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禮學文獻分類沿革考
杜以恒*
【內容提要】禮學文獻數(shù)量大、種類多、輻射廣，是中國禮樂文明的重要載體。禮學文獻的分類，不僅體現(xiàn)了目錄學家的學術水平，也是一個時代禮學風尚的縮影。本文先討論禮學文獻的定義，總結了經學內部層累式生成、經學外部制度化生成、學科滲透融合式生成這三種禮學文獻衍生方式，進而提出了禮學文獻的層次定義法。后以層次定義法為依據，遍考歷代重要書目，分析禮學文獻的分類沿革及其反映的學術興衰。本文認為，隨著禮學的發(fā)展，禮學文獻不斷增加，其分類的總體趨勢則是由簡單到復雜，由粗疏到精密。禮學文獻遍布四部，而其大端則在經部禮類、經部經解類、史部職官類、史部儀注類、史部目錄類、子部類書類。禮學文獻分類史，以《七略》為源頭，經歷漢代至唐代的緩慢發(fā)展，于《通志·藝文略》達到第一個高峰，復于《國史經籍志》達到第二個高峰，最終于《四庫全書總目》達到第三個高峰。這是禮學目錄演進的大勢。
【關鍵詞】 禮學文獻 《漢書·藝文志》 《通志·藝文略》 《國史經籍志》 《四庫全書總目》
中國古代禮學文獻數(shù)量龐大、種類繁多，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載體。對禮學文獻進行分類、編目，是禮學家、文獻學家的重要任務。禮學文獻分類的差異，往往可以折射出不同學者、不同時代的學術風格。對中國古代禮學文獻分類的討論，不僅是中國目錄學史研究的組成部分，也是中國禮學史研究的應有之義。
中國古代書目大體可以分公藏、私藏、史志、?？?、特種五個類型，其中公藏、私藏目錄往往受限于藏書種類、數(shù)量，不能全面體現(xiàn)禮學分類思想。?？?、特種目錄，則又范圍較小。史志目錄統(tǒng)攝四部，收錄文獻全面，而且大多帶有官方性質，反映一個時代的主流觀念，是我們研究的重點。當然，對于《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等產生年代早、著錄文獻多的重要公藏、私藏目錄，我們也一并納入考察范圍。
討論古代禮學文獻的分類，首先要明確禮學文獻的概念。由于禮、禮學的概念本就存在不同意見，禮學文獻的概念也眾說紛紜。下面，我們先從禮學文獻的界定談起。
一、禮學文獻的定義及分層
2013年，蘭甲云、陳戍國、鄒遠志三位先生聯(lián)名發(fā)表《古代禮學文獻的分類及其學術意義》[1]一文，提出了“古代禮學文獻”的定義：
古代禮學文獻是指古代所有與禮典、禮制、禮儀、禮教、禮治等相關的文獻及數(shù)據，其范圍包括晚清及其以前所有記載、研究、體現(xiàn)中國古代禮儀制度、禮教傳統(tǒng)、禮儀禮制實踐以及各階層的禮儀活動的文獻典籍，也即后人研究中國古代禮典禮儀制度、禮教、禮治所必須參考之文獻。
三位先生的探討具有開創(chuàng)性，其定義也十分全面。然而，這一定義雖然概括性強，但是沒有劃分禮學文獻的層次，沒有突出重點，略顯寬泛。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根據禮學文獻的生成規(guī)律，提出了層次化的禮學文獻定義。下面，我們從“禮”談起，追源溯流，探索禮學文獻的生成歷程。
1、“禮”
《說文·示部》：“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禮”就是祭祀神靈以求福佑之禮儀，其產生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狹義的禮，就是指以祭祀為核心的各項禮儀。后來，“禮”的含義不斷擴大，《大戴禮記·禮三本》云“禮上事天、下事地，宗祀先祖，而寵君師，是禮之三本也”[2]，禮事天地、禮事先祖、禮事君師是禮的三個根本方面。也就是說“禮”的范圍由處理人與神的關系擴大到處理人與神、人與鬼、人與人的關系。既然“禮”可以處理人與人的關系，那么似乎與修齊治平有關的一切都可以囊括在內了。這樣一來，連對“禮”下一個標準的定義都成了很困難的事。陰法魯、許樹安、劉玉才三位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化史》第四章《古禮總說》對廣義的“禮”有較為凝練的定義：
（禮）幾乎是一個囊括了國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一切典章制度及個人的倫理道德修養(yǎng)、行為規(guī)范和準則的龐大概念。[3]
簡而言之，禮有廣、狹二義，其內涵隨著學術的發(fā)展不斷變化。
2、“禮學”
“禮學”則與包羅萬象的“禮”有很大區(qū)別?！岸Y”是實踐，而“禮學”是經學的分支，是一門學問。雖然原始社會就有了祭祀，有了“禮”。但是學術意義上的“禮學”，則始于孔子。孔子之前，“禮”不過是官方的規(guī)定或是民間的“約定俗成”，并不能成為一門學問?？鬃印耙浴对姟贰稌贰抖Y》《樂》教，弟子蓋三千焉”[4]，至此“禮”才有了師承、有了經典，成為“禮學”，成為儒家經學的一部分。經學，就是解釋儒家經書的學問。禮學，就是解釋禮經的學問。所謂“禮學”即是“禮經學”，又稱“三禮之學”。中國古代禮學文獻的核心無疑是解釋《儀禮》《周禮》《禮記》這三部禮經的著述?？梢哉f，“三禮”是后世所有禮學文獻之總源。
3、禮經
孔子教授之《禮》，即《儀禮》，又稱《禮經》，是最早、最核心的禮學文獻，主要記載周代各種禮儀程序。戰(zhàn)國晚期[5]又出現(xiàn)了《周禮》一書，記載周代官制，源于史實，而又含有理想成分。自春秋至兩漢，禮學得到了極大發(fā)展，產生了很多旨在對《儀禮》進行解釋的“記”，《漢書·藝文志》（下簡稱《漢志》）著錄為“記百三十一篇”[6]，這些記大多單篇流傳，并未匯編。漢代戴德、戴圣從這些“古記”中加以采擇，分別編成《禮記》[7]?！洞蟠鞫Y記》收入85篇，《小戴禮記》收入49篇。
二戴《禮記》成于眾手，所收之記與《儀禮》的關系較為復雜。根據諸記與《儀禮》關系的遠近，可大致把二戴所收錄之記分為四類[8]：
（1）補禮經。即所謂“逸經”，是《儀禮》散失的篇目，如《投壺》《公冠》等。
（2）解禮經。這類記或解釋《儀禮》的儀式細則，或解讀《儀禮》諸篇的禮義，如《曲禮》《冠義》《昏義》等。
（3）闡述儒家思想。這類記側重講解儒家思想、理念，如《大學》《中庸》《儒行》。
（4）獨立文獻。有一些記，在編入二戴《禮記》之前就有較強的獨立性，如《夏小正》《月令》《五帝德》等，記載了月令、古史等專門知識。
這四類中，補禮經與解禮經的記與《儀禮》關系非常緊密，而儒家思想、獨立文獻諸篇則與《儀禮》“若即若離”。實際上，《大學》《月令》等篇目與禮學關系并不密切，編入《禮記》，是為了拓寬學禮者的知識面，以便更好地學習禮學。二戴《記》均編成于漢代，所收篇目遠遠超越了基本的解經需要，這與漢代“禮”這一概念的擴大緊密相關。
4、禮學文獻的生成方式與層級關系
《儀禮》《周禮》《禮記》《大戴禮記》是較早的禮學文獻，后世的禮學文獻也大多圍繞它們而生成。但是由于禮本身兼具較強的政治性與實踐性，禮學文獻也逐漸越過了“禮經學文獻”的藩籬，向其他學科輻射。從文獻生成的角度，我們把禮學文獻的生成路徑歸結為三：經學內部層累式生成、經學外部制度化生成、學科滲透融合式生成。以下我們分別探討這三種生成方式，并嘗試著按照重要性劃分每種方式所對應的文獻層級。
（1）經學內部層累式生成[9]。自《儀禮》《周禮》《禮記》產生以來，對三禮的訓解層出不窮，出現(xiàn)了大量解經之作。以《儀禮》為例，東漢鄭玄《儀禮注》解釋《儀禮》，唐賈公彥《儀禮疏》又解釋經與注，清胡培翚《儀禮正義》又復解釋《儀禮》經、注、疏，這是一個遞進地、層累地文獻生成過程。層累式生成的解經之作不一定專門針對某部經書，也可以針對“三禮”這個整體，如宋聶崇義《三禮圖》、清江永《禮書綱目》、清黃以周《禮書通故》。解經之作亦可針對“三禮”中提到的具體問題，如清胡匡衷《儀禮釋官》。解經之作還可以針對禮經的某一篇，如子夏《喪服傳》、東漢蔡邕《月令章句》。甚至于“三禮”之緯書，如《禮緯》《禮記默房》，本質上也是解經之作，《隋書·經籍志》（下簡稱《隋志》）云“緯書解經”[10]，且將讖緯類歸入經部，更是緯書當歸入解經之作的明證。需要指出的是，陳澔《禮記集說》等宋元人注并非層累式生成，這些經解力圖繞開注疏，直接解經，創(chuàng)建了“正經注疏系統(tǒng)”之外的“五經四書系統(tǒng)”[11]，其系統(tǒng)內部又重新開始了新的層累式生成。雖然這兩大系統(tǒng)產生時間有先有后，但均屬經學內部層累式生成。這一方式生成的文獻由“三禮”派生，偏重學術，大體屬“禮經學”范疇，居于禮學文獻第一層級，是禮學文獻體系的核心，最為重要，我們稱之為“核心禮學文獻”。
（2）經學外部制度化生成。這一生成方式越過了禮學的經學屬性，與禮的實用性息息相關?！秲x禮》《周禮》都是“一代之禮”，分別反映了周代的禮儀、職官制度。由于不能適應時代的變化，周禮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就“禮崩樂壞”了。每個朝代都需要一套禮儀制度來劃分社會等級、穩(wěn)定社會秩序，即《隋志》所謂“事在變通，或一時之制，非長久之道”[12]者。易代之際，往往都伴隨著舊禮之崩與新禮之立。新禮的重心往往是禮儀、職官兩大方面，前者由《儀禮》派生，后者由《周禮》派生。如唐代《大唐開元禮》《唐六典》，就分別淵源自《儀禮》《周禮》。我們把歷代記載禮儀程序、職官制度的文獻也視為禮學文獻的組成部分。這些文獻大多帶有較強的制度性、實用性，但其重要性自然不可與“三禮”及其經解相比，故而將經學外部制度化生成的文獻置于第二層級，稱作“重點禮學文獻”。
經學內部的解經著作與經學外部的禮儀、職官文獻是相對獨立，而又互相影響的。經學本身就是官學，很容易對禮儀、職官制度的制定施加影響。反之，禮儀、職官文獻又可以成為訓解禮經的鮮活材料，對經解產生時代性影響。
需要說明的是，前揭《禮記》中之“獨立文獻”所衍生之文獻，我們并不認為它們是禮學文獻。比如說，《夏小正》《月令》講天文歷法，《五帝德》《帝系姓》講古史，但我們不能認為后代的時令、古史著作都是禮學文獻。“二戴”將這些獨立文獻收入《禮記》的目的，不過是為習禮者提供參考。當然，直接收入《禮記》的《夏小正》《月令》等獨立文獻及其注釋[13]，自然屬于禮學文獻。但是這些獨立文獻所衍生的與禮學并無直接關聯(lián)的?？莆墨I[14]，則不屬于禮學文獻的范疇。
（3）學科滲透融合式生成。中國文化向來以“禮樂”著稱，禮學的影響遍及四部，滲透到古代文獻的方方面面，并與各學科融合，生成了很多含有禮學成分但并不以禮學為主體的文獻，我們把這種由學科滲透、融合生成的文獻稱之為“交叉禮學文獻”，這類文獻的重要性遠遠低于核心禮學文獻與重點禮學文獻，故而我們把交叉文獻置于禮學文獻的第三層級。
“交叉文獻”存量極大，極難理清。比如說，二十四史及其衍生出的注釋、再注釋之作基本均含有禮學元素。子部諸家討論問題時，也經常涉及禮學。集部總集及眾多別集中，涉及禮學者更是不可計數(shù)。為了避免這種“四部皆禮”的泛化問題，交叉文獻內部又需要按照禮學元素所占比重劃分層次，也就是挑出較為重要的部分。這一劃分已經不是簡單的文獻生成分析，而是一種價值判斷，完全是可以反復探討的。
以下結合筆者粗淺的認識，列舉五種較為重要的交叉禮學文獻：
群經總義類文獻。此類文獻總論群經，涉及三禮，如清人皮錫瑞名著《經學歷史》《經學通論》，是治禮者必讀之入門書。然而皮氏二書遍論群經，并非專主禮學，屬于交叉禮學文獻。
政書。多以會典的形式存在，如唐杜佑名著《通典》，雖然是一部政書，但屬于交叉禮學文獻中較為重要的典籍。全書二百卷中，卷十九至卷四十為“職官”，卷四十一至卷一百四十為“禮”，二者合計一百二十二卷，皆與禮學關系緊密?！锻ǖ洹分械亩Y學元素占比高達六成以上，歷來受到禮學家高度重視。
正史。歷代正史之中多有禮樂志、職官志，這些史志是禮學研究極為重要的資料。就單志來說，它們無疑屬于重點禮學文獻。但是以正史這一整體論，則屬于交叉禮學文獻。
書目。古代書目對于研究禮學文獻存藏與禮學學術源流具有重要作用，但群書目錄并非專記禮書，故而屬于交叉禮學文獻。
類書。不少類書中保存了大量珍貴的禮學資料。如《宋中興禮書》，即是從《永樂大典》中輯出。類書雖然重要，但包羅萬象，不專錄禮學一門，故屬交叉禮學文獻。
上所舉五類，皆屬交叉禮學文獻中較為重要的文獻，我們稱為“重要交叉禮學文獻”。在下文的討論中，我們將重點對這幾類交叉禮學文獻進行探討。至于一般交叉禮學文獻，則暫不納入考察范圍。
《中庸》《大學》文獻較為特殊，需要特別說明?！八臅敝械摹吨杏埂贰洞髮W》乃《禮記》之兩篇，對這兩篇禮記的注解最早見于《漢書·藝文志》，《漢志·六藝略》禮類著錄有《中庸說》一部。從文獻生成的角度來說，《中庸》《大學》是禮經的組成部分，對這兩篇的訓解自然屬于經學內部層累式生成的文獻，屬于核心禮學文獻。然而，兩宋以來“四書之學”興起，宋元明清產生了大量研究《中庸》《大學》的著作，大多是從理學的角度出發(fā)，與禮學的關系已經微乎其微了。簡而言之，宋以前的《中庸》《大學》著作屬于禮學；宋以后的則大多屬于理學。然而，即便是以理學為第一性的《中庸》《大學》文獻，我們仍然認為它們具有一定的禮學屬性，元代所修《宋史·藝文志》、清初所修《千頃堂書目》仍然把專論《中庸》《大學》的著作收入經部禮類，便是明證。故而下文在討論歷代禮學文獻分類沿革之時，我們把四書類文獻也納入到考察范圍內，以求更好地揭示禮學與理學的聯(lián)系及其分化過程。
以上，我們從禮的源頭談起，梳理了禮學文獻的三種生成方式及其對應的文獻層級。為了方便理解，我們把禮學文獻生成過程與內外層次圖示如下：
圖1：禮學文獻的生成
圖2：禮學文獻層級示意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試著總結出一個層次化的禮學文獻定義：
禮學文獻是“三禮”本身及其衍生文獻的總和。按照文獻生成方式和重要程度，可以將“三禮”及其經解劃分為核心禮學文獻，將歷代禮制書、官制書劃分為重點禮學文獻，將含有禮學元素的其他類別文獻劃分為交叉禮學文獻。
這一定義突顯了禮學的經學屬性，同時把經學外部的禮學文獻包括在內，有較好的延展性，有利于體現(xiàn)禮學文獻的層次性，還可以有效地克服“禮學文獻”這一概念的泛化傾向?；谶@樣的認識，我們認為古代禮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應當側重核心，由源及流，由內及外，循序漸進。下文討論歷代目錄對禮學文獻的劃分時，我們也以這種層次化定義為理論依據。
當然，這一定義只是總體而論，具體到個案仍會出現(xiàn)不少特例，尤其是禮學文獻的重要性不一定總與文獻生成規(guī)律保持一致。如杜佑《通典》屬于重要交叉禮學文獻，是禮學文獻體系的外圍。但《通典》是禮學要籍，含有禮學元素的數(shù)量和質量比很多專門記載禮儀、職官的文獻還要多，《通典》無疑更為重要。面對浩如煙海的禮學文獻，我們在總體把握之余，還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二、《漢書·藝文志》之分類
今可考最早之禮學文獻分類見于《漢志》。漢成帝時，劉向等人受命校理皇家藏書。劉向卒后，漢哀帝命劉歆承其父業(yè)。劉歆在其父所撰《別錄》基礎上，編成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分類的綜合目錄——《七略》，分“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shù)略”“方技略”七大類。大類下又分三十八小類，各書均附有提要。班固《漢志》在《七略》基礎上修成，但是將“輯略”散入各類，刪去各書提要（部分書目保存了片言只句），對部類進行了“出”“入”“省”等細微調整。后來《七略》失傳，我們只能借由《漢志》窺見《七略》之大概。
禮學文獻在《漢志》中主要分布于“六藝略”禮類，其余分布于“六藝略”論語類、孝經類。
“六藝略”禮類收書14部，[15]前后排列謹嚴，我們將禮類書按排列順序再分為七類：
1、禮經：“《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16]。
2、禮記：“《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王史氏》《曲臺后倉》。
3、禮記解說：《中庸說》《明堂陰陽說》。
4、《周禮》經傳：《周官經》《周官傳》。
5、軍禮：《軍禮司馬法》。
6、封禪文獻：《古封禪群祀》《封禪議對》《漢封禪群祀》。
7、禮議：《議奏》。
劉歆先列《禮經》，再列解釋《禮經》之記，復列對禮記的解說，完全符合《儀禮》文獻層累式生成規(guī)律。《儀禮》之后，再列《周官經》以及釋經之傳，亦符合《周禮》文獻生成規(guī)律。前四類錄三禮經傳，屬于核心禮學文獻。第五類乃班固所加《軍禮司馬法》?！端抉R法》為兵書，并非核心禮學文獻，焦竑《國史經籍志·糾謬》曰“《司馬法》入禮，非，改兵家”[17]。然而，五禮中軍禮早已亡佚，《司馬法》中尚存部分周代軍禮，入禮類未嘗不可。[18]再次為封禪文獻及禮議。封禪文獻是禮制文獻，并非經學內部生成的核心禮學文獻。禮議，即“石渠奏議”，所論不止三禮，《漢志》六藝略尚書類、禮類、論語類都著錄有《（石渠）議奏》，可見石渠之論兼及眾經，當屬群經總義文獻，為重要交叉禮學文獻。
“六藝略”《論語》類末尾著錄有“《孔子三朝》七篇”[19]。顏師古注：“今《大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大戴禮》所載《孔子三朝記》實際上是一組文獻，共七篇。宋代王應麟考證《孔子三朝記》實際就是《大戴禮記》中的《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閑》七篇，[20]記載了孔子自衛(wèi)反魯之后與魯哀公討論治國之道的數(shù)次對話，于禮多有涉及。漢代《孔子三朝記》雖然被戴德收入《大戴禮記》，但同時仍舊單行。由于《三朝記》七篇帶有孔子語錄的性質，故而也被劉歆收入《論語》類。
“六藝略”《孝經》類末尾著錄有“《五經雜議》十八篇”，顏師古注：“石渠論?！盵21]王先謙《漢書補注》云：“此經總論也?！盵22]《五經雜議》當為“石渠奏議”中雜論五經的內容，屬于群經總義類文獻，在禮學文獻層級中屬于重要交叉禮學文獻。至于《五經雜議》緣何附于《孝經》類之后，余嘉錫先生有很好的解釋：“特當時總解群經之書尚少，故姑附之于此耳?！盵23]
總的來說，《漢志》是禮學文獻分類的發(fā)端，但其分類系統(tǒng)性不夠強，尚顯質樸。
從《漢志》分類，我們還可以得到一些學術史上的啟發(fā)：
1、從三禮文獻著錄數(shù)量上看，西漢《儀禮》學興盛，《周禮》學稍次，禮記大多單篇別行，完全作為《儀禮》學之附庸，并沒有形成專門之學。
2、十四部書中，封禪文獻獨占其三，側面印證了西漢武帝以來對封禪禮之推崇。
3、《漢志》六藝略《易》《尚書》《詩經》《禮》《春秋》《論語》《孝經》類所錄文獻數(shù)量相差不大，唯有《春秋》略多，足見西漢之時各經發(fā)展較為均衡。
三、漢唐間書目之分類
漢唐之間產生了一大批圖書分類目錄，可惜大多亡佚，只能藉助《廣弘明集》所載《七錄序》及《隋書·經籍志》等文獻窺其一斑。現(xiàn)今所知最早的魏晉南北朝書目是魏秘書郎所作《中經》，其詳細情況已不可考。西晉秘書監(jiān)荀勖在《中經》基礎上又作《新簿》，后人稱為《中經簿》或《中經新簿》，分甲、乙、丙、丁四部。關于各部內容，《隋書·經籍志》有簡略記載：“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shù)；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盵24]從《隋志》記載來看，《中經新簿》所分甲、乙、丙、丁四部，大體對應經、子、史、集四部，禮學文獻當列于甲部之中，具體情況則不得而知。
東晉之初，著作郎李充作《晉元帝四部書目》，仍沿用《中經新簿》分類之法，只是將乙部、丙部調換了順序，[25]禮學文獻仍當居于甲部。東晉義熙四年（408），又出現(xiàn)了一部《秘閣四部目錄》。南朝宋元嘉八年（431）秘書監(jiān)謝靈運編《四部目錄》。元徽元年（473）秘書丞王儉又作《秘閣四部書目錄》。這些官修書目皆分四部，蓋與《中經新簿》《晉元帝四部書目》一脈相承，禮學文獻皆當置于甲部。
元徽元年（473），王儉于《秘閣四部書目錄》之外又作《七志》，《隋志》載有其綱目：“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26]《七志》是在《七略》的基礎上改進而來，從《七志》的類目來看，禮學文獻當置于《經典志》之中，具體如何，已無從得知。
齊永明元年（483），秘書丞王亮、秘書監(jiān)謝朏作《秘閣四部目錄》，仍祖四部分類法。梁天監(jiān)四年[27]（505），秘書監(jiān)任昉、殷鈞作《文德殿書目》，在四部之外將術數(shù)之書另立一部，總體框架仍與四分法相似。齊、梁官修書目，雖有四部、五部之別，但禮學文獻應與兩晉、劉宋時官修書目一致，置于甲部。
梁普通年間（520-526），阮孝緒綜括宋、齊以來諸家書目，作《七錄》?！镀咪洝芬呀浲鲐?，但唐人釋道宣輯《廣弘明集》中保留了《七錄序》以及《七錄目錄》?！镀咪洝贩謭D書為七，《隋志》云：“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shù)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泵夸浿?，又復分部。《經典錄》分《易》《尚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九部，與劉歆《七略》“六藝略”完全一致。其余各錄則與《七略》都有或多或少的差異。從《七錄》各部類名稱，我們認為禮學文獻中經學內部生成的文獻主要集中于《經典錄》禮部，經學外部生成的禮制文獻集中于《記傳錄》儀典部，經學外部生成的官制文獻集中于《記傳錄》職官部。考慮到《七略》中《孔子三朝記》歸入“六藝略”《論語》類，我們認為《七錄》中《經典錄》《論語》部、《子兵錄》儒部也很有可能包含少量禮學文獻?！镀咪洝贩诸愔氝h超前賢時彥，對后代分類目錄產生了深遠影響，姚明達云“《七錄》在分類史中所占之地位實為一承前啟后之關鍵”[28]，這一論斷十分中肯。
《七錄》之后，陳、隋二朝又有《陳天嘉六年壽安殿四部目錄》《陳德教殿四部目錄》《開皇四年四部目錄》《開皇八年四部書目錄》《隋大業(yè)正御書目錄》等官修目錄見于著錄[29]，皆當沿用四部分類法。
魏晉南北朝及隋代之官修書目大多采用四分法，如《中經新簿》《晉元帝四部書目》。禮學文獻在官修書目中基本集中于相當于經部的甲部。私修書目《七志》《七錄》在《七略》基礎上進行改進，采用七分法。禮學文獻在《七志》《七錄》中主要分布在相當于“六藝略”的《經典志》《經典錄》中。而《七錄》中《記傳錄》內明確分出了儀典部、職官部，證明由經學外部制度化生成的禮學文獻已經初具規(guī)模。《七錄》中《子兵錄》儒部也很有可能包含少量禮記性質的禮學文獻。禮學文獻在《七錄》中已經呈現(xiàn)出廣泛分布于經、史、子三部的跡象，比《七略》分布更為復雜，這一分布也勾勒出了禮學文獻在后世書目中分布的基本框架。惜六朝及隋代書目十不存一，難窺全貌。
四、《隋書·經籍志》之分類
《隋志》本屬于唐顯慶元年（656）修成之《五代史志》的一部分，后隨《五代史志》一并附入《隋書》?！端逯尽贰斑h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挹其風流體制，削其浮雜鄙俚，離其疏遠，合其近密，約文緒義”[30]，盡取前代書目之長?！端逯尽反_定了四部分類法的正統(tǒng)地位，反映了兩晉南北朝至隋的圖書著錄情況，是《漢志》之后、《四庫全書總目》之前最重要的書目。
《隋志》所載禮學文獻數(shù)量多、分布廣，較為復雜，主要分布于經部禮類、經部論語類、經部讖緯類、史部職官類、史部儀注類、史部簿錄類、子部雜家類。
經學內部層累式生成的禮學文獻主要分布于《隋志》經部禮類。禮類共著錄文獻136部[31]，文獻排列順序為：《周禮》文獻、《儀禮》文獻、《禮記》文獻、三禮總義文獻。
經部論語類含有大量群經總義類的交叉禮學文獻，如《白虎通》《五經大義》《七經論》《六藝論》，共29部，均為重要交叉禮學文獻。除此之外，《論語》類末附三部《謚法》、一部《江都集禮》，均屬于經學外部制度化生成的禮制文獻，是重點禮學文獻，按理當入史部儀注類。焦竑云“《謚法》三種入論語，非，附儀注；《江都集禮》入論語，非，改儀注”[32]，甚是。謚法類文獻與《江都集禮》在《隋志》以下諸目中所處部類屢有更革，下文我們會持續(xù)討論。
經部讖緯類列有《禮緯》《禮記默房》兩部禮學緯書，屬于解經之作，為經學內部層累式生成文獻，是核心禮學文獻。
經部小學類列有《一字石經儀禮》一部，可視為《儀禮》一書的不同版本，亦為核心禮學文獻。
史部職官類列有《漢官解詁》《漢官注》《漢官儀》等27部職官文獻，屬于經學外部制度化生成的禮學文獻，是重點禮學文獻。
史部儀注類列有《漢舊儀》《晉新定儀注》等59部禮制文獻，屬于經學外部制度化生成的禮學文獻，是重點禮學文獻。
史部出現(xiàn)了專門著錄歷代目錄的類別——簿錄類，其中所載《七略》《七志》等群書目錄均含有禮學文獻著錄信息，屬于重要交叉禮學文獻。《隋志》簿錄類著錄有《雜儀注目錄》，是禮制文獻的?？颇夸?，屬于重點禮學文獻。
子部雜家類列有《皇覽》《帝王集要》等類書，屬于重要交叉禮學文獻。
從《隋志》禮學文獻分布，我們可以得出一些認識：
1、六朝禮學興盛，遠超其他經典之學。《漢志》“六藝略”各經著錄文獻數(shù)量較為平均，《隋志》經部各經之類則有較大差異。《隋志》易類69部，書類32部，詩類39部，禮類136部，樂類42部，春秋類97部，孝經類18部，論語類73部。諸經之中，禮類文獻著錄量獨多，可見六朝禮學之盛。六朝時門閥士族興起，世家大族需要禮來維系內部秩序，故而禮學大興。清人認為“五經正義”中《禮記正義》水平最高，這可能與六朝禮學的興盛密切相關。
2、《周禮》《禮記》地位大幅提升。《漢志》禮類《儀禮》文獻在前，《禮記》文獻作為《儀禮》附屬緊隨其后，《周禮》文獻則在《禮記》之后，作為《儀禮》的附屬?！端逯尽穭t《周禮》文獻在前，《儀禮》次之?！抖Y記》自成一體，且有相當規(guī)模，置于《儀禮》之后。這樣的變化，說明六朝時期《周禮》《禮記》的禮學地位有所提高，而《儀禮》的地位則相對下降。禮是鄭學，東漢鄭玄注三禮時尤重《周禮》。六朝時期，《周禮》又多次作為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參考[33]。學術、政治之變，共同推動《周禮》地位迅速上升。自《隋志》之后，《周禮》《儀禮》《禮記》的排列順序基本固定。
3、禮類文獻中，《喪服》類文獻所占比重極大?！秵史肥恰秲x禮》中相對獨立的一篇，圍繞《喪服》逐漸形成了從屬《儀禮》學而又相對獨立的《喪服》學?！端逯尽匪d《儀禮》文獻54部，其中50部為專門的《喪服》學文獻。僅《喪服》學文獻就在整個禮類占比三分之一以上，可見六朝《喪服》之學崛起并成為顯學。
4、禮類文獻中開始出現(xiàn)大量三禮總論類文獻，如《禮論》《三禮義宗》《三禮圖》等。這說明六朝之時三禮開始互通，禮學發(fā)展到更深的層次。
5、禮經通行本由“白文本”向“經注本”演變。以《周禮》為例，《漢志》著錄“《周官經》六篇”，《隋志》則不著錄白文本，只著錄有五部經注本《周官禮》，皆為十二卷，分別為馬融注、鄭玄注、王肅注、伊說注、干寶注。《隋志》所錄《儀禮》《禮記》亦只錄經注本，與《周禮》同?？梢娏瘯r期，三禮的文本形態(tài)已經完成了由白文本向經注本的演變。
五、《舊唐書·經籍志》之分類
唐開元九年（721），殷踐猷等修成《群書四部錄》二百卷，由元行沖奏上。此后毋煚據《四部錄》精簡為《古今書錄》四十卷?！豆沤駮洝贩从沉颂瞥r期的藏書情況。《舊唐書》由后晉劉昫等于開運二年（945）修成?！杜f唐書·經籍志》（下簡稱《舊唐志》）以《古今書錄》為基礎編成，除刪去原有小序、提要外，基本保留了《書錄》的原始面貌。
禮學文獻在《舊唐志》中主要分布于經部禮類、經部讖緯類、經部經解類、經部小學類、史部職官類、史部儀注類、史部雜四部書目類、子部類事類。
《舊唐志》經部禮類著錄103部[34]禮學文獻。其文獻排列順序為《周禮》《儀禮》《禮記》、三禮總義。與《隋志》一致。禮類收錄喪服學文獻23部。禮類所收文獻絕大多數(shù)屬于經學內部層累式生成文獻，只有類末所附《江都集禮》《大唐新禮》《紫宸禮要》三部書屬于一代之禮，乃經學外部制度化生成文獻，當歸入史部儀注類?！端逯尽穼ⅰ督技Y》收入論語類，《舊唐志》則收入禮類，有所改進，但仍不準確。
經部讖緯類著錄有《禮緯》一部，屬于核心禮學文獻。
經部經解類是《舊唐志》新設之類?！端逯尽穼⑷航浛偭x類文獻收入經部論語類，《舊唐志》則將群經總義類文獻收入新設之經部經解類，共著錄26部書，是一大進步。經解類書皆屬于重要交叉禮學文獻。自《舊唐志》以后，書目中之經部論語類便專錄《論語》文獻，群經總義文獻獲得了相對獨立的地位?！端逯尽肥杖搿吨u法》三部，置于經部論語類，于理不合?！杜f唐志》收入《謚法》兩部、《謚例》一部，置于經部經解類，有所改進。但《謚法》既非《論語》附庸，亦非解經之作，而是經學外部制度化生成的禮制文獻，當歸入史部儀注類。
經部小學類著錄《今字石經儀禮》，屬于《儀禮》不同版本，為核心理學文獻。《舊唐志》這一處理方式與《隋志》相同。
史部職官類著錄21部文獻，儀注類著錄80部文獻，均屬于經學外部制度化生成文獻，與《隋志》分類方式一致。
史部雜四部書目類著錄書目18部，有群書目錄，為交叉禮學文獻。亦有?？颇夸洠纭妒纺俊贰斗〞夸洝?，但并無禮學?？颇夸洝！杜f唐志》之下史部基本均設有目錄類，其中群書目錄為重要交叉禮學文獻。
子部新設類事類，錄有21部類書。《皇覽》等書《隋志》歸于子部雜家，《舊唐志》則悉歸類事類。此類著錄類書多為重要交叉禮學文獻。
子部雜藝術類收有《投壺經》一部?！洞蟠鞫Y記》《小戴禮記》都有《投壺》篇，是《儀禮》逸經。但后代之投壺，已經由禮儀程序變?yōu)閵蕵贩绞剑识笕怂魍秹仡愇墨I已經不屬于禮學范疇，此《投壺經》亦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禮學文獻?！杜f唐志》之后，《崇文總目》藝術類、《新唐志》雜藝術類亦收入《投壺經》《射經》等，均不屬于禮學文獻，下文不再一一贅述。
從學術史的角度看，我們應當注意到，比起《隋志》，《舊唐志》禮類中《喪服》學文獻所占比重有一定下滑，證明《喪服》學在唐朝有所降溫。
六、《崇文總目》之分類
宋景佑元年（1034），仁宗命張觀等仿《開元四部錄》編纂館閣書目[35]。慶歷元年（1041）書目修成，由王堯臣、歐陽修等奏上，賜名《崇文總目》，今只有簡目傳世。[36]《崇文總目》之分類大體承襲《舊唐志》，略有調整。
禮學文獻在《崇文總目》中主要分布于經部禮類、經部論語類、史部職官類、史部儀注類、史部目錄類、子部類書類。
經部禮類著錄文獻33部，其內部排列順序不若前代書目整飭，先列三禮經，再列三禮唐疏。之后則將三禮總義與其他經解雜陳之。禮類混入了13部經學外部制度化生成文獻：《江都集禮》《開元禮京兆義羅》《開元禮類釋文》《開元禮》《開元禮義鑒》《開元禮旨問》《開寶通禮》《開寶通禮義纂》《春秋謚法》《周公謚法》《謚例》《謚法》《續(xù)古今謚法》。這些文獻皆屬于重點禮學文獻之禮制書，當歸入史部儀注類。除此13部外，皆為經學內部層累式生成文獻，其中有《喪服》著作3部，可見喪服學尚承全盛余緒。
經部論語類著錄文獻13部。《崇文總目》不設經解類，群經總義類文獻歸入論語類，這一分類實際上倒退至《隋志》的水平。論語類13部文獻中，有《白虎通德論》《五經鉤沉》《刊謬正俗》《六說》《經史通釋》《授經圖》《九經余義》7部群經總義類文獻，屬于重要交叉禮學文獻。
《崇文總目》收錄緯書極少，僅著錄有《周易》緯書三部，見于經部易類。經部不再專設讖緯類?！冻缥目偰俊分蟮墓?、私藏目錄基本不再設讖緯類，反映了讖緯文獻存量的迅速降低。下文對于不設讖緯類且經部禮類并無緯書的書目，不再一一說明。
史部職官類收入《漢官儀》《唐六典》等34部職官文獻。史部儀注類收入《諸州縣祭社稷儀》《漢舊儀》等29部[37]禮制文獻。兩類皆屬于經學外部制度化生成之重點禮學文獻。
《崇文總目》將《舊唐志》子部類事類改名作類書類，不僅收入《北堂書鈔》等類書，亦收政書，如《通典》《續(xù)通典》《唐會要》等。本類所收類書、政書皆為交叉禮學文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崇文總目》的禮學文獻分類，我們能得出一些學術史認識：
1、在經部禮類所收33部文獻中，《喪服》僅有3部，這樣的比重較《隋志》《舊唐志》下滑明顯。這說明六朝以來迅速興起的《喪服》學，在唐代開始降溫，而在北宋時已迅速衰落。
2、《崇文總目》所收緯書絕少，且不設讖緯類，說明隋唐以來朝廷持續(xù)查禁讖緯之書效果明顯。在政治干預下，讖緯之學迅速凋零，禮緯自然也隨之消逝。
七、《新唐書·藝文志》之分類
《新唐書》自宋慶歷四年（1044）開始纂修，經宋祁、歐陽修等人十七年努力，修成于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38]《新唐書·藝文志》（下簡稱《新唐志》）最大的突破是增加了大量開元之后唐人著作，彌補了《舊唐志》不能反映當朝著述的弊端。
禮學文獻在《新唐志》中主要分布于經部禮類、經部讖緯類、經部經解類、經部小學類、史部職官類、史部儀注類、子部類書類。
《新唐志》經部禮類著錄有119部[39]書，均為經學內部層累式生成的禮學核心文獻。諸書排列以成書先后為序，與《七略》至《舊唐志》的類聚之法不同，起自《大戴德禮記》，終于《張頻禮粹》。這樣排列雖然有利于“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但對于禮類內部的分類思想是一個破壞，總的來說弊大于利。
《崇文總目》無讖緯類，《新唐志》則據以《古今書錄》為基礎的《舊唐志》又設經部讖緯類?！缎绿浦尽纷従曨愔浻兴尉ⅰ抖Y緯》一部，屬于核心禮學文獻。
經部經解類共收36部書，其中35部為群經總義文獻，屬于交叉禮學文獻。唯有《謚法》一部屬于重點禮學文獻?！缎绿浦尽穼⒅u法文獻歸入經解類，與《舊唐志》一脈相承。
經部小學類著錄《今字石經儀禮》，為核心理學文獻，與《隋志》《舊唐志》同。
史部職官類收錄職官文獻65部，儀注類收錄禮制文獻151部，均屬于經學外部制度化生成文獻，為重點禮學文獻。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禮制文獻的《江都集禮》，《隋志》誤入經部論語類，《舊唐志》《崇文總目》誤入經部禮類，而《新唐志》則正確歸入史部儀注類，值得稱道。
《新唐志》繼承《崇文總目》，于子部繼續(xù)設類書類，多收大類書、政典、會要等文獻，雖然從層級上屬于交叉文獻，但有較高禮學價值，如《藝文類聚》《北堂書鈔》《三教珠英》《初學記》《政典》《通典》《會要》等。
八、南宋私藏書目之分類
南宋紹興二十一年（1151），晁公武編成《郡齋讀書志》[40]（下簡稱《郡志》），是為古代流傳下來的第一部私藏目錄，其體例主要仿照《崇文總目》。
禮學文獻在《郡志》中主要分布于經部禮類、經部經解類、史部職官類、史部儀注類、史部目錄類、子部類家類。
經部禮類著錄文獻19部，內部排列并無一貫之法，時而依《周禮》《儀禮》《禮記》，時而依著者時代先后。除當歸入史部儀注類的三部《謚法》文獻，禮類所收均為核心禮學文獻。需要注意的是，《中庸》文獻著錄數(shù)量開始增加?！杜f唐志》《新唐志》經部禮類皆著錄有戴颙《中庸傳》一部，除此之外則無專論《中庸》之作。而《郡志》中著錄有四部北宋人所作《中庸》解：程顥《明道中庸解》、晁說之《中庸篇》、游酢《游氏中庸解》、楊時《楊中立中庸解》，由此可見，《中庸》之學受到程頤及其門人的重視，于北宋之時開始興起。
經部經解類著錄《白虎通德論》《七經小傳》等群經總義類文獻8部，皆為重要交叉禮學文獻。
史部職官類收錄職官文獻13部，儀注類收錄禮制文獻6部，均屬于經學外部制度化生成文獻，為重點禮學文獻。
史部目錄類錄群書目錄，子部類書類錄類書、政書，皆為重要交叉禮學文獻。
南宋初尤袤編有私藏目錄《遂初堂書目》（下簡稱《遂目》）。
禮學文獻在《遂目》中主要分布于經部經總類、經部禮類、史部職官類、史部儀注類、史部目錄類、子部儒家類、子部類書類。
《遂目》于經部之首新設經總類，著錄合刻諸經以及各經版本。涉及三禮之版本有舊監(jiān)本《禮記》《儀禮》，屬于核心禮學文獻。合刻經書如《成都石刻九經》者，作為整體屬于重要交叉禮學文獻。經總類還著錄有一部《六經圖》，屬于群經總義類經解，亦為重要交叉禮學文獻。
經部禮類著錄59部文獻，其內部排列無一定順序，大部分屬于核心禮學文獻。其中亦收入不少禮制文獻，如《江都集禮》《唐開元禮》《開寶通禮》等，當歸于史部儀注類，屬于重點禮學文獻。《遂目》著錄有《十先生中庸解》等六部《中庸》文獻，另有兩部合解《中庸》《大學》之書《玉泉中庸大學》《四先生中庸大學解》，可見兩宋之際《中庸》之學升溫，而《大學》地位也有所提高。
史部職官類著錄72部職官文獻，儀注類著錄45部禮制文獻，均屬于重點禮學文獻。其中，儀注類著錄有謚法文獻3部。謚法文獻屬于經學外部制度化生成的禮制文獻，理應歸入史部儀注類。然而，《遂目》是《隋志》之后、《國史經籍志》之前唯一對謚法文獻進行正確分類的書目。從這一點來看，《遂目》自有其獨到之處。
子部農家類著錄有《夏小正》一部，乃《大戴禮記》一篇，為核心禮學文獻。
史部目錄類錄群書目錄，子部類書類錄類書、政書，皆為重要交叉禮學文獻。
《遂目》不設經部經解類，《白虎通》《七經小傳》等群經總義類文獻入子部儒家類，此舉混淆經、子，是《遂目》的一大失誤。
《直齋書錄解題》（下簡稱《解題》）是南宋陳振孫編纂的私藏目錄，已亡佚，今有《四庫全書》據《永樂大典》等輯佚本。[41]《解題》之分類基本因襲《舊唐志》《崇文總目》《新唐志》，而略有更革。
禮學文獻在《解題》中主要分布于經部禮類、經部經解類、史部典故類、史部職官類、史部禮注類、史部時令類、史部目錄類、子部類書類。
經部禮類著錄文獻43部，嚴格按照《儀禮》《周禮》《禮記》、三禮總義的先后順序排列，較《郡志》《遂目》排列嚴整。置《儀禮》于前，而非置《周禮》于前，體現(xiàn)了對“三禮”重要性的正確認識。當然，這樣的排序也有可能是四庫館臣所為。禮類所收，并無《謚法》等類雜入，皆為經學內部層累式生成之核心禮學文獻。禮類著錄有朱熹《大學章句》《中庸章句》等7部《大學》《中庸》文獻，可見經過朱子的推動，《大》《中》之學進一步發(fā)展。
經部經解類照例著錄文獻21部，主體為群經總義類文獻，屬于交叉禮學文獻。經解類收入謚法類文獻4部，屬重點禮學文獻?！督忸}》對謚法類文獻的歸類，與《舊唐志》《新唐志》相同。經解類另收有《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二書在《崇文總目》《新唐志》中歸于經部小學類。《解題》如此劃分，雖然突顯了二書的重要性，但從性質上似乎仍以歸入小學類為佳。
《唐會要》等政書，屬于交叉禮學文獻的重要部分，《解題》不歸入子部類書類，而歸于獨有之史部典故類。這一劃分十分正確，證明陳振孫已經意識到政書不同于一般的類書，有其特殊性。
史部職官類著錄職官文獻52部，史部禮注類著錄禮制文獻41部，皆為核心禮學文獻。
史部時令類著錄有《夏小正傳》一部，是對《夏小正》之注解，屬核心禮學文獻。
史部目錄類著錄有群書目錄，子部類家著錄有類書，均屬重要交叉禮學文獻。
從南宋三部私藏書目的禮學文獻分類著錄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
1、至遲于北宋時，三禮經注本唯存鄭注本。《隋志》《舊唐志》《新唐志》皆著錄有馬融、鄭玄、王肅等多家三禮注。北宋《崇文總目》則不著錄三禮注者，可見北宋之時三禮經注皆為鄭玄注，已無歧義。而南宋《郡志》《解題》這兩部私藏目錄中所著錄之三禮，皆為鄭玄注本。則至遲于北宋時，三禮其余注本已經亡佚，唯存鄭注，鄭注三禮成為三禮唯一的文本形式。這也是孔穎達《禮記正義》、賈公彥《周禮疏》《儀禮疏》選擇鄭注的必然結果。
2、南宋之時，《中庸》之學、《大學》之學相繼興起?！犊ぶ尽分小吨杏埂方忾_始增加?！端炷俊分小吨杏埂方饫^續(xù)增加，且開始出現(xiàn)合釋《中庸》《大學》的著作。《解題》中開始出現(xiàn)單釋《大學》之作，如《大學章句》。這樣的變化，反映出南宋《中庸》之學先興，而《大學》之學后興。
九、《通志·藝文略》之分類
《通志》成于南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是一部私修通史，因此《通志·藝文略》（下簡稱《通志略》）帶有史志目錄的性質。
《通志略》的分類與前代目錄有極大不同?！锻ㄖ韭浴穼⑷簳鴦澐譃榻涱?、禮類、樂類、小學類、史類、諸子類、天文類、五行類、藝術類、醫(yī)方類、類書類、文類共12部類，每部類之下又有類，每類之下又分小類，綱舉目張，前所未有。從部類來說，《通志》實際是在前代四分法的基礎上，將經部一分為四，將子部一分為六。
禮學文獻在《通志略》中主要分布于經類經解謚法類、禮類、小學類、史類職官類、史類目錄類、類書類。
《通志略》將經部一分為四，禮單獨成為一大部類。禮類之下又分《周官》《儀禮》《喪服》《禮記》《月令》會禮、儀注7類，各類之下又分小類，以下制表明之：
《通志略》禮類內部劃分為7類54小類，十分細密，遠勝前代。透過這些類目，我們似乎可以一窺鄭樵對禮學文獻的理解。
《通志略》禮類所分7類，實際上包含禮經、三禮總義、制度3組?！吨芄佟贰秲x禮》《喪服》《禮記》皆屬于禮經組，禮經組之《喪服》本為《儀禮》之一篇，由于六朝以來“喪服學”興盛，文獻眾多，故而得以與三禮分庭抗禮。“會禮”實際上就是三禮總義，“月令”和“儀注”則屬于制度組。
禮經組諸類內部小類的劃分實際上嚴格遵循禮學文獻經、注、疏的生成規(guī)律，各經之下根據實際情況又有所增減，如《周官》《禮記》皆無石經，故無“石經”小類，《喪服》獨有“五服圖譜”，《禮記》獨有“《中庸》”“讖緯”2類等等。
會禮實際上就是三禮總義類，是圍繞三禮生成的經解文獻。
制度組包括“月令”“儀注”2類，皆是經學外部制度化生成的文獻?！霸铝睢庇伞洞蟠鞫Y記·夏小正》《禮記·月令》孳生，“儀注”則由《儀禮》孳生?！霸铝睢眱炔堪凑諘r間先后再分“古月令”、“續(xù)月令”、“時令”、“歲時”4小類，其中“古月令”著錄《夏小正》《月令章句》兩部、御刊定《禮記月令》《月令疏》《周書月令》《月令圖》7部，皆是《禮記》《夏小正》《月令》二篇之經文及其注解之作，屬于核心禮學文獻。至于“續(xù)月令”、“時令”、“歲時”所錄《四民月令》等月令文獻，則與禮學關聯(lián)甚微，不屬于禮學文獻。“儀注”內部則按照一代之禮、五禮、專門禮的順序劃分為18小類。需要指出的是，“儀注”雖然用五禮分類法，但實際只有吉、賓、軍、嘉4小類，兇禮儀注劃入《喪服》，作為《喪服》類的一小類。
禮類下7類相互關系可圖示如下：
《通志略》禮類的劃分，實際上包括前代書目之經部禮類、史部儀注類、子部農家類之月令文獻。由此可見鄭樵認為像儀注這樣重要的經學外部制度化生成的文獻也是禮學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上У氖?，鄭樵未能將由《周禮》孳生出的史部職官文獻歸入禮類，且將子部農家類月令文獻劃歸禮類，未得完滿。然而，鄭樵試圖建立一個大禮類以統(tǒng)領整個禮學文獻的嘗試，無疑是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可以為后人探討禮學文獻的定義、分類提供有益參考。
《通志略》將《周公謚法》《春秋謚法》等謚法文獻歸入經類經解謚法類，皆為重點禮學文獻。這樣的劃分承襲《舊唐志》《新唐志》《解題》，仍未能將謚法文獻正確歸入儀注類。但《通志略》將“經解類”改名作“經解謚法類”，證明鄭樵已經意識到謚法文獻的特殊性。
《通志略》史類職官類不分小類，著錄146部職官文獻，均為重點禮學文獻。
《通志略》史類目錄類分總目、家藏總目、文章目、經史目4小類，實際是今所謂公藏目錄、私藏目錄、?？颇夸浀那吧?，有開創(chuàng)意義。目錄類雖未著錄禮學?？颇夸?，但其所錄群書目錄為重要交叉禮學文獻。
《通志略》類書類不再分小類，著錄類書、政書，屬于重要交叉禮學文獻。
相比前代粗疏、零散地劃分，《通志略》對于禮學文獻的劃分顯得完整、細密，開始顯現(xiàn)出系統(tǒng)性。從禮學文獻分類沿革史的角度看，《通志略》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書目。姚明達云：“（《通志略》）對于小類節(jié)目之分析，不憚苛細。其膽量之巨，識見之宏，實曠古一人”[42]。當然，《通志略》的這種跨越式進步，也離不開對前人成果的參考，如《通志略》禮類儀注類內部的劃分使用了五禮加?？贫Y的分類法，而杜佑《通典·禮》所用正是此法，《新唐書·禮樂制》也已使用五禮總分儀注，《通志略》此法當是有所承襲。
十、《文獻通考·經籍考》之分類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馬端臨修成《文獻通考》?！段墨I通考》是一部政書，以杜佑《通典》為基礎?！段墨I通考》中的《經籍考》是政書中新設的門類，首創(chuàng)輯錄之法，廣泛輯錄《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等前人書目，對元以前的典籍進行了系統(tǒng)梳理。
《文獻通考·經籍考》（下簡稱《經籍考》）采用四部分類法，禮學文獻在《經籍考》中主要分布于經部禮類、經部儀注類、經部謚法類、經部經解類、史部故事類、史部職官類、史部目錄類、子部類書類。
經部禮類著錄文獻54部，大多為核心禮學文獻，按照《周禮》《儀禮》《禮記》、三禮總義的順序排列?！吨芏Y》《禮記》皆著錄有石經本。禮類末著錄有《周公謚法》《春秋謚法》，乃經學外部制度化生成文獻，當歸于儀注類。二《謚法》之前著錄有《夾漈飲酒禮》《喪服加減》，似當與《儀禮》文獻一起列于類首。蓋馬氏于此二書不甚了了，故置于類末，此固目錄家之通法也。
《經籍考》將儀注類置于經部，而《經籍考》之前將儀注升格為經者，唯有《通志略》，蓋是受其影響。經部儀注類著錄76部禮制文獻，皆為重點禮學文獻。需要注意的是，見于經部禮類之《喪服加減》亦見于儀注類，提要亦同，是為兩見。
《經籍考》于經部儀注類后新設經部謚法類，收入謚法文獻8部，皆為重點禮學文獻?！督浖肌分?，《通志略》已經認識到謚法文獻的特殊性，雖沿襲前代書目，仍將謚法文獻歸于經部經解類，但將類名改為“經部謚法類”。馬端臨則更進一步，直接新設謚法類，證明馬氏認同鄭樵之說，明確認識到謚法文獻較為特殊。至于經部禮類所收《周公謚法》《春秋謚法》，當為偽托之作，應盡入經部謚法類。
史部故事類收有《通典》等政書，屬重要交叉禮學文獻。
史部職官類著錄職官文獻69部，為重點禮學文獻。
史部時令類著錄有《夏小正傳》一部，與《解題》同，為核心禮學文獻。
史部目錄類著錄有群書目錄，子部類書類著錄有類書，均為重要交叉禮學文獻。
需要注意的是，《經籍考》經部讖緯類著錄有《禮含文嘉》一部，此書并非漢代禮緯之《含文嘉》，而是宋以后行世之書，屬于五行占卜書，不屬于核心禮學文獻。
《經籍考》將儀注類置于經部、將謚法單列為謚法類值得稱道。但《經籍考》將謚法分散在禮類、儀注類，又使《喪服加減》等書出現(xiàn)兩見的情況，則略顯粗疏。總的來說，《經籍考》的禮學文獻分類瑕瑜互見。
十一、《宋史·藝文志》之分類
元至正五年（1345），元廷敕修《宋史》成書。[43]《宋史·藝文志》（下簡稱《宋志》）根據宋朝四部《國史藝文志》修成，[44]分類、著錄方式則主要模仿《新唐志》。
禮學文獻在《宋志》中主要分布于經部禮類、經部經解類、史部職官類、史部儀注類、史部目錄類、史部農家類、子部類事類。
經部禮類著錄文獻149部[45]，大部分為核心禮學文獻，根據成書先后排列，順序與《新唐志》相同。禮類不再收入謚法文獻?！吨芄u法》《春秋謚法》等謚法文獻皆入經部經解類，此亦與《新唐志》同。需要注意的是，《宋志》將《江都集禮》正確歸入史部儀注類，但卻將一部《江都集禮圖》歸入經部禮類。二書關系緊密，均屬禮制文獻，本當一同歸于史部儀注類，此處殆為《宋志》之失。
經部經解類所錄謚法文獻屬于重點禮學文獻，群經總義文獻屬于重要交叉禮學文獻。
史部職官類著錄70部職官文獻，儀注類著錄188部禮制文獻，皆為重點禮學文獻。
子部農家類著錄《夏小正戴氏傳》、蔡邕《月令章句》，為《禮記》篇目的注解，屬于核心禮學文獻。
子部類事類（對應《新唐志》類書類）著錄有類書及《通典》等政書，屬于重要交叉禮學文獻。
從《宋志》禮學文獻分類著錄，我們可以一窺宋代《大》《中》之學的發(fā)展面貌。《宋志》經部禮類149部書中，《大學》《中庸》（下簡稱“學庸”）類文獻有30部。結合《郡志》《遂目》《解題》的著錄，可以說宋代學庸之學迅速升溫。但是《宋志》將包括《中庸章句》《大學章句》在內的學庸文獻附于禮類，證明宋元之時仍然認為《大》《中》之學總體上屬于禮學范疇。
十二、《國史經籍志》之分類
明代公藏書目有正統(tǒng)六年（1441）《文淵閣書目》、萬歷三十三年（1605）《內閣書目》，惜所載較為簡陋，類似“圖書登記簿”，很難說有精深的分類考慮，故暫不討論。
焦竑所撰《國史經籍志》成于萬歷二十四年（1596）左右，[46]是焦竑參修《國史》的產物，故而屬于史志目錄，其分類方法主要繼承《通志略》[47]。
禮學文獻在《國史經籍志》中主要分布于制書類、經類禮類、經類經總解類、史類故事類、史類職官類、史類時令類、史類儀注類、史類時令類、史類簿錄類、子類雜家類。
《國史經籍志》采用四部分類法，受《文淵閣書目》影響，在經類之前加“制書類”，專錄御制書籍。焦竑云：“當代見存之書統(tǒng)于四部，而御制諸書則冠其首焉?！盵48]由于制書類分類以政治身份為依據，故而所收禮學文獻較為復雜，簡析如下：
1、核心禮學文獻?！抖Y記大全》。
2、重點禮學文獻。有明代本朝之禮制文獻，如《禮儀定式》《洪武禮制》《祭祀禮儀》《大明集禮》《禮制集要》《大禮集議》。有明代本朝職官文獻，如《大明官制》。
3、交叉禮學文獻。有政書，如《會要》《大明會典》。有大類書《永樂大典》。
經類禮類著錄294部禮學文獻，下分《周禮》（48部）、《儀禮》（30部）、《喪服》（50部）、二戴《禮》（113部）、通禮（53部）5類。這樣分類實際上是在《通志略》禮類所分《周禮》《儀禮》《喪服》《禮記》、月令、會禮、儀注7類基礎上，將月令劃歸史部新設之時令類，將“會禮”改名“通禮”，將儀注重新劃歸史類儀注類。這樣處理，將《通志略》不合理之處改正，保留了合理部分。但是《通志略》7類之下又詳分小類，而《國史經籍志》則無，是不如《通志略》之處。禮類各類內部排列順序大致按照《通志略》所分小類順序，但又有所調整。禮類收入石經本經書，與《通志略》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國史經籍志》將經學外部制度化生成的月令、儀注文獻移出經部，又繼承《通志略》禮類不收謚法文獻的正確做法。簡而言之，《國史經籍志》存《通志略》之當存，刪《通志略》之當刪，是繼《通志略》之后的又一個里程碑。
《國史經籍志》將“經解”類改名“經總解”類，收錄群經總義類文獻，皆為重要交叉禮學文獻。
《國史經籍志》因襲《通志略》，將《唐會要》《通典》等政書收入史類故事類，屬于重要交叉禮學文獻。
史類職官類收錄214部職官文獻，皆為重點禮學文獻。
史類時令類收有《夏小正》一部，乃《大戴禮》之一篇，屬于核心禮學文獻。
史類儀注類著錄253部禮制文獻，皆為重點禮學文獻。其內部分禮儀、吉禮、兇禮、賓禮、軍禮、嘉禮、封禪、汾陰、諸祀儀、陵廟制、東宮儀、后儀、王國州縣儀、會朝儀、耕籍儀、車服、謚法、國璽、家禮祭儀、射儀、書儀21小類，大體與《通志略》禮類儀注類一致，改進之處在于增加兇禮、謚法、射儀3類，并將家禮祭儀由陵廟制之后調到國璽之后。
《國史經籍志》之前，謚法文獻歸類不定，《隋志》將謚法歸入經部論語類，《舊唐志》《新唐志》《解題》《通志略》《宋志》將謚法歸入經部經解類，《崇文總目》《郡志》將謚法歸入經部禮類，《經籍考》又將謚法分入經部禮類、經部儀注類，唯有《遂目》將謚法正確歸入史部儀注類?！秶方浖尽穭t明確將謚法文獻歸入史部儀注類，且單列“謚法”小類，正式確定了謚法文獻經學外部制度化生成的文獻性質，結束了《隋志》以來謚法文獻分類的混亂。
史類簿錄類著錄有群書目錄，為重要交叉禮學文獻。
子類類家著錄有類書，是為重要交叉禮學文獻。
《國史經籍志》還附有《糾謬》篇，對《漢志》至《文獻通考·經籍考》之間的書目分類一一進行辨正，《江都集禮》、謚法等文獻皆明確提出當歸入儀注類，足見焦竑目錄學功力之深厚?！都m謬》篇是較早對歷代書目分類進行詳細辨正的專篇，應當引起我們更多的重視。
十三、《千頃堂書目》與《明史·藝文志》之分類
《明史》由張廷玉等主修，始修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修成于雍正十三年（1735）。黃虞稷參與《明史·藝文志》（下簡稱《明志》）的纂修，《千頃堂書目》即是黃虞稷所撰《明志》初稿。此后張廷玉等人對《明志》反復修改，成為今所見《明志》。而修改的重點，則是刪省宋遼金元著作及無卷數(shù)、作者之條目?？紤]到二目緊密的淵源關系，我們重點討論《千頃堂書目》。
禮學文獻在《千頃堂書目》中主要分布于經部三禮類、經部禮樂類、經部經解類、經部四書類、史部職官類、史部典故類、史部簿錄類、子部類書類。
經部三禮類收錄395部文獻，按照《儀禮》《周禮》《禮記》順序排列，每部經書皆先列明人著作，后補宋遼金元人著作。
經部禮樂類著錄有《大明集禮》《遼朝雜禮》《大金儀禮》等儀注類文獻。
經部經解類照例著錄群經總義類文獻。
經部新設四書類，著錄合釋“四書”之作。由于《禮記》之《大學》《中庸》屬于四書，故而四書類文獻亦構成交叉禮學文獻。至于專釋《大學》《中庸》之作則仍歸于經部禮類《禮記》之后?！肚ы曁脮俊沸略O四書類，證明宋明以來四書之學興盛，產生文獻數(shù)量眾多而難以附于他類。
史部職官類著錄179部職官文獻，儀注類著錄117部禮制文獻，均屬于重點禮學文獻。需要注意的是，儀注類所錄文獻與經部禮樂類所錄儀注類文獻界限不明，甚至兩類所補宋遼金元文獻基本一致。
史部典故類仍著錄《通典》等會典文獻，為重要交叉禮學文獻。
史部簿錄類無禮學?？颇夸洝?/span>
子部類書類仍錄《永樂大典》等類書。
《明志》至遲完成于乾隆四年（1739），[49]將《千頃堂書目》經部“禮樂類”并入“禮類”，將原“禮樂類”中所收儀注類文獻重新劃歸史部儀注類。經部禮類劃分為《周禮》《儀禮》《禮記》、通禮4小類。將《千頃堂書目》經部論語類、孟子類、四書類合并入新的四書類。經部禮類不再收錄專釋《大學》《中庸》類的文獻，《大》《中》文獻一并入四書類。經部禮類內部順序由《千頃堂書目》的《儀禮》《周禮》《禮記》調整為《周禮》《儀禮》《禮記》。經解類改稱諸經類，仍收入群經總義類文獻。
雖然《明志》將《千頃堂書目》所保存的大量珍貴信息刪除，但是從史志目錄質量上來看，《明志》類目謹嚴、信息可靠。相比《明志》，《千頃堂書目》略顯大而不精，只是一部草稿。
從《千頃堂書目》與《明志》的禮學文獻分類，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兩點學術史方面的認識：
1、《隋志》之后歷代書目（除按作者時代先后排列者外）經部禮類內部排序多依《周禮》《儀禮》《禮記》之序，唯有《解題》《千頃堂書目》作《儀禮》《周禮》《禮記》之序。這一現(xiàn)象體現(xiàn)了鄭玄尊《周禮》的深遠影響，也體現(xiàn)了陳振孫、黃虞稷對《儀禮》重要性的獨到理解。
2、明代四書學極為發(fā)達，清初四書之學已成專門學術?！端沃尽芬阎浻小洞髮W》《中庸》經解30部，歸于經部禮類?！肚ы曁脮俊穭t于經部設置四書類，將通論四書的文獻收入在內，但專論《中庸》《大學》之作仍歸經部禮類?！睹髦尽穭t將經部論語類、孟子類以及禮類中的學庸文獻一并歸入經部四書類。單從目錄學的角度來看，雖然宋元之際學庸之學已迅速產生、發(fā)展，但《宋志》仍認為學庸之作屬于禮學。清初的《千頃堂書目》則承認四書成為專門之學，但仍將學庸專篇著作歸于禮學。直到《明志》方才徹底將“大中論孟”畢集于四書類。可以說，學庸文獻在目錄學分類體系中由禮學到理學，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一個漸進的過程。這一轉換至遲于清初徹底完成。
十四、《四庫全書總目》之分類
《四庫全書總目》（下簡稱《總目》）是纂修《四庫全書》的總目錄，乾隆末年定稿，是目錄學史上最重要的成果，對《四庫》“著錄書”、“存目書”進行分類，每書皆撰有高水平提要。
禮學文獻在《總目》中主要分布于經部禮類、經部五經總義類、經部四書類、史部職官類、史部政書類、史部目錄類、子部類書類。
《總目》將經部禮類劃分為周禮、儀禮、禮記、三禮通義、通禮、雜禮書6小類，均屬核心禮學文獻。前代書目雖然大部分沒有劃分禮類之下的小類，但是排列原則基本上是先列三禮及其經解，再列三禮綜合性經解?！犊偰俊返淖畲筘暙I就在于對三禮綜合性經解進行區(qū)分，劃分成三禮總義、通禮、雜禮書三類。
禮類三禮總義類著錄6部文獻[50]，皆是“兼釋三禮者”，如聶崇義《三禮圖》。
通禮類著錄4部文獻，皆是“歷代之制皆備”之書，如陳祥道《禮書》、朱熹《儀禮經傳通解》、江永《禮書綱目》、秦蕙田《五禮通考》。簡而言之，通禮雖然與三禮總義一樣涉及三禮經義，但通禮更重視對歷代禮制進行分門別類地系統(tǒng)考察。
雜禮書著錄司馬光《書儀》、朱子《家禮》等5部文獻。雜禮書所收文獻，前代皆屬于史部儀注類，對此《總目》小類案語有很好的解釋：“公私儀注，《隋志》皆附之禮類。今以朝廷制作，事關國典者，隸史部政書類中。其私家儀注，無可附麗，謹匯為‘雜禮書’一門，附禮類之末?！盵51]原來史部儀注類諸書，《總目》一分為二，將私家歸入禮類；將朝廷主導制作的官方儀注歸入史部新設之政書類。這樣一來，繁雜難分之儀注類文獻，各得其所。
《總目》之前，經部多設“經解類”，收群經總義文獻，《總目》將此類改稱“五經總義類”，類序曰：“《舊唐書·志》始別名‘經解’，諸家著錄因之，然不見兼括諸經之義?！盵52]《總目》所云甚是。五經總義類收入的文獻，皆是重要交叉禮學文獻。
《總目》于經部設四書類，“從《明史·藝文志》例”[53]，凡論四書者，皆入此類。此類中專論《大學》《中庸》者如《大學章句》《中庸章句》，屬于核心禮學文獻。泛論四書者如《四書或問》，則屬于重要禮學交叉文獻。
史部職官類與前代目錄相差不多，所錄皆為職官文獻，屬于重點禮學文獻。所不同者，《總目》分出官制、官箴兩小類。
前代書目史部多設“故事”、“儀注”類，《總目》藉明《內閣書目》“政書類”之名，創(chuàng)制新類以綜括之，分為通制、典禮、邦計、軍政、法令、考工6小類。通制類對應《通典》《唐會要》等會典文獻，屬于重要交叉禮學文獻。典禮類則是官方儀注，如《大唐開元禮》《明集禮》等，屬于重點禮學文獻。至于邦計、軍政、法令、考工則分別對應古代財政、軍政、司法、工程等方面，于禮學關涉不大。
子部仍因襲前代，設置類書類。其所收類書大多為交叉禮學文獻，而個別類書甚至十分重要，如孫逢吉《職官分紀》、呂祖謙《歷代制度詳說》，皆屬于重要交叉禮學文獻。
總的來說，《總目》禮學分類在前代書目分類基礎上又加創(chuàng)新，充分體現(xiàn)了禮學文獻的三個層級，一直沿用至今，是禮學文獻分類的第三個里程碑。
十五、結論
《儀禮》《周禮》《禮記》是中國古代禮學文獻的總源?！叭Y”經過“經學內部層累式生成”，不斷衍生出經學意義上的禮學文獻，即“禮經學文獻”，是禮學文獻的核心。由于禮學具有較強的政治性、實踐性，禮學文獻經過“經學外部制度化生成”，衍生出大量禮制文獻、官制文獻，實現(xiàn)了由“經部之禮”向“史部之禮”的擴散，這些文獻是重點禮學文獻。經部、史部的禮學文獻，又經過“學科滲透融合式生成”，與其余部類廣泛融合，產生了大量帶有交叉性的禮學文獻。這些交叉性禮學文獻，不以禮學為第一屬性，但又含有禮學元素。交叉性禮學文獻又以群經總義、政書、正史、書目、類書較為重要，是為重要交叉禮學文獻。禮學文獻的衍生歷程，是禮學勃興進而深刻影響整個中國社會的縮影。
中國古代目錄學家一直試圖對禮學文獻的衍生進行客觀反饋?，F(xiàn)今可考最早的禮學文獻分類見于《漢書·藝文志》，禮學文獻在《漢志》中主要分布于“六藝略”禮類，少量分布于“六藝略”論語類、孝經類。此時禮學文獻的衍生總體停留于經學內部。六朝之時，梁阮孝緒《七錄》“記傳錄”中出現(xiàn)儀典部、職官部，證明禮制文獻、職官文獻初具規(guī)模，單獨成類，禮學文獻的經學外部制度化生成開始?！端鍟そ浖尽匪d禮學文獻主要分布于經部禮類，其余散見經部論語類、經部讖緯類、史部職官類、史部儀注類、史部簿錄類、子部雜家類，經學內部、外部生成進一步發(fā)展的同時，學科融合滲透式生成開始?！端逯尽返於酥袊糯Y學文獻分類的基本框架，《隋志》之后，《舊唐書·經籍志》《崇文總目》《新唐書·藝文志》《郡齋讀書志》《遂初堂書目》《直齋書錄解題》《通志·藝文略》《文獻通考·經籍考》《宋史·藝文志》《國史經籍志》《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所錄三種生成方式所衍生的禮學文獻數(shù)量不斷增加，各小類之間雖多有出入，但總體不離《隋志》軌范。
總體來說，古代禮學文獻分類變化的趨勢是由簡單到復雜、由粗疏到精密。歷代禮學文獻分類雖然變化多端，但其主流大抵分布于以下六個部類：
1、經部禮類。此類是禮學文獻主要聚集之處，多為核心禮學文獻。
2、經部經解類。多收錄群經總義類文獻，屬于重要交叉禮學文獻。
3、史部職官類。主要著錄制度化生成的官制文獻，屬于重點禮學文獻。
4、史部儀注類。主要著錄制度化生成的禮制文獻，屬于重點禮學文獻。
5、史部目錄類。主要著錄眾多群書目錄，是重要交叉禮學文獻。
6、子部類書類。主要著錄類書，是寶貴的文獻數(shù)據庫，屬于重要交叉禮學文獻。
歷代禮學文獻分類中，水平最高的三個書目是宋鄭樵《通志·藝文略》、明焦竑《國史經籍志》、清四庫館《四庫全書總目》?！锻ㄖ韭浴穼⒍Y類升格為最大部類，內部劃分為7類54小類，十分細密，遠勝前代?！锻ㄖ韭浴范Y類囊括前代書目之經部禮類、史部儀注類、子部農家類之月令文獻，試圖建立一個大禮類以統(tǒng)領整個禮學文獻，具有系統(tǒng)性、創(chuàng)造性；《國史經籍志》分類方法總體繼承《通志略》，又進行了一些調整，如將月令劃歸史部新設之時令類，將“會禮”改名“通禮”，將儀注重新劃歸史類儀注類，保留了《通志略》的合理部分，改進了其不合理之處，其《糾謬》篇更是專門研究分類優(yōu)劣之作，足資取信?！端膸烊珪偰俊穭t是禮學文獻分類的集大成者，無論是宏觀架構還是小類命名均有改進。沿用至今，堪為確論。這三部書目對禮學文獻分類的發(fā)展、成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堪稱禮學文獻分類的里程碑式著作。
禮是自外向內的外部限制，理是由內及外的心靈自制，二者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秩序的支柱。由于禮在操作性、普適性上強于理，故而禮始終更受各階層的重視，成為中國的文明符號。研究中國古代禮學文獻的分類沿革，不僅能夠幫助我們從橫向、縱向的角度認識目錄學史、禮學史，還能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自己的文化。
*本文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yè)2018級博士。
[1]蘭甲云、陳戍國、鄒遠志《古代禮學文獻的分類及其學術意義》，《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第27-31頁。
[2]（漢）戴德《大戴禮記》卷一，《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國家圖書館藏元至正十四年嘉興路儒學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第9頁。
[3]陰法魯、許樹安、劉玉才《中國古代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09頁。
[4]（漢）司馬遷《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2347頁。
[5]關于《周禮》成書年代，學界聚訟不休，本文采取錢穆、錢玄、王鍔諸先生之“戰(zhàn)國晚期說”，詳參王鍔《<周禮>的書名、作者及其成書年代》，《國學茶座》2015年第1期，總第6期，第19-23頁。
[6]（漢）班固《漢書》卷三十《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709頁。
[7]（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引晉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圣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序錄》、《隋志》并主“大戴刪古記，小戴刪大戴”之說，是以后人多因襲之。吳承仕《經典釋文序錄疏證》引戴震、錢大昕、陳壽祺之說，兼以己意，詳論二戴乃分別編選《禮記》。今取戴、錢、陳、吳之說。詳見吳承仕《經典釋文序錄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01-106頁。
[8]二戴《記》分類用劉曉東師說。此說于2017年山東大學本科生課程《禮記導讀》講授，未發(fā)表。
[9]經學內部層累式生成受《漢書·藝文志·六藝略》禮類啟發(fā)。禮類排列順序為《儀禮》、《禮記》、《周禮》，排列順序嚴格按照三禮文獻生成規(guī)律。詳見下文第二部分“《漢書·藝文志》之分類”。
[10]（唐）魏征《隋書》卷三十二《經籍志》，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48頁。
[11]顧永新師將經學文獻劃分為正經注疏系統(tǒng)、五經四書系統(tǒng)、輔翼系統(tǒng)，輔以“級次文獻”、“樹狀年輪結構”理論，充分揭示了經學文獻內部衍生的規(guī)律、層級，是為本文“經學內部層累式生成”之主要依據。“樹狀年輪結構”理論于2019年北京大學研究生課程“經學文獻學”課堂講授，未發(fā)表。經學文獻三大系統(tǒng)之劃分與“級次文獻”理論詳參顧永新《經學文獻與經學文獻學芻議》，《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第46-54頁。
[12]（唐）魏征《隋書》卷三十二《經籍志》，第972頁。
[13]如東漢蔡邕《月令章句》，是訓解《月令》之作，屬于核心禮學文獻。
[14]如東漢崔寔所著《四民月令》，是由《夏小正》《月令》衍生出的?？莆墨I，不屬于禮學文獻范疇。
[15]（漢）班固《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1709頁。
[16]“十七”，國圖藏北宋本、南宋白鷺洲書院本、靜嘉堂文庫藏宋湖北本、元大德九路本、明汲古閣本、清武英殿本均作“七十”。宋劉敞、朱熹已指出“七十”當是“十七”之誤。中華書局點校本亦已括補作“十七”。今從中華本徑改。劉敞、朱熹說見朱熹《儀禮經傳通解·儀禮經傳目錄》《漢志》禮類考證。
[17]（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卷六《附錄》，《續(xù)修四庫全書》（第91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84頁。
[18]據《周禮·縣師》所載，《司馬法》當為周代司馬所掌政典，今殘存五篇。詳參：（宋）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卷二，王應麟《漢制考·漢藝文志考證》，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64-165頁。
[19]（漢）班固《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1717頁。
[20]（宋）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卷四，第189頁。
[21]（漢）班固《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1718頁。
[22]（清）王先謙《漢書補注》，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83頁。
[23]余嘉錫《目錄學發(fā)微·目錄類例之沿革》，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49頁。
[24]（唐）魏征《隋書》卷三十二《經籍志》，第906頁。
[25]（梁）阮孝緒《七錄序》云：“著作郎李充，始加刪正，因荀勖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書?！薄镀咪浶颉芬姟端牟總湟繁尽稄V弘明集》卷三。
[26]（唐）魏征《隋書》卷三十二《經籍志》，第907頁。
[27]《七錄序》所附《古今書最》作“天監(jiān)四年”，《隋志》作“天監(jiān)六年”?！镀咪浶颉吩缬凇端逯尽?，此取“天監(jiān)四年”。
[28]姚明達《中國目錄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68頁。
[29]并見《隋志》史部《簿錄篇》。（唐）魏征《隋書》卷三十二《經籍志》，第991頁。
[30]（唐）魏征《隋書》卷三十二《經籍志》，第908頁。
[31]若通計亡佚之書，則多達211部。本文所謂《隋志》經部各類著錄文獻數(shù)量，均不含亡佚之書。詳見《隋志》經部《禮》類，（唐）魏征《隋書》第919—924頁。
[32]（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卷六《附錄》，第584頁。
[33]最典型者，乃北周武帝以《周禮》為參考改革政治制度，可參：王仲犖《北周六典·前言》，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6頁。
[34]《舊唐志》自述為“一百四部”，與實際著錄數(shù)量不合，今從其實。以下諸類皆然，不盡注出。
[35]楊金川先生結合史料與著錄情況，認為《開元四庫書目》、《開元四部書目》、《開元四部錄》乃同書異名，而《崇文總目》所仿之《開元四部錄》，就是毋煚《古今書錄》。此觀點頗可取信，然為求穩(wěn)妥，仍取《宋史藝文志序》“仿《開元四部錄》”之說。詳參楊金川《<崇文總目>“仿<開元四部錄>”說探微》，《古典文獻研究》2016年第一輯，第228-236頁。
[36]《崇文總目》詳細情況參見《四庫提要》。
[37]儀注類類序云“共一十八部”，不準確，今從其實。
[38]《新唐書》纂修時間詳見（宋）曾公亮《進唐書表》，（宋）宋祁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6471-6472頁。
[39]《新唐志》自述為“九十六部”，與實際收錄數(shù)量不合。其余各類均有此異，具從其實，不復注出。
[40]《郡志》有衢州本、袁州本，孫猛先生通校二本，為《郡齋讀書志校證》。本文即以《校證》為本。
[41]四庫輯本基本可以反映《解題》原貌，《續(xù)文獻通考》云：“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二十二卷……惟《永樂大典》尚載其完帙，今加校訂，厘為二十二卷，著錄《四庫全書》?！?/span>
[42]姚明達《中國目錄學史》，第87頁。姚先生雖然不認可鄭樵變四分法為十二分法，但總體上對鄭樵的目錄學成果持肯定態(tài)度。
[43]（元）脫脫《宋史·進宋史表》，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4253-14255頁。
[44]（元）脫脫《宋史·藝文志》總序，第5033頁。
[45]原作“一百十三部”，今從實?！端沃尽分T部計數(shù)往往不合，皆從其實。
[46]萬歷二十四年，陳于陛卒，據《涌幢小品》記載，此時“（國史）各志草草了事”，則此時《國史經籍志》當亦已完成。詳參吳漫《焦竑著述考略》，《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2008年第5期，第73頁。
[47]《四庫總目》認為《國史經籍志》分類過細，但焦竑之細分實則源于鄭樵《通志》。
[48]（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序，第282頁。
[49]張廷玉《上明史表》落款時間為“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見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8631頁。
[50]不含存目。
[51]（清）永瑢《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82頁。
[52]（清）永瑢《四庫全書總目》，第269頁。
[53]（清）永瑢《四庫全書總目》，第289頁。
注：本文發(fā)表于《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二十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7月），此
注：本文發(fā)表于《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二十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7月），此據作者word排版，引用請以該刊為準。感謝杜以恒博士授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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