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11日，三星堆遺址內的南興鎮(zhèn) 真武村磚廠在該村名為“倉包包”的高地上取土，發(fā)現(xiàn)銅牌飾、玉青瑗、玉鑿、石壁、石斧等文物。廣漢市文管所聞訊后，立即派員前往調查，并從民工手中收回部分文物。隨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遺址工作站又站往調查，將遺留在民工手中的文物全部追回?，F(xiàn)將調查情況及兩次回收的文物集中簡報如下。以下的截圖，即來自《三星堆遺址真武倉包包祭祀坑調查簡報》。
在二十多年前，三星堆遺址專業(yè)考古工作者，就已經作出明確的分析結論，“不僅說明三星堆古蜀人的青銅文化出現(xiàn)的上限已大大超出商代前期，還可上溯到二里頭時期”，而且，從形制上分析，其實是比二里頭還要早。
目前我們知道青銅牌飾從出土地點看，主要發(fā)現(xiàn)在天山北路、三星堆、齊家文化范圍、二里頭遺址。從時間上看，分布在公元前2000年前左右到公元前1500年之間，也就是說，二里頭文化之后，在偃師商城，鄭州商城，至今尚未發(fā)現(xiàn)青銅牌飾。二里頭出土的幾塊青銅牌飾，非常成熟，并未體現(xiàn)出這類器物的初起、發(fā)展和成型演變。反而是天山北路和三星堆，更多地表現(xiàn)了這類器物出現(xiàn)的原始形態(tài)。這一點陳小三教授也早就注意到了，并蓍文進行分析論證。由此推之，三星堆的青銅牌飾應該比二里頭早才對。
再聯(lián)系到三星堆出土的青銅鈴和二里頭、肥西兩地也非常相似，我們不能不認識到，它們之間有著深刻的聯(lián)系。但分析青銅鈴的形態(tài)，仍然是三星堆的比后二者更早，這似乎又在映證，三星堆青銅技術，其實是后二者的源。
三星堆青銅牌飾一
三星堆青銅牌飾二
從三星堆的陶盉陶豆、青銅牌飾、青銅鈴、龍山玉禮器等等的器物類型學分析，三星堆以上的器物都是先于二里頭出現(xiàn)。從邏輯推理上，得不出二里頭向三星堆進行文化傳播影響。如果二里頭向三星堆進行文化傳播影響能夠成立，則只能建立在二里頭的晚期物品傳播影響到三星堆；不可能出現(xiàn)二里頭早期器物傳播影響三星堆。但考古的實證，卻是二里頭早期的器物出現(xiàn)在三星堆。不僅如此，實際上三星堆與二里頭相似甚至相同的器物，三星堆明顯還有比二里頭早期還要早的器物類型存在。
特別是三星堆中的龍山文化玉禮器，很多和石峁、良渚非常相似，包括玉牙璋的兩種刃口，都和石峁相一致。這也證明三星堆在龍山文化晚期，已經大量地興起玉禮器。本文中出現(xiàn)的所謂玉箍形器和玉瑗，也出現(xiàn)在石峁文化玉器中，這也從玉石的斷代分析上證明，三星堆的青銅牌飾比二里頭更早。
除非有某個考古遺址幾乎在較為接近的時期向三星堆和二里頭傳播文化，否則這樣的考古現(xiàn)象不會存在。但是，我們至今并沒有發(fā)現(xiàn)存在這樣的遺址。
問題是，二里頭的出現(xiàn)，本身就是文化移民的結果。那么，二里頭文化移民究竟從哪里來？它的青銅技術受誰傳播？它的龍山玉禮器文化繼承自哪里？為什么它的中心區(qū)域考古浮選會出現(xiàn)大量水稻？
二里頭青銅牌飾一
二里頭青銅牌飾二
二里頭青銅牌飾三
在二里頭，二期高等級墓葬中出現(xiàn)了和三星堆非常相似的陶盉陶豆，青銅鈴、牌飾等。按照葉舒憲的考證，這和40年代民族學調查中所發(fā)現(xiàn)的羌族的端公使用的法器非常相似，其青銅牌飾就為系貼于神杖上端（有一定弧度），青銅鈴亦系于杖首，就是神職人員的用品。這反映出二里頭二期時，雖然出現(xiàn)了社會高等級人物，但還沒有代表王權的人物出現(xiàn)。
二里頭第三期開始，則出現(xiàn)了王者使用的大型宮殿，也在這一時段，從墓葬中出土了龍山文化時期以來，代表王權的玉牙璋。也就是說，根據這一考古現(xiàn)象推論，二里頭實際上是第三期才有正式的王權代表人物入駐。這進一步證明，二里頭文化移民的確定性，而代表王權的人物，其實是從宗主國來的。在1980年二里頭VM3墓，出土了一大一小兩枚牙璋。該墓位于圪垱頭村公墳之南，附近地勢高亢，西距一號宮殿遺跡約350米。該墓葬內，還發(fā)現(xiàn)了紅漆皮木棺痕跡，牙璋位于墓的中央位置，上下對向。這可能表示，一枚牙璋代表著宗主國的王權，一枚代表二里頭王權。至今為止，據說二里頭已出土牙璋5件，但同一墓葬出土兩件者，是個孤例。
至此，我們似乎也應該反思一個問題，為什么在三星堆長期工作的專業(yè)工作者得出的研究結果不能得到尊重，反倒是某些行業(yè)領導或權威、所謂的學術帶頭人、大學教授可以左右我們的考古研究結論？三星堆研究是如此，二里頭研究是如此，南方的許多考古研究是如此，遼北的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這到底是基于什么原則的考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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