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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期的理論和實踐中，國關學者們往往把更多的記憶同可持續(xù)、長期和平相聯(lián)系起來，沖突后和解（post-conflict reconciliation）和過渡司法（transitional justice）等跨學科概念更加建議政府在賠償受害者的同時尋求真相以及承認錯誤。此外，在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記憶政治已經(jīng)與反軍國主義外交政策、可持續(xù)雙邊關系、國家間友誼和國際人權規(guī)范和自由主義價值觀等議題相聯(lián)系。因此，對大屠殺的記憶在自由主義國際框架中占有突出地位，人們希望它能成為防止此類罪行重演的全球警告信號。而本文對不同受害者群體對這一創(chuàng)傷和其他創(chuàng)傷的反應之研究與當前時代有關記憶、受害、國際承認與和平的主題息息相關。

作者認為，對于21世紀的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而言，記憶已經(jīng)與和平的概念緊密相連。隨之而來的紀念館、公開演講、政治綱領和歷史教科書等制度架構確立了對創(chuàng)傷性歷史事件的記憶。此外，受害者在法庭和媒體上被知曉，并被國際制度、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所宣揚。對此最突出的說明記憶之努力的例子就是大屠殺。在聯(lián)合國、美國和歐盟的帶頭下，大屠殺被公認為悲劇的原型、全球標志、以及苦難的卓越象征，并在制度化下被銘刻在全球的政治和教育計劃中，變成了整個自由世界人類苦難的基準。這些努力的主要目標是防止未來的種族滅絕行為。

然而，本文認為，國際上對記憶的制度化仍不是平等的：有些事情無論嚴重性如何，其記憶得到的關注較少，乃至完全忽視。當大屠殺在西方世界被社會建構成苦難的象征時，諸如殖民主義的經(jīng)歷被無聲地排擠了。這種視大屠殺為基準的做法帶來了一種被稱作“全球苦難等級制度”的副作用，從而使對創(chuàng)傷的評估既不基于事情的嚴重程度，也不反應對人類痛苦程度的估計，而是國際社會對創(chuàng)傷的認可。由于所有的記憶都是當代社會框架中的社會建構，現(xiàn)有的權力框架決定了哪些創(chuàng)傷事件在全球范圍內(nèi)得到承認。這種背景下，本文認為能動性（agency）占據(jù)了重要地位。一方面，社會創(chuàng)傷只有在利益相關方有能力和資源使其可見的情況下才會被認知，即，只有通過發(fā)揮能動性，受害者群體才能獲得認可；另一方面，國際舞臺的承認為那些得到認知的人提供了有形的或象征性的政治權利和收益，這是十分重要的。

目前的學術界已經(jīng)開始探索全球大屠殺記憶框架如何與其他苦難經(jīng)歷相關聯(lián)的問題。一些學者提出，大屠殺常被用作比較（comparison）的參考標準，幫助其他受害群體定義他們的苦難并爭取國際社會的認可。這樣做能讓這些群體獲得實實在在的政治和經(jīng)濟利益，比如安全保障、軍事干預、國家權利、法律支持以及賠償或援助。不過，學者們也發(fā)現(xiàn)，這種比較有時會變成受害者之間的競爭（competition）。大屠殺作為受害的象征，雖然能幫助其他受苦群體表達他們的痛苦，但這種做法并不是純粹為了表達，而是為了爭取國際社會的道德支持和實際幫助，例如以色列在大屠殺后獲得的特別待遇，包括西德對以色列的賠償協(xié)議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因此，學界開始觀測到一種被稱為“競爭性受害者”的新趨勢：受害者群體以犧牲他人為代價夸大和美化自己的痛苦，在一種“受害者身份的螺旋”中不同的群體不僅要競爭位置，更要競爭痛苦等級的最高位置，以及隨之而來的所有政治利益?；谝陨希髡哒J為，當前的大屠殺記憶并沒有提供一個可比的、規(guī)范性的框架和詞匯來解釋痛苦，也沒有在世界范圍內(nèi)建立團結和動員公眾輿論來反對重復威脅的可能，而是引發(fā)了群體間的政治競爭——追求國際承認自己而非他人的痛苦。與大屠殺記憶的對比并沒有在受難者間形成跨文化和全球的聯(lián)系，而是助長了民族主義的邏輯。

當前學界有關“競爭性受害者”動態(tài)的討論集中在西歐大屠殺記憶框架-東歐古拉格記憶框架、西方大屠殺記憶框架-殖民主義/奴隸制記憶和阿以沖突中的競爭記憶動態(tài)這三個具體例子。在作者看來，這些討論都關注在精英層面展開的記憶動態(tài)。政治精英通過將他們的民族記憶與相關的他者聯(lián)系起來，而這些他者通常在國際苦難等級中占據(jù)更高地位：西歐國家之于東歐，全球北方之于南方，以色列之于巴勒斯坦。因此，這些精英進入競爭動態(tài)，為他們所代表的群體獲得更大的承認和政治權利。

相比之下，作者認為學術界從社會和個人層面上分析人們是如何參與這些記憶框架是有所欠缺的，在全球化的時代，受害者很可能會將自己群體的經(jīng)歷與他人的痛苦進行對比，因而本文著重于個體的記憶動態(tài)。記憶在此被定義為個體因歷史和正在發(fā)生的創(chuàng)傷事件而產(chǎn)生的敘事，這些敘事是人們在當前社會框架中形成的社會結構。在全球互聯(lián)的世界中，這些社會框架超越了人們自己的社會群體：在創(chuàng)造社會創(chuàng)傷的概念時，人們不僅依賴自己的經(jīng)驗，也依賴他人的經(jīng)驗。這種創(chuàng)造同樣會進行比較和競爭。當人們進行比較時，痛苦的共鳴和共同點是主題。然而，強調(diào)與他人的另類元素、排除他人經(jīng)驗以確定群體邊界的競爭動態(tài)同樣存在。當身份主張主要基于受害者身份時，這種競爭尤為突出，并衍生為沖突。特別是，當受害者身份與高水平的愛國主義相結合時，集體認同可能導向與他者的激烈競爭和沖突。

本文在此節(jié)通過實證主義研究驗證上文所述的動態(tài)，并選擇了中東沖突所產(chǎn)生的三個非常不同的受害者群體：敘利亞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這些群體都處于沖突之中，卻面臨著截然不同的受害背景：敘利亞人正在經(jīng)歷反對阿薩德政權的內(nèi)戰(zhàn)；巴勒斯坦人面臨著被占領的局面，并與以色列人就土地發(fā)生長期沖突?？紤]到全球的大屠殺記憶框架，三個群體在此框架中的位置也不盡相同：以色列的身份是這種創(chuàng)傷的直接反應；巴勒斯坦人對大災難（Nakba，指1948年起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驅逐和清洗）的記憶，被驅逐出土地的事實，作為以色列建國的直接結果與這個框架糾纏在一起。另一方面，敘利亞人與全球大屠殺記憶這一受到西方推動的以色列記憶的距離最遠，同時仍在向國際社會游說他們的事業(yè)。三個群體在苦難等級中截然不同的位置使其很適合探索在國際承認不平等的背景下這些群體內(nèi)部展開的記憶動態(tài)。

作者于2020年以200名敘利亞人、150名巴勒斯坦人，2021年以200名以色列人為樣本進行了在線調(diào)查，用本地語言提出了關于記憶的開放式問題，以了解調(diào)查對象認為哪些歷史經(jīng)歷必須記住，以及為什么要記住。此外，有關身份特征的封閉式問題，包括性別年齡、教育水平、對特定群體的自我認同和民族主義依戀程度也是調(diào)查的一部分。作者根據(jù)人們?yōu)槭裁聪胍涀∧承┦露瞧渌碌倪壿嬤M行定性分析，并放大個人特征，以期探索記憶動態(tài)有關比較性/競爭性和民族主義情緒/受害者被感知程度的問題。

基于調(diào)查，所有的開放式回答被分為三大類：一類是強調(diào)只記住自己沖突重要性的人（編碼為敘利亞樣本中的“敘利亞/庫爾德沖突”、巴勒斯坦樣本中的“大災難”、以色列樣本中的“大屠殺”）；二類是強調(diào)記住其他沖突而不是自己沖突的人（編碼為“其他”，對于以色列樣本而言，“大災難”單獨作為一個編碼）；三類是認為記憶并沒有特別價值，因此不想記住任何沖突的人（編碼為“無”）。其結果如圖1所示，大約20%敘利亞人為一類（另外15%敘利亞庫爾德人只強調(diào)庫爾德事件）。相比之下，大約55%巴勒斯坦受訪者只希望記住大災難，10%以色列人只想記住大屠殺。相反，大約58%的敘利亞人、20%巴勒斯坦人和超過80%的以色列人認為記住其他族裔的歷史創(chuàng)傷事件是必要的。本文接著進一步放大了這三種不同的記憶景觀以發(fā)現(xiàn)其動態(tài)。

圖1 翻譯自原文“需要被國際記住的歷史事件”

1.敘利亞人的記憶景觀

敘利亞樣本中大多數(shù)人（58%）認為有必要記住幾次歷史上的全球和地區(qū)沖突，然而這些事件主要涉及阿拉伯/伊斯蘭主題。其中部分對大屠殺的記憶尤其具有雙重意義：雖然一些受訪者將大屠殺作為全球記憶框架進行交叉參考和借鑒，但往往用于幫助表述需求更多對敘利亞的苦難的認可的競爭邏輯。20%的受訪者堅持只記住敘利亞戰(zhàn)爭，強調(diào)了敘利亞的苦難的嚴重性。對于這部分而言，敘利亞發(fā)生的事情通常被直接與大屠殺進行比較，指向了敘利亞政權的罪行。因此，大多數(shù)受訪者在調(diào)查中采用了大屠殺記憶框架以及爭奪稀缺國際認可的競爭邏輯。與此同時，這些受訪者都希望看到敘利亞人在苦難等級中占據(jù)“應有的”位置，并表達出高度的民族自豪感。

總而言之，敘利亞的記憶景觀強調(diào)了阿拉伯/伊斯蘭主題的卓越性，并將“承認”視為一種稀缺的國際商品，被不公平且不均勻地分配給了西方的苦難而非敘利亞。阿拉伯人的苦難雖然在等級中應當名列前茅，卻被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社會忽視。在敘利亞人看來，大屠殺構成了西方而非全球記憶框架，因此敘利亞人/庫爾德人無論在哪里提起大屠殺，都是為了爭取其自己的國際承認和主張，并借此夸大對敘利亞所遭受的苦難的悲傷。

2.巴勒斯坦人的記憶景觀

巴勒斯坦樣本中54%的人將大災難，即1948年導致以色列建國并將他們驅逐出這片土地的災難置于所有其他記憶的重要性和規(guī)模之上。堅持大災難唯一重要性的受訪者往往只提到巴勒斯坦的事件值得紀念。通過將巴勒斯坦人置于苦難等級的頂端，這些受訪者將記憶政治視為一場爭取承認和政治主張的零和博弈。一些回答將他們對大災難的突出地位的堅持與對大屠殺記憶的明確否認結合起來，并暗示大屠殺記憶框架是以色列的政治權宜之計。由于大屠殺在在以色列國家記憶中的基礎中心地位，以及其與巴勒斯坦人所經(jīng)歷浩劫的密切關系，這些受訪者經(jīng)常否認大屠殺記憶的重要性。對于巴勒斯坦來說，這種競爭邏輯是超越性別、教育背景、群體認同和民族依戀程度的。

同樣的邏輯也發(fā)生在強調(diào)記住其他歷史事件的21%人群中，被提到的事件往往摻雜外國的干預、對歐洲殖民主義的國際記憶。這些記憶同樣被援引來打破受訪者所認為的“猶太人對痛苦的壟斷”。雖然對于大部分巴勒斯坦樣本來說，大屠殺并沒有被直接否認，但他們拒絕承認大屠殺在國際苦難等級中的獨特地位，以及由此給以色列帶來的政治豁免權。

巴勒斯坦人認為大屠殺記憶為以色列提供了政治權利、優(yōu)勢和豁免。因此，記憶被視為推進國家主張和獲得國際支持的一場斗爭。這種信念也解釋了巴勒斯坦樣本中“無”這一類別出現(xiàn)最多的原因：25%的巴勒斯坦受訪者表示他們根本不想記憶，記憶被認為是一種被更強大的人操縱的工具，即被以色列人所使用。

同時，只有極少數(shù)巴勒斯坦受訪者內(nèi)化并交叉參考了全球大屠殺記憶“不再重演”的信息，為數(shù)不多強調(diào)記住此類邏輯的參與者通常表達了較低的愛國主義情緒。因此，大多數(shù)巴勒斯坦人的記憶景觀表現(xiàn)出一種與其他記憶，尤其同是大屠殺記憶之間強有力的競爭動態(tài)，并完全將記憶視作發(fā)揮政治主張的手段。此處記憶所追求的邏輯并非源于吸取歷史教訓的希望，而是利用歷史來獲得承認和政治權利，并在國際上推進民族事業(yè)。

3.以色列人的記憶景觀

以色列樣本中，10%的人希望國際社會只記住大屠殺，而88%的大多數(shù)強調(diào)也要記住許多其他事情。其中強調(diào)記住嚴重侵犯人權的歷史事件的典型回答被跨背景的受訪者反復提起，伴隨的是“歷史意識（historical awareness）”的主要原因，以及從歷史中學習以保護和確保所有人的人權和自由的價值的信念。只有少數(shù)以色列人強調(diào)大屠殺的獨特性，并表達了高度的民族主義情緒。與此相對，對于大多數(shù)以色列受訪者來說，大屠殺并不具有獨特性，并希望擴大被認知的受害者的群體數(shù)量，以“普世化”這些教訓。總體而言，從這個樣本中可以明顯看出，以色列人的記憶格局被許多歷史事件的重要性所主導，包括大屠殺。雖然少數(shù)受訪者從民族主義和獨特的角度看待大屠殺的記憶，但大多數(shù)受訪者都明確表示需要在記住大屠殺的同時記住其他記憶。

4.三個樣本內(nèi)/樣本間的記憶動態(tài)

作者基于對受訪者回答的解釋性分析，定性地分別賦予競爭性記憶動態(tài)和比較性記憶動態(tài)兩種編碼。簡而言之，當受訪者的記憶遵循競爭邏輯時，受訪者通常為自己國家的原因使用記憶，并強調(diào)在國際等級制度之上對自己遭受的痛苦的獨家記憶。與此相對，受訪者在同情他人的痛苦時遵循比較邏輯，記住許多相似的不同事件，并將自己的群體置于其他群體中間，而不必達到等級制度的最高位置。被編碼為“比較”的回答并沒有為自己的群體遵循特定國家的目的，而是試圖以平等的方式記住許多事件，以便從中學習。

圖2 翻譯自原文“三個樣本中的競爭和比較記憶動態(tài)”

分析結果如圖2，三個樣本中，巴勒斯坦人以62%的高比例在競爭性記憶動態(tài)方面占比最大，其次為敘利亞人（58%），而絕大多數(shù)以色列人以比較邏輯來看待記憶。此處作者認為，考慮到不同群體的具體政治背景，可以解釋為什么巴勒斯坦人和敘利亞人在記憶方式上比以色列人更具有競爭性。不過，這個話題本文暫時按下不表，并在接下來的兩節(jié)中討論競爭性記憶動態(tài)和民族主義依戀、被感知的受害者意識的關聯(lián)。

1.民族主義和競爭性記憶

從先前的討論可以得知，競爭性記憶與民族主義努力試圖提高群體聲譽和收益有關。通過對受訪者對自身愛國依戀打分的調(diào)查，本文衡量了三個樣本的民族自豪感水平（見圖3）。從中可以發(fā)現(xiàn)，以色列人最不愛國，而敘利亞人表現(xiàn)出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巴勒斯坦受訪者更甚。對敘利亞和巴勒斯坦樣本的統(tǒng)計分析確實表明，民族自豪感和競爭性記憶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這種關系證明了民族主義與競爭性記憶方式密切相關。同樣，在巴勒斯坦樣本中對本群體持有積極自我印象的受訪者表現(xiàn)出更高水平的競爭記憶，而少數(shù)遵循競爭記憶的以色列人也強烈地否定外部族群（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性。相比之下，對于敘利亞和以色列的受訪者，傾向于比較記憶的人群更有可能抱有較低的低民族主義態(tài)度。

圖3 翻譯自原文“民族主義依戀程度：“從1（不自豪）到5（非常自豪），你為自己是敘利亞/巴勒斯坦/以色列人感到自豪嗎?”

 作者認為，考慮到樣本群體的歷史背景，比較性記憶似乎是一種奢侈，對于巴勒斯坦和敘利亞這些自我感知為受害者，且被國際社會視而不見的族群來說，競爭邏輯是唯一的選擇，甚至可能是最后的手段，以獲得國際支持去攀爬至國際苦難等級的頂端，最終完成迄今為止未竟的民族事業(yè)。與此同時，通過制度化的大屠殺記憶獲得持續(xù)性國際支持的以色列人，則傾向于以比較的方式記住并分享其在苦難等級中的位置。從不同的記憶邏輯的目的出發(fā)，反復的剝奪性競爭邏輯并不能促進減少沖突乃至達到銘記教訓，避免反復的歷史經(jīng)驗。因此本文提出，唯有迄今為止被邊緣化的記憶被國際承認了，矛盾性的全球苦難等級才能消解，建立跨區(qū)域的團結。

typification 

典型化

the Holocaust

 大屠殺

transitional justice

 過渡司法

post-conflict reconciliation 

沖突后和解

校對 | 黃凱越 劉添輔

審核 | 施榕

排版 | 鐘汝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