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志》諸子略小說家著錄“子”體小說也有5部，包括《青史子》《師曠》《務成子》《宋子》和《天乙》，占《漢志》著錄小說作品總量的三分之一，同樣不可忽視。
這5部小說，或以“子”名書，或以人名書，符合秦漢子書命名的慣例。例如，《漢志》諸子略儒家不僅著錄有以“子”名書的《晏子》《曾子》《孟子》等，也著錄有以人名書的《魏文侯》《李克》《陸賈》等。
“子”體小說與“說”體小說一樣，也反映出《漢志》小說文體的一個重要特點。
《漢志》把小說家列入諸子，將小說作品著錄于《諸子略》中，是因為這些小說作品與子書確有緊密聯(lián)系，而這些“子”體小說則是反映它們密切聯(lián)系的突出代表。
關于諸子著述體例，近人余嘉錫在解釋《莊子·天下篇》所云“上說下教”時說：“夫上說者，論政之語也，其體為書疏之類；下教者，論學之語也，其體為論說之類。凡古人自著之文，不外此二者。其他記載言行，解說義理者，則后學之所附益也?！盵1]
漢人不僅將先秦諸子自著論政論學之語視為子書，而且將后學記載先賢言行、解說諸子義理的著述也視為子書。由于諸子學術主張各異，于是出現(xiàn)了“百家爭鳴”。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轉述其父司馬談的意見，認為諸子百家主要有六家，并對此六家之利弊得失進行了評論，以為“'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2]
劉向、劉歆父子等在整理西漢圖書文獻時，根據(jù)當時圖書文獻存量的客觀實際，在諸子略不僅著錄了這六家及其作品，還增加了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和他們的作品，使諸子六家擴展為十家，子書的內容與形式也得到延展。
那么，應該如何看待漢人對諸子百家的分類呢？首先必須承認，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所論諸子六家，是先秦以來最有影響的幾家，也是諸子著述中最有學術特色的幾家。
對于這六家，《漢志》諸子略不僅全部接受，而且將它們排在諸子十家的靠前位置，只是按照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排列，這種順序變動表達了劉向、劉歆、班固等人對六家諸子思想文化地位的新認識。
至于《漢志》新增的縱橫家、雜家、農家和小說家，雖然兼顧了當時書籍文獻存量的實際，但從學術分類來看，其實是存在一些瑕疵的。儒、道、陰陽、法、名、墨六家都有自己的核心學術思想，且都有自身的學術傳承，而縱橫、雜、農和小說四家卻少有核心學術思想，也無傳承線索。
具體來說，縱橫家只是一種政治謀略和外交操作，雖有蘇秦、張儀等代表人物，其著述亦不少，但卻很難歸納出他們的學術思想，與司馬談所論六家要旨重在道術的諸子著述并不在一個學術層面，《漢志》在六家后增加縱橫家顯然只是文獻歸類的需要，并不能反映諸子學術分家的客觀實際。
至于雜家“兼儒、墨，合名、法”[3]，本無固定學術意見，且秦漢諸子雖各有主張，但也常常會吸收其他學派的學術觀點來豐富自己，并無純之又純的某一家，故雜家之分實無統(tǒng)一標準。難怪章學誠要說：“《漢志》始別九流，而儒、雜二家，已多淆亂。后世著錄之人，更無別出心裁，紛然以儒、雜二家為龍蛇之菹焉。凡于諸家著述，不能遽定意指之所歸，愛之則附于儒，輕之則推于雜；夫儒、雜分家之本旨，豈如是耶？”[4]
其實，《漢志》雜家之分，正是那些“不能遽定意指之所歸”的諸子著述，并非諸子六家外又有雜家一流。
至于農家，其所論其實是一種職業(yè)技術，與同為職業(yè)技術之論的兵家和醫(yī)家略同，兵家、醫(yī)家著述豐富，可以單獨歸為兵書略或方技略，而農家著述僅有9種，不能單獨歸為一類，只能附于諸子略而自成一家。
這樣看來，講求技術的農家與講求道術的諸子六家同樣不在一個邏輯范疇。因此可以說，《漢志》諸子略所涉諸子及其著述，雖然有一個大致相同的方向，都是在“道術將為天下裂”的社會環(huán)境下產生的私家著述，或者如章學誠所言：“諸子之奮起，由于道術既裂，而各以聰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于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將推衍其學術，而傳之其徒焉?！盵5]
而《漢志》之所以定其為諸子之一家，卻并非有完全統(tǒng)一的標準，而是一種文獻分類的技術處理。
《漢志》諸子略小序也說：“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兑住吩唬?#39;天下同歸而殊涂，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圣乆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盵6]
在劉、班等人看來，秦漢諸子是“六經之支與流裔”，可以為明王圣主提供治國理政的思想資源，即使是講求職業(yè)技術的農家，也有許行創(chuàng)立“并耕論”而有益于國家治理，因此，縱橫家、雜家、農家也是可以自成一家的。
需要關注的是，《漢志》對諸子“可觀”的評論，只適合于其諸子略中著錄的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九家，并不包括小說家。
在先秦，不同學者對諸子著述本有不同的價值評判，他們往往將自己不認可的子書稱之為“小說”或“小家珍說”，如《莊子·外物》和《荀子·正名篇》。
而《漢志》正是承襲了莊子、荀子等人對諸子著述進行價值判斷的思路和方法，稱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九家之外的諸子學說為“小說”，并強調“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明確將小說家排除在“可觀者”之外，成為十家諸子中唯一不入流的一家。
以小說為子書，反映著漢人對小說文體性質的基本認識，這是中國小說批評史上給小說最早的學術和文體定位，它對中國小說和小說觀念的發(fā)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以小說為子書，勢必用子書的標準來要求小說，評價小說，然而，子書的鮮明思想性、政治性及理論色彩是小說所無法比擬的，而小說的民間性、瑣碎性、靈活性又是明顯異于其他諸子的。
用子書標準要求小說，自然就會得出小說為“小道”、“君子弗為”的結論。[7]這種結論定位既是一種文體判斷，文化判斷，更是一種學術判斷，價值判斷，它全面地表達了漢人的正統(tǒng)小說觀念，也符合《漢志》著錄小說作品的實際。
正如梁啟超《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所言：“小說之所以異于前九家不在其涵義之內容，而在其所用文體之形式?；缸印缎抡摗吩疲?#39;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篇（書）?！市≌f中《宋子》十八篇，其所述蓋即宋钘一家之學，猶足與尹文、慎到……諸書抗衡，特以文體不同而歸類斯異。道家有《伊尹》《鬻子》，小說家復有《伊尹說》《鬻子說》，亦以文體示例而已。由此觀之，分諸子為九家十家，不過目錄學一種便利。后之學者，推挹太過，或以為中壘洞悉學術淵源，其所分類，悉含妙諦而衷于倫脊，此目論也。反動者又或譏其鹵莽滅裂，全不識流別，則又未免太苛。夫書籍分類，古今中外皆以為難，杜威之十進分類法，現(xiàn)代風靡于全世界之圖書館，繩以論理，掊之可以無完膚矣。故讀《漢志》者但以中國最古之圖書館目錄視之，信之不太過，而責之不太嚴，庶能得其真價值也?！盵8]
梁氏之論應該說是頗為中肯的。
《漢志》“子”體小說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與文獻記載的傳說人物相關的著述，如《青史子》《務成子》《天乙》，一種是與文獻記載的歷史人物相關的著述，如《師曠》《宋子》。而無論是哪種“子”體小說，它們都符合子書的一般形式，都是一種偏于思想或學術的著述，即劉勰所謂“入道見志之書”[9]。
當然，這種著述與其他子書也有區(qū)別，它沒有系統(tǒng)的學術思想，沒有達致大道的理論，其所論多為通俗、淺薄、瑣碎的“叢殘小語”，連雜家也算不上，只好歸入小說家。這只要具體分析一下《漢志》所著錄的“子”體小說作品，就不難理解《漢志》分類的初衷。
《漢志》著錄《青史子》五十七篇，班固注云：“古史官記事也。”青史子為何時人，無可確考。鄭樵《通志·氏族略》引賈執(zhí)《英賢傳》云：“晉太史董狐之子受封青史之田，因氏焉?！稘h書·藝文志》青史子著書?！盵10]
賈執(zhí)為東晉南朝著名譜學世家賈氏第四代傳人，依賈氏之說，青史子乃春秋晉太史董狐之后裔。然遍查先秦典籍，并無相關記載，漢應劭《風俗通義·姓氏篇》、南朝何承天《姓苑》、王僧孺《百家譜》均無記載，不知賈氏何據(jù)。
就現(xiàn)存文獻考察，《青史子》成書不晚于西漢初年。賈誼《新書·胎教》、《大戴禮記·保傅篇》均引《青史氏之記》，文略同，其有云：“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缊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由?，小師吹銅曰：'聲中某律?！自唬?#39;滋味上某。’然后卜王太子名，上無取于天，下無取于地，中無取于名山通谷，無拂于鄉(xiāng)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yǎng)息之道也?！盵11]應劭《風俗通義》則云：“《青史子》書說：'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12]
以上所引《青史氏之記》《青史子書說》是否為同一書，不得而知?？紳h及漢以前著述，并無他書以青史命名者，二者當為同一書，即《漢志》著錄之《青史子》。盧辯注《大戴禮記》之《青史氏之記》亦云：“一曰《青史子》?！盵13]
就其所記內容而言，主要涉及一些生活禮俗，而非朝廷史官所記載的朝政軍國大事，不大符合史書的特點，倒是符合子書的特點。因此，《漢志》沒有將《青史子》著錄于《春秋》之末，而是著錄于諸子略小說家，當主要考慮其子書的文體特點。
《務成子》，《漢志》著錄十一篇，班固注云：“稱堯問，非古語。”務成子即務成昭（或作附），相傳為堯、舜時人，漢人多以為堯師，“稱堯問”即堯問政于務成子也。又有云為舜師者，《荀子·大略篇》楊倞注引《尸子》：“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14]
這與《老子》思想接近，則務成子近于道家，或者說是道家塑造了務成子?！稘h志》數(shù)術略五行類著錄有《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方技略房中類著錄有《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證明托名務成子的著述在西漢時尚不少。
宋張君房《云笈七簽》載《螢火丸方》云：“劉子南者，漢冠軍將軍武威太守也。從道士尸公受務成子《螢火丸》，辟病，除百鬼、虎狼、蚖蛇、師（獅）子、蜂蠆諸毒，及五兵白刃、賊盜兇害?！盵15]
此類傳說雖不能斷定出自務成子，但其說必久遠，且道士尸公與戰(zhàn)國末年避禍蜀地的尸佼（即尸子）也能讓人產生聯(lián)想，從尸子傳務成子之教到尸公受務成子之方，其間亦有聯(lián)系，小說家《務成子》應以此類傳說為多，故班固稱其“非古語”。
若此，則《務成子》所述雖有“避逆從順”之教，但多民間道家傳說，與正統(tǒng)道家“君人南面之術”顯然有別，故其只能列為小說家。
《天乙》，《漢志》著錄三篇，班固注云：“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托也?！碧煲夷艘笊涕_國之君湯（或稱成湯）。湯的歷史功績主要是打敗夏桀而立商，其逸聞異事播在人口。
《史記·殷本紀》說他作有《湯征》、《湯誥》等，《墨子·兼愛》提及《湯說》，《逸周書·殷?！份d有《湯誓》，賈誼《新書》引湯之《政語》，《禮記·大學》引湯之《盤銘》。
這些都是湯的著述，按《漢志》歸類應屬六藝。而《天乙》“其言非殷時，皆依托也”，顯然不是湯的著述，而是后人依托的文字，或是與湯相關的言論和故事集合，如《列子》《莊子》載“湯之問棘（一作革）”事，《韓非子》載“恐天下言己為貪也”事，《呂氏春秋》、賈誼《新書》、司馬遷《史記》等載“湯見祝網者”事，劉向《說苑》載“伊尹阻湯職貢”事，《越絕書·吳內傳》載“湯獻牛荊之伯”事，以民間可理解之內容和形式解說湯，大概是《天乙》書之基本特點，也是《天乙》歸入小說家的原因。
《師曠》為晉主樂太師師曠著述，《漢志》著錄六篇，班固注云：“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托之。”
據(jù)此可推測，小說家《師曠》六篇或即后人集合春秋時期師曠故事而成，此《春秋》不一定指《魯春秋》，也許是《晉春秋》。
師曠言行見于《逸周書》《左傳》《國語》《呂氏春秋》《韓非子》《禮記》《說苑》《新序》等。他主要生活于晉悼公、平公時期，身為瞽者，卻天下至聰，妙極音律，長于推占，且又博物，時有諷諫，故有諸多逸聞趣事傳于世間，后人好奇，多所緣飾，也是情理中事。
而師曠思想并不專主一家，這類故事也不便歸于某一家，自然以入小說家為宜。誠如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所云：“兵陰陽有《師曠》八篇，是雜占之書。在小說家者不可考，惟據(jù)本志注，知其多本《春秋》而已?！兑葜軙ぬ訒x》篇記師曠見太子，聆聲而知其不壽，太子亦自知'后三年當賓于帝所’。其說頗似小說家?！盵16]
不過，《說苑》載云：“晉平公問于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師曠曰：'人君之道清靜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四方，不固溺于俗，不拘系于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盵17]
其思想似乎更傾向于主張“無為而無不為”的黃老道家，但與具有系統(tǒng)學術思想的道家學者仍有區(qū)別，故歸入小說家。盡管如此，師曠仍然可以作為有主名的先秦小說家之代表人物，將其視為小說家之祖也是可以成立的。[18]因為師曠之前的小說即使有主名，如《青史子》《務成子》《天乙》等，但都是依托之作，與主名者并無直接聯(lián)系。
《宋子》為戰(zhàn)國中期宋國人宋钘（或作牼或作榮）的著述，宋钘與孟軻、尹文、彭蒙、慎到同時，當齊威王、宣王間，為稷下學者。宋钘學兼道、墨，又講名實，故有人說他是墨家，有人說他是道家，有人說他是名家。
然而，《漢志》道家、名家、墨家均未著錄《宋子》，雜家亦未著錄，卻在小說家著錄《宋子》十八篇，并注云：“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睂O卿即荀況，他以為宋子更近于黃老道家?！端巫印凡秽笥邳S老，而又兼采名、墨，故《漢志》不在道家著錄。因其未能融會儒、法，故也不入雜家。
郭沫若以為：《管子》中“《心術》、《內業(yè)》是宋钘的著述或他的遺教”；“它主要在談心與情，心欲其無拘束，情欲其寡淺，本'黃老意’，是道家的一派。主張見侮不辱，禁攻寢兵，因而也頗近墨子，故荀卿以'墨翟、宋钘’為類。也談名理，但不主張茍察，而且反對茍察，雖然與惠施、公孫龍異撰，但因談名理，故亦被歸為名家。孟子、荀子都尊敬宋钘，而且都受了他的影響，可知和儒家的關系也并不很壞”[19]。
對于《宋子》之歸類，余嘉錫以為：“意者宋子'率其群徒，辯其談說，明其譬稱’，不免如桓譚所謂'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歟。蓋宋子之說，強聒而不舍，使人易厭，故不得不于談說之際，多為譬喻，就耳目之所及，摭拾道聽途說以曲達其情，庶幾上說下教之時，使聽者為之解頤，而其書遂不能如九家之閎深，流而入小說家矣。若其明見侮不辱而以人之情欲為寡，則桓譚所謂'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也。古人未有無所為而著書者。小說家雖不能為'六經之支與流裔’，（《漢志》論九流語。）然亦欲因小喻大，以明人事之能，與后世之搜神志怪，徒資談助者殊科，此所以得與九流同列諸子也?！盵20]
看來，宋钘實為民間學者的代表，也屬于《漢志》所云小說家所從出之“稗官”一流[21]，其學術本不主一家之說；而《宋子》之旨雖有黃老道家之意，其言卻多“閭里小知者之所及”，故入于小說家。
從《宋子》入小說家，正可看出小說家與儒家、道家、雜家等在學術上的聯(lián)系與差別，也可看出小說家的著述與子書在文體上的聯(lián)系與差別。
注釋：
[1] 余嘉錫：《古書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6頁。
[2] 司馬遷撰，裴骃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jié)正義：《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3993頁。
[3]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1742頁。
[4] 章學誠：《文史通義》附《校讎通義》卷二《漢志諸子》十四之五，第1038頁。
[5]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二《言公上》，第171頁。
[6]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1746頁。
[7] 《漢書·藝文志》云：“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涂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灰喔缫?。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span>
[8] 梁啟超：《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原載《飲冰室專集·中國古代學術流變研究》，轉引自馮天瑜、鄧建華、彭池編著《中國學術流變》上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29—130頁。
[9] 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卷四《諸子第十七》，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307頁。范注：“入，鈴木云：《玉海》作述。”
[10] 鄭樵：《通志》卷二十八《氏族略四》，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468頁。
[11] 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卷三《保傅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59頁。
[12] 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卷八《祀典》，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2版，第375頁。按 《風俗通義》引文例，《青史子書說》應是書名，此本標點為“《青史子》書說”，顯然是為了對應《漢志》著錄，可能不是原書之意。
[13] 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卷三《保傅篇》，第59頁。
[14] 王先謙：《荀子集解》卷十九《大略篇》，第489頁。
[15] 張君房：《云笈七簽》卷七十七《方藥·螢火丸方》，《荊楚文庫》本，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08頁。
[16]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三篇《漢書藝文志所載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第17頁。
[17] 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卷一《君道》，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2頁。
[18] 參見拙作《中國小說家之祖師曠探論》，《澳門理工學報》2015年第2期。
[19]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外二種之一《青銅時代·宋钘尹文遺著考》，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49頁，第529頁。
[20] 余嘉錫：《余嘉錫論學雜著》之《小說家出于稗官說》，長沙：岳麓書社，1997年，第255頁。
[21] 參見拙作《“稗官”新詮》，《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3年第3期；《“小說家出于稗官”新解》，《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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