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我國歷史上最末一個封建王朝，同時它既是中華民族的融合者，也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總括者。過去由于辛亥革命時期反滿宣傳過度的影響，清朝歷史沒有得到應有的準確認識和表述。上世紀二十年代編纂的《清史稿》又未盡如人意。因此，為世界矚目的中國正史，一直沒有一部足以為二十五史殿后的高水平清史出現，這實在是中國這樣一個歷來非常重視歷史的國度的缺憾。新朝為舊朝編史是中國歷史編纂事業(yè)中的重要傳統(tǒng)。新中國建立后，即肩負著編纂清史與民國史的重任，而二百余年之清史的編纂，尤為當務之急。但數十年來由于種種人所周知的原因，未能早日啟動，久已成為廣大史學工作者魂牽夢縈的心事。近年，雖曰跚跚，終有足音。2003年初，纂修《清史》作為新世紀一項標志性文化工程，全面啟動，正式面世。主事諸公深明發(fā)凡起例為著述首要，乃于二三月間，于南北分別召開有關體裁體例座談會，多方聽取意見。我有幸應邀與會，敬聆讜言善論，略陳一得之愚，或可備纂修諸公采擇。
新《清史》所寫對象為中國封建社會最后一個王朝的歷史，是寫以清王朝為標志的清代歷史，是歷代封建王朝“正史”的組成部分。這一位置是客觀存在，要保持整套正史類型的大體一致。
“正史”之名，始見南梁阮孝緒《正史削繁》卷九六，《隋志》著錄此書。但其特定地位則為清乾隆帝之“宸斷”，《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小序中有明確的規(guī)定說：“正史體尊，義與經配，非懸諸令典，莫敢私增?！睆那∷氖辏?775）之后，至明而止的二十四部史書正式合成為一整體，得“正史”之名。民初徐世昌以民國大總統(tǒng)之名義明令將《新元史》入“正史”之列，稱二十五史。正史歷來地位尊貴，作用亦大。今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戴逸先生所作《構建新世紀標志性文化工程》一文中，曾高度評價正史說：
在我國的眾多史籍中，有“正史”之名的紀傳體史書共二十五部，系統(tǒng)詳細而不間斷地記錄了自五帝以來數千年的中國史。這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的文化載體，是人們了解研究我們國家和民族形成發(fā)展的百科全書，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智慧寶庫。
這是對正史的正確評估，雖然過去對正史有過這樣和那樣的批評，論其不足，但從總體看，更多值得注意的是歷代修史積累的經驗。這些經驗證明，正史之體是一種容量大、易于操作的體裁，對新編《清史》具有足資參考的價值。
因此，我認為新編《清史》應定位于：采用“正史”所使用的紀傳體來撰寫以清王朝為標志的清代歷史。不過，隨著時代發(fā)展，無論體例和內容都曾有所改易。清代社會尤有巨變，當然在繼承舊形式情況下，更要面對實際，各種體例，必當有所變化，也就是說，應該以“移步而不變形”的原則制定編撰體裁與體例。
（一）紀
此紀非原正史中之本紀。本紀是二十五史中為顯示各朝帝王至尊地位而設置。實則帝王亦系一歷史人物，可與其他歷史人物共入人物傳，敘其行事，明其業(yè)績，足矣。不必單立本紀，故可廢本紀一體，但需另立一“總紀”。
“總紀”或有稱“總論”“綜述”“概述”等者，后三者早為新編方志所創(chuàng)意而已通用，不宜使用。似以總紀之名為善?？偧o功能是：
（1）“總紀”為全書總要，當囊括有清一代所有問題，概而論之，置于全書卷首，有開宗明義之效。
（2）“總紀”敘事方法可有多樣，其寫法約有三端：一是全史濃縮法，總纂通覽全史，以高屋建瓴之勢，濃縮提煉，一氣呵成，成全史纂要之篇，置于卷首。二是特點勾勒法，將有清一代的特點，要言不繁，寫意勾勒，不過十數萬字，即提綱挈領，得其大要。三是分段提要法，將清史分為政事、經濟、軍事、文化、宗教、民族等幾大方面，分別撰寫提要性論述，字數容量可較多。三者是非優(yōu)劣，尚待討論；但必須是能概一代之要和一書之要，而最要者是達到既俯瞰全局，又“引而不發(fā)”的境界，問題說到宏觀，但不進而微觀。讀“總紀”將使讀者有了解清代歷史究竟，了解全書撰述如何等要求，斯為上乘！
（3）“總紀”無論采用何種寫法，都應融合編年與紀事本末二體，使時間脈絡清楚，起到大事記作用?！翱偧o”與本文不得有矛盾處。
（4）別紀：戴公在《關于清史編纂體例的幾點補充意見》中建議“為南明、太平天國、準噶爾作《載記》”。這幾個政權與清朝政權確曾呈敵對狀態(tài)，但未臣屬于清朝，自成體系，具有比較完整的政權形式，應單獨立紀，但不宜立《載記》?！遁d記》是《晉書》創(chuàng)體，是用于當時十六國政權的，是以正統(tǒng)觀念視各政權為僭竊，含有貶義。新編《清史》應為各對立政權立《別紀》?！秳e紀》者，表示不為《總紀》所涵蓋，而是另一政權之紀事。可立南明、準噶爾、太平天國等《別紀》。又鄭成功亦未臣屬于清，收復臺灣后，曾建立政權，傳世三代，頗有建樹，是否也應立一《別紀》。至于吳三桂早已降清，并接受爵祿，三藩事起，雖相持八年，但應屬叛亂分裂活動，不能為之立《別紀》，但可將吳三桂及耿精忠、尚可喜等三人入列傳，歸于一卷。
（二）表
表為《史記》五體之一，司馬遷用之解決繁雜的人物活動。如《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惠景間侯者年表》和《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等，即將漢初那些傳不勝傳而事又難沒的歷史人物，以表存其事，既省文字，又與世家列傳相補充。《漢書》的《古今人表》含有評論歷史人物之意義。后世學者更有用表體來整理正史史料，采擷史事以便省覽者，如清萬斯同的《歷代史表》，廣加征引，表列數千年史事而眉目清楚，是以朱彝尊譽之為“攬萬里于尺寸之內，羅百世于方冊之間”。表之為用，由此可見。新《清史》萬不可廢此體。表不厭其多，表多則志可簡而傳可省。惟時代不同，表當有所增刪。如《漢書》古今人表之評論人物，未免過于簡單化，不宜沿襲。有些事務則可增設表，如《自然災害表》《康熙諸子表》《會計表》《湘軍將領表》《新建陸軍將領表》等等。
表除單成一體外，還可在志中附表，如《人口志》中可附《歷年丁口表》，《財政志》可附《度支表》，《物產志》可附《土特產表》或《植物表》《礦物表》，至于何者單立，何者附入，當進一步探討。
（三）志
史經志緯，足見志在史書中的地位。史書有志，方能使歷史立體化。馬書班志久有垂范，一朝典制無志則無所容納，而后世亦將無所借鑒。新《清史》既保存志體，但亦當有所變易。志書增廢定名，約有幾種不同情況。
史書基干為天地人三者，上為自然天象所覆，下為地形、地貌、疆域、區(qū)劃所載，人居其中，生養(yǎng)繁息，遷徙流動，形成各種社會活動，故天文、地理、人口三志不可廢?；蛟惶煳臑樽匀滑F象非關社會歷史，須知“正史”為時代之全史，并非社會活動之專著。理應包括自然與人文兩端，且自然現象與人文社會現象何能隔離，如自然災害為自然現象，但其于人文社會歷史影響至巨?；蛟磺笆酚刑煳脑从凇疤烊烁袘敝f，具有迷信色彩?！疤烊烁袘敝f，是否純?yōu)槊孕?，尚待研究。天象人事互為影響，在科學昌明之今日，多可從中得一定科學解釋，河海潮汐與月之圓缺有關，水土流失與沙塵揚暴有關。且中國有數千年天文記錄，歷代相沿成志，不能中斷。地方志中有關災異祥瑞之記載，多有與天文有關之資料，如河北、河南、山西地方志中，曾記同治間天象怪異，經科學解釋，實為極光現象。再者，清初中外天文學家對天象觀測的爭議，以及乾隆以后許多天算家（包括若干女性）對天象觀測和實驗，均有發(fā)現與發(fā)明，可充實《天文志》內容。此志近于專門，可由國家天文專門機構研究撰寫。至于地理、人口二志之必設，其義自明，不待贅言。
有些志已不宜沿用，如《五行志》等，即使清代曾有類似內容，亦應取有科學解釋者，寫入其他部分。
有些志應保留，如以原志內容過多，則可分解立志，如《藝文志》必須有，但清代著述作品，數量過大，據現有一種統(tǒng)計，將近十萬種，實難全部入志。其解決辦法是：一將原《藝文志》分立為《學術志》與《文學志》，分別著錄學術著作和詩文小說等創(chuàng)作。二是組織專人根據現有文獻篩選初步目錄，廣泛送請有關人士斟酌。
有些志可改名而當擴大內涵，如《兵志》可改稱《軍事志》，不僅記述八旗、綠營、湘淮及新建陸軍等軍制，亦可記入各種軍事活動?！逗忧尽房筛姆Q《水利志》，不僅記述河渠，更著重于如何利用水資源以及防范措施等。
有些新事物則應增設新志，如《郵電志》記驛遞、郵政、電信等，《交通志》記鐵路、公路、內河航運、海運、交通工具（原《輿服志》輿的部分內容可入此）等，《外交志》記述對外政策、建交遣使、交涉談判以及各種外事活動等，《實業(yè)志》記述新型企業(yè)開廠辦礦等。
各志應設、應刪、應改易、應分立，難以盡述。近二十年，全國新編志書在專志設置上，多有創(chuàng)意，可引作他山之助。至于志書篇目之設，當另作討論。
（四）圖
左圖右史是中國悠久的傳統(tǒng)文化，歷代史書目錄及出土文物，時有圖的著錄和發(fā)現。古地方志即稱“圖經”，示有圖有文。宋鄭樵《通志》有《圖譜略》，視圖譜為撰史要務。新編《清史》似應增此一體。圖在史書中可有三類：一地圖，自晉裴秀繪制地圖，歷來多有繪制，清代尤盛，地學已成專學。地圖包括疆域圖、區(qū)劃圖、地貌圖、山川圖、地質圖等。二是器物圖，包括古物圖錄、版刻圖錄、珍善藏品圖錄等。三是藝術圖，凡書畫、篆刻、工藝、特技的作品圖錄等皆屬之。尤其是現代印刷技術的高科技發(fā)展程度，已為設圖一體提供極大便利，也顯示當代人修史之特色。
（五）列傳
人物為史書之靈魂，若無人物則歷史舞臺如何有聲有色？中華歷史則顯然蒼白，了無生氣，是以史志典籍皆以人物為重點。歷代正史人物列傳，多譜可歌可泣之事，存當代之精英，惠后世以激勵。原《清史稿》收人物8000余人，所收是多是少？所收是否恰當？俱在可議之列。
列傳首要問題是收錄標準問題，《清代人物傳稿》曾訂收錄范圍若干條，基本可采，但有一點似應補充。列傳人物當然以收正面人物為主，但大奸巨慝亦應考慮，因歷史總有正反兩面，事物絕無純之又純，無奸不能顯忠，無惡何以見善？人物標準主要視其推動歷史發(fā)展抑阻礙歷史發(fā)展，褒前者所為流芳百世，貶后者所為遺臭萬年，二者同盡歷史教化作用，但必須注意二者比重。
入傳人物時限如何定？我認為既是清史，必以清人為準，其收錄之時限標準是：
（1）以卒年為基本標準，凡生于明而卒于清者，作為清人入傳，生于清而卒于清者當然入傳，生于清而卒于民國者為民國人，無論在清代有何事功，皆不入傳，這一標準只視時間不論事功，必須嚴格遵守，如有個案處理，則爭論紛擾，將無寧日。
（2）所謂清人，必須是在清政權統(tǒng)治之下生活者，其人雖卒于清政權建立之后，但未生活于清政權之下者，如劉宗周、張煌言等?；蛄魍龊Ｍ馍钫撸缰焖此?、釋隆琦等，均不得入傳。其人事跡可敘于《南明別紀》中。
（3）凡生于清而卒于民國者，如在清無事功自然不入傳，如其在清時事功足夠入傳者如孫中山、袁世凱、徐世昌、唐紹儀及北洋著名人物等，亦概不入傳。因這些人在民國歷史舞臺上將是非常重要人物，兩者衡量，其在民國時事功較在清時尤勝，自當入民國史傳，而不得入清史傳，至于其在清事功，可用“以事系人”史筆處理，如孫中山可在《總紀》中涉及辛亥革命前活動時記及，袁、徐可在新建陸軍中記及。其為民國出力但卒于清者如鄒容、陳天華、秋瑾等烈士，則應入清史傳。其傳中尚可涉及在清建有事功而卒于民國者之事跡。
（4）入傳人數不宜過多，絕不可越萬，甚至可刪《清史稿》之人物數。其難以入傳而事功尚有足述者，可制表以容納之。可將《清史稿》《清代人物傳稿》等有關清代人物著作中之人物目錄，印發(fā)專家圈選增刪，然后集中核定草目，再討論審定施行。
列傳內容應包括姓名、字號、生卒、籍貫、學歷（科第）、仕歷、主要事功及主要著作。其子孫有事功但不足以立傳者，可附于傳尾，字數不得超過傳主。
列傳有類而不立類名，事跡相同或相近者可在一卷中，如吳歷、惲南田可入一卷；鄒容、陳天華、秋瑾等可成一卷。排序以傳主生年為序，而不以卒年為序，以免祖孫、父子倒次。
清代諸帝不立本紀，均應入列傳，并居于卷首，以示為有清歷史。入關前二帝應入傳，可立《關外二帝傳》或《努爾哈赤皇太極傳》，置于最前。因素來有清十三朝之說，設太祖、太宗傳，則使清史完整。前代正史本紀中也有追述前代者。后妃應擇其有特殊功業(yè)者如孝莊后立傳，一般后妃可列表，諸皇子也作如此處理。
列傳后必須有類似論贊體之評論，可由初稿撰稿人寫出史家評論，文字不宜過長，經專家反復討論，以客觀、科學為準繩，取得共識，并經總纂裁定，作為結論，如有不同意見，可另撰文爭議。因史有褒貶，不能僅存史實而無史家見解。
（六）附錄
紀傳體除歷來通用體例之外，尚有個別史書獨有體例，應加參酌，或沿用，或增入，約有三項：
（1）國語解：《遼史》最后有《國語解》，其小序有云：“史之所載，官制、宮衛(wèi)、部族、地理，率以（遼）國語為之稱號。不有注釋以辨之，則世何從而知，后何從而考哉！今即本史參互研究，撰次《遼國語解》以附其后，庶幾讀者無齟齬之患云。”并按帝紀、志、表、列傳等分別類次條目，加以注釋。又《金史》最后有《金國語解》，其小序有云：“《金史》所載本國之語，得諸重譯，而可解者何可闕焉？”所以有《金國語解》之作，“存諸篇終，以備考索”，并按官稱、人事、物象、物類、姓氏等類而列目解釋。清為后金，其清語漢譯之入史者，必不可免。新編《清史》應仿遼、金史前例，增《清國語解》一篇，對本史所涉及之清語給以解釋。
（2）附錄：正史中多有于書后附錄有關本史纂修經過及凡例者，如《晉書》附《修晉書詔》，《宋史》附《進宋史表》及凡例，《元史》附《進元史表》及凡例。《遼史》附《修三史詔》及《三史凡例》?！督鹗贰犯戒浿杏小督鹗饭摹?。新編《清史》應在附錄中列入《纂修清史文獻》《纂修始末》及《凡例》等。
（3）編制索引：索引舊稱通檢或備檢，也有稱引得者。這是專為檢索著述內容來源的工具，當前已為中外重要著述不可或缺之部分。新編《清史》，卷帙浩繁，初步約定在二三千萬字之間，而該書又非逐字逐句誦讀之書，內容包羅甚廣，必當有綜合索引，方能便于檢索。編纂者于全書告成之日，應編制人物、地名、官職、典實、詞語、事件等綜合索引，準確注明頁數，可大增清史之使用率。
這些體例之設想，只是啟動時的斷想。若啟動時體例既定，也不可視為一成不變的定型。因為如此漫長的十年工程，不能奢望一錘定音。在啟動后的實踐中，必定會逐步糾謬、完善、創(chuàng)新，而總結出一種既繼承又創(chuàng)新的新體例。
（一）文體
使用淺近古文，固然能典雅簡練，但當前撰者與讀者均難完全接受和實行。所以可采用通行語體文，但文字必須避免拖沓，文風當求樸實，敘事邏輯嚴密，盡力做到要言不煩，不用和少用無謂的形容詞和語氣詞如“的了嗎啊”等詞。
（二）字數
正史（二十四史）總卷數是3266卷，總字數是2700余萬字。新編《清史》，無論如何，不能超過二十四史的總和。近定二三千萬字，已屬過大。姑定2000萬字，如此巨大工程，至少需三稿定案，則總工作量為6000萬字。以十年計，每年應完成經三審定稿之字數為600萬字，每月應完成50萬字，這是機械計算。而文字工作往往難以如此計算，曠日持久，是否能始終如一，至堪憂慮。
（三）出注
正史成書無注，司馬遷《史記》所引用資料，據《司馬遷所見書考》一書可證，甚為豐富，而成書中卻無一注，但不能排斥初稿即無注。新《清史》文獻成果數量極大，纂修時勢必征引，應如何處理方妥？我認為纂修工作必須有兩類稿：一類為送審稿，一律加注，越詳越好，以備查證審讀。各級送審稿，必須存檔，以明責任。另一類是定稿，即付印稿，應將注全部取消，以保持全書整潔并減少大量文字數。有人提及今人著述版權問題，因纂修《清史》非私人著述，而是國家文化工程，可以文件形式制定具體辦法。凡已超版權時限，則成果為社會公有，無權利問題；如在時限內，則視引用程度商定付酬；如采用未發(fā)表著述，應按規(guī)定付稿酬。如其人著述基本符合清史需要，而原作者尚在世，不妨請原作者按《清史》纂修要求，撰寫成稿，其報酬按撰稿人對待。
上述淺見，只就思考所及，甚不完備，尚請賢達指正！
《清史編纂體裁體例討論集》
原載《清史編纂體裁體例討論集》，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體裁體例工作小組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感謝焦靜宜老師授權推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