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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文化力量：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文章重視文化和歷史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盡管軟實力理論、后殖民理論對于國際事務的文化作用進行了一系列討論，但是作者認為一旦超出國家的范疇，概念的一致性就存在模糊之處。雖然民族國家已經成為現代最根深蒂固的地緣文化想象，但大博弈、亞洲、冷戰(zhàn)和絲綢之路這些概念都屬于那些賦予更大、更不固定實體形式的地緣文化類別。諸多地緣文化概念在近現代都深刻影響了國家關系，作者提出從地緣文化的角度去看待絲綢之路，以及它作為當今國際合作平臺的重要意義。

絲綢之路是近些年來最引人著名的地緣文化概念，以互聯互通和傳播為重心。然而對于絲綢之路作為理解前現代歐亞大陸的分析工具是否有效，依然存在爭議。絲綢之路通過對商隊穿越沙漠和山脈的想象，展望了新自由主義對貿易和技術交流的敘述，并進行了對一些觀念的浪漫化描述，包括思想流動、人口遷移和地區(qū)大國興衰等。

文章將絲綢之路視為一個框架，以便于更好的理解思想、技術、宗教、語言和大量文化產品在人口和地區(qū)之間流動的方式。同時，絲綢之路又將跨越千年和廣闊地域的復雜歷史簡化為一個單一的、包羅萬象的主題，過于輕易地忽略了不便之處：沖突、饑荒、瘟疫、帝國征服、宗教戰(zhàn)爭和海盜劫掠。

在公眾的想象中，絲綢之路是關于歐亞歷史神秘而迷人的記述。關鍵的是，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絲綢之路的諸多主題成為了國際合作和外交架構的一部分以及關于和平的政治話語，這個勢頭一直持續(xù)到冷戰(zhàn)結束。

二戰(zhàn)后的日本，將絲綢之路視為重建與亞洲鄰國和歐洲關系的概念。1957年，日本學者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撰寫了關于“東西放文化接觸歷史”的報告，指出了日本文明的語言、藝術和佛教傳統(tǒng)通過幾個世紀的交流與和平對話，從其他文化和社會中受益并作出貢獻，該報告以“草原”“綠洲”和“海洋”三條核心路線為中心，結合了日本在該領域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對于一個旨在于重大地緣政治動蕩時期減少敵對行動、促進和平的聯合國機構來說，東西方和諧貿易、文明和宗教對話的敘事具有積極意義。在1957年的報告發(fā)布后的幾十年里，絲綢之路在日本得到了廣泛的應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絲綢之路作為促進和平與和諧關系的關鍵概念。1964年，奧運圣火通過“沿著南方絲綢之路的國際傳遞”在雅典和東京之間傳遞，在此期間，池田大作也將絲綢之路主題作為外交和教育計劃的一部分，包括成立許多表面上致力于通過佛教促進和平的協(xié)會、學校和研究機構。

在此期間，一個特別重要的項目是日本國家廣播公司（NHK）和中央電視臺合作制作了一個十二集的電視紀錄片系列。《絲綢之路》于上世紀70年代中期在中國西北部拍攝，并在世界各地播出，廣受好評?！督z綢之路》最初是在1972年尼克松訪華幾個月后，日本首相田中訪問北京期間，作為重振中日關系的一個項目被提出的。值得注意的是，絲綢之路系列描繪了中國與日本、東亞與南亞之間的文明糾纏。

冷戰(zhàn)結束后，全球對絲綢之路的興趣急劇上升，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亞對國際旅游業(yè)的開放。在西方游記作家和歷史學家的筆下，它繼續(xù)圍繞著一系列比喻和標志性的形象來描繪；一個關于異域文化和穿越開闊沙漠尋找古代文明的傳奇故事。在中國、印度和日本，絲綢之路越來越多地進入了公眾的想象當中。這一時期地緣政治的轉變也意味著這個詞成為了外交政策的一個平臺。

中亞國家用絲綢之路的語言“十字路口”來表示他們在不確定的時代新發(fā)現的戰(zhàn)略位置。中國政府提出了一條“新絲綢之路”，將新疆及其周邊地區(qū)與中亞國家連接起來，進而延伸至中東。多年后，這一戰(zhàn)略演變?yōu)槲鞑看箝_發(fā)計劃，支持了中國西部的發(fā)展。大約在這個時候，日本也開始了絲綢之路外交倡議，將這一戰(zhàn)略延伸到俄羅斯。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規(guī)模和范圍，支撐和放大了絲綢之路的這種好處?！耙粠б宦贰睂⒖缇郴A設施和貿易互聯互通作為實現繁榮的方式，海上絲綢之路擴展了陸上路線，連接了東亞和地中海的海洋。作者認為，“一帶一路”倡議不僅僅是一個地理問題，它吸收了前現代絲綢之路地緣文化想象的核心主題和聯想，將一些關鍵的概念融入國際合作的話語和實踐中。作為一種歷史敘事，它主要是圍繞貿易、開放邊界、世界主義和跨文化對話而構建的，這些特征都被描述為社會和經濟繁榮的良性基礎。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聯合國、非政府組織、媒體公司、博物館紛紛選擇絲綢之路，這些主題也被融入了和平、和諧、相互尊重、合作等理念。至關重要的是，這些特質正在“一帶一路”中被利用起來，并被中國和“一帶一路”伙伴國家吸收。

自2013年以來，中國開始重視“一帶一路”沿線的合作，絲綢之路的價值觀得到了更新，古老的貿易歷史開始復興。中國提出，通過“一帶一路”合作，“絲綢之路精神”活躍起來，建立在“信任”“和諧”“開放”和“對話”基礎上的一系列關系正在21世紀復興。

絲綢之路的概念將中國的經濟和政治雄心置于一種特定的歷史敘事之中，這種敘事基于文化傳播、相遇和交流。基于關于運輸和遠距離物品交易的故事，文化交流和思想交流的歷史成為那些參與推動當今互聯互通敘事的關鍵資源。絲綢之路不僅為建立國際伙伴關系提供了富有成效的平臺，也促進了中國歷史文化的廣度化和深度化。近年來，中國建立了許多致力于文化保護的研究和政策機構?，F在的社會通過博物館、節(jié)日、博覽會、具有象征意義的建筑和景觀，以及一系列傳統(tǒng)文化實踐，與精心培育的過去“連接”起來。

文明的非對稱性

那么“一帶一路”是如何創(chuàng)造了一種新的政治經濟學，為想象、展示和書寫歐亞大陸的文化和歷史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方式呢？作者認為，“一帶一路”從根本上改變了文化領域合作，特別是亞洲文化領域合作的政治動力，為文明話語和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賦予了新的生命。自“一帶一路”倡議啟動以來，中國作為文明國家的特征被更多提及，并被認為具有維護全球安全與穩(wěn)定的品質和價值觀。中國把自身文明成果作為和平、尊重、和諧的源泉。作者認為，這與中國的“天下觀”有關，含蓄表達了中國對世界秩序的想象。

隨著中國政府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并為國際合作提供資金，古代中國在文化和科學方面的貢獻受到了最大的關注，展現出中國文明作為一種文化力量，能夠在21世紀，為其他國家提供經濟和安全利益。絲綢之路提供了一個全球化的替代模式，一個建立在與“西方帝國主義”非常不同的規(guī)范和價值觀上的模式。隨著文明國家的概念被納入政治理論，這體現了那些繼承了深厚歷史的民族國家表現出特有的世界觀和治國觀念。

“絲綢之路”的敘事創(chuàng)造的傳播走廊，在“一帶一路”時代，這些走廊是實體的，也是虛擬的。中國的經濟發(fā)展走廊是互聯互通的區(qū)域，是文化和其他領域合作的交匯點。絲綢之路的遺產外交在那些對基礎設施和物流具有雄心的國家和環(huán)境中體現了強大的活力。海上和陸上絲綢之路結合在一起，使中國在文化、地理和戰(zhàn)略上置身于地區(qū)和大陸互聯互通故事的中心。

作者還提到了中國游客在其中的關鍵角色，在過去的二十年里，亞洲見證了國內和地區(qū)內休閑旅游的急劇增長。自2013年起，絲綢之路相關電視紀錄片行業(yè)開始興起，旅行社將多國游作為絲綢之路行程進行營銷。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游客走出國門，他們參觀了斯里蘭卡、新加坡、意大利、坦桑尼亞等地的博物館和歷史地標，通過這些地方，他們了解了中國文明、貿易和文化的全球影響力，也體現了中國旅游業(yè)在“一帶一路”地區(qū)所擁有的不斷增長的經濟力量。

旅游業(yè)還是中國數字絲綢之路雄心的一部分，該計劃于2017年在烏鎮(zhèn)舉行的全球互聯網大會上啟動。通過硬件基礎設施與數字平臺的耦合，阿里巴巴、騰訊、華為和小米等公司在“一帶一路”地區(qū)創(chuàng)造了新的數字連接和相互依賴形式。中國旅游業(yè)及其帶來的巨大收益發(fā)揮了一種引力作用，將各國拉入這個數字生態(tài)系統(tǒng)，促進了中國的支付和結算系統(tǒng)在該地區(qū)的普及。

文章總結，“一帶一路”是一種新出現的文化力量形式。絲綢之路為中國發(fā)揮文明國家地緣文化優(yōu)勢提供了獨特的平臺。地緣文化力量是指以聚集國家力量的方式組織文化和歷史，這不僅在民族國家范圍內有效，在民族國家范圍之外也有效。宗教、語言、人口遷移、文化習俗和古代景觀都可以被調動，甚至被設計成特定的形式來施加影響。今天，中國并不是唯一一個尋求、獲取和建設地緣文化力量的國家。印度、日本、伊朗和土耳其屬于文明國家，它們的文化影響比國土的邊界傳播得更遠。

作者認為，一個地緣文化競爭的新時代正在出現，因為一些中等國家和大國開始尋求在地區(qū)或全球層面上的重要地位。歐亞大陸是這場競爭的中心，因為對文明未來和大陸文化歷史的愿景為大國雄心奠定了基礎?！耙粠б宦贰闭f明了地緣文化雄心如何塑造聯盟和競爭，以及如何引導外交政策，這些政策一方面體現了長期的雄心，另一方面可以隨著地緣政治環(huán)境的變化而重新調整。

“一帶一路”被視為絲綢之路在21世紀的“復興”。在二戰(zhàn)后的幾十年里，人們對亞洲歷史的描繪和想象主要圍繞著民族國家展開，而“一帶一路”正在為以一種新的方式想象亞洲的歷史，讓很多被忽視的主題和地區(qū)變得可見。地緣文化力量是指擁有書寫和描繪地緣文化歷史的能力，將事件、地點和人口整合成有利于自身的敘事。絲綢之路為中國提供了這種形式的地緣文化力量。通過陸上和海上兩條路線，可以看到由陸地和海洋連接起來的歐亞大陸，這條路線還延伸到非洲和北極。中國處于這一地理話語的中心，在世界歷史和當代國際事務中做出更多貢獻。在絲綢之路上，另一幅版圖正在形成，在這幅版圖中，各國和不同文明——被認為是平等的——形成了新的合作模式，通過“相互尊重”獲得了雙贏的紅利，形成了“一帶一路”的“命運共同體”。

歐亞大陸正在重新定位，包括將其周圍的海洋作為一個單一的地緣政治和地緣文化空間，積極地創(chuàng)造了新的政治和社會現實。在當今的政治版圖上，權力最容易通過貿易、基礎設施、金融和文化的互聯互通來積累。文章提出，從絲綢之路的伙伴關系和競爭項目中看到的是文化、宗教和歷史的戰(zhàn)略部署，有力地結合了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的需要。 “一帶一路”被解讀為基礎設施、物流和貿易倡議。文章則認為，也需要將其視為一項地緣文化項目。引入地緣文化為有關“一帶一路”的討論帶來了新的維度，既強化了現有的論點，又使其更加深刻。在絲綢之路上，地緣文化力量并不是那么具有領土性質，而是一個節(jié)點，沿著特定的路線形成，并由眾多參與者制定。就像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力量一樣，它取決于國家間關系和聯盟，并容易受到其中變化的影響。

審校 |  鄧浩然 趙旌宏

排版 |  蘇伊文 王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