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個歷史時期，文化與歷史也是并存并進的，書法也是一樣。唐朝是“遵法”的時代，人們在書法中都講究法度，例如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所代表的唐代楷書就是最為顯著的實例。而北宋時期的書法，受到了歷史變革的影響，書法明顯與唐代的“法”拉開了距離，這是因為，五代之亂后，以前那種口傳手授的時代一去不返，以歐陽修、蘇東坡、黃庭堅、米芾等人為核心的文人們只能去自己感受和摸索書法藝術性的表現(xiàn)方法了。
因此，在北宋，人們不再“遵法”，而是另辟蹊徑，尋找書法中另一種意義，最終還是找到了以“尚意”為代表的書法精神。這就是“尚意”書法的最初形態(tài)。
歷史的更替也為書法的繼承和創(chuàng)新帶來嚴重影響，可以說，北宋時期的書法與唐代的書法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系統(tǒng)，唐代是一個完備的、全面的“遵法”系統(tǒng)，而北宋始，就要面對一個全新的、需要重新構建的書法系統(tǒng)了。但是，在重構過程中，又會出現(xiàn)一些“守舊派”與“創(chuàng)新派”之爭，這樣的爭辯誰會是主導地位？當然是以蘇東坡為核心的“創(chuàng)新派”建立了“宋尚意”書法，最終完成了生根、發(fā)展的過程，成為書法史上的另一個藝術高峰。
01“尚意”書法的主張
書法是經過人們一代代傳承而來的，但各個歷史時期都有不同的傳承方式，唐代的書法仍然是繼承的六朝書法的遺韻，尤其是一些江東舊族，如虞世南、賀知章、張旭等書法名家們，仍然把筆法作為一個主要的傳承方式，作為書法中的主要綱領進行傳播。最典型的是張旭向顏真卿傳授筆法，使得顏真卿的書法得到了突飛猛進的進步，這在歷史上是有文字記載的，而虞世南也向他好友的兒子褚遂良講授書法，從而使他成為唐初書法“四大家”之一。
但是，歷史不是一成不變的，經過唐末成五代之亂后，這種口傳手授的方式，或者說是“面對面”的教授方式已經不復存在，其原因就是書法書法已經逐漸走向了衰落地步，趙宋皇室經過禪讓得位后，大舉使用文人，可以說，這種理政方式為后面書法的發(fā)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帝王為了重用文人，以“杯酒釋兵權”的方式，啟用文人站在政治舞臺上，并且允許文人“犯事”后可以不連坐，因此可以說，這種對文化的復興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使得文人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升，為文人在文化創(chuàng)造方面奠定了基礎。
帝王對書法的愛好推動了書法的生發(fā)。北宋初期的帝王宋太宗趙匡義尤其喜愛書法，并且書寫能力也非常之強，甚至有人贊美他的小草都有“飛白”功夫。朱長文在《續(xù)書斷》中記載到：“上語近臣曰：'朕君臨天下，亦有何事于筆硯，特中心好耳。江東人能小草，累如詰之，殊不知向背也。小草字學難究，飛白筆勢罕工，吾亦恐自此廢絕矣?！碑斎唬F(xiàn)在看來，宋太宗的書法水平并不是很高，只是他在帝王時期所建立的書法環(huán)境是有非常的影響力。由于對書法的喜愛，他還命人將內府所藏歷代法書匯集編著成《淳化閣帖》，其中收錄了王羲之、王獻之為主的許多作品，對后世書法學習影響深遠。
歐陽修是北宋初期非常有影響力的文學家和歷史學家，他雖然在書法方面沒有多少建樹，尤其是他本人的書法水平并不高，但他對書法卻有著十分濃厚的興趣，到了晚年，他非常喜歡討論書法，由于他的影響力，他的一些言論也被久遠傳播。他對書法的談論主要有以下思想：一是為唐末兵戈之亂后，書法衰落感到悔恨，如“字書之法寂寞不振，未能比蹤唐室，余每以為恨”。二是他倡導人們在學習書法中要把它當作一件“樂事”去做，因為書法中有“深趣”，是文人們的必修之課。三是學習書法還要“自成一家”，而“自成一家”必須要以“人品為上”。
歐陽修的書法思想給后來的蘇東坡的書法認識帶來很深的影響，也就是說，蘇東坡的書法思想是受到歐陽修的影響最大。他是著名的文學家、書法家、詞人和畫家，繼承了歐陽修的一些書法思想，他提出了著名的書法論斷：“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就很直白地說出了書法根本不必拘泥于某些點畫如何去寫，而是要根據(jù)自己的心意去創(chuàng)造，只有這樣的作品才是符合書法本質意義的。
另外，他與歐陽修書法以“人品為上”的觀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蘇東坡認為，書法家都應當加強人的自身修養(yǎng)，要飽學文化，增加閱歷和學養(yǎng)，只有這樣，才能提升書法境界水平。他說：“作字之法，識淺、見狹、學不足三者，終不能盡妙，我則心目手俱得之矣?！痹谒磥?，書法與人的作文一樣，“腹有詩書氣自華”都是相通的。“蕭散簡遠”是書法的最高境界，而書法的“意”就是其境界，書者當有修養(yǎng)，才可達到這一境界。
黃庭堅與蘇東坡是好友，也是師生關系，他們常常在一起探討書法與詩文，黃庭堅在某些觀點上與蘇東坡的基本一致，不過黃庭堅是以另外的方式來表達書法的意境之美的要求，他認為書法不是在于法度如何，而是在于“韻”的表現(xiàn)如何，“凡書畫當觀韻”、“書畫以韻為主”，這些都是書法對“意”的表達方式。
上述都是北宋書法“創(chuàng)新派”的一些典型觀念，而這些觀念在以蘇東坡為核心的影響下，在北宋時期得到了書法家們的積極響應，并付諸于實踐之中，使“宋尚意”書法的形成成為書法史上的一個新的豐碑。
02“傳統(tǒng)派”的觀點
在“尚意”書法未有建立之前，人們都是沿用唐人楷書的法則去學習書法的，其實這個學習方法就“創(chuàng)新派”也有記載，這也許是宋代人們學習書法的基本路徑。例如米芾在《海岳名言》中記錄了自己學習書法的過程就是一個證明，他說：余初學顏，七八歲也，字至大一幅，寫簡不成。見柳而慕緊結，乃學柳《金剛經》，久之，如出于歐，乃學歐。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摹褚而學最久。又慕段季（展）轉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覺段全繹展《蘭亭》，遂并看《法帖》，入晉魏平淡，棄鐘方而師師宜官司，《劉寬碑》是也。
從上面可以看出，盡管宋人“尚意”，但他們在學習書法中仍然是沿用學習唐人楷書的方法路徑的，至于“遵法”如何不得而知。較蘇東坡早一些的蔡襄也有自己的觀點，他在《端明集》中說到書法要遵唐人之法：“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而至于行草，亦不離乎楷正。張芝與旭變怪不常，出于筆墨蹊徑之外，神逸有余，而與羲、獻異矣?！睆倪@里可以看出，蔡襄認為書法應當“遵法”，遵守傳統(tǒng)，通過一步步學習，才能“神逸有余”。
而到了北宋后期，由于受到蘇東坡、黃庭堅書法思想的極大影響，這種新思想已經蔚然成風，成為人們學習書法的一種風氣，但是，正是由于這種風氣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一些人在書法方面卻走向了另一個方向，使得書法發(fā)生了質的變化，人們學習書法不遵守法度和規(guī)矩，而把“意象”放在了首位，還所謂是“創(chuàng)新”，這些現(xiàn)象不能不引起傳統(tǒng)派的強烈反對。
黃伯思對書法很有研究和建樹，是一位書法學問家，他對古代遺跡考證精到，著有《東觀余論》等書法著作。他認為：“世之論書者，多自謂書不必有法，各自成一家。此語得其一偏。譬如西施、毛嬙，容貌雖不同，而皆為麗人。然手須是手，足須是足，此不可移也。若掠不是掠，磔不是磔，縱其精神筋骨猶西施、毛嬙，而手足乖戾，終不為完人?！彼€說：“學須先曉規(guī)矩法度，然后加以精勤，自入能品。能之至極，心悟妙理，心手相應，出乎規(guī)矩法度之外無所適而非妙者，妙之極也。由妙入神，無復蹤跡，直如造化之生成，神之至也。然先曉規(guī)矩法度，加以精勤，乃至于能，能之不已，至于心悟而自得，乃造于妙，由妙之極，遂于神。”
03“兩派”觀點與書法根本分析
黃伯思等傳統(tǒng)派的上述觀點正是說到了書法之根本，沒有法度規(guī)矩，談何“意”？并且這一觀點也得到了北宋后期一些書法家們的大力支持和贊同，可以說，這些看法及時扭轉了那些打著“創(chuàng)新”旗號的人，不去學習法度的人的思想，糾正了一些偏見，為北宋書法向“尚意”方向發(fā)展指出了問題的癥結，其實，與其說黃伯思是守舊派，還不如說他為“創(chuàng)新派”或“尚意”書法從根本上發(fā)展在搖旗吶喊。
對于“尚意”書法來說，“我書意造本無法”，并非是完全地不遵守法度規(guī)矩，這也不是蘇東坡不知道其中的道理，他是把書法中的“意”放大來看，而把“法”縮小來看，只有這樣，才能突出“意”的可能性，這是北宋時期最明顯的書法特征。
對于“傳統(tǒng)派”來說，一味地守法度、遵規(guī)矩，只能是對前人的不斷重復，而缺乏創(chuàng)新和新變意識，盡管黃伯思等人提出“法”大于“意”，但他們也是要求人們要去創(chuàng)新，只不過是在有了“法”的基礎之后，“加以精勤，自入能品”，從這個觀點上來說，“兩派”實際上都是有著相同的觀點。
只要本著這樣的觀點看待“宋尚意”書法，才能對“兩派”之爭給出一個公正的判別，當代書法何嘗不是如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