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宇
貴州省社會科學院 《貴州社會科學》 編輯部副研究員。
摘要：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在坊間已經(jīng)成為全球史著作的代名詞，這種看法在學界也有相當?shù)幕A。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在坊間的全球史著作神殿中沒有《全球通史》的地位甚至有些不為人所知，但是該著述在學界也被普遍認為是全球史的開山之作。然而，細究之下就會發(fā)現(xiàn)，這兩本著作都算不上全球史著述，兩本書各自的核心觀點與全球史研究方法甚至有不小的沖突。
事實上，全球史研究范式的勃興并非始于這種通史類著作，而是基于那些中觀甚至微觀著述的開拓。如果僅僅滿足全球史研究范式的某一點而整個路數(shù)和其他要點相頏頡，那么相關研究是不能被視為基于全球史路徑的。近30年來，全球史無疑越來越成為歷史研究的時髦方法，然而，世界史研究范式并不因此就顯得意義全無以至于會被完全取代，以民族國家為研究單位的世界史研究在全球化呈現(xiàn)出復雜面向的當下，仍有其不可替代的存在意義。從“世界史”到“全球史”并不是一個老舊落后的研究范式搖身一變?yōu)橐粋€嶄新先進研究范式的史學革命，它們各自存在，互相借鑒又相互交織。
關鍵詞：世界史；互動；西方中心主義；現(xiàn)代化；民族國家
一、前全球史時代的偽/準全球通史著述
在這個動輒以“××那些事兒”冠名的普及讀物為護身符而實質就是紀實文學的所謂歷史書籍大行其道的時代，《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長期位居各大書店和電商歷史類圖書銷售榜前列或多或少為歷史學家們挽回了一些顏面。然而，諷刺的是，這部經(jīng)常被書商們宣傳為史上最重要的通史類全球史著作的作品卻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史著述，從核心層面來說，這部作品恰恰是全球史著述一再批評并欲取而代之的陳舊對象。隨著這些年世界歷史領域全球史寫作取向的愈發(fā)火熱，《全球通史》一書也在迭次的修訂版本中不斷補充相關內(nèi)容，以期配得上“全球通史”這一名號，但是，從根本框架和敘述范式來說，該書都是一部標準的以現(xiàn)代化理論模式為圭臬的世界通史類作品。
從“世界”到“全球”，并不是一種修辭學上的投機取巧，這種變化反映的是從什么角度和理論出發(fā)，以何種要素為重點，為了和什么樣的時代氛圍契合進而講述關于這個星球過往故事的變遷。書寫自己生活范圍之外地域的過往是一種不分種族和民族的寫作沖動，這種沖動在那些具有史學傳統(tǒng)的地區(qū)就更加明顯。當今不少全球史家把希臘的希羅多德和西漢的司馬遷列為全球史寫作家族的古典鼻祖，看中的就是他們超越于狹隘的族群意識從而對各自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展現(xiàn)出的出色回顧能力，盡管他們?nèi)耘f偏狹地把非我族類視為沒文化的野蠻人。
這種把異邦人視為低人一等甚至非人類的做法在西方興起之后的西方歷史編纂學中得到了更大程度的發(fā)展。從16世紀西方開始展現(xiàn)出相對于世界其他地區(qū)無可比擬的經(jīng)濟和軍事優(yōu)勢以來，在西方的歷史寫作中，非西方不僅地位低下，甚至很多地區(qū)就是沒有歷史的，而生活于其中的人們盡管由于種族遺傳學的漸趨式微和最終破產(chǎn)而被視為是與西方人同樣的種屬了，但仍然是一群沒有歷史的人。從現(xiàn)代歷史學誕生的19世紀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在西方的世界史著述中，西方是絕對的主角，其他地區(qū)不是沒有歷史就是停滯于自身的歷史深處無法前行，前者如非洲和大洋洲，后者如中國、印度和俄國。
“一戰(zhàn)”在人們普遍預測將要到來的時刻終于還是到來了，西方人失望甚至有些悲憤地看到，那個他們以為會一直完美運轉下去的維多利亞美好時代終究以相互的血腥殺戮而灰飛煙滅，失望之余的西方學者開始夸大其詞地唱起西方即將甚或已經(jīng)衰落的悲歌。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之下，韋爾斯開始從人類共同體的高度出發(fā)書寫一種普世史，這就是在民國就作為暢銷書出版過而今天不同的出版社不僅變換書籍名字甚至操弄不同的作者譯名一再刊出的《世界史綱：生物與人類的簡明史》。
韋爾斯對一種人類普世史的追求盡管沒有完全擺脫以西方為中心的敘事模式——比如他雖然指出了歐洲在歷史上的邊緣地位，但卻認為正是這種邊緣地位使得歐洲奮發(fā)圖強，漸漸成為了中心——然而，這種新的視角仍舊打開了一扇新的世界史寫作大門，這座大門通向的正是無論在文字敘述上還是在價值評判上都更加重視非西方地區(qū)的歷史演進過程的彼岸。彼岸的一頭最終結出的是如湯因比那樣以同等價值衡量不同文明圈歷史演進的努力。在這樣的努力中，像湯因比那樣的西方學者開始給予非西方地區(qū)的歷史以更大的展示舞臺。當有人問起他為何在其煌煌巨作《歷史研究》中只用了埃及六分之一的篇幅談及英格蘭時，他回答道：“除了我本人是英國人之外，就沒有其他緣由了。這事很荒唐，因為分給英格蘭的合理篇幅不該是埃及的1/6，而應該是1/60”。
在一本世界史著作中，大量增加非西方的篇幅確實是緩和西方中心主義的一種有效方式，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和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與全球史敘事模式共享了同樣的寫作立場。然而，在全球史更本質的脈絡中，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卻與之漸行漸遠以至于完全沒有跳出湯因比式的框架。湯因比把人類文明分成不同的文明圈，盡管他盡量公平看待各文明圈的價值，但是這種研究方法并不看重各地區(qū)相互的交流與互動。然而，正是交流與互動，人員的、思想的、物質的跨國界跨洲際的交流與互動才是全球史這種新的研究視角最在意的歷史過往，實際上，全球史的首要特征就是對交流和互動的推崇。
而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盡管給予了非西方地區(qū)的歷史以相當?shù)淖鹬?，但其實還是依附于現(xiàn)代化理論之下的產(chǎn)物。雖然斯塔夫里阿諾斯對歐洲的殖民統(tǒng)治和后殖民時代的種種政治控制極其不滿，進而對西方的霸權大加撻伐，對這種霸權導致的第三世界的落后大加揭露，但是他并未給予全球史視為首要因素的交流與互動多少尊重和筆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將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視為全球史著作的典型代表是不準確甚至充滿謬誤的。
公平地說，隨著全球史寫作方式的風靡，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一書的迭次再版中不斷增加全球史視角，晚年還出版了一本在形式上更加接近全球史著作的著述，這就是初版于1989年的《全球史綱：人類歷史的譜系》一書。比起《全球通史》，這本被斯塔夫里阿諾斯視為“畢生探尋和思考的結果”的總結之作受到的全球史寫作范式的沖擊更甚，因而在體例上出現(xiàn)了很大程度的突破。盡管斯塔夫里阿諾斯這一次并沒有完全放棄歷時性敘事手法，但是卻以不同的空間存在摻雜其中以求與全球史重視空間領域的流行態(tài)勢掛鉤。《全球史綱》一書中，斯塔夫里阿諾斯把人類社會分成了三種類型，分別是氏族社會、朝貢社會和自由市場社會。
盡管這三種社會并不構成一個嚴格的社會發(fā)展譜系，但是其時間發(fā)展順序卻是明顯的。這三種類型的社會都被四種因素纏繞，因而斯塔夫里阿諾斯也是圍繞這四種因素對這些不同類型社會的歷史演進進行描述和分析，這四種因素也是近年來全球史寫作比較重視的微觀領域，它們分別是：生態(tài)、兩性關系、社會關系和戰(zhàn)爭。但是，細察之下就會發(fā)現(xiàn)，該書僅僅是在形式上做到了與全球史視角的對接，內(nèi)容和結論依然是比較老舊的，與其說是一本全球史著作，不如說是《全球通史》一書的精簡版。
在當今全球史學家構建自己的學術譜系時，充滿謬誤的例子絕非一例?！度蛲ㄊ贰愤@本因其名字容易招致誤解進而被視為全球史典型著作流行了幾十年，如果說是大眾因為信息不對稱而致之從而可以理解的話，那么威廉·麥克尼爾初版于1963年的《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一書被視為全球史領域的開山之作就顯得匪夷所思了。該書的內(nèi)容并非只是涉及西方崛起的歷史，如此命名實際上反映了那個時代還沒有退潮的現(xiàn)代化理論對世界史寫作余暉式的影響。
西方興起的故事包含著非西方如何應對從而如何跟隨西方的步伐走向繁榮的理論預設，這種標準的現(xiàn)代化理論范式認為西方或者確切地說歐洲是現(xiàn)代社會的模型，其他模范生包括英國的北美和大西洋殖民地以及日本，所有其他社會都會在西方社會的沖擊之下破除傳統(tǒng)而落后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軍事體制，非西方社會只能被動回應，回應得好至少是大部分采納西方的社會體制，就能擺脫前現(xiàn)代的束縛進入發(fā)展的快車道，回應得不好或者根本不予回應那就只能深陷前現(xiàn)代的泥淖而不能自拔。
正是在這樣的理論背景之下，麥克尼爾才會認為，“西方的興起”這一故事就可以作為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發(fā)展的簡要概括，他也才會把前現(xiàn)代的雅典、中國以及阿拉伯的生活通通看成是充滿了暴力、危險和動蕩，而認為以西方為模板的現(xiàn)代社會則處于偉大的黃金時代。盡管《西方的興起》一書對全球歷史發(fā)展中的交流和互動這一全球史模式最具標識意義的要素重視有加從而影響了其后全球史領域的發(fā)展，但是它的根本理論預設之一卻是和全球史背道而馳的。同樣出自威廉·麥克尼爾之手的《世界史：從史前到21世紀全球文明的互動》就是一個企圖使得研究方法從世界史越來越趨向于全球史的個案。
《西方的興起》一書篇幅不小且受眾必須掌握一定的歷史常識或知識，這就不利于將該書呈現(xiàn)出的諸多新觀點傳播到受過教育的更廣泛的人群中去，畢竟受過專業(yè)歷史教育的人是極少數(shù)。有鑒于此，麥克尼爾于1967年推出了《西方的興起》一書的簡寫本，此即《世界史》一書。該書在當時沒有全球史味道濃厚的副標題，更缺乏此后再版的版本中對疾病、環(huán)境、交通路線這些全球史關注之焦點的重視程度。問題不是出在書名上，該書比作為完整版的《西方的興起》一書更加遠離全球史研究路徑，更像是一本標準的以民族國家和地區(qū)文明為敘事中心的世界史著作。麥克尼爾在該書中一再強調(diào)，任何時代，世界不同文明之間的平衡與打破都可能來自一個或多個文明中心，由此彰顯出的不同文明的接觸、交流和碰撞才是世界史主軸。
雖然這種認識與全球史取徑的核心認識相去不遠，但是這種認識在書中的作用卻是為了引領以下看法的出現(xiàn)而作為理論鋪墊出現(xiàn)的，這種看法的核心在于指出西方成為強勢文明之后世界其他文明必須單向學習或汲取西方的核心價值。麥克尼爾認為，如西方一類的文明中心在擾動世界之后，其鄰居或者鄰居的鄰居就會“被誘惑或被迫使去改變自己傳統(tǒng)的生活方式，有時候是直接移植一些模式或觀念，但更多的情況，是加以調(diào)整和改變”。
是以，優(yōu)越的文明中心首先會開啟變革，世界上其他民族在二手甚至三手認識或體驗之后只能做出相應反應或奮起反抗。這是標準的“沖擊—回應”模式為基礎的現(xiàn)代化研究范式在世界史寫作中的典型體現(xiàn)，這種范式完整地體現(xiàn)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要義，而全球史研究方法的一大立足點就是反對、破除以至于解構西方中心主義在世界史研究中的宰制。全球史研究方法強調(diào)不同主體之間的雙向遭遇、互動和交流，但是現(xiàn)代化研究范式立足于對西方價值觀念的單向汲取或者模仿。
盡管《世界史》一書的后續(xù)版本中增加了不少全球史研究方法最在意的不同地區(qū)、族群、文明的互動交流現(xiàn)象的歷史描述，但是其西方中心主義的立足點使得該書與標準的全球史著作大異其趣。此外，《西方的興起》及其簡寫本還有一個與全球史模式大不相同的寫作傾向，那就是過于關注精英。承襲“二戰(zhàn)”之后社會史興起的余續(xù)，全球史著述盡管主張全球視野，但一樣關注社會下層的過往，可以說，全球史的理論旨趣本來就具有反精英傾向，其理論底色甚至有一定程度的反建制色彩。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是《全球通史》還是《西方的興起》及其簡寫本，都不能完全被視為全球通史著述，毋寧說它們都是前全球史研究路徑時代具有代表性的偽/準全球史著述，盡管后期的各種版本中出現(xiàn)或者增加了一些全球史視角和色彩。
二、全球史研究方式的特點
《西方的興起》與全球史理論的這種纏繞是分析涉及這個星球的過往敘事從“世界史”走向“全球史”的一個絕佳范本。與世界史相比，全球史存在以下幾個鮮明特點。一是重視不同社會的交流與互動，認為這種交流與互動是不同社會演進的根本動力所在，人員、物質和思想的流動促進的不僅是相互了解，更會促進社會的根本變化。而世界史路徑一般認為社會的根本發(fā)展要素在內(nèi)部，不在外部也不在互動和交流。二是與關注不同社會之間的互動和交流息息相關的，是全球史著力破除民族國家為基本研究單位的歷史研究傾向?，F(xiàn)代歷史學誕生的19世紀是民族國家構建的關鍵時期，所以當時的本國歷史研究實際上是民族國家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時代總是和歷史研究的方向糾纏不清，國別史研究和民族國家建構密不可分，區(qū)域史研究興盛于“冷戰(zhàn)”時代，而我們現(xiàn)在這個全球化時代流行的史學潮流自然就是全球史。然而，世界史基本就是重要國家的國別史和區(qū)域史的疊加，這種研究方法是全球史極力反對的。三是反對歐洲/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預設。全球史在這方面的反對主要采取兩種方式，一種是在歷史敘述中大幅度增加非西方歷史的篇幅，相應地大幅削弱西方尤其是歐洲的核心地位。這當然只是一種淺表層次的反對。
更深層次的拒斥涉及對《西方的興起》為代表的現(xiàn)代化理論著作的否定，也就是說不再認為西方是歷史發(fā)展的原動力，不再認為非西方地區(qū)只能被動回應西方的沖擊。非西方社會具有和西方社會同樣的存在價值和意義，非西方社會對西方社會的影響被充分重視。四是反對歷史目的論傾向。這實際上是反對西方中心主義的一個副產(chǎn)品。西方中心主義設定非西方社會會跟隨西方先行者的腳步，一步步走向實際上就是西化的現(xiàn)代化。這種對歷史發(fā)展道路的設定還有其他不同的版本，但都有著明顯的西方中心主義痕跡。
全球史理論深受后現(xiàn)代理論的影響，盡管沒有像后者那樣解構人類社會太多的存在，但是卻從后者那里吸取了反目的論的追求。對于全球史家來說，歷史并不存在一個框架明顯的終局，歷史并不會走向一個事先設定好的結局，無論這個結局是無階級社會還是自由民主，因為歷史發(fā)展充滿了偶然因素，歷史上很多繁榮社會最后走向崩潰并不難見到。這也是《西方的興起》這一類呼喚一個人類同質終局路數(shù)的世界史著作與全球史理論又一個格格不入的方面。
五是對之前世界史領域中不受重視的現(xiàn)象進行研究，這些現(xiàn)象和不同社會的交流與互動息息相關，比如疾病給不同社會的人們帶來的影響，致癮性物品跨洲際的流布，不同地區(qū)不同作物和動物的播散，人類思想的互通以及災害、氣候對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影響等等微觀和中觀領域。最后的一點是，全球史的研究單位并不一定是全球范疇的。全球史的命名方式容易給人以其研究范圍必須是全球層級的錯覺。實際上，全球史更多地是一種視角，一種方法，它要求的是以全球高度來看待人類生活的過往，哪怕研究對象很小。也就是說，對于全球史來說，研究單位可以是中觀甚至微觀的，但是觀察、描述以至于總結的視角必須是全球的，重在互動和交流。
在全球史研究方式的諸特點中，對“互動”的強調(diào)和追求是重中之重，甚至說“互動”就是全球史范式的生命所在也并不為過。全球史的“互動”指的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通過接觸，在經(jīng)濟、政治、文化多重領域實現(xiàn)的互動”。這種互動“側重于跨國家、跨民族、跨地域、跨文明”的交流，運用比較分析法來揭示在之前的世界史研究中長期被忽視的“人口遷移、環(huán)境變遷、帝國擴張、技術轉移乃至傳染病擴散等歷史現(xiàn)象”。實際上，全球史研究不僅是跨地域的，更是對那種完全圍繞各種主體進行研究的路徑之否定。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全球史不以民族、政治、地理和文化區(qū)域為單位考察歷史進程，而是把那些對跨地區(qū)、某塊大陸、大洋、半球甚至全球有影響的事件作為考察對象”。全球史研究不僅關注不同人群之間的互動，更關注人類與環(huán)境的互動，以及在此基礎上出現(xiàn)的歷史事件和網(wǎng)絡聯(lián)結。在某種程度上，全球史可以被認為是去中心的，這也是全球史研究受到后現(xiàn)代思潮影響的突出表現(xiàn)之一。在全球史家的眼中，宗主國是中心，殖民地也是，過去那種只重視強勢一方向弱勢一方傳播文明的現(xiàn)代化研究范式被徹底否定，轉而重視殖民地的思想模式、生活方式對殖民者以及這些殖民者回到母國之后給母國以及其他國家民眾帶來的持久影響。
這樣一來，那些之前世界史研究范式中被忽視的邊緣主體，無論這個主體是一個民族、一種身份還是一種職業(yè)都受到重視，已經(jīng)成為社會史研究標識對下層社會和民眾的研究偏好在全球史研究中繼續(xù)發(fā)揚光大。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西方的興起》一書被認為在批判西方中心主義方面做得不足從而沒有滿足全球史著述的要求之外更被一些學者“罪加一等”地打入另冊，那就是因為前面提到的該書的精英視角?？傊?，任何被視為全球史研究范式內(nèi)的著述都必須把人類歷史上不同主體間的互動作為敘述的主線索，沒有這種基礎性質的理論偏好和敘事傾向，即使在其他全球史特點上具有鮮明的體現(xiàn)，那也不能被視為全球史著作。
正是在這種規(guī)范性認識框架內(nèi)，《全球通史》一書根本不能被視為全球史著述更遑論開山或者代表著述，盡管其反西方中心主義的姿態(tài)甚是明顯。是以，一種著述能否被視為全球史著作必須要滿足上述全球史的幾個特點，最起碼在以互動作為敘述中心和反西方中心主義這兩個標準上要符合。這是因為，符合以上特點之一的著作在全球史興起之前就有不少，它們和全球史無關。
比如，有學者富有洞見地指出，把世界史視為一種互相聯(lián)系和作用的整體史并非新近事物，波里比阿就是這樣做的，而15世紀之后西方這樣做的學者不勝枚舉。盡管這一認識有把重視相互交流的世界史研究路徑和視互動為世界史原動力般存在的全球史研究范式相混淆的危險，但是不能說全球史的這種根本導向是憑空出現(xiàn)的，它仍然是借鑒和批判前人觀點的產(chǎn)物。此外，那種與西方或者各種中心主義相疏離抑或站在相反和批判立場上的知識姿態(tài)也并非晚近才出現(xiàn)，古希臘先哲即為平等看待各種歷史文化和文明的先聲，而赫爾德和湯因比則是集大成者。
全球史范式肯定是反西方中心主義的，但是它是反西方中心主義的結果之一，而非原因。視互動為世界史演進的原動力以及反西方中心主義都是全球史范式的必要但非充分條件，是以，高舉反西方中心主義大旗的《全球通史》不能單憑這一立場就被視為全球史著述，而對西方中心主義沒有太多批判和反思的《西方的興起》盡管對不同文明和人群的互動多有考察，也不能被視為全球史著述的開端。
事實上，全球史寫作的開啟恰恰是和微觀中觀領域相關著作的出現(xiàn)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全球史不始于《全球通史》《西方的興起》這一類主旨與全球史理論相去甚遠的通史類著作，也不是始于其他名目的全球通史著作，而是在主題諸如疾病與人類社會的關系、動植物的洲際傳播及其對不同社會造成的影響、歷史上的氣候變化和火藥技術的傳播對游牧民族和定居帝國千年關系的終局帶來的決定性影響這一類微觀和中觀層次的全球史專著中誕生的。如果沒有這些主題并不宏大但是視角基于全球范疇的著述，那么全球通史類著作的出現(xiàn)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在全球史發(fā)端的美國以及德國等重視全球史國家1980年代以來不斷涌現(xiàn)出優(yōu)秀的中觀和微觀全球史著述的基礎上，近20年來全球通史著作的出版才會在歐美史學界蔚然成風，其中不少優(yōu)秀的代表作也來到了中文世界。
三、全球通史著述舉隅
矯枉常常過正，這一現(xiàn)象不僅在歷史中反復出現(xiàn)，在力圖反映歷史真實面貌的歷史著作中也一樣容易產(chǎn)生。2003年，威廉·麥克尼爾和他更善于從事全球史寫作的歷史學家兒子約翰·麥克尼爾合著的《人類之網(wǎng)：鳥瞰世界歷史》一書就是矯枉過正的典型例子。該書以不同族群、民族、文明的交往作為人類歷史演進的唯一主線，認為只有交往這一因素塑造了人類不同社會的面貌，社會內(nèi)部發(fā)展因素被置于基本不用考慮的位置。矯枉過正的不只是麥氏父子，《人類之網(wǎng)》在交往這個全球史最在意要素的重要性上走得太遠，而另一部全球通史著作在反歐洲中心主義方面也陷入了歧途，這就是由兩位美國教授本特利和齊格勒合著的《新全球史：文明的傳承與交流》及其簡寫本《簡明新全球史》。
該書的一大優(yōu)點在于著力突破西方中心主義的窠臼，對歐洲和北美之外其他地區(qū)的各種文明進行了詳盡的論述。然而，也正是在這一點上走向極端，構成了該書的一大缺點，那就是典型地表現(xiàn)出現(xiàn)今的全球史寫作中，刻意地、過分地追求去西方中心主義，大幅度壓縮有關西方的篇幅之傾向。增加其他地區(qū)的篇幅當然是必要的，但是把太平洋小島上的文明和西歐文明等量齊觀，顯然解決不了為何自15世紀以來西方一直處于主宰地位的問題。
西方中心主義是必須要加以警惕并反對的，但是要把那種將西方作為世界歷史敘事核心的傾向與著重敘述西方在一段人類歷史中的中心地位的寫法區(qū)別開來，前者就是那種一再被批判的把西方當成世界歷史原動力進而抹煞其他地區(qū)歷史發(fā)展的理論預設，可以被視為西方中心主義的典型表現(xiàn)，而后者只是重現(xiàn)了歷史的實際，可視為對世界歷史上客觀存在的西方中心性的承認與描述，二者不是一回事，盡管有所交叉但決不能混淆。
再有，《新全球史》一書關于各文明間交流的部分，寫得很一般，沒有多少新意，這對于一部全球史著作應該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還有就是該書的深度差了些，即使作為入門書籍也是如此。而同樣由多位美國教授合著的《全球文明史》一書在深度上就顯得強了不少。
然而，盡管該書宣稱把“移民、貿(mào)易、宗教的傳播、疾病、作物交換和文化交流等跨文明現(xiàn)象”納入主要的敘述內(nèi)容從而使得整部著作充滿“全球取向”，但是該書的整個理論框架以及敘述的視角、觀點和結論都比較陳舊，對于生態(tài)、環(huán)境、氣候這些全球史寫作相當在意的領域涉及得不多，感覺更像舊有的世界通史類著作，總之，該書對于全球史寫作的一些核心因素注意不足。
另一本名字相同的著作《全球文明史》，在采納全球史視角方面功夫做得更足一些，該書徹底打破了舊有的世界史寫作模式堅持不懈的時間性敘述模式，轉而以不同的主題呈現(xiàn)人類的發(fā)展歷程，這些主題中的很多都契合全球史的關注熱點。但是，該書也存在一大問題，那就是在一部40萬字的著作中想要囊括的內(nèi)容太多，這就導致很多敘述淺嘗輒止，不少重要主題的鋪陳與主題本身的重要性是不匹配的，這應該是該書的最大缺憾。
如同人文社科很多學科一樣，美國是全球史研究最發(fā)達影響力也最廣大的國家，但是其他國家仍然出產(chǎn)了一些全球通史著作，在筆者看來，最有質量水平最高的恐怕在美國之外。英國學者羅伯茨的《全球史》一書，無論在深度、廣度還是史料的豐富程度以及觀點的鮮明上都相當不錯，尤其是在當今西方學界反西方中心主義這種學術政治正確已經(jīng)到了相當過火地步的時刻，羅伯茨依然頭腦清醒地寫下了如下的話：“雖然我們?nèi)耘f需要一定的時間和精力去關注和研究尤卡坦迷人的土地，思考津巴布韋遺址或者遐想復活節(jié)島上的神秘雕像，雖然產(chǎn)生出這些事物的各個社會的知識均具有內(nèi)在的價值，但它們對于世界歷史來說仍舊是邊緣問題。即使是擁有如此廣大區(qū)域的非洲，或哥倫布發(fā)現(xiàn)之前的美洲的早期歷史，在本書的描繪中都是輕輕帶過的，因為在這些地方，從遠古時期直至歐洲人到來，在這之間所發(fā)生的一切，對世界的影響不大，遠不及產(chǎn)生了佛陀、希伯來先知和基督教、柏拉圖和孔子等的那些文化傳統(tǒng)具有的世界影響力。這些傳統(tǒng)存活了幾個世紀，并且給數(shù)以百萬計的人們造成了巨大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力還會繼續(xù)下去?！笨梢哉f，這些話語不僅是清醒的也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現(xiàn)今能看到的最好的通史類全球史著作是由羅伯茨的具西班牙血統(tǒng)的同胞阿邁斯托完成的，盡管他和這個星球上的很多成功人士一樣在功成名就之后入籍了美國。阿邁斯托是那種可以輕易做到兼顧學術作品和普及讀物寫作的歷史學家，且無論哪個方面都成就斐然。就全球通史這個主題來說，阿邁斯托主要有兩部著作：《世界：一部歷史》和《文明的力量：人與自然的創(chuàng)意》。與引進中文世界的時間順序相反，《文明的力量》一書出版在前，《世界》一書發(fā)行在后。
在理論預設上，比如對待歐洲中心主義的態(tài)度方面，阿邁斯托在這兩部著作中是有變化的?！段拿鞯牧α俊愤@部把文明建基于人與自然環(huán)境互動關系的著作充滿了全球史意涵，其反歐洲中心主義的勢頭很勁，態(tài)度比較激越，阿邁斯托甚至不惜把阿茲特克和柬埔寨歷史的篇幅占比弄到超過雅典史和意大利文藝復興史的地步且以之為該書的特點來宣揚。然而，在《世界》一書中，阿邁斯托放棄了這種幼稚的反歐洲中心主義，而是從對人類歷史的重要程度出發(fā)比較平衡地講述各個地區(qū)文明的演進歷程?！段拿鞯牧α俊芬粫€存在一個很大的毛病，就是文字風格有些隨筆化，個人色彩過于濃厚，這對于一部即使是面向非專業(yè)人士寫作的歷史著作來說也是一個大問題。
有學者過于強調(diào)阿邁斯托在《世界》一書中所展現(xiàn)的后現(xiàn)代學術立場，這實際上是一種誤讀。該書除了延續(xù)了《文明的力量》一書中展現(xiàn)的對一種歷史終局的懷疑立場之外，并沒有出現(xiàn)太多后現(xiàn)代鏡像。該書要深度有深度，要廣度有廣度，文字的鋪排倒有些后現(xiàn)代的意思，但是敘述相當精煉。再有，該書徹底打破了不同地區(qū)分開講述的模式，多以一個個主題串起各地區(qū)以及它們之間相互交往的歷史。再加上對生態(tài)、氣候、環(huán)境、病菌這些影響世界歷史走向因素的重視，使得該書成為了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史著作。不僅如此，該書展現(xiàn)了阿邁斯托強大的講述故事的能力，文筆優(yōu)良，讀之常有愉悅之感。如果說到缺點，那就是知識點太多，篇幅太長，總字數(shù)170余萬，需要讀者慢慢咀嚼。
四、一點討論
無論對全球化是指涉15世紀以來還是19世紀和20世紀以來的歷史現(xiàn)象有多少不一樣的看法，很多史學家都對全球史就是要追索全球化的歷史這一認識深表懷疑。但毋庸諱言的是，全球史研究的確是全球化日益成為當今世界的一種主宰性存在之后才興起的。這和冷戰(zhàn)結束的世界局勢變化關系莫大，也就是到了1990年代，全球化才驟然引人矚目。因為蘇東局勢的變化，那種全球一體化的印象開始主導世人的想象。盡管那個時候看似無法避免的全球化在此后的歷史演進中呈現(xiàn)出復雜的面向，尤其是與各種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以及溫和得多的地方文化版本的此消彼長糾纏不清，但是全球史研究范式卻越來越主導著世界史研究。
或者這樣說，全球史越來越被視為一種新的應該取代老舊的世界史研究方法的新范式，單憑它的時髦性就可以讓不少史學家趨之若鶩。在這個與全球化趨勢相背離的各種民族/地方訴求互相抗衡以至于難解難分的時代，為何全球史研究范式還是起到了主導作用，從而大有取代傳統(tǒng)的以民族國家或者國家之上的地區(qū)歷史研究為主要內(nèi)容的世界史研究范式之趨勢？這是因為，全球史作為一種研究方法，一種研究視角，其研究對象并不一定非要是全球級別的?，F(xiàn)代歷史研究的誕生與民族國家的創(chuàng)建息息相關，所以現(xiàn)代歷史研究基本上就是以民族國家為單位展開的。
全球史強調(diào)互動是世界歷史的原動力之根本訴求是要摧毀民族國家為研究單位的世界史研究的合法性，因為在這種學術敘述中邊界不再有明確的歷史意義，相反，各種流散，無論是人員的、物質的、精神的、疾病的等等才具有研究價值。但是，沖破民族國家的牢籠并不意味著選取越大的研究對象才越能夠與全球史范式掛上鉤。從根本上說，全球史“從強調(diào)人類是一個整體的視角出發(fā)，關注對人類社會整體演化有意義的事件，全球性的力量對歷史發(fā)展的影響，全球范圍內(nèi)不同民族和人民之間的互動”。
這樣一來，研究對象的大小不再是衡量相關成果是否是全球史著述的標準，大至宇宙的歷史，小至一個市鎮(zhèn)、一個村落甚至一個人，或者一種作物、一種商品、一種食物甚至一種病毒的歷史都可以成為全球史研究的對象，只要這種研究方法是全球視野的，重在描述對象引起或者體現(xiàn)出的具有跨國界、跨族群、跨種群意義上的遭遇、播散和互動。其實，這種研究態(tài)勢也和全球化時代的身份認同特征有所勾連，全球化時代并不一定意味著更大范圍的身份認同，全球作為一個整體的相互聯(lián)系和纏繞甚至鼓勵了一些人向更小規(guī)模的身份主體單位靠攏，這些單位很多都是低于民族國家層次的。所以，有學者指出：“因果之箭并不總是從全球化飛向民族主義。”
全球史范式對中心的疏離也表現(xiàn)在對人作為歷史敘述主宰的人本主義歷史研究的不感冒。與世界史研究注重對人類自身文明歷史的考察以及強調(diào)人類在過往歷史中無可爭議的主體性不同，全球史范式更加注意把人和環(huán)境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更加注重環(huán)境對人類社會的規(guī)制正是在這樣的理論訴求中，一些有全球史研究視角的著作甚至可以被視為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的重生，反諷的是，它們論證了全球史研究一再反對的西方中心論的正確，其典型代表就是《國富國窮》一書。
這再一次證明了，全球史范式中的某個特點可以和它拼命反對的某個觀點并行于一種著述之中。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肯定是一種宏大敘事，它要給人類歷史尋找一種規(guī)律，或者至少可以說是一種解釋框架。這種研究路數(shù)和“二戰(zhàn)”之后社會史興起、文化史繁茂以及后現(xiàn)代思潮語言學轉向影響下的歷史研究趨勢背道而馳。全球史是這些潮流的繼承者，它對歷史的偶然給予了極大關注，對探討歷史規(guī)律興趣索然，也對那種千禧年式的最終解釋敬而遠之。然而，悖論的是，全球史把人、社會和自然結合起來進行全球視野考察的根本取向會不自覺地導致對一種宏大的歷史解釋框架的追求，這是它一個很大的內(nèi)在矛盾。
“互動”成為了這種解釋框架的雛形，但人類歷史并非只有雙向的互動，很多歷史現(xiàn)象呈現(xiàn)出單向的主導性質，把“互動”視為人類歷史演進的根本動力和目的過于簡單化了。全球史對根本動力的追求會導致一種無法控制的對歷史必然性的追求，甚至可能產(chǎn)生強烈的目的論訴求，因為全球史范式暗含一種前景預設，那就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類最終會走向統(tǒng)一，且自始至終都在順應著這一趨勢”。
這種對歷史必然性不自覺的追求與其重視歷史偶然性的研究初衷和起始姿態(tài)形成了有趣的對照，更與其反對歷史目的論的理論預設形成巨大矛盾。對中心的反感本來會導致全球史范式對多中心以至于無中心的關注，對不同文明和不同族群歷史的多樣性存有天生尊重，然而最終的結果卻很可能在強調(diào)全球化時代統(tǒng)一結局的背景下導致對這一初始立場的乖離，輕視以致漠視人類歷史的多樣性和差異性，“甚至有一種以單一敘事取代多元敘事的危險”。
盡管全球化來勢洶洶且仍在深入，但是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的現(xiàn)代歷史研究范式不會消亡，它要做的是借鑒全球史的研究視野和方法，盡量疏離誕生之初那種與民族國家構建糾纏不清的發(fā)展態(tài)勢，而學會與全球史研究范式和平共處。世界史范式是老的，但未必就是陳舊的；全球史范式是新的，但未必就是進步的。那種從“世界史”到“全球史”呈現(xiàn)出一種線性進步圖景的設想不僅是反全球史范式的，更與史學研究的歷史面貌格格不入。
【注】文章原載于《社會科學動態(tài)》2021年第9期。為方便手機閱讀，注釋及參考文獻從略。
責編：李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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