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后宮嬪妃與前朝大臣之間很少會產(chǎn)生什么交集。
不過恰恰就在宋仁宗統(tǒng)治末期與宋英宗的統(tǒng)治初期發(fā)生了這么兩件大事，讓反變法派干將們在仁宗的皇后曹氏與英宗的皇后高氏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元祐更化》，國歷原創(chuàng)插圖。
這兩件事一是仁宗立儲，二是英宗濮議，既相互獨立，又有所關(guān)聯(lián)：仁宗一生好色，耕耘不輟，留下了十幾個兒女，皇子卻只有三位，竟然還都早夭了！因此他晚年時身體每況愈下，宰執(zhí)大臣們都想讓他在宗室中找個人來過繼大統(tǒng)。而仁宗卻認為自己還有機會，朕還能生！于是從至和年間開始，仁宗便與大臣們就此展開了激烈爭論，大家卻始終無法說服仁宗。最后嘉祐六年，首相韓琦將司馬光調(diào)入中央，讓他知諫院，帶著整個臺諫系統(tǒng)對仁宗皇帝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強力勸諫，硬是說服了仁宗皇帝，讓他點頭將濮王趙允讓的兒子趙宗實——也就是高氏的丈夫——過繼了過來，也就是后來的宋英宗。后來朝中討論立儲功勞時，大家的結(jié)論是至和末“范鎮(zhèn)首功”、而嘉祐年間宰執(zhí)們“止用諫官司馬光章疏”，算是主要功勞。換而言之，如果不是范鎮(zhèn)和司馬光，英宗能不能坐上帝位、高氏能不能當上這個皇后，都是未知數(shù)。而范鎮(zhèn)與司馬光，恰恰都是堅定的反變法派。
這事不算完，英宗皇帝繼位之后心思活動，開啟“濮議”，讓大伙討論要如何稱呼自己生父濮王趙允讓。司馬光和范鎮(zhèn)等人此時又極為堅決地站到了皇帝的對立面：他們認為英宗您既然已經(jīng)過繼給了仁宗，那濮王雖然是您生父，可也與您沒什么關(guān)系了，因此不可尊稱其為“皇考”，只能稱其為“皇伯”，強力維護了仁宗的利益，因此在仁宗的皇后曹氏心中又留下了一個絕佳的印象！
所以后來曹氏與高氏始終對司馬光這些反變法派的官員關(guān)愛有加，多有維護之意。而神宗皇帝死后，高氏垂簾聽政，更是馬上就想起來了對司馬光、范鎮(zhèn)這些人，下詔將其提拔重用，讓反變法派官員在朝中迅速卷土重來。元豐八年五月底，司馬光被任命為門下侍郎，也就是副宰相，而支持變法的首相蔡確則被任命為仁宗的山陵使，暫時離開了中央。六月十四日，司馬光上疏要求廣開言路，二十六日，又上疏舉薦蘇軾、蘇轍兩兄弟。同月，范純?nèi)?、呂公著、呂大防、王存等人也紛紛舉薦這兩兄弟，蘇軾則乘著這股東風，直入云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