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呂思勉先生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問題時代，一個問題很大的時代。在科技的神奇影響下，一切都在經(jīng)歷著變革。如果我們愿意在生活中睜大雙眼，每天都有問題等著我們?nèi)パ芯?，去解決。” 教皇保羅六世說的這段話，被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作為卷首語引用在其著作《全球通史》第7版前序“致讀者”一文中。
的確，生活中問題無處不在，人生就是一個面對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就讀書而言，我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們?nèi)绾巫x史書？是象讀小說一樣追逐著人物和故事情節(jié)，隨著進程的跌宕起伏而變換著腦細胞的活躍程度和血液的流速？還是始終用一種平和的心態(tài)，帶著自己的思考去解析、辨識政治和文化演變的深層原因？答案自然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想“以史為鑒”，我們就必須帶著問題和思考來讀。
第二個問題：史書大抵分兩類，一類原原本本地忠于史實記錄，另一類邊記錄邊評價議論，附加了作者的個人見解。到底哪一類更好一些？這個問題可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第一類當然純粹，著述也相對容易，只要素材充足，一個或一幫普通的刀筆吏甚至即可完成。如果只想了解簡單史實，那么這類史書就比較合適，直觀明了，讀起來也輕松；第二類對作者就有很高的要求了，不但要有淵博的學識、廣泛的素材，還要有深遠的歷史視野和客觀的歸納分析，要有自己獨到的歷史觀。唯如此，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評議。這類史書的作者，才是我們通常所稱之的真正的“歷史學家”。對他們來說，史實只是為其歷史觀服務的道具。
近現(xiàn)代史學家的著作基本屬于第二類，他們已不滿足于簡單的記錄和陳述史實，而是把更多的問題和思考帶入到史書中，并呈現(xiàn)給讀者，給讀者以判別和想象的空間。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如此，下文將重點描述的呂思勉先生的《中國通史》亦是如此。而美國歷史學家伊恩·莫里斯的《西方將主宰多久》和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的《人類簡史》、《未來簡史》、《今日簡史》三部曲則更為夸張，史實性的陳述占全書的比例很少，問題、思考、方法、批判甚至想象反而占據(jù)了全書的大部分篇幅。這類史書讀起來時而讓人熱血澎湃，時而讓人扼腕嘆息，時而讓人豁然開朗，又時而讓人陷入沉思?？傊?，趣味性和可讀性大大地增強了，帶給讀者的知識也遠遠超出了史實本身。正如吉林大學劉德斌教授在《全球通史》第7版推薦序中所寫：“《全球通史》雖是史書，但卻具有強烈的現(xiàn)代意識。它雖然是一部歷史教科書，但并不是一味地把讀者拉向遙遠的過去，而是隨時把歷史上的重大變故與當今世界的現(xiàn)狀聯(lián)系在一起，提醒讀者認清所生活的現(xiàn)實世界與歷史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從而使讀者的思想能夠跨越時空的限制，在歷史與現(xiàn)實的兩個時空里馳騁?！?/span>
劉教授所言同樣適用于呂思勉先生所著的《中國通史》。通讀全書，時時可見作者“強烈的現(xiàn)代意識”，可見作者的問題和思考，以及對歷史事件的深入剖析和解決方法的探索。我想，只有史學家自身首先“思想能夠跨越時空的限制”，讀者才能讀出“在歷史與現(xiàn)實的兩個時空里馳騁”的味道來。
呂思勉（1884.2.27—1957.10.9），字誠之，筆名駑牛、程蕓、蕓等。漢族，江蘇常州人。中國近代歷史學家、國學大師。與錢穆、陳垣、陳寅恪并稱為“現(xiàn)代中國四大史學家”（嚴耕望語）。
對習慣了白話文的絕大多數(shù)讀者來說，初讀呂先生所著的《中國通史》可能會略感生澀。必竟呂先生所處的年代正是文言與白話文的過渡時期，雖然書中行文對其本人而言已是“白話”，但今天的人，因?qū)v史和古文知識的稍許欠缺，所以可能多少還會有些“難讀”的感覺。
而這種感覺也只是初讀時有罷了。一旦靜心深入下去，也就慢慢趨無了，我們會漸漸沉入史實以及問題、思考和見解當中，共鳴會越來越強烈。最有感觸的，是呂先生在民國時期的大部分觀點，在今天看來竟然仍然那么合理，那么恰如其分。雖然歷史從未間斷，但他卻能在他的當下看到近百年后的今天，非常了不起！
這是另外一種感覺，“預言家”的感覺。這種感覺在讀小說《動物莊園》時有過，在讀《西方將主宰多久》和尤瓦爾·赫拉利的“簡史三部曲”時有過。我想，但凡能讓讀者產(chǎn)生這種感覺的書，毫無疑問是一本能帶給讀者“養(yǎng)分”的好書，其作者無疑是具有真知灼見的，因為它們經(jīng)受了時間的檢驗。
假以分析，歷史學家之所以可以變成“預言家”，可以透視未來，誠如呂先生在《中國通史》“緒論”首頁所言：“歷史雖是記事之書，我們之所探求，則為理而非事?！笔朗聼o常，而理卻可以恒通。正因此，所以先生說：“史學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實（二）加以解釋（三）用以說明現(xiàn)社會（四）因以推測未來，而指示我們以進行的路徑?！保ā熬w論”第2頁）
下面就讓我們隨著書頁的翻動，跟隨先生的腳步和思考，來看先生是如何用歷史來“說明現(xiàn)社會和因以推測未來”的：
關于政體的民主與專制，呂先生說：“原始的制度，總是民主的。到后來，各方面的利害沖突既深，政治的性質(zhì)亦益復雜，才變而由少數(shù)人專斷。（39頁）……所以不論哪一國，其原始的政治，必為民主。后來雖因事勢的變遷，專制政治逐漸興起，然民主政治，仍必久之而后消滅。（46頁）”先生明確指出了封建君主制因世襲導致的種種弊端，說明了人類社會發(fā)展各階段國家政體演變的政治和文化原因，歸納出政體演變的循環(huán)軌跡：古代大同社會（原始民主） 奴隸、封建社會（君主專制） 近現(xiàn)代社會（半民主半專制） 未來大同社會（理想民主）。通過先生的分析，我們很容易得出在現(xiàn)階段，地球上的各個國家無論姓“資”姓“社”，還是政教合一，都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民主。真正的民主只有在消除階級剝削、消除民族和種族差別、消滅黨治和宗教戒限，世界在文化上融合共通之后才能實現(xiàn)。而這，幾乎是一條讓人看不到希望的路。雖如此，先生仍滿懷信心：“然民主的制度可以廢墜，民主的原理則終無滅絕之理”（47頁），始終給我們以鼓舞，勉勵后人去努力。
關于階級，呂先生說：“平心而論，資本主義的慘酷，乃是積重以后的事。當其初興之時，較之武力主義（注：指掠奪），公平多了，溫和多了，自然是人所歡迎的。（52頁）……所以我們贊成改良制度，使大多數(shù)的中人，都可以做好人；不贊成認現(xiàn)社會的制度為天經(jīng)地義，責成人在現(xiàn)制度之下做好人，陳義雖高，終成夢想。（53頁）”既而先生總結(jié)道：“總而言之，凡階級的所以形成，其根源只有兩種：一種是武力的，一種是經(jīng)濟的?！N族的同異在體質(zhì)上，民族的同異在文化上?！保?/span>61頁）當階級形成以后，其對社會和生活的影響，先生這樣說：“社會地位的區(qū)別，顯而易見的是生活的不同。有形的如宮室衣服等等，無形的如語言舉動等等。期間的界限，為社會所公認。彼此交際之間，上層階級，會自視為優(yōu)越，而對方亦承認其優(yōu)越；下層階級，會被認為低微，而其人亦自視為低微。此等階級的區(qū)別，全由習慣相沿。而人之養(yǎng)成其某階級的氣質(zhì)，則由于教育；維持其某階級的地位，則由于職業(yè)?！傊?，除特別幸運的降臨，凡社會上平流而進的，均必以經(jīng)濟上的地位為其基礎?！?/span>（62、63頁）先生舉例說：“昔時的小富，個人的能力及際遇，足以致之，今之大富則不然。現(xiàn)在文明之國，所謂實業(yè)領袖，多系富豪階級中人，由別階級升入的很少?！保?/span>63頁）先生這些話放在今天，仍是大道至理，致察周邊人事，無不入框。當我們還在為自己的出身低微而嘆息，為一些央企國企、官二代富二代賺錢之容易而心生不平的時候，不妨想一想先生所言，要明白其狀非今日所獨有，實是時代發(fā)展之必然。如其整日哀嘆、埋怨社會之不公，不如努力奮斗，躬耕以求變，寄絕望于希望。
關于社會發(fā)展變遷的深層次因由，先生寫道：“所以文明的進步，無非是人類聯(lián)合范圍的擴大。然人類控制自然的力量進步了，控制自己的力量，卻并不能與之并進。于是天災雖澹，而人禍復興。（68頁）……所以在軍事上，或者進化較深的社會，反為進化較淺的社會所征服，在文化上，則總是進化較淺的社會，為進化較深的社會所同化的。（69頁）”評價可謂恰如其分。先生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但他們有一個通弊，就是不知道治者和被治者，根本上是兩個對立的階級。不知道領導被壓迫階級，以圖革命，而專想借壓迫階級之力，以進行社會改革。他們誤以為治者階級，便是代表全社會的正義的。而不知道這只是治者階級中的最少數(shù)。實際，政治上的治者階級，便是經(jīng)濟上的壓迫階級，總是想榨取被治階級（即經(jīng)濟上的被壓迫階級）以牟利的。治者階級中最上層的極少數(shù)人，只是立于兩者之間，使此兩階級得以保持一個均衡，而實際上還是偏于治者一方面些。要想以它為發(fā)動機，鼓動多數(shù)治者，為被治者謀幸福，真是緣木求魚，在理論上決不容有這回事。（73頁）”看了先生的話，也就理解了為何康有為梁啟超主張的戊戌變法終成夢幻泡影，理解了袁世凱的兩面性，理解了古代那些有志于社會革新的賢臣良士的無奈，理解了為何自古以來國家的內(nèi)部改革如此困難重重且效果極差，同時也就理解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先生溯本追源，數(shù)言即明，可謂洞見高遠。
關于殯葬這一社會風俗，先生感慨：“然公墓究仍不免占地，深葬費人力過多，似仍不如火葬之為得。不過風俗是守舊的，斷非一時所能改變罷了?！保?/span>204頁）這已經(jīng)完全象是一個現(xiàn)代環(huán)保主義者發(fā)出的聲音了，先生對不合理的傳統(tǒng)風俗是立場鮮明的。
關于公眾言論，先生說：“而始皇、李斯不知‘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誤以為庶人不議，則天下有道。至少庶人不議，天下才可以走上有道的路。這就和時勢相反了?！保?/span>215頁）先生的意思很明顯：一個開明的社會，需要言論自由。唯允如此，才能“走上有道的路”。至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只會適得其反。先生進而舉例說：“秦朝的滅亡，固非儒生所為，然人心之不平，實為其最大原因之一，而儒生亦是其中的一部分?！?/span>
關于學術(shù)和教育的作用，先生的認知是清醒的：“生活是最大的教育。除少數(shù)學者外，讀書對于其人格的關系，是很少的。即使全國的人，都能讀相當?shù)臅?，亦未必其人的見解，就會有多大改變。”?/span>232頁）學以致用才是社會進步之源，中國幾千年的傳統(tǒng)文化，更注重在人文修養(yǎng)方面著書授教，而疏于科技、工藝、數(shù)術(shù)等實用學問的研究。諸子百家，“雖亦有其高遠的哲學，然其所想解決的，都是人事問題?！保?/span>240頁）諸子百家之后，儒家獨占文化鰲頭，“而于此種學問，所研究的，究屬宇宙間何種現(xiàn)象？研究之究有何益？以及究應如何研究？一概無所聞見。學術(shù)走入此路，自然只成為有閑階級，消耗日力精力之資，等于消閑遣興，于國家民族的前途，了無關系了?！保?/span>242頁）雖然儒學一直強調(diào)經(jīng)世致用，但試問即便窮經(jīng)皓首，又能給社會發(fā)展帶來多大的助力？我們能肯定的，也只能是其宗旨和大綱：“學術(shù)思想，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此铺搼覠o薄，實則前進的方向全是受其指導。”（235頁）直到近代，清政府閉關鎖國，東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強行叩關，部分有識之士如李鴻章、張之洞、孫中山等，才逐漸意識到一個國家的實力，實唯科技工藝的發(fā)達為優(yōu)先，靠先賢哲學和儒家經(jīng)典是守不住國門的。于是才有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乃至“全盤西化”的說法和倡議。而所謂的“西學”和“西化”，我以為核心正是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shù)和先進生產(chǎn)工藝。
對盛行華夏兩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先生更進一步總結(jié)道：“儒家的理想，頗為高遠。《春秋》三世之義，據(jù)亂而作，進于升平，更進于太平，明是要將亂世逆挽到小康，再逆挽到大同。（238頁）……其盛行于世，而大有裨益于中國社會的，在個人修養(yǎng)部分?！寮抑O害于后世的，在于大同之義不傳，所得的多是小康之義。小康之世的社會組織，較后世為專制。”（239頁）先生指出：“宋儒治心的方法，是有很大價值的，而其治世的方法，則根本不可用。……宋儒根本是不適宜于做政治事業(yè)的?！螌W是不適宜于競爭的，而從第十一世紀以來，中國的文化，卻受其指導，那無怪其要迭招外侮了?！保?/span>370、371頁）作為一個儒學大師，先生可謂具有勇敢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精神了。
對文學的體裁之一散文，先生筆下不吝贊美：“散文的發(fā)達，大約在東周之世，至西漢而達于極點。散文發(fā)達了，我們的意思，才能夠盡量傾吐，因為到這時候，文字和語言，才真正一致。所以是文學的一個大進步?！保?/span>254頁）由此言可見先生對發(fā)展白話文的贊賞態(tài)度。
關于宗教迷信，先生這樣總結(jié)道：“遇事都訴之理性，這只是受過優(yōu)良教育的人，在一定的范圍中能夠。其余大多數(shù)人，和這一部分人出于一定范圍以外的行為，還是受習慣和傳統(tǒng)思想的支配的。此種習慣和傳統(tǒng)的思想，是沒有理由可以解說的，若要仔細追究起來，往往和我們別一方面的知識沖突，所以人們都置諸不問，而無條件加以承認，此即所謂迷信。給迷信以一種力量的則為宗教。（328頁）……從古以來，所謂神權(quán)政府，都是建立在大多數(shù)被麻醉的人信仰之上的，然教中的首領，其實并不迷信，試看其爭權(quán)奪利，一切都和非神權(quán)的政府無異可知。（401頁）”先生以寥寥數(shù)言，即揭穿了迷信和宗教的本質(zhì)，話語擲地有聲，足以給蕓蕓眾生以警醒。
先生以一個學者的羸弱之軀，在全書的末尾寫道：“我們現(xiàn)在所處的境界，誠極沉悶，卻不可無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豈有數(shù)萬萬的大族，數(shù)千年的大國、古國，而沒前途之理？”他更以英國大文豪拜倫的詩作結(jié)，猶如吹響戰(zhàn)斗的號角：“馬拉頓前??！山容縹緲。馬拉頓后啊！海門環(huán)繞。如此好河山，也應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軍墓門憑眺：難道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不信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427頁）
這是何其雄壯激昂的號角之音！這是何等振奮民族之心的吶喊！掩卷之際，余音繞梁，余味不絕，也讓我在熱血沸騰的當口，憑添幾多思緒：于己，我當何如？于國于民，我當何為？
先生永遠是我學習的榜樣！
謹以此文紀念先生。
公歷2019年1月22日
農(nóng)歷十二月十七（戊戌年乙丑月己未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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