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 在西方文明史上，公元8-10世紀的巴格達翻譯運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因它保存和發(fā)展了古希臘的哲學和科學，又將其再度傳回歐洲，對后來的文藝復興運動有深遠影響。希臘-阿拉伯學領(lǐng)域即以這一運動中誕生的古典希臘作品之中世紀阿拉伯語譯本為主要研究對象。針對希臘-阿拉伯學主要研究成果的學術(shù)史考察需要特別以希臘哲學和醫(yī)學著作為重心。希臘-阿拉伯學的研究進展不僅對于希臘學、阿拉伯學和敘利亞學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也為諸多相關(guān)領(lǐng)域如古代晚期研究、中世紀研究、拜占庭研究等提供了重要參考。
關(guān)鍵詞 巴格達翻譯運動 希臘-阿拉伯學希臘哲學 敘利亞學 亞里士多德 蓋倫
希臘-阿拉伯學（Graeco-Arabic Studies）是西方古學研究較為晚近興起的一個領(lǐng)域，主要研究古希臘經(jīng)典著作在巴格達翻譯運動時期（8-10世紀）的阿拉伯語譯本及其接受史。在西方文明史上，巴格達翻譯運動構(gòu)成了承上啟下的關(guān)鍵一環(huán)：它保存和發(fā)展了古希臘的哲學和科學，又將其再度傳回歐洲。誠如美國學者古塔斯（Dimitri Gutas）在其《希臘思想與阿拉伯文化》一書中所言：“無論以何種標準來看，巴格達的希臘-阿拉伯翻譯運動都構(gòu)成了人類歷史進程中一個真正劃時代的階段。在我看來，它與伯利克里時期的雅典、意大利文藝復興、或者16、17世紀的科學革命具備同等意義或?qū)儆谕悢⑹?，它值得被承認和銘記于我們的歷史意識之中。” 作為現(xiàn)代科學的希臘-阿拉伯學之誕生，其標志性事件要追溯到19世紀初一位年輕法國學者茹爾丹（Amable Jourdain）身后出版的著作《關(guān)于亞里士多德拉丁語譯本年代和起源及經(jīng)院學者所使用希臘語或阿拉伯語注本之考證》。在這本書的前言部分，茹爾丹以如下問題勾勒出希臘-阿拉伯學的必要性：“我們對于古希臘哲學家，特別亞里士多德作品的最初知識要歸功于阿拉伯人嗎？他們是誰？這種交流最早發(fā)生在何時？以何種方式？又給經(jīng)院哲學帶來何種改變？”在茹爾丹著作的影響下，哥廷根皇家科學學會（K?nigliche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zu G?ttingen）于1830年召開會議，提出應全面輯錄有關(guān)古希臘作者的東方語言譯本之信息，包括敘利亞語、阿拉伯語、亞美尼亞語和波斯語譯本。這一主張隨后在一系列研究中得到了呼應，代表性作品比如19世紀中葉弗呂格爾（Gustav Flügel）和文里希（Johann G. Wenrich）先后用拉丁文寫作的《論希臘作品的阿拉伯注家》和《關(guān)于希臘作者敘利亞語、阿拉伯語、亞美尼亞語和波斯語譯本及注本之研究》，19世紀末施泰因施奈德（Moritz Steinschneider）的《希臘作品的阿拉伯語譯本》，以及20世紀初貝格施特雷瑟（Gotthelf Bergstr??er）的《侯奈因·伊本·伊斯哈克及其學派》等。 二戰(zhàn)期間，不少工作在希臘-阿拉伯學領(lǐng)域的德語區(qū)著名學者如瓦爾策（Richard Walzer）、克勞斯（Paul Kraus）、羅森塔爾（Franz Rosenthal）等人因猶太背景逃亡國外。其中，流亡美國的德國學者羅森塔爾后來成為這一領(lǐng)域劃時代的學者，他曾師承東方學家和伊朗學家舍德爾（Hans Heinrich Schaeder）、古典學家耶格爾（Werner Jaeger）及希臘-阿拉伯學家瓦爾策，其關(guān)于阿拉伯傳統(tǒng)中的希臘作者如柏拉圖、普羅提諾的研究已成為經(jīng)典。在其代表性著作《伊斯蘭的古典遺產(chǎn)》中，羅森塔爾曾選編巴格達運動中誕生的各類作品，全面展示了伊斯蘭傳統(tǒng)對希臘遺產(chǎn)的繼承和發(fā)展。1940年，當羅森塔爾來到美國時，投身于阿拉伯學領(lǐng)域的學生尚且不多，遑論希臘-阿拉伯學，而此后的半個多世紀，這一領(lǐng)域的研究在美國生根發(fā)芽，逐步發(fā)展壯大，羅森塔爾的學生如古塔斯亦成為下一代學者的領(lǐng)軍人物之一。近30年來，希臘-阿拉伯學領(lǐng)域在國際范圍內(nèi)發(fā)展迅速，這尤其表現(xiàn)在基本字典辭書如《希臘-阿拉伯語詞典》《九世紀希臘-阿拉伯翻譯字典》《古典阿拉伯語字典》的編寫，文本數(shù)據(jù)庫如“希臘-阿拉伯學文本數(shù)據(jù)庫”及“多語圖書館”的建設(shè)，線上語言工具如作為《希臘-阿拉伯語詞典》延伸和拓展的“希臘-阿拉伯語匯”“阿拉伯哲學術(shù)語詞典”的發(fā)展，國際著名大學教席位置如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古典系“古典與希臘-阿拉伯學教席”（Professor of Classics and Graeco-Arabic）、德國維爾茨堡大學“希臘-阿拉伯-拉丁傳統(tǒng)中的哲學與科學史教席”（Forschungsstelle Philosophie-und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arabisch-lateinischen Tradition）的設(shè)立等。2011年，希臘-阿拉伯學創(chuàng)立了領(lǐng)域?qū)I(yè)期刊《希臘-阿拉伯學研究》（Studia Graeco-Arabica）。 在《伊斯蘭的古典遺產(chǎn)》一書中，羅森塔爾曾分十二個專題介紹伊斯蘭世界的古典知識，包括：1.翻譯方法與文本批評；2.傳記和文化史知識；3.科學理論、研究方法與教學模式；4.哲學；5.自然科學；6.醫(yī)學；7.幾何學、算術(shù)與光學；8.地理學與天文學；9.音樂學；10.機械學；11.神秘科學；12.文學與藝術(shù)。在該書問世之后，希臘-阿拉伯學在以上諸領(lǐng)域均取得了更多進展。文章篇幅所限，筆者無意于涵蓋方方面面來介紹西方希臘-阿拉伯學的研究成果，而將主要圍繞巴格達翻譯運動中的核心內(nèi)容，即哲學和醫(yī)學著作的整理和研究擇要介紹。這首先指的是被翻譯最多、影響最大的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古希臘醫(yī)學家蓋倫和希波克拉底的著作；我們也將以柏拉圖為例來說明以其他方式流傳的希臘作者的研究狀況。另外，由于在巴格達翻譯運動中敘利亞學者曾發(fā)揮關(guān)鍵的作用，不少希臘語作品并非直接被譯為阿拉伯語，而是經(jīng)歷了先被譯為敘利亞語，再從敘利亞語譯為阿拉伯語的過程，以下我們也將擇要介紹敘利亞學的相關(guān)情況。 希臘-阿拉伯學的興起源自歐洲學者對希臘傳統(tǒng)的關(guān)切。由于巴格達翻譯運動中的阿語譯作或注本往往基于比傳世本更早的希臘語抄本，有的甚至保存了已經(jīng)失傳的希臘語作品，如蓋倫《論解剖程序》后7卷、《論醫(yī)學名稱》《論醫(yī)學經(jīng)驗》《論品性》等多部著作，阿芙羅狄西亞斯的亞歷山大《論天命》、楊布里柯的畢達哥拉斯注，這意味著它們對于希臘文本的?？焙瓦€原有重要的參考作用。這一點尤其適用于那些在翻譯運動中被阿拉伯人特別看重，從而廣泛傳抄和翻譯的古希臘哲學作品（如亞里士多德及其學派的著作）與醫(yī)學作品（如希波克拉底和蓋倫的著作）。阿拉伯譯本在文本?？狈矫娴膬r值也可從巴格達譯者侯奈因·伊本·伊斯哈克（?unayn ibn Is?āq）的工作方法中得到印證：作為翻譯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他往往同時參照至少兩種希臘語抄本，從而使其譯文可能保存與傳世本不同的讀法。 在阿拉伯世界，亞里士多德被尊為“至圣”（First Teacher）。在巴格達翻譯運動中，其包括邏輯學、形而上學、自然科學、實踐哲學等在內(nèi)的幾乎全部著作均被譯為阿拉伯語。19世紀以來，這類作品的阿語譯本漸次被整理出版。早在1846年，德國東方學家岑克爾（Julius Zenker）就已刊布希阿雙語版亞里士多德《范疇篇》。1887年，英國東方學家和古典學家、牛津大學阿拉伯語勞德講席教授馬戈柳思（David S. Margoliouth）整理刊布了亞里士多德《詩學》多個阿拉伯語、敘利亞語譯本和改寫本（paraphrase），其中亦包含敘利亞語部分的拉丁語譯文。幾年后，馬戈柳思推出了《亞里士多德<詩學>》一書，將《詩學》阿拉伯語文本譯為拉丁語。也是在這本書中，馬戈柳思開始嘗試利用敘利亞和阿拉伯譯本對希臘語原文進行?？薄Ｍ瑯拥呐σ部梢娪诘聡⒗畬W家特卡奇（Jaroslau Tkatsch）于身后出版的《亞里士多德<詩學>的阿拉伯語譯本及希臘語文本考證之根基》一書。同樣是在1932年，法國耶穌會士布伊熱（Maurice Bouyges）重新刊布了《范疇篇》阿語譯本，之后又耗費十載心血刊布了《形而上學》的阿語譯本（1938-1948），其工作被瓦爾策譽為“我們時代對阿拉伯亞里士多德研究的最偉大貢獻”，遵循了“最高的語文學標準”（the highest philological standard）。早在20世紀初被刊布的亞里士多德著作還有《解釋篇》，由捷克學者波拉克（Isidor Pollak）發(fā)表于1913年。19世紀中葉，受西方語文學影響的阿拉伯語區(qū)學者的加入極大推動了亞氏阿語譯本的出版工作，這尤其體現(xiàn)在敘利亞學者格奧爾（Khalil Georr）對敘利亞-阿拉伯傳統(tǒng)《范疇篇》的刊布和研究，以及埃及學者巴達維（'Abd-al-Ra?mān Badawī）對多部亞氏著作阿語譯本的刊布。至上世紀70年代中期，德國學者戴貝爾（Hans Daiber）和荷蘭學者克魯克（Remke Kruk）開始主編“閃米特-拉丁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s Semitico-Latinus）書系，不僅收入了亞里士多德重要著作如《論動物生成》《論動物部分》《論靈魂》《天象學》《尼各馬可倫理學》《動物志》的阿語譯本或改寫本，《物理學》阿語注本，也包含其他東方語言，如敘利亞語、希伯來語和波斯語傳統(tǒng)的信息。巴黎索邦大學希臘-阿拉伯學家拉希德（Marwan Rashed） 于2008年開始主編的“希臘-阿拉伯科學”（Scientia Graeco-Arabica）書系主要針對阿拉伯語傳統(tǒng)中的古典科學和哲學，除了研究著作，也收入了部分古典作品考證本，比如德國學者阿恩岑和荷蘭學者哈斯佩爾（Pieter Sjoerd Hasper）最新合作刊布的亞氏《物理學》第8卷，將取代巴達維的舊版本。美國東方學家、紐約大學近東與伊斯蘭學教授彼得斯（Francis E. Peters）發(fā)表于1968年的《阿拉伯亞里士多德：東方譯本和注本》一書，則全面綜述了亞里士多德著作諸東方譯注本之概況和研究進展。除了亞氏本人的著作，希臘-阿拉伯學家的杰出貢獻也體現(xiàn)于亞里士多德學派哲學文本的?？惫ぷ髦?。2010年，古塔斯刊布泰奧弗拉斯托斯《形而上學》希臘文本及其阿拉伯語和拉丁語譯本，并依據(jù)阿拉伯傳統(tǒng)為希臘語文本找到30多處更好的讀法。也是在這本書中，古塔斯系統(tǒng)闡述了希臘-阿拉伯學文本?？敝T原則，為未來的整理工作提供了標準和范例。伴隨著譯本的出版，亦涌現(xiàn)出相當數(shù)量的研究著作，如彼得斯《亞里士多德與阿拉伯人》，瓦格波爾（Uwe Vagelpohl）《東方的亞里士多德修辭學：敘利亞和阿拉伯翻譯和注釋傳統(tǒng)》等。 晚近以來，在校勘古典文本方面，古典學家愈發(fā)看重與東方學家的合作，希臘-阿拉伯學領(lǐng)域的學者也更多地參與到古希臘經(jīng)典文本，特別亞里士多德著作的?？惫ぷ髦小Ｔ缭?0世紀30年代，德國古典學家古德曼（Alfred Gudeman）便在其《詩學》?？卑嬷薪梃b了特卡奇關(guān)于阿拉伯語譯本的見解，而1949年意大利古典學家米尼奧-帕魯埃洛（Lorenzo Minio-Paluello）在“牛津古典文本”（Oxford Classical Texts）系列刊布的《范疇篇》和《解釋篇》?？卑嬉怖昧烁駣W爾關(guān)于敘利亞語譯本的成果。同樣的努力也可見于德國古典學家卡塞爾（Rudolf Kassel）1976年所刊布的《修辭學》考證版。2012年，古塔斯與美國古典學家塔蘭（Leonardo Tarán）合作刊布《亞里士多德詩學》——對于希臘-阿拉伯學領(lǐng)域來說，這堪稱一次里程碑式的合作。誠如波爾曼在此書書評中所言，亞氏《詩學》在希臘、拉丁、敘利亞、阿拉伯傳統(tǒng)中復雜的流傳史使得其校勘任務過于艱巨，已經(jīng)超出單個學者能力的范疇，這便解釋了為何馬戈柳思和特卡奇兩位能力出色的學者在20世紀初耗費數(shù)十年心血，其工作成果卻難以讓人滿意。古塔斯和塔蘭的合作克服了這一困難，他們的成果不僅為未來所有針對亞氏《詩學》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本基礎(chǔ)，更意味著“一個新的開端”，即所有在東方傳統(tǒng)中有過重要傳承史的希臘文本，其未來的?？惫ぷ鞫紝⒁源藶闃藴省Ｍ?，兩位德國學者烏爾曼（Manfred Ullmann）與施密特（Ernst A. Schmidt）合作出版《戴氈帽的亞里士多德：阿拉伯傳統(tǒng)的<尼各馬可倫理學>對希臘文本?？钡膬r值》，這是阿拉伯學家與古典學家的又一次典范性合作，兩位學者從阿拉伯材料出發(fā)為《尼各馬可倫理學》希臘文本?？碧峁┝酥T多具有實質(zhì)意義的改進意見。因此，2012年可謂希臘-阿拉伯學領(lǐng)域里程碑式的一年，四位學者中最年長的烏爾曼已逾耄耋之年，最年輕的古塔斯亦已近古稀，而他們卻具備時代前沿的研究視野，以其團隊合作的精神和開創(chuàng)性的研究為后輩學者指明了方向。希臘-阿拉伯學領(lǐng)域最近正在進行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合作圍繞的核心文本是亞氏《形而上學》。慕尼黑大學古典系教授普里馬維希（Oliver Primavesi）與拉希德正在合作整理《形而上學》最新?？北?，他們將把保存在阿維羅伊評注傳統(tǒng)中的《形而上學》部分納入考量。由于阿維羅伊所使用的形而上學版本所基于的母本比目前重構(gòu)出的兩個母本都要古老，這也意味著這一版本可能比目前所有現(xiàn)代版本所基于的拜占庭抄本要更接近亞里士多德的原文。 在巴格達翻譯運動之前，敘利亞的翻譯運動已經(jīng)進行了至少300年，從4-5世紀開始，于6-7世紀達到巔峰，隨即被阿拉伯人入侵所中斷。作為羅馬帝國東部行省之一的敘利亞有歷史悠久的希臘化背景，而敘利亞學者借助雙語、甚至三語優(yōu)勢，曾將大量希臘經(jīng)典翻譯為敘利亞語，并在這個過程中積累了許多翻譯經(jīng)驗。巴格達翻譯運動中起關(guān)鍵作用的正是幾位來自敘利亞傳統(tǒng)的譯者，如信奉敘利亞東支基督教（即“聶斯托利派”，早至唐代傳入中國的景教）的侯奈因，信奉敘利亞西支基督教（即雅各比派）的葉海亞·伊本·哈迪（Ya?yā Ibn 'Adī），及敘利亞學者葉海亞·伊本·比特里克（Ya?yā Ibn al-B?trīq）。如前所述，在巴格達翻譯運動中，不少希臘語作品并非直接被譯為阿拉伯語，而是經(jīng)歷了先被譯為敘利亞語，再從敘利亞語譯為阿拉伯語的過程，這使得敘利亞語文獻在巴格達運動中具有特別重要的中介地位，也使得希臘-阿拉伯學領(lǐng)域的發(fā)展不能缺少敘利亞學學者的貢獻。德國著名敘利亞學家、至今無可超越的《敘利亞文獻史》之作者鮑姆施塔克（Anton Baumstark），在其教職論文《五到八世紀敘利亞人的亞里士多德》中全面梳理了保存在敘利亞傳統(tǒng)中的亞里士多德哲學。曾任佛羅倫薩和羅馬大學閃米特語文學和亞述學教授、意大利敘利亞學學者富拉尼（Guiseppe Furlani），年輕時曾于歐洲各大圖書館手抄了大批未被刊布的敘利亞哲學抄本，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1914-1945）潛心書齋，刊布了多部亞里士多德著作敘語譯本及評注本。另一位在敘利亞亞里士多德領(lǐng)域研究成果豐碩的學者是法國學者于戈納爾-羅謝（Henri Hugonnard-Roche），自1987年以來他發(fā)表有關(guān)亞里士多德著作敘利亞譯本和注本的研究近30種，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已被收入2004年出版的《亞里士多德邏輯學：從希臘到敘利亞》一書。近20年來，“閃米特-拉丁亞里士多德”書系刊布了敘利亞傳統(tǒng)中的多部亞里士多德著作譯本或改寫本，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由英國學者金（Daniel King）刊布的《范疇篇》最早的敘利亞語譯本，及由日本學者高橋英海（Hidemi Takahashi）、荷蘭學者約斯（Peter Joosse）、英國學者瓦特（John Watt）等合作刊布的巴爾·希伯來烏斯（Barhebraeus）《智慧之膏》，其中包含亞里士多德多部著作改寫本。英國學者瓦特一直關(guān)注敘利亞傳統(tǒng)的希臘哲學與修辭學，其代表作品可見于2005年出版的《修辭學與哲學：從希臘到敘利亞》文集中，而2019年最新推出的文集《敘利亞傳統(tǒng)的亞里士多德》，則匯集了他關(guān)于敘利亞亞里士多德傳統(tǒng)的最新研究。
在巴格達翻譯運動中，被翻譯和介紹進阿拉伯語的希臘哲學著作雖主要來自亞里士多德傳統(tǒng)，但亦有不少來自其他希臘作者如柏拉圖及其學派、蘇格拉底和第歐根尼的知識在阿拉伯世界流傳。不過，相比于亞里士多德，這些古希臘哲學家可能未曾得到系統(tǒng)而完整的翻譯和介紹。以柏拉圖為例，他的作品并沒有完整的阿語翻譯存世，而有關(guān)他的知識以多種其他形式流傳于阿拉伯世界，比如蓋倫所著概要（synopsis），保存于各類阿拉伯語作品中的引文和殘篇、古代晚期新柏拉圖主義傳統(tǒng)、以及智慧文學（wisdom literature）等。阿拉伯哲學家關(guān)于柏拉圖知識的最重要來源便是出自蓋倫之手的多部柏拉圖對話概要，它們經(jīng)侯奈因之手翻譯為阿拉伯語，成為阿拉伯哲學家如阿爾法拉比（Alfarabi）和阿威洛伊（Averroes）闡發(fā)柏拉圖哲學的重要依據(jù)。在蓋倫的系列概要中，僅《蒂邁歐概要》（Synopsis of Timaeus）得以完整形式流傳至今，這也即20世紀40-50年代由克勞斯、瓦爾澤、羅森塔爾等合作出版的三卷本《阿拉伯柏拉圖》（Plato Arabus）中的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則分別是阿爾法拉比一系列關(guān)于柏拉圖的作品，包括《柏拉圖的哲學》和《柏拉圖<法篇>綱要》。20世紀后半葉以來，有關(guān)阿拉伯世界對柏拉圖研究的相關(guān)成果十分豐碩，以瓦爾澤、彼得斯、古塔斯為代表的學者發(fā)表系列研究文章分別探討了分散在阿拉伯作者各類作品中的柏拉圖對話（特別《斐多》《會飲》與《蒂邁歐》）之引文和殘篇，以及被翻譯進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希臘作者（特別是中期柏拉圖主義和新柏拉圖主義者）作品中關(guān)于柏拉圖的知識。羅森塔爾的學生羅森（Everett K. Rowson）在其博士論文中刊布和譯注了10世紀阿拉伯作者阿爾阿米里（al-' āmirī）《論死后世界》一書，這也是一部希臘化時期《斐多》注解的阿拉伯語改寫本。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世界關(guān)于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知識往往深受新柏拉圖主義傳統(tǒng)，特別是普羅提諾（Plotinus）和普羅克洛（Proclus）的影響。德國波鴻大學阿拉伯學和伊斯蘭學前任教席教授恩德雷斯（Gerhard Endress）于其教職論文中刊布了普羅克洛《神學要旨》（Institutio Theologica）部分阿語譯本，并提供了詳細譯注，尤其與希臘語原文進行了細致比對；而慕尼黑大學古代和伊斯蘭哲學教席教授亞當森（Peter Adamson）在其博士論文中則著重從哲學層面考察了阿拉伯傳統(tǒng)中的普羅提諾。2012年，意大利哲學史家丹科納-科斯塔（Cristina D'Ancona-Costa）開始主持歐盟項目“從希臘到阿拉伯：哲學概念與語言橋梁”，致力于刊布普羅提諾《九章集》阿語改寫本的校勘版。圍繞阿拉伯世界的柏拉圖這一主題，近年亦出現(xiàn)一批重要的研究著作，如耶克（Udo Jeck）《東方柏拉圖主義》，阿恩岑《阿拉伯哲學中的柏拉圖理念》等。從阿拉伯世界的譯介情況來看，柏拉圖著作的影響或不及亞里士多德，但這并非意味著保存在阿拉伯傳統(tǒng)中的關(guān)于柏拉圖的知識無法對希臘文本?？弊龀鲐暙I。羅森塔爾早在其1940年的《伊斯蘭世界關(guān)于柏拉圖哲學的知識》一文中，就曾指出若干阿拉伯材料可能帶來的貢獻。知名古典學家斯林斯（Simon R. Slings）在其出版于2003年的《理想國》校勘本中，也將阿拉伯語傳統(tǒng)如阿威羅伊《理想國》注釋納入考量。最近，美國學者莫斯利（Geoffrey Moseley）針對“阿拉伯柏拉圖”發(fā)表了多篇文章，他指出阿拉伯語材料可以提供一系列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讀法，從而給柏拉圖多篇對話如《斐多》《會飲》《理想國》《法律篇》的?？睅硇碌呢暙I。
除此以外，有關(guān)柏拉圖的知識還以智慧文學的形式在阿拉伯世界流傳。古代晚期以來，希臘哲人和基督教父的格言軼事集（gnomology）逐漸成為大眾喜聞樂見的流行文體，因其具備知識普及和道德教化的功用，又不乏趣味性，從而在基礎(chǔ)教育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希臘智慧文集流布甚廣，被廣泛翻譯為多種語言，其中不少經(jīng)過敘利亞語的中介譯至阿拉伯世界。在阿拉伯智慧文學中，被歸于柏拉圖名下的不少格言來源復雜：有的來自其他希臘哲學流派如畢達哥拉斯學派，有的來自基督教傳統(tǒng)，有的則來自佛教傳統(tǒng)，更多時候是許多不明起源的妙語被堆砌到柏拉圖的名下，正如有時真正屬于柏拉圖的學說也會被改頭換面，歸到他人名下一樣。這些新的格言極大改變了柏拉圖的傳統(tǒng)形象，很多時候他不再是那個創(chuàng)立學園的雅典哲學家，而更像一位避世的苦行僧侶。這一點已可見于更早的敘利亞傳統(tǒng)，在那里柏拉圖曾被稱作“教父柏拉圖”（Abba Platon），如伊瓦格魯斯（Evagrius）一般被尊稱為“沙漠里的哲學家”。有關(guān)阿拉伯智慧文學中的柏拉圖，羅森塔爾和德國希臘-阿拉伯學家施特羅邁爾（Gotthard Strohmaier）都曾發(fā)表過文章，向我們揭示出阿拉伯世界中柏拉圖形象的獨特性和復雜性。與此相關(guān)，阿拉伯世界也存在不少偽柏拉圖（Pseudo-Plato）作品，即一系列被歸于柏拉圖名下的他人著作，比如與魔法有關(guān)的著作《牝牛之書》（Liber vaccae），關(guān)于煉金術(shù)的著作《四部曲之書》（Liber quartorum）。這些作品的存在表明，雖然對柏拉圖哲學具有確切知識的人并不多，但柏拉圖的聲名與權(quán)威卻毋庸置疑，以柏拉圖冠名可以為無名作者的作品贏得關(guān)注。而作偽者的西洋鏡也往往不易拆穿：偽柏拉圖關(guān)于魔法的作品雖因過于荒誕而在后世被質(zhì)疑為偽作，但柏拉圖煉金術(shù)之書則在16世紀之后的歐洲獲得廣泛的接受和關(guān)注，其真實性并未受質(zhì)疑。 除了柏拉圖及其學派，還有不少希臘哲人的知識以智慧文學或相近文體如學述（doxography）形式在阿拉伯世界流傳。學述作品同樣記載歷史上哲人和學者的觀點，但往往不講究敘事結(jié)構(gòu)和格言修辭，在功能上相較于道德教化更注重哲學觀點的傳遞。德國東方學家戴貝爾（Hans Daiber）的博士論文討論阿拉伯世界的前蘇哲人學述：《阿拉伯埃提烏斯：阿拉伯傳統(tǒng)中的前蘇格拉底哲人》。德古意特出版社的“前蘇格拉底傳統(tǒng)”（Traditio Praesocratica）書系包含古典學家和東方學家合作的系列杰出成果，從2009年以來漸次出版了泰勒斯（Thales）、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色諾芬尼（Xenophanes）殘篇集，補充了迪爾斯-克蘭茨（Diels-Kranz）所編寫前蘇殘篇集中所未能涉及的敘利亞語和阿拉伯語材料。盡管生前沒有寫下任何作品，古希臘哲人蘇格拉底依然在阿拉伯格言集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諸多格言被歸于他的名下。有關(guān)蘇格拉底在阿拉伯傳統(tǒng)中的材料已被匯集于阿朗（Ilai Alon）的《阿拉伯蘇格拉底：生平與學說》。施特羅邁爾針對阿拉伯世界的蘇格拉底格言曾發(fā)表過一系列重要研究，已被收入其論文集《從德謨克利特到但丁》和《希臘在伊斯蘭》中。德國希臘-阿拉伯學新銳奧弗維恩（Oliver Overwien）的博士論文《希臘和阿拉伯傳統(tǒng)中的犬儒哲人第歐根尼格言》則全面檢視了希臘和阿拉伯傳統(tǒng)中的第歐根尼格言。由于智慧文學和學述作品在阿拉伯世界的盛行，不少著名希臘-阿拉伯學家都就這類文體進行過專門研究，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羅森塔爾論伊本·杜拉伊德著作中的古人格言系列文章，古塔斯的博士論文《阿拉伯語譯本中的希臘智慧文學》、及蘇黎世大學伊斯蘭學教授魯?shù)婪颍║lrich Rudolph）的博士論文《偽阿摩尼奧斯學述》。而線上數(shù)據(jù)庫“分享古代智慧”（Sharing Ancient Wisdom）的建設(shè)則致力于實現(xiàn)希臘-阿拉伯格言集的數(shù)字化，為這一特殊文體未來的?？惫ぷ鞯於嘶A(chǔ)。 敘利亞語智慧文學曾經(jīng)在希臘和阿拉伯之間扮演著重要的過渡角色。誠如不少希臘-阿拉伯學家所觀察到的，阿拉伯的蘇格拉底常對此世抱有悲觀的態(tài)度，而在一則歸給蘇格拉底的格言里，他甚至將此世比作會在沙漠中誤導旅行者的海市蜃樓。這樣的厭世態(tài)度并不見于希臘傳統(tǒng)，而應被視為敘利亞基督教的遺產(chǎn)。敘利亞基督教作為東方基督教的一支，其信徒一方面對希臘文化帶有友好態(tài)度，積極翻譯介紹希臘文化；另一方面區(qū)別于拉丁基督教傳統(tǒng)，他們以嚴格的苦行和禁欲主義著稱，并傾向于適應基督徒的需要，而對希臘作品進行改造。俄國學者阿扎諾夫（Yury Arzhanov）最新發(fā)表于2019年的《敘利亞柏拉圖》一文綜述了敘利亞傳統(tǒng)中關(guān)于柏拉圖的情況，而其同年出版的《敘利亞傳統(tǒng)中的希臘哲人》則是第一部關(guān)于敘利亞語智慧文學的專著。
公眾號：世界歷史編輯部
http://sjlsbjb.ajcas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