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利”“名利”的辯證關系，貫穿中國幾千年傳統(tǒng)文化的始終?？茖W家處于“義利”“名利”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之中，而科學精神卻出乎“義利”“名利”之外。我國近代氣象學、地理學和氣象事業(yè)的奠基者竺可楨先生（1890.3.7-1974.2.7）一生堅持科學精神，以“求是”為念，不斷努力開創(chuàng)，為學服務，為國服務。在他逝世49周年之際，我們特編發(fā)曾經(jīng)擔任竺可楨秘書李玉海先生的緬懷文章。既是重溫其一生所成，也是領會其畢生貫徹的科學精神和不斷精進的奮斗之心。
撰文 | 李玉海 （竺可楨秘書、原中國科學院技術條件局局長）竺可楨，字藕舫，我國卓越的科學家、教育家。1890年3月7日出生于浙江紹興東關鎮(zhèn)（今屬上虞），1974年2月7日病逝于北京。竺可楨1905年在家鄉(xiāng)毓菁學堂小學畢業(yè)，先后到紹興東湖法政學堂、上海澄衷學堂、上海復旦公學、唐山路礦學堂求學，打下了扎實的中國古典文學、新學與英文基礎。1910年考取第二批留美“庚款生”。先入伊利諾大學農(nóng)學院學習農(nóng)學，后入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氣象學。1918年以論文《遠東臺風的新分類》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于是年9月回國。一位杰出的科學家，大多擁有一個學習成績優(yōu)異、出類拔萃的學生時代。竺可楨一生的學術成就正是建筑在他求學時期所打下的堅實學業(yè)基礎之上。他的許多優(yōu)秀品質，在學生時期已逐步養(yǎng)成。竺可楨小學畢業(yè)時名列第一；在澄衷時因學習成績優(yōu)秀獲銀章一枚，被同學推為班長；在唐山路礦學堂時，學堂采用英文教學，一年半舉行了5次考試，其成績皆冠全班；在哈佛大學時，由于在美國一流學術刊物《每月天氣評論》上接連發(fā)表論文，引起美國氣象界和地理界的注意而獲得伊麥蓀獎學金，被選為美國地理學會會員。竺可楨少年時代就飽讀四書五經(jīng)，受到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與滋養(yǎng)；留學8年，又領略了西方的科學精神，二者的交融與結合，奠定了他終身堅持求是精神的思想基礎。1915年，中國留美學生創(chuàng)立了中國科學社，竺可楨成為該社的第一批社員和《科學》雜志的早期編輯。他為該雜志撰寫了第一批科普文章，成為五四運動以前積極向民眾傳播科學知識的先驅人物之一。1916年在中國科學社第一次常年會上，竺可楨被選為董事，此后一直是中國科學社的重要骨干。他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眾多的我國第一代科學家，共同為西方近代科學在中國的傳播與奠基辛勤耕耘，成績斐然。出席中國科學社第2次年會全體代表合影（1917年）。前排右6為任鴻雋，任身后為竺可楨
1918年至1927年，竺可楨先后在武昌、南京、天津任教，是將近代地理學引入中國高等學校課堂的開山者。他在東南大學創(chuàng)建了中國大學中第一個地學系，并常常在史地研究會做學術演講，培養(yǎng)出我國最早一批地理學家和氣象學家。執(zhí)教時期的竺可楨，同時潛心科學研究，發(fā)表了一批重要學術論文與有影響的文章，特別是開創(chuàng)了利用我國豐富的古籍文獻史料研究中國歷史時期氣候變遷的先河。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史地研究會全體會員合影（1922年1月）。前排左7為竺可楨
1927年竺可楨當選為中國科學社第4任社長。同年10月，他應蔡元培之邀，參加中央研究院觀象臺的籌備工作。1928年起擔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1936年出任浙江大學校長后仍然兼任所長，直到1946年。從1935年起，竺可楨擔任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的評議員。在擔任及兼任氣象研究所所長期間，他通過參加中央研究院院務會議、院務年會以及連續(xù)3屆擔任中央研究院評議會評議員出席歷次評議會，參與了中央研究院重大院務的研究與決策，以及中央研究院的各項重要活動。1941年3月13日中央研究院在重慶召開第二屆評議會第一次會議。前排右起：沈士遠、孫科、于右任、吳稚暉、朱家驊、孔祥熙、陳大齊、陳立夫。2排左2—6：竺可楨、茅以昇、翁文灝、陶孟和、李書華、傅斯年。后排右1為吳有訓、右3為陳寅恪。
竺可楨是我國近代氣象學、地理學和氣象事業(yè)的奠基者。在創(chuàng)建、主持氣象研究所期間，是他一生精力最充沛、創(chuàng)造力最旺盛的時期。他嘔心瀝血，竭盡全力，將南京北極閣建成為我國氣象科學的研究中心與基地，培養(yǎng)出第一批氣象學研究人才與氣象觀測、預報隊伍。他提議并積極推進中央氣象局的成立。在他的不懈努力與苦心經(jīng)營下，到1941年中央氣象局成立之時，氣象研究所已有28個直屬測候所（氣象臺）和約百個雨量站，并且在南京、北平、西安、武漢開始使用測風氣球進行高空探測，在南京進行飛機測候。加上合作測候所與海關測候所，總計有70余測候所，逐步形成了全國氣象觀測網(wǎng)。他更以極大的魄力與決心，在泰山、峨眉山建立了高山氣候所，參加國際極年觀測活動；又克服重重困難建立拉薩測候所，為我國近代氣象事業(yè)發(fā)展積累了珍貴的氣象科學資料。1931年南京氣象所測候人員在施放測風氣球。右起：朱文榮、金泳深由于氣象觀測資料的不斷積累，此期間的氣象所逐步具備了開展近代氣象學與地理學研究的條件，竺可楨終于得以一展平生抱負，在承擔繁重的行政工作的同時，潛心研究，發(fā)表了一批開創(chuàng)性的學術論著，在天氣學研究、季風研究、歷史時期氣候變遷、中國氣候與氣候變化因子研究、中國氣候區(qū)劃、農(nóng)業(yè)氣候、旱澇災害及其成因研究、區(qū)域氣候與地方氣候、物候學等領域都有重大建樹，取得了《中國氣候區(qū)域論》《中國氣流之運行》《論新月令》《東南季風與中國之雨量》《中國氣候概論》《華北之干旱及其前因后果》等一系列研究成果，奠定了我國近代氣象學、地理學的基礎。氣象研究所從1930 年元旦起開始發(fā)布氣象預報，結束了由外國人壟斷中國氣象預報的歷史。1930年到1937年，竺可楨先后主持3次全國氣象會議，針對交通、軍事、航空等部門為發(fā)展事業(yè)所關心的氣象問題，進行充分商討，并做出相應決議，使全國氣象工作逐步納入統(tǒng)一規(guī)范，對推動全國氣象事業(yè)發(fā)展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出席第2次全國氣象會議全體代表合影（1935年4月8日）。前排左起：鄭子政、李毅艇、胡煥庸、XXX、竺可楨、蔣丙然；2排左起：劉增冕（右2）、宛敏渭（右3）、朱允明（右6）
1936年4月，竺可楨受命出任浙江大學校長。他赴任后，著力革除弊政，敦聘國內(nèi)外名師，確立“求是”校訓，實行教授治校和民主辦學，注重通才教育，著力培養(yǎng)德才兼?zhèn)涞母鳂I(yè)領袖人才，尊崇思想自由，推動科學研究。他對學生關懷備至，愛護有加，經(jīng)常對學生發(fā)表演講，諄諄教誨與勸勉，深受廣大師生愛戴?？谷諔?zhàn)爭爆發(fā)后，他又以百折不撓的頑強精神，克服重重艱難險阻，帶領浙大師生4次西遷，一路辦學，最終抵達遵義、湄潭。在竺可楨嘔心瀝血的帶領下，浙江大學在艱難困厄中崛起，不斷發(fā)展壯大，從而躍居為全國著名的大學，被英國學者李約瑟譽為“東方劍橋”。竺可楨是一位教育思想博大精深的杰出教育家。他的辦學方針、教育思想和理念，他的哲學思想與人生觀，他的思維方法與處理問題的方式，以及對學生的不倦教誨，皆有鮮明的個性色彩。對于如何創(chuàng)辦教育事業(yè)，他高屋建瓴地指出：“第一須明白過去的歷史，第二應了解目前的環(huán)境。辦中國的大學，當然須知道中國的歷史，洞明中國的現(xiàn)狀，我們應憑藉本國的文化基礎，吸收世界文化的精華，才能養(yǎng)成有用的專門人才；同時也必根據(jù)本國的現(xiàn)勢，審察世界的潮流，所養(yǎng)成人才才能合乎今日的需要?！?/span>（《竺可楨全集》第2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32頁）“辦大學者不能不有哲學中心思想”（《竺可楨全集》第6卷（上?？萍冀逃霭嫔纾?005年）第36頁）關于辦學方針，他提出“一個學校實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選，圖書儀器等設備和校舍建筑。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實，最為重要。”“教授是大學的靈魂?！薄皥D書儀器等設備也是學校所不能忽視的，尤其是從事高深研究的大學?！?/span>（《竺可楨全集》第2卷）第334、335頁）此外，他還提出浙大要實施“經(jīng)濟公開”（《竺可楨全集》第2卷第347頁）、給“貧寒子弟的求學機會”、“決定設置公費生”。（《竺可楨全集》第2卷第333、337頁）他明確指出：“大學是養(yǎng)成領袖人材的地方”（《竺可楨全集》第2卷第351頁）。對于培養(yǎng)什么樣的“領袖人材”與如何培養(yǎng)，他有許多精辟論述：“大學教育的目標，決不僅是造就多少專家如工程師醫(yī)生之類，而尤在乎養(yǎng)成公忠堅毅，能擔當大任，主持風尚，轉移國運的領導人才”（《竺可楨全集》第2卷第455頁）。“你們要做將來的領袖,不僅求得了一點專門的知識就足夠,必須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頭腦,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氣概,深思遠慮,不肯盲從的習慣,而同時還要有健全的體格,肯吃苦耐勞,犧牲自己努力為公的精神。這幾點是做領袖所不可缺乏的條件。”（《竺可楨全集》第2卷第462、463頁）。此外，關于做學問和人生目標，他也有許多諄諄教誨。這里限于篇幅，暫按下不表。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竺可楨全集》第2卷。簡而言之，竺可楨的教育思想是將德育教育、培養(yǎng)學生具有擔當國家重任的人生觀放在首位，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西方現(xiàn)代文明相結合的產(chǎn)物，至今仍然具有現(xiàn)實指導意義。竺可楨出訪歐美前與浙大同仁合影（1946年10月30日）。立者右起：竺可楨、王國松、沈思嶼、李今英、陸子桐、蔡邦華、談家楨、王琎、孫祥治、孫恒、吳定良、董伯豪、張其昀、朱正元、顧谷宜、張其楷、李浩培、楊耀德、蘇步青、貝時璋、陳汲、朱庭祜；前排蹲者右起：楊靜波、舒鴻、佘坤珊、謝家玉 | 竺可楨藏與題注
竺可楨在美國劍橋與留美學生合影（1947年3月18日）。左起：鈕因美、竺可楨、趙忠堯、葉允競 | 竺可楨藏與題注
在那動蕩的年代，民主愛國的學潮同樣出現(xiàn)在浙大，他始終站在進步學生一面，保護浙大師生的愛國正義行動。對被捕學生，想方設法予以營救，不顧個人安危與當局交涉、前往探視、拒絕開除自治會骨干，明知將自己置于險境而不顧，終被國民黨特務列入黑名單。竺可楨在浙大的13年只有他一位校長，沒有副校長，除非重要決策或必須由他出面才能解決的問題外，諸多校務分別由教授組成的校務委員會、各專門委員會，或由各院院長及教授研究討論與決定。他大膽放權，卻使浙大運轉自如，不斷發(fā)展壯大。他出現(xiàn)最多的地方是在學生集會上發(fā)表講話。他不講官話，不講套話，沒有老生常談，而是對學生諄諄教誨，旁征博引，深刻闡述如何做人與做事，每次講話都有新意。竺可楨在浙大期間，是他思想高度成熟與極為活躍的年華，在教育、科學界享有很高聲譽。作為唯一的校領導，有職有權，盡職盡責，他卓越的領導能力得以充分施展，他深刻的教育思想得以有效貫徹，盡力排除校內(nèi)外的約束與羈絆，在領導崗位上盡展才華，堪稱一生中心血付出最多、影響最為深遠、業(yè)績最為顯著的歲月。但也是在這一時期，竺可楨遭遇了人生中一次重大打擊。1938年夏，他在桂林一帶考察交通運輸情況及尋找可做校舍之處，為浙大繼續(xù)遷校做準備，但突然接到家中催他速回的電報。他歸心似箭，趕回家時次子因患痢疾已經(jīng)去世，夫人奄奄一息，不久也撒手人寰。竺可楨因忙于工作長時間出差在外，加之家中缺醫(yī)少藥而使妻兒沒有得到及時醫(yī)治。兩位親人接連離世，竺可楨無比痛心。后事處理完畢后，他很快又投入到浙大西遷的繁忙工作中。竺可楨對浙大的奉獻豈止是他十三年的年華，還有兩位親人。竺可楨(右)與竺安(左)在松山張俠魂（竺妻）墳前（1938年9月17日）| 竺可楨藏與題注
1944年，竺可楨在遵義完成了科學史領域的力作——《二十八宿起源之時代與地點》。此文資料翔實、論證嚴密，一經(jīng)發(fā)表，國內(nèi)外學術界對起源地點問題的看法基本趨于一致，平息了持續(xù)百年的公案，為捍衛(wèi)中華民族在天文學史上所創(chuàng)造的燦爛文明和在世界科學史上所占有的地位做出了貢獻。從1940年起，竺可楨連續(xù)三屆被聘為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委員，參與全國大學教育一些重大事項的討論與決策。1948 年，他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這一時期，竺可楨多次參加高規(guī)格的國際會議，在國際學術舞臺上貢獻力量。左圖：中央研究院第一屆全體院士合影（1948年9月），前排左4為竺可楨；右圖：竺可楨在浙大22周校慶日植樹（1949年4月1日）
推動地理學現(xiàn)代化
新中國成立后，竺可楨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1954年起當選第一至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兼任生物學地學部主任。中國科學院建院初期部分院領導在院部2樓平臺合影（約1952年年底）。左起：錢三強、惲子強、xxx、竺可楨、吳有訓、丁瓚 | 竺可楨藏
在中國科學院建院初期，竺可楨是核心領導之一。由于他巨大的人格魅力與學界聲望，在繁重而具體的建院事務中，化解了諸多矛盾。在接收前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各所，在調整、合并、建立研究機構，確立研究方向和任務，在選調、配備所級領導班子、敦聘學術界知名學者，組織科研隊伍，人事安排，建立科研秩序，在選址、基本建設、充實圖書設備，在協(xié)調各種關系及人事關系等諸多方面，竺可楨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表明他在中科院建院初期，在實現(xiàn)平穩(wěn)過渡中發(fā)揮了無可替代的領導作用。1954年10月20日竺可楨陪同陳毅副總理出訪波蘭，圖為在華沙機場與波方人員合影。前排左起5-7：陳毅、曾涌泉、竺可楨 | 竺可楨藏與題注
中科院領導視察中關村時在原子能樓樓頂合影 (1954年12月5日)。左起：李四光、竺可楨、張稼夫、郭沫若、錢三強；前立兒童為郭沫若之子郭民英 | 竺可楨藏與題注
竺可楨長期負責地學各研究所的領導工作。他學識淵博，學術思想先進，時時汲取新的科學營養(yǎng)，具有科學上的遠見卓識。他在每個時期都為地理學指引出新的發(fā)展方向，也對地理學及其研究內(nèi)容等重大問題都有過許多精辟的論述和理論概括，對指導和推動我國地理科學的發(fā)展發(fā)揮了巨大作用。竺可楨非常重視地理科學研究要聯(lián)系實際，為國家的建設事業(yè)服務。在他的領導下，我國的地理學研究在面向國民經(jīng)濟建設上，尤其是面向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自然資源綜合考察、農(nóng)業(yè)地理界線調查、流域規(guī)劃、水土保持、旱澇堿等自然災害的防治、農(nóng)業(yè)區(qū)劃、土地類型與土地利用的調查研究、經(jīng)濟區(qū)劃和工業(yè)布局的研究等等，都取得了具有重要實踐意義的研究成果，受到了有關部門的重視。竺可楨對地理學現(xiàn)代化問題高度重視，向地理學界提出向高層突破的任務。他指出：“地理學本身不是尖端科學，但地理學和旁的基礎科學如生物學、生理學一樣，可以利用尖端科學與先進技術來占領新陣地，這是最有發(fā)展前途的新途徑，而且能通過它的發(fā)展，把地理學有關部門都帶動起來。” （《竺可楨全集》第4卷（上?？萍冀逃霭嫔?，2004年）第8頁）1965年在中國科學院地理工作會議上，竺可楨對全院地理研究工作方向與任務進一步提出明確要求：“自然地理研究工作中應當注意運用現(xiàn)代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的成就，采取比較精確的觀測、分析和試驗的方法，使定性的描述和定量的分析結合起來；應當發(fā)展航空相片以及其它新技術新方法的應用和探索，從而不斷地加強自然地理學的基礎。”（《竺可楨全集》第4卷第363頁）。這類明確而具體的要求，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指導性和可操作性，對中科院地理學研究與發(fā)展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中科院建院初期只有一個綜合性的地理研究所。在竺可楨的領導下，一些專業(yè)性和地區(qū)性的地理研究機構相繼建立起來，到1965年共計達到9個，形成了布局合理的全國地理研究體系。先覺先行，警戒后世
由于后來領導體制的變化，他開始把主要精力放在執(zhí)行“十二年科學發(fā)展遠景規(guī)劃”的有關任務上，主要是全國范圍內(nèi)的自然區(qū)劃和自然資源考察工作。親自籌劃建立了中國科學院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與各方面協(xié)調，組織了一系列的考察隊伍，開展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工作。他認為大規(guī)模的綜合考察工作是合理開發(fā)自然資源、發(fā)展國民經(jīng)濟的基礎，必須大力進行。他倡議組織多學科的綜合考察工作，并以極大熱忱親臨第一線，多次赴野外考察，足跡遍及除西藏和臺灣以外的全國各個省區(qū)。他幾次去黃土高原考察水土流失和水保持措施；南至海南島和云南西雙版納考察熱帶生物資源及其培育問題，北至黑龍江考察水能利用和沼澤開發(fā)；幾度西行至內(nèi)蒙古、寧夏、甘肅河西走廊和新疆天山南北，考察沙漠治理、鹽土改良和干旱區(qū)地理等問題。參加黃河勘察隊考察西北水土保持工作時在黃河喇嘛灣附近與當時水利部領導李葆華等合影（1954年5月22日）。左起：李葆華（副部長）、趙名甫、張鐵錚、竺可楨、劉瀾波（副部長）、張含英（副部長）| 竺可楨藏
在陜西考察水土流失期間，竺可楨曾至陜西涇惠渠考察鹽堿地情況。圖為竺可楨在與蘇聯(lián)專家柯夫達（中科院院長顧問）等進行討論（1955年5月12日）。居中坐者左起：辛樹幟、竺可楨、柯夫達、馬溶之 | 竺可楨藏與題注
郭沫若、竺可楨、張勁夫等陪同蘇聯(lián)專家游覽北京明陵時的合影（1956年4月22日）。左起：范長江、竺可楨、齊津、齊津夫人、郭沫若、郭沫若夫人、坡柯夫、伍耳、米哈伊洛夫、張勁夫 | 竺可楨藏與題注
送別英國皇家學會科學代表團時在機場合影（1962年10月7日）。左起：童第周、竺可楨、Powell、Thompson、Gorden Sutherland | 竺可楨藏與題注
當綜合考察取得了大量調查資料之后，竺可楨及時向生物學、地學界提出開展自然區(qū)劃研究和編纂《國家自然地圖集》的任務。通過這些總結與提高的工作，使得對我國的自然面貌，各個自然地理要素的分布規(guī)律和區(qū)域分異有了新的認識和理論概括。在此基礎上，竺可楨于1966年又提出了編寫《中國自然地理》的任務，組織地理界的重要力量和骨干參與這一龐大工程，囊括了地理學工作者一系列最新的研究成果。他長期關注資源、環(huán)境、人口問題。在涉及自然資源的調查、研究、保護和開發(fā)，自然災害防治，水土保持，沙漠治理，南水北調，農(nóng)業(yè)問題，開發(fā)海南島，自然區(qū)劃與農(nóng)業(yè)區(qū)劃等重大國策問題上，他都有過深入研究和高瞻遠矚的建言，都是開拓者、組織者或重要參與者。他還極為關注人口增長和水土流失兩大問題。他在著作和日記中，殷殷述說中國古人盲目開發(fā)自然資源而給后世遺留下無窮禍患的慘痛歷史教訓。呼喚今人負起歷史責任，不要再因我們的失誤而殃及子孫后代。呼吁“要開發(fā)自然必須了解自然”，“黃河中上游水土保持問題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讓海洋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改造沙漠是我們的歷史任務”，“開展自然保護工作”，“開發(fā)利用自然資源，必須按客觀規(guī)律辦事”。他倡議全國自然保護委員會等諸多相關機構的設立，并組織自然科學史研究，建議并積極推動成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晚年，他尤其關注環(huán)境污染與氣候異常問題。在竺可楨的著作、日記和談話中，已隨處可見“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思想光芒，他堪稱“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先覺先行者。此外，他長期關注糧食生產(chǎn)問題。1963年，他發(fā)表了《論我國氣候的幾個特點及其與糧食作物生產(chǎn)的關系》，受到相關部門及中央領導的重視與各界的普遍關注。毛澤東主席看到此文后，特約竺可楨前往中南海臥室面談。那次應約的還有李四光、錢學森。（《竺可楨全集》第17卷（上?？萍冀逃霭嫔?，2009年）第37頁）。毛主席邀請科學家到自己臥室廣泛交談科學問題，這恐怕是絕無僅有的一次。在“文革”時期，竺可楨并未完全在家賦閑，仍然老驥伏櫪，力所能及地做著貢獻，譜寫著充實的晚年。“文革”初期，他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接待來自全國各地的人事調查和業(yè)務訪問。他恪守實事求是原則，如實提供情況，有時不惜占用很多時間查閱當年日記，有根有據(jù)地提供證明材料，使一些蒙冤干部得以昭雪，間接保護了許多好干部。為了及時了解和掌握世界科技發(fā)展動向，不顧年老體衰，自乘公交車去情報所閱覽國外圖書、期刊，每年達數(shù)十次之多。他特別為中科院及整個國家科研工作中斷，為中科院基礎研究力量流失而憂心忡忡。為了保住中科院的基礎研究力量，他寫信給周恩來總理，闡述基礎理論工作的重要作用，力主中科院的基礎研究力量不能散失。他還利用出席會議、與科學家談話及接待來訪的機會，闡述他對地學、生物學方面及天文研究所開展基礎理論研究工作的思考，對“文革”后期恢復科研工作時中科院地學各所制定計劃、確立課題與部署工作發(fā)揮了作用。他以耄耋之年，繼續(xù)研究并訂補、充實、定稿《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又與合作者共同完成了《物候學》一書的修訂?！吨袊迩陙須夂蜃冞w的初步研究》是他一生積累的杰作，發(fā)表后反響熱烈，好評如潮，被譯成多種文字。竺可楨的一生，除在氣象學與氣象事業(yè)、地理學與自然資源考察事業(yè)上做出杰出貢獻外，在科學史、科學普及、科學教育、科研管理和科學文化領域皆有卓越建樹。李玉海，曾任竺可楨秘書、原中國科學院技術條件局局長、《竺可楨全集》副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