一輛從殯儀館開出的靈車，司機朝著過路的女孩嚷著“搭車嗎，小妞？”，加繆并不覺得這司機太無禮，愛搞怪，他想到的是，死亡和生命活力的關聯(lián)，不正是被這樣一幅畫面所象征嗎？
他必須相信自己是負有使命的人。
夜晚，在他的身后，公寓走廊里，各種垃圾和食物殘渣在高溫中腐爛，那臭氣經(jīng)過他的身邊，飄出窗外，飄向了他正出神凝望的、那默不做聲的漫天的星斗。對地上的一切，他都那么敏感，可又獨處于一切之外。
02.
不求活得最好，但求活得最多
后來加繆長大了，作為一個生在法屬北非殖民地的法國人，他去到了巴黎，這如同是一種“歸位”，因為法國最優(yōu)秀的知識分子都應該在巴黎，巴黎是歐洲的樞紐，它最起碼是個擴音器，能把麻雀的啁啾擴大成鳳凰的啼鳴。
在那里，加繆也收獲了友情，有人賞識他，有人深愛他。他患有先天的肺結核，經(jīng)常會感到疲勞、需要靜養(yǎng)，可是他的長相太符合那個年代對美男的認知了，人們看到他，就會想起那時的大牌演員、硬漢巨星亨弗萊·鮑嘉。更不用說他是真的有才，落筆成文，言辭慷慨。
加繆在1942年發(fā)表了成名作小說《局外人》，書中寫的是他最熟悉的景象：北非。那里有熾熱的陽光，海水，有沙漠和阿拉伯人。不過，他可不是在向巴黎讀者兜售家鄉(xiāng)的異域風情。在那個小說里，北非見證了一場莫名其妙的殺人事件，在陽光的照射下，小說的主角默爾索，一槍打死了一個與他無冤無仇的阿拉伯人，隨后遭到逮捕和審判。
在法庭上，默爾索孤身一人，聽著眾人對他的各種分析和指控，說他是個日常生活中就非常冷血的人。他被推入死囚牢，獨自在長夜里等待槍決時刻的來到。
不管加繆風華正茂，收獲了多少愛慕，也不管《局外人》在出版后引來多少掌聲和贊美，加繆用默爾索這個近似孤家寡人一般的人物，來確立自己的形象，當然是很酷的。然而，他最酷的地方在于，那些被他反復咀嚼過的家鄉(xiāng)景象，那種美和骯臟，充滿和匱乏，死和生，在默爾索的故事里都退得遠遠的，成了一片模糊的、與人無關的背景板。
這是因為加繆對家鄉(xiāng)失去了興趣嗎？還是因為成功的誘惑在前，促使他把故鄉(xiāng)寫成一個光怪陸離的所在，從而引起巴黎人的好奇？
都不是。加繆隨時可以回到他寫《局外人》的時刻，而在寫局外人時，他又隨時可以回到北非的陽光下。他在另一本書《西西弗的神話》中暗示，要做一個演員，讓各種靈魂在自己的肉身中搏斗，因為他不求活得最好，但求活得最多。而一個好的演員，能夠一低頭一抬首，就切換進另一個時空。每一樁個人的體驗，在他這里都是相鄰的舞臺，任他來回進出，而在演員之中，又有誰能與他比拼專注力呢？
他始終在專心求解那個早早就埋在心間的謎題：我被拋在這里，是出于怎樣的天意？
在《局外人》中，他開始探索風景環(huán)境和個人之間的一種極端的關系。他稱之為荒謬。風景或許是美的，但它因為對人的呼喚、人的掙扎毫無反應而變得單調、冷漠，人或許是熱愛風景的，但他因為無法與環(huán)境溝通而逐漸沉默寡言。
于是，人會關閉感官，退回慣性之中，循著人類社會的日常節(jié)奏，周而復始地度日。但假如他始終拒絕這樣做，他就會努力地深入他的存在之中，企圖讓那個一向不曾回應的世界給自己一個回應。
默爾索的持續(xù)努力就這樣來到了一個臨界時刻。他爆發(fā)了，開槍是一種個人宣泄，更是對于人的存在本身發(fā)出的咆哮。
這些隱秘的追尋，是沒有人懂的。反過來，世人能夠理解的，是欠債還錢、殺人償命，國家公訴人的態(tài)度，就是根據(jù)人的外在行為來判斷他的人性善惡。這是簡單而傲慢的做法，在加繆的刻畫中，它為已經(jīng)存在的荒謬添火加柴，讓人越發(fā)遠離對于存在這一根本問題的探索。
加繆相信，自己既然領悟到了這些，就有義務采用最理想的形式去表達它，讓它灼痛人心。于是，就在《局外人》發(fā)表后的第五年，他拿出了一本更長的小說：《鼠疫》。
03.
永遠處于繃緊狀態(tài)
《鼠疫》里有一個人，塔魯，他跟他的朋友里厄醫(yī)生說，我的父親就是一個檢察官。
塔魯說，他一直很崇拜父親，直到17歲那一年，父親帶他去旁聽一次刑事審判。父親滔滔不絕地描繪被告人是個怎樣的惡魔，要求法庭砍掉他的腦袋，但塔魯卻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被告站在被告席上，像一只被強光照射的貓頭鷹，魂不附體，他的領結歪在了一邊，機械地啃著一只手的手指甲。
就是從那一天開始，塔魯無法再面對父親。他覺得父親一直在參與謀殺；他也知曉了母親和父親之間沒有任何感情，貧窮使得母親早就習慣了逆來順受。塔魯離家出走了，孤身流浪四方。他明白，自己這一番執(zhí)念，世上是無人能懂的，直到他遇到了同樣孤獨的里厄醫(yī)生，他們兩個人，在一場可怕的鼠疫期間負起了拯救城市的責任。
那天，他們結束了巡邏之后，并肩坐在一個高處的平臺上，俯瞰著漆黑死寂、連銀河都無法照亮的城市，然后，他們談起了友情。
在《局外人》中，加繆已經(jīng)妖魔化過一次北非了——這個妖魔化當然是加引號的；來到《鼠疫》里，他對他心愛的故土城市，又執(zhí)行了一次恐怖想象。加繆在童年時代就熟悉瘟疫，就像熟悉貧窮一樣，而他自身的肺結核病，也讓他不僅關注那些健康的身體，而且對畸形、病痛和厄運有著極大的共情能力。
活力和生機一向注視著死滅，正如北非的海從來就注視著太陽。在對立統(tǒng)一中苦尋意義的加繆，這時狠下心來，將《局外人》中，人與自然的冷漠對立，升級為《鼠疫》之中，鼠疫對人的無情碾壓，這碾壓不僅意味著奪走人的生命，更剝掉了生活豐富的外在色彩，暴露出活著的真相，其實不過就是一成不變地度過一天又一天。
在鼠疫之中，城市被隔絕于外界，政府瀕臨癱瘓，普通人什么也做不了，頂多只是收集消息，估計前景，計算和末日之間的距離。
故事里有一個患有氣喘病的西班牙老頭，他面前有兩口鍋，他把鷹嘴豆從一只鍋里拿出來，放進另一只，放到不能再放了，再從那只鍋里把豆子一個個拿回來，堆滿第一只鍋。就這樣循環(huán)往復。不管什么時候，他都以此為樂，倒是顯得置生死于度外。他從不與他人的生死共情，他的口頭禪就是：生活嘛，總會有人死掉的。
鼠疫的從天而降，是毫無道理的，經(jīng)歷了鼠疫的人，大多數(shù)學會的是虛無、悲觀和及時行樂，他們的生活都成了浮在表面的一個個泡沫，隨時都會碎掉。
但是這一次，我們看到了不同。主人公并不是默爾索那樣的獨行者，而是有了兩個人：塔魯，和里厄醫(yī)生，塔魯是個道德理想主義者，他認為，即便惡是無法對抗的，對抗惡這件行為本身也具有價值，里厄醫(yī)生則是沉默的行動者，做該做的事，盡己所能。
他們各自沉入了關于人之存在的追問，當別人頂多只是同病相憐的時候，這兩個人的痛苦追問卻促發(fā)了高級的友誼。他們互相敘說自己從何而來，從鼠疫中學到了什么。
塔魯說，他一直感到自己因為跟了一位檢察官父親而失去了道德清白，所以他將在余生中避免再犯下過失。他說，我們大家都是鼠疫患者，而所謂好人，只是比別人更加小心，不會傳染病毒。但這需要人有極強的意志力，需要永遠處于緊張的狀態(tài)。
這思想簡直太高貴了。但加繆就是這樣做的，他一直是繃緊的，努力讓說出和寫下的每一句話都精煉而不流俗。他在指出了荒謬的存在時，不讓人停下反對荒謬的腳步。所以《鼠疫》顯得比《局外人》更酷，因為與孤獨的殺人犯默爾索不同，塔魯明明是個勇士和義人，也是鼠疫的受害者之一，卻慷慨地承認說，自己是犯有罪錯的。
04.
用交流來表達沉默
加繆的書是能讓人死心塌地地奔著一種高貴去生活的，人會相信高貴的人格真的存在，而且并不難企及?？墒?，追求高貴和完美，也有另一重意味。當加繆在用他精準的用詞、詩意的表述和高出一般人的道德修養(yǎng)吸引讀者的時候，他也感到一種真正的孤獨。
因為在很多事情上，崇高的道德境界是沒有用武之地的。加繆在1940年代這個時間段寫出了正確的作品，法國人和歐洲人對二戰(zhàn)記憶猶新，而冷戰(zhàn)的格局還沒有問世，但十年過去，情況就變了。名氣給加繆帶來了他無法預估的后果：他必須從道德的云端下降，去談論政治，去當好一個意見領袖。特別是，他不得不越來越多地談論他家鄉(xiāng)的事。
他的北非故鄉(xiāng)，阿爾及利亞，本來只是為他的小說擔任背景，為他對荒謬世界的思想添加證據(jù)；然而現(xiàn)在，阿爾及利亞要脫離法國，成為獨立的國家。加繆在那里有親屬和朋友，可他自己又是法國人，他無法完全效忠于任何一邊，他所能做的，只是在殖民地發(fā)生騷亂的時候，及時地去譴責暴力。
他在兩邊之間的竭力奔走、促進和解，真正把他錘煉成了一個接地氣的人道主義者。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授獎詞，可能是一百二十年來所有授獎詞中最令人心潮澎湃的，其中說，這個獎授予加繆，是因為“他那嚴肅而又嚴厲的沉思試圖重建已被摧毀的東西，使正義在這個沒有正義的世界上成為可能?！?/span>
但是，前往瑞典領獎的加繆，心里卻是極度恐懼的，因為他知道，領獎不是一個文學的時刻，而是一個政治時刻，多少媒體和觀眾，都會過來聽他表明政治上的立場。
他的恐懼并不是矯情?！妒笠摺分?，他已經(jīng)整整十年沒有發(fā)表過長篇小說了，然而他一直是人們口中的道德上的表率人物，是可以信賴的時代良心。他們在他身上寄予了太多與文學藝術無關的期待。
在1957年12月的斯德哥爾摩，一家報紙送上了加繆最不愿回答的問題：大家都知道你是時代的良心，可你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為什么一直就不表態(tài)呢？在加繆演講的時候，一個穆斯林學生站起來說：你經(jīng)常譴責在蘇聯(lián)和東歐發(fā)生的暴行，可你為什么不譴責一下阿爾及利亞的事情，那里的阿拉伯人正在被殺，你難道不知道嗎？
我們不必去關心加繆的回答。無論他答什么，只要他力圖做到公平，強調阿爾及利亞人和法國人的利益同樣重要，他都會同時被兩頭的人所憎恨，而那些久經(jīng)沙場的政治觀察家，則會嘲笑說，加繆的這股子文藝腔真是太蠢了。
說到底，對荒謬的思考，對人的存在的困境的思考，難道是大多數(shù)人的心智都能擔負的工作嗎？它們真的不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年輕人，為了刻意從生活中榨取出意義，而策劃的頭腦風暴嗎？
加繆最后的選擇，是脫離所有這些紛擾，徹底在公眾輿論中銷聲匿跡。他為此付出了名聲一落千丈的代價。他被遺忘了很久，早年的帥氣漸漸散入了一陣蒼涼之中。
加繆不是為了打破沉默而需要交流，而是用交流來表達沉默。
*本文摘選自看理想App節(jié)目《作家酒館》，內容有刪減和調整，小標題由編輯添加。完整觀點和講述請移步至相關節(jié)目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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