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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國際關系學者開始將替代性認同、本體論安全和幽默方面的文獻聯系起來。作者引用 Goldstein and Cialdini、Norrick等人的定義：當主體通過“經歷”和挪用他人的經歷和成就，就好像這些經歷和成就發(fā)生在自己身上一樣，從而獲得自我認同感、目的感、地位感和自尊心時，替代性認同就存在。這種做法在個人中尤為常見，比如父母可以在子女的成就中獲得自豪感。替代性認同的實踐也可以存在于集體行為體之間，這一點可以從美英“特殊關系”，或者當國家從歐洲、西方或古典文明的傳統(tǒng)中汲取反映的合法性和地位時看出。當對替代身份的主張成功時，主體可以體驗到一種深刻的本體論滿足感；被承認為社會合法性和價值。因此，對于熱衷于建立本體論安全感的主體來說，替代性認同可能具有誘惑力。

本體論安全文獻對主體在存在深刻懷疑的情況下如何生活廣泛關注。換句話說，人們如何繼續(xù)日常生活？在烏克蘭這樣有可能升級為核沖突的背景下，這個問題似乎特別恰當。然而，主體對本體論安全的需求也與人類存在的各種懷疑和不確定性息息相關。主體可能試圖通過各種機制來管理這種焦慮，從維持日常生活到培養(yǎng)將主體定位在時空中的傳記敘事。如前所述，替代性認同是主體可用的另一種策略，但它具有獨特的誘惑、動力和局限性。

了解穩(wěn)定和維持替代關系的一些機制非常重要。建立一種模糊自我與他人區(qū)別的密切的集體存在感是產生對替代關系的接受的關鍵。這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來實現，但對于集體主體來說，它通常需要建立和培養(yǎng)共同經歷和家庭或社群歸屬感的敘述，旨在建立占有性的“講述權”（telling rights）。例如，在美英特殊關系背景下，這通?？梢酝ㄟ^動員“表兄弟”的家庭隱喻或聲稱兩國都是“自由世界”的領導者來體現。

在集體層面，幽默是一種重要的機制，它通過常規(guī)的幽默比喻，構建社群和（重新）再現集體持有的自我認同傳記敘事。反過來，笑話中存在一定的矛盾性，有時可以起到區(qū)分（代表了價值觀的正面和反面的）內群體（in-groups）和外群體（out-groups）的作用。幽默也能夠擾亂、破壞和激活他人的本體論焦慮，尤其是當幽默被用來羞辱和污名化時。作為一種羞辱策略，幽默可以作為一種社會控制手段，是一種對目標人群的羞辱性糾正。

對長期戰(zhàn)爭威脅的一種反應是希望戰(zhàn)爭能很快結束。新聞媒體強調俄羅斯軍隊的力量，并自信地預測俄羅斯軍隊將很快占領烏克蘭。然而，烏克蘭的強烈抵抗很快表明情況并非如此，媒體開始傳播與澤連斯基、烏克蘭戰(zhàn)士、“基輔幽靈”和蛇島保衛(wèi)者等神話人物有關的英雄主義故事。在這種焦慮加劇和普遍化的背景下，各種本體論的安全尋求策略被激活。與烏克蘭的替代性認同在多種情況下都很明顯。在社交媒體上，人們將烏克蘭國旗放在頭像上，政客們開始佩戴烏克蘭翻領別針，而在英國，超市連鎖店樂購開始在收銀臺為烏克蘭募集資金。我們似乎都“與烏克蘭站在一起”（“stand with Ukraine”）。肖勒姆的一位熱心魚販將門外的蝦雕像重新粉刷成藍色和黃色，并在雕像的鉗子里放了一枚燃燒瓶，這是日常的團結之舉，在社交媒體上受到了熱烈歡迎。

英國/西方為何如此強烈地認同烏克蘭？在沖突開始之初，這種密切的認同關系既不直接也不明顯。事實上，自冷戰(zhàn)結束以來，歐洲和西方對烏克蘭的論述往往強調其差異，而不是將其視為“我們”中的一員。雖然烏克蘭被認為正在向歐洲/西方治理形式過渡，但該國普遍被描述為遭受腐敗，并且不符合歐洲和西方的標準。雖然烏克蘭要求加入西方機構，但并沒有受到積極歡迎，而是經歷了數十年的時間跨度。與此同時，在俄羅斯于 2014 年對烏克蘭進行軍事活動（包括吞并克里米亞）之后，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和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西方戰(zhàn)略思想大師認為，從地緣戰(zhàn)略角度來看，對烏克蘭（以及西方與俄羅斯的關系）來說，最佳選擇是將烏克蘭視為地緣政治緩沖區(qū)，并采取“芬蘭化”政策，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在 2022 年初也提出了這一建議。俄羅斯入侵引起的框架變化是顯著的，沖突初期，西方記者“發(fā)現”烏克蘭城市具有前所未有的“歐洲”氛圍，他們采取種族主義的觀察，稱那里的居民看起來“和我們一樣”（“l(fā)ike us”）。從認知上講，烏克蘭迅速從歐洲邊緣轉變?yōu)闅W洲文明的象征，甚至處于“歐洲的中心”（heart of Europe）。這種“歐洲”框架的效果是培養(yǎng)了一種情緒：烏克蘭不僅值得同情和支持，而且它的戰(zhàn)斗也是為“我們”而戰(zhàn)，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我們的”戰(zhàn)斗。作為“我們”的化身，如果烏克蘭遭受攻擊，我們也會遭受攻擊。這就形成了一種相當具有情感和共鳴的團結氛圍。

替代性戰(zhàn)爭的情感潮流并不局限于官方圈子或總統(tǒng)演講，在社交媒體上每天泛濫的幽默尤為明顯。事實上，沖突的早期階段見證了標簽、表情包和 TikTok 的爆炸式增長。其中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到了“烏克蘭拖拉機旅”（“Ukrainian tractor brigade”），描繪了烏克蘭農民用拖拉機偷俄羅斯坦克的場景。此類幽默無疑對烏克蘭人和西方公眾都起到了緩解焦慮的作用，尤其是通過削弱俄羅斯軍事實力的敘事。然而，這種幽默也是“西方”公眾、政客和烏克蘭之間替代性認同（以及間接身份推廣）的重要驅動力；有時，通過“盟友”的傳記敘事來培養(yǎng)道德社區(qū)，這些盟友將永遠捍衛(wèi)自由和民主的主流敘事。

在英國，人們開始積極地陶醉于烏克蘭人的勇敢和他們/我們的幽默感之間的間接聯系。與此同時，烏克蘭利用幽默來表明和鞏固其對歐洲/西方身份的主張。在特定的英國背景下，這種（早期）烏克蘭式幽默的大部分內容，強調偷坦克取樂，與英國“斗牛犬精神”的原型產生了共鳴，即“保持冷靜，繼續(xù)前進”的情緒，即盡管身處戰(zhàn)爭之中，生活仍要繼續(xù)。

作者認為，烏克蘭人通過幽默，證明了他們的決心。具體來說，在回應俄羅斯巡洋艦莫斯科號要求投降時，一名烏克蘭士兵通過無線電回復道：“俄羅斯軍艦，去你媽的！”這段錄音被廣為傳播，部分是因為幽默，部分是因為不清楚士兵是否幸存（他們確實幸存了）。這句話和軍艦成為戰(zhàn)爭幽默描述的常規(guī)焦點，實際上是間接身份宣傳的主題。澤連斯基本人直接引用了這種諷刺不敬的形象，他向英國國防大臣本·華萊士贈送了一枚簽名裝裱的烏克蘭紀念郵票，該郵票于 2022 年 3 月發(fā)行，郵票上一名烏克蘭士兵對俄羅斯軍艦豎中指。有趣的是，一套這樣的郵票現在正在倫敦格林威治的國家海事博物館展出。

如果幽默可以作為一種普遍的替代性認同模式，那么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幽默對替代性戰(zhàn)爭的性質有何影響。作者確定了三個可能引發(fā)批判性反思的問題。首先，替代性認同和早期幽默的嬉鬧性可以說已經轉移了人們對沖突的政治和（有爭議的）歷史的注意力。被包裝成社交媒體事件后，戰(zhàn)爭中的細微差別首先成為犧牲品。戰(zhàn)爭的責任被簡單地歸咎于俄羅斯和所有俄羅斯的東西。因此，取消了俄羅斯音樂、藝術家、作家、運動員等。這也意味著，關于西方責任的性質、戰(zhàn)略和可能的結局的公開討論也被抑制了。

其次，替代性認同所采用的機制也可能偏離了戰(zhàn)爭的本質，助長了一種西方公眾參與的超現實觀賞運動形式，使其更容易避免直接面對人類的大部分苦難。來自西方的炸彈既有趣又有道德，但社交媒體對俄羅斯“撒旦二號”核導彈的報道卻截然相反，顯示出善與惡之間的卡通二分法。

第三，與烏克蘭的六方會談對于重新發(fā)現和重建“西方”作為政治主體和行為者也至關重要。值得注意的是，當沖突開始時，這種“回歸”受到了廣泛而近乎欣喜若狂的驚喜，這是一種奇怪的自我認知，也許西方畢竟存在。因此，西方——尤其是北約——通過烏克蘭問題找到了自己和自己的角色。具體而言，西方的主體性被框定為捍衛(wèi)自由和解放，這是具有顯著歷史遺產的將俄羅斯當做“敵人”的構成性話語。幽默在其中的作用尤其顯著。也許最明顯的表現是，越來越多的笑話把普京描繪成一個與現實脫節(jié)、精神不穩(wěn)定、有點奇怪的人物。

西方/英國對烏克蘭的支持本質上是一種替代性，作者在這一環(huán)節(jié)進一步指出這種支持表現出的某些弱點和局限性。

首先，對于烏克蘭來說，采取替代認同推廣策略發(fā)揮了多種作用，但是這一策略對烏克蘭的問題很快就顯現出來。雖然事實證明它在培養(yǎng)西方的道義支持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有時由于物質軍事支持更加有限，這種支持也會逐漸減弱。事實上，幾周后，澤連斯基在間接身份推廣方面的努力開始帶有更多的指責語氣，例如，他質疑西方與俄羅斯的持續(xù)貿易（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貿易）、制裁的緩慢實施以及有限的（并且增長太慢的）物質軍事支持水平，甚至指責西方“懦弱”。他還質疑西方是否會為了自己的目的而犧牲烏克蘭。

其次，西方與烏克蘭的替代性認同不僅不足，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也逐漸減弱。原因可能有幾個。一是替代性認同的減少是當代超媒體化世界的結果，在這個世界中，人們的注意力正在下降。隨著時間的推移，對于許多西方公眾（尤其是那些地理位置較遠的人）來說，戰(zhàn)爭變得不那么有趣了。戰(zhàn)爭性質的變化和更廣泛的影響也很重要。比如，西方公眾不僅厭倦了戰(zhàn)爭，而且在某些方面，對烏克蘭的同情甚至被某種怨恨所取代，沖突（以及對烏克蘭的支持）被歸咎于各種問題：通貨膨脹、能源配給和糧食短缺。

更正式的、令烏克蘭政府擔憂的是，在 2023 年 7 月的北約峰會上，英國國防大臣本·華萊士 (Ben Wallace) 指責烏克蘭政府表現出不夠的感激之情，把他當成亞馬遜購物網站，對更多裝備有著永不滿足的渴望，并且沒有意識到捐助國所做出的犧牲。烏克蘭政府的回應是采取更為緩和的語氣。如果替代身份依賴于模糊自我與他人之間的區(qū)別，那么這些雙方的羞辱性干預似乎只是重新開啟了這種區(qū)別，甚至可能將這種關系推向了更具戰(zhàn)略性、更少情緒化（和替代性）的層面。因此，雖然幽默可以建立一種替代關系，但它也是一種強有力的語言，可以羞辱任何被認為沒有達到預期價值觀的主體。

而隨著戰(zhàn)爭殘酷現實的日益明顯，烏克蘭戰(zhàn)爭中任何幽默都變得更加難以理解：大規(guī)模的破壞、屠殺、明顯的戰(zhàn)爭罪行。我們真的能說這就是“我們”嗎？關鍵在于，間接戰(zhàn)爭可以說依賴于英雄主義的（懷舊）浪漫主義，但在被處決的平民形象中，這種浪漫主義越來越難以看到。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幾個月后，最初的英雄戰(zhàn)士故事和神話——基輔幽靈、蛇島等——基本上消失了。事實上，隨著烏克蘭精心塑造的美化形象本身受到挑戰(zhàn)，烏克蘭戰(zhàn)爭也變得更加困難。無論是一些關于烏克蘭戰(zhàn)爭罪行的記錄，以及越來越多的腐敗證據，西方公眾中的一些人越來越難以將烏克蘭定位為最初被推崇的“我們”的黃金替代代表。在這里，替代性認同的危險在于通過聯想污染一個人的自我形象和概念。

對烏克蘭的替代性認同實踐一直是西方支持行動的重要推動因素，這有助于西方重申自我認同的傳記敘述，加強本體論安全、地位和自尊。從關系角度來看，烏克蘭本身也采取了重要的替代身份推廣實踐，旨在收集和維持對戰(zhàn)爭的支持。通過這些動態(tài)，作者認為幽默是替代性認同的重要模式，也是本體論安全動態(tài)的驅動因素。

本文以英國為例，探討了為什么與烏克蘭的接觸如此密切，如此涉及整個社會，盡管在俄羅斯入侵之前很難預料到這種情況。在這里，對烏克蘭的替代性認同有助于闡明英國的重要作用，并支持英國脫歐后的全球英國宣言，并為該國最近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敘利亞的軍事行動以及未能實現軍事“勝利”或道德肯定方面壓抑的恥辱提供了某種救贖。因此，間接戰(zhàn)爭既關乎“我們”，也關乎“他們”。

雖然培養(yǎng)替代依戀關系可以為目標帶來（物質和道德）支持方面的好處，甚至為目標帶來一些賦權，因為仰慕者越來越依賴目標，但目標也很容易受到攻擊。因為替代關系的強度很少是恒定的，并且會受到關注度下降和公眾情緒變化的影響。對烏克蘭而言，鄰國的替代性認同可能更為穩(wěn)定，因為人們擔心共同的脆弱性、類似的經歷和對俄羅斯的構成性敘述，以及普遍存在的“我們可能是下一個”的擔憂，但對于英國（以及美國、法國、加拿大）等較遠的國家而言，情況并非如此，因為這些國家與俄羅斯的地理距離、歷史關系不同，以及生存威脅感的降低意味著替代性認同的力量可能不那么強大，更容易被轉移。

vicarious identification

代理性認同

ontological security

本體論安全

proxy war

代理人戰(zhàn)爭

vicarious war

替代性戰(zhàn)爭

校對 | 任淼植 張睿哲

審核 | 任淼植 張睿哲

排版 | 李琬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