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孔子稱管仲“如其仁”，按孟子、荀子與朱熹的解釋，并非真“仁”，而屬“以力假仁者霸”。這是符合孔子原意的理解。所以，孔子才批評管仲“不知禮”?？鬃訉苤俚呐u集中于“仁”（博愛）與“禮”（制度）的關(guān)系：“克己復(fù)禮為仁”意味著“禮”是“仁”的必要條件；“人而不仁如禮何”意味著“仁”也是“禮”的必要條件。因此，從管仲“不知禮”必然推論出管仲“不知仁”；反之亦然，從管仲“如其仁”（即非真仁）必然推論出管仲“不知禮”。孔子并不是說管仲不進行制度建設(shè)，而是說他不懂得制度倫理學(xué)的原理，因而其所建構(gòu)的并非孔子所主張的儒家“周制”的制度，而是法家“秦制”的制度。儒法關(guān)系的歷史大致可以這樣勾勒：孔孟時代的儒法對立；帝制時代的儒法合流；未來可欲的儒法再度分途。

【關(guān)鍵詞】儒家；孔子；批判；法家；管仲

眾所周知，管仲（公元前723年?公元前 645年）擔任齊桓公的相國，使齊國成為春秋五霸之首，功名顯赫，影響深遠。然而，管仲乃是法家的先驅(qū)、肇始者，其思想與孔子的儒家思想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對立。因此，孔子雖然對管仲有所稱許，但更有深刻的批判。那么，在評論管仲時，孔子所肯定的究竟是什么，所否定的究竟是什么？這對于我們準確地理解儒家思想及儒法關(guān)系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管仲“如其仁”：“假仁”

在《論語》中，孔子四次談到管仲，看起來對管仲似乎既有所肯定，亦有所否定。作為儒家創(chuàng)始人的孔子，居然肯定作為法家肇始者的管仲，這豈不是令人困惑？

（一）管仲之“德”的評價

那么，孔子究竟肯定了管仲的什么呢？先看一例：

問管仲。（孔子）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盵1]

邢昺解釋：“'人也’指管仲，猶云'此人也’。……伯氏食邑于駢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貧，但飯疏食，至于終年亦無怨言，以其管仲當理故也?！盵2] 管仲剝奪了伯氏的食邑，伯氏終身沒有怨言，邢昺認為這是由于管仲的行為“當理”。

果真如此嗎？朱熹不以為然。朱熹一方面說：“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盵3] 這是承續(xù)了邢昺的說法，卻用了一個“蓋”字，耐人尋味。另一方面，朱熹卻說：“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騿枺?管仲、子產(chǎn)孰優(yōu)？’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chǎn)之才，不勝其德。然于圣人之學(xué)，則概乎其未有聞也?！盵4] 朱熹說管仲“德不勝才”，這是對管仲之“德”的質(zhì)疑，而歸結(jié)為管仲“于圣人之學(xué)未有聞”，這是要劃清管仲與儒家的界限。

朱熹所引荀卿之言，見《荀子·仲尼篇》：“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汏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倓然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立以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浒砸?，宜哉！非幸也，數(shù)也。然而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鄉(xiāng)（向）方略、審勞佚、畜積修斗而能顛倒其敵者也，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杰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5]

這是荀子對管仲、齊桓公的霸道的批判：“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贝丝芍^是對孔子評價管仲“如其仁”的詮釋。這也正是孟子批判的“以力假仁者霸”，“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趙岐注：“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后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6] 朱熹注：“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盵7] 孟子指出：“五霸，假之也。”[8] 朱熹注：“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9]

因此，孟子在談到“不召之臣”時說過：“桓公之于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10] 這里，孟子明確宣布自己“不為管仲”，即不做管仲那樣的人。這段對話也是同樣的態(tài)度：“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盵11] 孟子為什么不動心呢？因為在他看來：“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為盛?！盵12] 因此，孟子明確表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盵13] 這也是在劃清界限。

按照上述孟子、荀子、朱熹的理解，孔子那番話其實并非贊揚管仲，而僅僅是一種事實陳述而已。這就是說，對于伯氏為什么“沒齒無怨言”這個問題，孔子并沒有正面回答，而只是說：關(guān)于管仲這個人，曾經(jīng)有這么一件事情。后來孟子、荀子、朱熹相繼回答了這個問題：伯氏不是“心服”，而是“不敢”。為什么不敢？因為管仲、齊桓公有“力”，其實就是法家所強調(diào)的“勢”（權(quán)勢、威權(quán)），正如法家韓非所說：“君執(zhí)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眾之資也?！盵14]

（二）管仲之“力”的評價

孔子真正對管仲有所肯定的地方，僅見于下面這兩段對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15]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弊釉唬骸肮苤傧嗷腹灾T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衽矣！”[16]

孔子這兩段議論，涉及“力”（事功）與“仁”（仁德）兩個方面。其中對管仲事功之“力”的有所肯定，孔子這兩段話的側(cè)重點是不同的：

1．第一段對話側(cè)重的是“不以兵車”。這其實是孔子在借此表達他本人反對諸侯戰(zhàn)爭的態(tài)度。蒙培元先生曾指出：“'霸諸侯’明明是'霸業(yè)’而不是'王業(yè)’，即不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是'自諸侯出’；但是，他能夠'一匡天下’，即匡正天下之諸侯，維護天下和平與穩(wěn)定，而不致戰(zhàn)亂不斷，使人民流離失所，遭受涂炭，這就是最大的貢獻?！盵17]

確實，根據(jù)語法分析，這里的語義重點不是“九合諸侯”，而是“不以兵車”。邢昺解釋：此乃“謂衣裳之會也，存亡繼絕，諸夏乂安”[18]。所謂“衣裳之會”出自《穀梁傳》，稱齊桓公會盟諸侯，“衣裳之會十有一者，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zhàn)也，愛民也”。[19] 這其實是《穀梁傳》對齊桓公的美化，似乎齊國爭霸不是靠軍事實力，而是靠仁愛信義。這其實不符合史實。

不過，孔子“不以兵車”這句話本身的字面含義，確實是說的不靠武力。孔子正是這種主張：“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毙蠒m解釋：“此章疾時尚力取勝，而不重德?！盵20] 因此，“子之所慎：齋、戰(zhàn)、疾”。邢昺指出：“夫兵兇戰(zhàn)危，不必其勝，重其民命，固當慎之?！盵21] 孔子說過：“以不教民戰(zhàn)，是謂棄之?！毙蠒m解釋：“用不習(xí)之民，使之攻戰(zhàn)，必破敗，是謂棄之?！盵22]“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迂曉唬?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毙蠒m指出：“以兵者兇器，民之殘也，財用之蠹也，故先去之?！盵23]

當然，孔子并非反對一切戰(zhàn)爭。他說：“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24] 那么，孔子所反對的是怎樣的戰(zhàn)爭？據(jù)《論語》載：“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25]

顯然，孔子所反對的是破壞西周制度的諸侯兼并戰(zhàn)爭，謂之“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他所主張的則是“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26] 這顯然是堅持西周的王權(quán)封建，反對諸侯之間的爭霸戰(zhàn)爭。所以后來孟子說“春秋無義戰(zhàn)”[27]，也是反對諸侯爭霸的兼并戰(zhàn)爭。

由此可見，管仲輔佐齊桓公爭霸，這必定是孔子所反對的；孔子所肯定的管仲的行為，僅僅是“不以兵車”的和平方式。換言之，按照孔子的立場，管仲“不以兵車”的和平手段是對的，而其“九合諸侯”的爭霸目標則是不對的。

2．第二段對話側(cè)重的是“一匡天下”。這其實是孔子在借此表達他本人維護西周封建秩序的立場。蒙培元先生曾指出：孔子“之所以許管仲以仁，主要是從制止諸侯互相征戰(zhàn)、維護國家統(tǒng)一和華夏文化的功業(yè)上說的”[28]。但應(yīng)注意，這里的“華夏文化”，在孔子那里并不是抽象的“夷夏之別”，而是有特定內(nèi)涵的，那就是西周封建秩序，而非后來的皇權(quán)專制秩序。

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孔子對管仲的肯定簡單化地理解為強調(diào)統(tǒng)一，更不能理解為主張“霸道”?？鬃庸倘恢鲝埥y(tǒng)一、“一匡天下”，問題在于那是怎樣的統(tǒng)一：“霸道”的統(tǒng)一，還是“王道”的統(tǒng)一？在孔子心目中，“王道”絕非后來的皇權(quán)專制，而是西周的王權(quán)封建制度，所以，孔子強調(diào)：“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盵29] 因此，朱熹特別指出，所謂“一匡天下”乃是：“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盵30] 這與上文所引的孔子主張“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乃是一以貫之的立場。

這就需要回到孔子的時代背景：當時正值中國社會的第一次大轉(zhuǎn)型，即從西周的王權(quán)封建轉(zhuǎn)變?yōu)樽郧貪h至明清的皇權(quán)專制?？鬃与m然不能預(yù)知未來的皇權(quán)專制，但他對當時已顯露出來的這種所謂“歷史趨勢”高度敏感、盡力抵制。然而這種“歷史趨勢”正是管仲所開啟的法家所竭力主張、努力論證的。因此，就其對此“歷史趨勢”的立場態(tài)度而論，孔子與管仲乃是對立面：孔子維護“周制”，而管仲的思想及其實踐則導(dǎo)向后來的“秦制”。

既然如此，孔子怎么會許管仲以“仁”？關(guān)于此所謂“仁”的性質(zhì)，尤其需要仔細討論。

（三）管仲之“仁”的評價

孔子稱管仲“如其仁”，按上文所舉孟子、荀子與朱熹的解釋，其實并非真“仁”，而屬“以力假仁者霸”。這是符合孔子原意的理解。

蒙培元先生曾談到朱熹對管仲的一個評判：“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31] 在朱熹看來，管仲絕不是真正的仁人，即“未得為仁人”。蒙培元先生隨即指出：“對孔子評價管仲'如其仁，如其仁’這句話，可有不同的解釋。孟子有'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以至'假仁義而行’之區(qū)分，有點近似于自律與他律之說。朱子的解釋是，管仲非'仁人’而有'仁之功’，將'仁人’與'仁功’作了區(qū)分。這涉及倫理學(xué)上所謂的'動機論’與'效果論’的問題。”[32]

按照朱熹的這種理解，管仲之“仁”不是主觀上的動機，而是客觀上的效果。但是，我們今天來看，這種客觀效果之“仁”也是大可商榷的，因為從歷史事實看，管仲與齊桓公政治活動的客觀效果，在理論上就是法家的興起，在實踐上就是通過諸侯爭霸的兼并戰(zhàn)爭而否定“王權(quán)大一統(tǒng)”，而走向“皇權(quán)大一統(tǒng)”。然而這絕非孔子的立場與選擇。

不僅如此，如果站在儒家的立場，那么，管仲之“仁”不僅在客觀效果上是應(yīng)當拒斥的，而且在主觀動機上也是應(yīng)當拒斥的。上文已經(jīng)談及，對于管仲之“仁”，孟子的定性是“以力假仁”[33]，荀子的定性是“依乎仁而蹈利”[34]，朱熹的定性是“未得為仁人”。這樣的理解，符合孔子的原意。

這里的關(guān)鍵問題，乃是對孔子所說的“如其仁”的理解。傳統(tǒng)的解釋，往往誤解了孔子的話，將“如其仁”徑直解釋為“仁”。例如何晏引證孔安國的說法，把“如其仁”解釋為一種贊嘆：“誰如管仲之仁！”邢昺也是這樣理解的：“更有誰如其管仲之仁！”[35] 這種說法來自皇侃，他引證孔安國的說法：“誰如管仲之仁矣！”[36] 朱熹一方面說管仲“未得為仁人”，另一方面卻又將“如其仁”理解為“'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37]，不免自相矛盾。其實，哪怕僅僅從字面看，將“如其仁”解釋為“誰如管仲之仁”，在語法上也是不通的，特別是硬生生地加上了一個“誰”字。

關(guān)于“如其仁”，程樹德《論語集釋》所列舉的兩家“別解”，值得留意：

1．元代《四書辨疑》[38]：“注言'誰如其仁’，一'誰’字該盡古今天下之人，更無人如管仲之仁，無乃許之太峻乎？仲為霸者之佐，始終事業(yè)不過'以力假仁’而已。所假之仁，非其固有之仁，豈有人皆不如之理？夫子向者言'管仲之器小哉’，又謂僭不知禮，今乃連稱'誰如其仁，誰如其仁’，圣人之言，何其不恒如是邪？況經(jīng)之本文'如其’上亦無'誰’字之意。王滹南曰：'“如其”云者，幾近之謂也。’此解'如其’二字意近。然此等字樣，但可意會，非訓(xùn)解所能盡。大抵'如’之為義，蓋極似本真之謂，如云'如其父’、'如其兄’、'如其所聞’。文字語話中，似此用'如其’字者不少。以此相方，則'如其仁’之義乃可見。管仲乃假仁之人，非有仁者真實之仁，所成者無異，故曰'如其仁’也。”[39]

2．清代黃培芳《云泉隨札》：“子路問：'管仲未仁乎？’子貢問：'管仲非仁者與？’夫子之答，皆但取其功；至于仁，俱置之不論。蓋所答非所問，與答孟武伯問三子之仁一例。'如其仁’云云者，是虛擬之詞，存而不論，與答'彼哉彼哉’一例。其答子貢，則并無一字及'仁’，益明《集注》以'誰如其仁’解'如其仁’，'誰’字添設(shè)，說似未安。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若不論心而但論功，是判心術(shù)、事功為二，按之前后論仁，從無如此立說也。”[40]

上引兩家的辯駁，極具說服力，表明：孔子稱管仲“如其仁”，并非許之以“仁”，而是“近乎仁”、“類乎仁”之意。正因為如此，后來孟子謂之“以力假仁”，荀子謂之“依乎仁而蹈利”。

二、管仲“不知禮”：“小器”

孔子對管仲的批評集中于“仁”（博愛）與“禮”（制度）的關(guān)系。孔子所說的“仁”，指普遍之愛，孔子謂之“泛愛”[41]，韓愈謂之“博愛”[42]；孔子所說的“禮”，指社會規(guī)范及其制度。[43]

關(guān)于“仁”與“禮”的關(guān)系，孔子有兩句話是最重要的：一是“克己復(fù)禮為仁”[44]，意味著“禮”乃是“仁”的必要條件。這就意味著：孔子批評管仲“不知禮”，邏輯地蘊含著管仲“不知仁”。這也再次證明上述孟子謂之“以力假仁”、荀子謂之“依乎仁而蹈利”是符合孔子的原意的；否則，孔子就會陷入自相矛盾。二是“人而不仁，如禮何”[45]，意味著“仁”也是“禮”的必要條件，無“仁”必?zé)o“禮”。這就意味著：從管仲“如其仁”（即非真仁）必然合乎邏輯地推論出管仲“不知禮”。

（一）管仲“不知禮”

孔子批評管仲“不知禮”，見于以下對話：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46]

孔子列舉了管仲的幾種表現(xiàn)，歸結(jié)為“不知禮”：

1．“有三歸”。邢昺解釋：“婦人謂嫁曰歸。……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妻唯娶一姓。今管仲娶三姓之女，故曰'有三歸’?！盵47]

2．“官事不攝”。邢昺解釋：“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雖得有家臣，不得每事立官，當使一官兼攝馀事。今管仲家臣備職，奢豪若此，安得為儉也？”[48]

3．“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邢昺解釋：“邦君，諸侯也。屏，謂之樹。人君別內(nèi)外于門，樹屏以蔽塞之。大夫當以簾蔽其位耳。今管仲亦如人君，樹屏以塞門也。”[49] 朱熹明確指出：“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盵50]

4．“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邢昺解釋：“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人君與鄰國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于坫上。大夫則無之。今管仲亦有反爵之坫，僭濫如此，是不知禮也。”[51] 朱熹指出：“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盵52]

管仲這些表現(xiàn)，之所以為“不知禮”，歸結(jié)為一個字：“僭”，即以大夫之位，而僭諸侯之禮。顯然，孔子是在維護周禮、周制。

因此，孔子批評管仲“器小”，何晏注為“言其器量小也”[53]，朱熹則指出：“器小，言其不知圣賢大學(xué)之道，故局量褊淺，規(guī)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盵54] 繼而稱引楊氏之說：“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xué)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w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范，則不悟其小，宜矣?！盵55] 這是批評管仲不知儒家的“王道”，而奉行法家的“霸道”；所謂“不知為之范”，此“范”即社會規(guī)范，亦即周禮、周制。

（二）管仲所謂“禮”

孔子批評管仲“不知禮”，絕不是空穴來風(fēng)、無的放矢。

1．《齊語》所謂“禮”

我們看整部《國語·齊語》，只有兩處提到“禮”，均非管仲之語，亦非儒家之所謂“禮”：

（1）“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為宰，（鮑叔）辭曰：'……臣之所不若夷吾（管仲）者五：……制禮義可法于四方，弗若也……’”[56]

鮑叔認為管仲能夠“制禮義可法于四方”。這里要注意的是：提到“禮義”或“禮”，并不等于就是儒家，因為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禮”并非儒家所獨有的概念，而是各家普遍使用的一個概念。法家也談“禮”，例如《商君書》開篇《更法》就是從秦孝公的這個訴求開始的：“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鄙眺被卮穑骸岸Y者，所以便事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帝王不相復(fù)，何禮之循？……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57] 其所謂“更禮”，就是把舊禮變更為新禮，實際上就是推翻既有的周制，走向未來的秦制。

（2）“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示兄岳?，結(jié)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所以示權(quán)于中國也?！苡霉芤奈?、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盵58]

這里明確說，齊桓公與管仲等人所立之功乃是“伯功”（霸功）。這里所說的“禮”也并非儒家所說的“禮”，韋昭注：“禮，酬賓之禮也。”[59] 顯然，齊桓公這種酬賓之禮，乃“拘之以利，結(jié)之以信，示之以武”而“示權(quán)于中國”，本質(zhì)上是法家“霸道”之禮。

倒是《左傳》記載了管仲本人有兩次談到“禮”：

2．《左傳》管仲所謂“禮”

（1）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远Y與信屬諸侯，而以奸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奸莫大焉?！艚椫缘?，加之以訓(xùn)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嵄厥苊恕！盵60]

這里，管仲盡管大講“禮”“德”“信”“義”之類，說得頗為動聽，然而究其實質(zhì)，其動機是“謀鄭”，其手段是“帥諸侯以討鄭”，其目標是“鄭必受盟”，接受齊國的霸權(quán)。這正是孟子所批判的“以力假仁”、荀子所批判的“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由此可見，管仲所謂“禮”并非儒家所謂“禮”，而是借以爭霸的一種假名。韓愈曾說，儒家講“道”與“德”，道家也講“道”與“德”，兩者的內(nèi)涵本質(zhì)是不同的：“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盵61] 我們也可以說：管仲所謂禮，非孔子所謂禮也。

（2）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jié)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蓖踉唬骸熬耸?！馀嘉乃勛！應(yīng)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62]

這里，周王待管仲以上卿之禮，實屬迫于其霸道之勢而不得已；管仲辭而不受，看起來是“禮以行之，孫（遜）以出之”，但實際上并非真正的“義以為質(zhì)”[63]，而不過與上例一樣，屬于“以力假仁”、“以讓飾爭”之類的姿態(tài)，用今天的話來說，只能說明管仲“會做人”而已。否則，孔子評定管仲“不知禮”，就不是實事求是的評判了。

三、孔子批評管仲的深意：儒家制度倫理

孔子說管仲“不知禮”，并不是說管仲不進行制度建設(shè)，而是說他不懂得制度倫理學(xué)的原理，因而其所建構(gòu)的制度并非孔子所主張的儒家的“周制”，而是法家的“秦制”。

春秋戰(zhàn)國時代，諸侯紛爭。本來，競爭乃是人類社會的永恒現(xiàn)象?？鬃又赋觯骸熬訜o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毙蠒m解釋：“'君子無所爭’者，言君子之人，謙卑自牧，無所競爭也。'必也射乎’者，君子雖于他事無爭，其或有爭，必也于射禮乎?！盵64] 這是源自皇侃的說法，未必確切?；寿┮环矫嬲f：“君子恒謙卑自收，退讓明禮，故云'無所爭’也”；“雖他事無爭，而于射有爭，故云'必也射乎’”。另一方面又說：“禮：王者將祭，必擇士助祭，故四方諸侯并貢士于王，王試之于射宮，若形容合禮，節(jié)奏比樂而中多者，則得預(yù)于祭，得預(yù)于祭者，進其君爵土；若射不合禮樂而中少者，則不預(yù)祭，不預(yù)祭者，黜其君爵土?！盵65] 顯然，射禮恰恰就是一種競爭。

程樹德《論語集釋》所引清代陸隴其《松陽講義》的觀點，值得注意：“世間有一等人，惟知隱默自守，不與人爭，而是非可否亦置不論。此朱子所謂謹厚之士，非君子也。有一等人，惟知閹然媚世，將是非可否故意含糊，自謂無爭。此夫子所謂鄉(xiāng)愿，非君子也。又有一等人，激為高論，托于萬物一體，謂在己在人，初無有異，無所容爭。此是老莊之論，亦非君子也。是皆不可不辨?！盵66] 這三種人都是與人無爭的，然而恰恰不是孔子的態(tài)度。

這就是說，孔子的意思不在“君子無所爭”，而在“其爭也君子”。孔子那番話的意思是：君子不與人競爭；除了像射禮那樣有規(guī)則的競爭。顯然，孔子區(qū)分了兩類競爭：一類是諸侯爭霸那樣的破壞規(guī)則的競爭；另一類則是“其爭也君子”，即君子之爭。

何為君子之爭？就是要有規(guī)則、規(guī)范，即要有“禮”?！岸Y”，即社會規(guī)范及其制度的建立，恰恰是要解決“如何爭”的問題。例如，荀子指出：“禮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yǎng)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盵67] 按照這里的邏輯，既然有欲必有爭，而禮是要“養(yǎng)人之欲”，那么，“禮”顯然并非“爭”的對立面。確實，荀子并不是反對“爭”。在他看來，儒者也要“爭名”“爭勝”：“彼大儒者，雖隱于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68]；例如孔子“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是圣人之不得埶（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69]。可見荀子不反對“爭”，而是主張“分爭于中，不以私害之”[70]。這里，荀子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概念：“分爭”。所謂“分”指“明分使群”[71]，即“制禮義以分之”。荀子認為，如果能夠有“禮”即有規(guī)則地競爭，就能“爭然后善”[72]?？鬃悠鋵嵰彩沁@個意思：不是與人無爭，而是有規(guī)則地爭?？鬃铀^“君子矜而不爭”[73]，并不是說不要競爭，而是防止在競爭中“勇而無禮則亂”[74]。

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諸侯紛爭，這本來是人類社會的必然現(xiàn)象，然而卻有兩種不同的競爭：一種是在周禮下的、尊重“周制”的競爭；另一種則是破壞周禮的競爭，這就是法家包括管仲所擅長的為爭霸而進行的、導(dǎo)向“秦制”的兼并戰(zhàn)爭。

孔子批評管仲“不知禮”，有兩個層次的意謂：

（一）管仲不知普遍性的“仁禮”

要理解孔子所說的管仲“不知禮”，首先要理解孔子所說的“禮”。在孔子的思想中，“禮”指社會規(guī)范及其制度。一方面，“禮”具有普遍性、永恒性，即凡群體生活皆需制度規(guī)范，故孔子說“克己復(fù)禮”[75]、“不知禮，無以立也”[76]；而另一方面，“禮”具有特殊性、暫時性，即歷史上任何制度規(guī)范均無永恒價值，故孔子說“禮”需“損益”[77]，與時偕行。損益變革的價值尺度是“義”，包括兩條正義原則，即正當性原則和適宜性原則：正當性原則要求制禮的動機是超越差等之愛、追求一體之仁，即“仁”（博愛）；適宜性原則要求制禮的效果適應(yīng)于特定時代的基本生活方式，即“宜”（時宜）。[78]

這里的根本是“仁”。孔子的“軸心突破”（Axial Breakthrough）[79]，就是“以仁釋禮”。上文說過，孔子由“仁”出發(fā)，主張“義以為質(zhì)，禮以行之”[80]，此即儒家制度倫理學(xué)的“仁→義→禮”的理論結(jié)構(gòu)。管仲只是“如其仁”，即并非真“仁”，自然就不可能遵循儒家制度倫理學(xué)的正當性原則，即不可能超越差等之愛、追求一體之仁，因此，其所建構(gòu)的“秦制”也就不可能是正當?shù)?、正義的制度。

（二）管仲不知特殊性的“周禮”

上文談到，孔子所說的管仲“不知禮”，諸家的解釋歸為一點：僭。這是很有道理的。蒙培元先生曾指出：“管仲在齊國實行了一系列改革。《論語》中并沒有孔子對其改革方面的評論。但是，孔子批評過管仲的'器小’和'不知禮’。……最重要的是'不知禮’，其表現(xiàn)則是'僭越’?！苤?不知禮’，實際上是說，管仲違反了周禮?！盵81]

這里所涉及的根本問題，是“周制”與“秦制”之間的比較與評判。眾所周知，孔子“從周”，主張“周制”；換言之，“周制”是儒家的選擇。與之相對，“秦制”則是法家的選擇，以及秦漢以來的某些“陽儒陰法”的“儒家”的選擇。這里所蘊含的價值尺度，在孔子看來，不是“禮”，而是“仁”。

綜上所述，對于管仲的“如其仁”、“不知禮”，孔子是持批判態(tài)度的。按照孔子的態(tài)度，結(jié)合歷史的事實，儒法關(guān)系的歷史大致可以這樣勾勒：孔孟時代的儒法對立；帝制時代的儒法合流；未來可欲的儒法再度分途。

原載《清華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23年第1期，第203?2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