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演義》取材于武王伐紂，這一史實與商湯伐桀并稱為“湯武革命”，是儒家的經(jīng)典論題。因為儒家一方面主張忠君，另一方面卻主張仁政，而當(dāng)君主強行不實施仁政時是捍衛(wèi)君主實施暴政的權(quán)力還是推翻君主另行仁政便形成了一種倫理上的斷層。
而儒家所捍衛(wèi)的周禮建自周朝，周朝正是用暴力推翻商朝而誕生的，因而這種倫理斷層所造成的諷刺意義便愈發(fā)明顯。及至春秋戰(zhàn)國時代，一方面民眾冀求社會秩序穩(wěn)定，一方面長期的戰(zhàn)爭迫使統(tǒng)治者不斷壓迫民眾、民不聊生。
于是儒家提出重視民生與民本，將古代君王圣賢化，由于圣賢必須與現(xiàn)世有所距離，因而儒家必須選擇開國君主，將周文王、周武王與夏禹、商湯并稱為“三王”，也是現(xiàn)實的需求所致，但其所造成的倫理悖論卻是致命的：
齊宣王田辟彊責(zé)難孟軻說：“臣弒其君，可乎？”孟軻告訴他：“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wù)D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盵1]
但這里的標(biāo)準(zhǔn)卻是模糊的，因為君主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即“賊仁”和“賊義”的界定標(biāo)準(zhǔn)——并非是客觀的。孟軻慣于用立場取代邏輯，這是其人、其書長期無法經(jīng)典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到了漢朝，這個問題被重新提及，《史記·儒林列傳》記載：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
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span>
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
黃生曰：“冠雖敝，必加于首；履雖新，必關(guān)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xué)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
是后學(xué)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
過去的歷史學(xué)家用階級史觀分析，認為黃生和轅固生是儒道之爭，這是沒什么道理的。從先秦文獻來看，黃老之學(xué)本不講求等級，而莊子的遺說則是遠避政治的，強調(diào)君臣不能易位的，得其反倒是儒家的正名思想。
儒家內(nèi)部之所以有這樣的分歧，乃是由于孔子的創(chuàng)造。周武王與紂王原本不是君臣關(guān)系，乃是世仇。紂的父親文丁殺害周武王的祖父季歷，二者為軍事斗爭、權(quán)力斗爭。
且殷周的關(guān)系乃是方伯和宗主的關(guān)系，較之春秋時期的諸侯與天子尚弗如遠甚，更遑論后世的君臣關(guān)系。但孔子既準(zhǔn)備尊王，實行“大一統(tǒng)”，自然地要將這段歷史道德化，一方面將周文王塑造成嚴格恪守君臣之誼之人，稱他“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2]，另一方面卻要承認周武王革命的合法性。
這就必須將紂王刻畫為一個殘暴、無恥的君主，連孔子的弟子端木賜都知道“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盵3]然而，歸惡于紂并沒有解決武王伐紂的倫理困境，這一論題保留到漢朝，直到漢景帝強行以行政手段停止了學(xué)術(shù)討論。
但強行停止討論并不能使問題得以解決，在漢景帝之后的武帝時代，司馬遷在《史記》中將《伯夷列傳》推為列傳中的第一篇，而其敘述伯夷、叔齊的內(nèi)容僅有215字，而其通篇都在討論伯夷、叔齊反對武王伐紂的合理性。
后世討論武王伐紂便用討論《伯夷列傳》的方式進行，而王充《論衡》則將伯夷和姜子牙對立起來，稱“太公、伯夷俱賢也，并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把原本抽象的問題具象化，但稱“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4]，各打五十板。但武王及周公是儒家的先驅(qū)，伯夷又是符合儒家思想的圣賢，故以當(dāng)時的情境看，其批評情形也只得如此。
而宋元話本以演史為主，以講史的態(tài)度，認為前朝被后代接替乃是必然，而在敘述中則突出在歷史中有推動作用的英雄人物，故在武王伐紂的事跡上，極力頌揚武王革命，痛斥紂王的暴行，認為紂王作惡多端，理應(yīng)被推翻。
而《封神演義》則以講史作為背景，就事論事，代入感很強——前文已然證明《封神演義》的成書時間在明代中后期，而說話家之所以會選擇武王伐紂這一母題，因為當(dāng)時有對暴君政治的不滿需要發(fā)泄，但同時因為明代已經(jīng)將父權(quán)和君權(quán)倫理化，《封神演義》中有“君命召，不俟駕。君賜死，不敢違”[5]以及“天下無有不是的父母”[6]等說法，于是產(chǎn)生了道德和需求的背反。
故而作者一邊頌揚武王伐紂，一方面又讓背叛紂王的臣子在被前來征討的紂方將領(lǐng)辱罵后“覿面難回”。
至于紂王的作惡，《封神演義》的整理者一方面不能取消紂王的這些暴行，否則武王伐紂便失去了道德意義，另一方面在紂王可以隨心所欲的前提下，又不能用這些暴行否定君主行政的合理性。
所以《封神演義》的整理者一方面將這些責(zé)任歸咎妲己，一方面又用悲天憫人的態(tài)度表示適度的同情。
如寫到紂王剖孕婦一事時，《平話》評價道：“刳胎斫脛剖忠良，顛覆殷湯舊紀綱；積惡已盈天震怒，瀆天不免鹿臺亡”，而《封神演義》則寫道：“敗葉飄飄落故宮，至今猶自起悲風(fēng)；獨夫只聽讒言婦，目下朝歌社稷空”以及“大雪紛紛宴鹿臺，獨夫何苦降飛災(zāi)；三賢遠遁全宗廟，孕婦身亡實可哀”[7]。
不過對于商朝的重臣，《封神演義》的作者也并非簡單以歌頌的態(tài)度處理?！斗馍裱萘x》有三位被正面描寫的忠臣良將：張桂芳、魯雄和聞仲。作者對待張桂芳的情感非常復(fù)雜，一方面其寫張桂芳的樣貌：
只見對陣旗腳下，有一將銀盔素鎧，白馬銀。上下似一塊寒冰，如一堆瑞雪。怎見得？
頂上銀盔排鳳翅，連環(huán)鎧素似秋霜；白袍暗現(xiàn)團龍滾，腰束羊脂八寶鑲。護心鏡射光明顯，四棱锏掛馬鞍旁；銀鬃馬走龍出海，倒提安邦白枰。胸中習(xí)就無窮術(shù)，授玄功寶異常；青龍關(guān)上聲名遠，紂王駕下紫金梁。白上面書大字，奉敕西征張桂芳。
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人物，而其在“青龍關(guān)上聲名遠”，武藝當(dāng)不至于泛泛。但他卻先交戰(zhàn)哪吒失利，后被黃天祥敵住。
根據(jù)上文所列年表，黃天祥本年11歲，哪吒本年18歲，作者在突出少年英雄的同時，也利用少年突出了張桂芳的困窘。在與哪吒交戰(zhàn)時，“張桂芳雖是法精熟，也是雄威力敵，不能久戰(zhàn)，隨用道術(shù)要擒哪吒”[8]而終于未果，而在與黃天祥交戰(zhàn)時則“三十回合未分上下”，最后被迫自殺。
在三個忠臣中，張桂芳是最困窘的，因為“周營數(shù)十騎，左右搶出……圍裹上來，把張桂芳圍在垓心”，這種狀態(tài)下，張桂芳只有服輸，但作者卻設(shè)計張桂芳自殺，連生擒受辱的機會都不留給對方，為這位忠臣留下了最后的體面：
從清晨只殺到午牌時分，桂芳料不能出，大叫：“紂王陛下！臣不能報國立功，一死以盡臣節(jié)?！弊赞D(zhuǎn)頭一刺，桂芳撞下鞍鞒，一道靈魂往封神臺來，清福神引進去了。正是：英雄半世成何用，留得芳名萬載傳。
而同回寫魯雄，寫其口出大言，稱“張桂芳雖少年當(dāng)?shù)?，用兵特強，只知己能，恃胸中秘術(shù)。風(fēng)林乃匹夫之才，故此有失身之禍。”
對同僚傲慢，對自己自負，而其才干只是平常，聞仲對他的看法是“魯雄雖老，似有將才，況是忠心”[9]，“似有”便是“實則未必”的意思，而其終于成為在張桂芳和四天王之間的過渡人物，而其首級也被姜子牙當(dāng)成祭祀岐山的祭儀。
但作者仍然為魯雄保留了最后的體面，不但用“魯雄站立，費、尤二賊跪下”突出了魯雄的氣節(jié)，而其也用他臨終前的最后一段詈語突出了其忠臣的立場?！墩撜Z·衛(wèi)靈公》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濒斝酆蛷埞鸱急闶菤⑸沓扇实牡浞?。
作者真正刻畫得濃墨重彩的商朝忠臣乃是太師聞仲。前已言之，其名“仲”正是姜子牙名“尚”的反向。如果說申公豹是姜子牙在道教問題上的鏡像，那么聞仲便是姜子牙仕途上的鏡像。而由于《封神演義》作者在當(dāng)時的思想，即宣揚忠君，故殷商的老臣也當(dāng)設(shè)計成老成謀國之人。姜子牙既然為“相父”，則聞仲必然承擔(dān)托孤的責(zé)任。
作者在寫聞仲出兵之前先有“人臣將身許國，而忘其家；上馬掄兵，而忘其命”的言論，然后用“此一別去：不知何年再君臣面，只落得默默英魂帶血歸”的句子預(yù)示了他的悲劇結(jié)局，使其出征具有悲壯感。
雖然作者沒有在這個過程中再次描繪聞仲的相貌和著裝，但通過四天君罵他為“妖道”以及小校上山來所報：“啟二位千歲！有一穿紅的道人，把大千歲引入一陣黃氣之內(nèi)，就不見了?！笨梢娐勚俨⑽慈盅b出征，反而是穿一件紅色的道袍，突出了他的仙風(fēng)[10]。
此處詳言其收四天君，突出了他的道術(shù)，而后文又通過子牙觀陣之后的感嘆“聞太師平日有將才，今觀如此整練，人言尚未盡其所學(xué)”[11]突出了聞仲的將才和本事。
從第四十一回至五十二回，關(guān)于聞仲征伐西岐的章節(jié)有十一個半回目之多，這尚且不算前文“太師回兵陳十策”、“聞太師驅(qū)兵追襲”以及其它推動性的情節(jié)，可見聞仲乃是作者在商朝陣營中最濃墨重彩的人。
在聞仲死后，“忠心不滅，一點真靈，借風(fēng)逕至朝歌，來見紂王，申訴此情”[12]，而在封神之際，“他英風(fēng)銳氣，不肯讓人，那肯隨柏鑒？子牙在臺上看見，香風(fēng)一陣，云氣盤旋，率領(lǐng)二十四位正神，逕闖至臺下，也不跪”[13]，將聞仲的忠誠和骨氣延續(xù)到了最后。
相形之下，聞仲所效忠的紂王則僅被封為“天喜星”而已，而沒有重點突出?！斗馍裱萘x》將聞仲延續(xù)到最后，乃是為了將氣節(jié)和忠誠延續(xù)下去，至于史家重點討論的“夷齊阻兵”，作者雖然設(shè)計伯夷、叔齊與姜子牙在陣前辯論，不過是對《史記》內(nèi)容的簡單翻譯，但是由于前文中討伐西岐的商臣與周朝臣子辯難不斷重復(fù)，所以伯夷、叔齊的正當(dāng)性反而被瓦解。
而對于周朝陣營，《封神演義》的作者無法丑化當(dāng)中的任何角色，但卻通過主張?zhí)烀退廾姆绞剑D消融武王伐紂中的非道德成分，即將主觀的“反叛”、“侵略”和“奪權(quán)”，客觀成為“天命”。
武王伐紂中的“天命”成分來源可溯于《詩經(jīng)·大雅·文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其中的“命”便是天命。中國的“革命”是依據(jù)天命而循環(huán)，而西方的“revolution”乃是打破循環(huán)，這是其自來含義的不同。有了天命為依據(jù)，領(lǐng)袖的作用便可以弱化。
從《封神演義》的文本來看，文王的個性更像劉備，突出忠義而非權(quán)謀，而武王的個性則像唐僧，被眾將、眾仙保護，自己沒有勇氣和能力，僅有前進的意志而已。
武王看見白魚躍舟的反應(yīng) “水勢分開，一聲響亮，有一尾白魚，跳在船艙來，就把武王嚇了一跳”[14]，與唐僧看到自己尸體的反應(yīng)“那佛祖輕輕用力撐開，只見上溜頭泱下一個死尸，長老見了大驚”[15]，如出一轍。
李靜在《天命之外的困惑——<封神演義>的倫理困境及解決》[16]中提出相對于《平話》及《列國志傳》，文王、武王的形象均被弱化，這自然事實。但同樣，《封神演義》中散宜生、黃滾等立于朝廷之士的形象均不突出，而商亡周興的責(zé)任完全系在姜子牙一人身上。
以姜子牙為樞紐，用道教弟子代替朝臣，武王及非神的系統(tǒng)退居二線，由主動的“謀逆者”變?yōu)榱恕疤烀钡摹皥?zhí)行者”，革命與忠君的矛盾至此得到解決。
注釋：
[1] 《孟子·梁惠王下》。
[2] 《論語·泰伯》。
[3] 《論語·子張》。
[4] 王充：《論衡·逢遇》。
[5] 《封神演義》第二回。
[6] 《封神演義》第十四回。
[7] 《封神演義》第八十九回。
[8] 以上諸條見《封神演義》第三十六回。
[9] 以上諸條見《封神演義》第三十九回。
[10] 《封神演義》第四十一回。
[11] 《封神演義》第四十二回。
[12] 《封神演義》第五十二回。
[13] 《封神演義》第九十九回。
[14] 《封神演義》第八十八回。
[15] 《西游記》第九十八回。
[16] 《天命之外的困惑——<封神演義>的倫理困境及解決》，人民日報出版社2018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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