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韓非子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與道家怎么會連在一起呢？
最主要原因是司馬遷在《史記》里寫了《老子韓非列傳》，把他們連在一起。
韓非子的原著里有兩篇文章，一篇叫《解老》，一篇叫《喻老》。
《解老》就是直接解釋《道德經(jīng)》原文是什么意思；
《喻老》的“喻”是比喻的喻，就是用許多歷史故事，來說明《道德經(jīng)》中觀點的正確性、合理性。
就是這兩篇文章，使韓非子的著作變得特別重要，并跟《道德經(jīng)》連在了一起。
對待一個思想系統(tǒng)，如果把它的思想本身當(dāng)作“道”，把它思想的應(yīng)用當(dāng)作“術(shù)”，我們可以這樣說：
莊子所掌握及發(fā)揮的，是道家思想“道”的部分；
而韓非子掌握及發(fā)揮的，是道家思想中“術(shù)”的部分，就是把它應(yīng)用在實際的生活上。
到底怎么回事呢？我們來詳細介紹一下：
01
韓非子的學(xué)術(shù)背景有點復(fù)雜
首先，我們要知道韓非子的學(xué)術(shù)背景比較復(fù)雜，他和李斯原來都是儒家荀子的學(xué)生。
說到儒家的荀子，就有點尷尬了，為什么？
因為荀子的年代比孟子又晚了50年左右，他的思想在兩點上跟孔子、孟子分道揚鑣了。
第一點，就是“天”的觀念。
在孔子那里，他五十而知天命，君子要敬畏天命。
在孟子那里，天會給人大的任務(wù)，給人某種使命的。
但到荀子的時候，他寫了一篇《天論篇》，直接說天就是自然界，它只有一種客觀的規(guī)律，不可能給人什么任務(wù)、使命，這跟孔孟完全不同了。
第二點，在于人性方面。
孔子、孟子對人性的看法是類似的，就是你只要愿意的話、真誠的話，就有力量由內(nèi)而發(fā)，讓你主動去行善。
荀子就認為人性是惡的，他特別寫一篇《性惡篇》，來反駁孟子的思想，并且公開點名孟子加以批判。
他認為人性只有本能的表現(xiàn)，如果沒有教育、沒有禮儀、沒有法律的話，結(jié)果是惡的，所以荀子認為是性惡。
韓非子從荀子這邊學(xué)到儒家的思想，知道人要入世，人要關(guān)懷人間，在人間建構(gòu)一個合理的秩序、穩(wěn)定的結(jié)構(gòu)。
他又學(xué)到了人性是惡的，一定需要某種教育、政治，尤其是需要法律的約束，這是韓非子從儒家這邊學(xué)到的。
而另一方面，韓非子還學(xué)習(xí)了道家的思想。
因為一個完整的思想系統(tǒng)，總需要找到一個總的根據(jù)，他就把道家思想搬過來了。
02
韓非子對道家思想的改造
韓非子學(xué)習(xí)道家，同時又把他的思想，在兩點上加以改造。
第一點，對“道德”觀念的改造。
老子談到“道”與“德”，“道”是萬物的來源與歸宿，它本身具有超越性與內(nèi)存性。
而內(nèi)存性就表現(xiàn)在“德”這個字上面，“德”就是萬物從“道”所獲得的各自的本性。
而韓非子刻意忽略了“道”的超越性，而掌握到內(nèi)存性。
因為他沒辦法理解超越性到底有什么意義。
他只掌握到內(nèi)存性，就是“德”，然后再把“德”加以改造，成為后面所說的“理”，最后變成“法”。
第二點，對“圣人”觀念的改造。
韓非子與道家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圣人”這個觀念。
老子筆下的圣人是虛擬的、理想的、悟道的統(tǒng)治者。
而在韓非子筆下，他就把“圣人”轉(zhuǎn)成他眼前的國君。
誰有國君的身份地位，誰就是圣人，他就是最高的標準。
所以講到韓非子的時候，司馬遷都說，他到最后把超越性統(tǒng)統(tǒng)忽略了，也就沒有什么包容性了。
只注意到內(nèi)存性，把它落實為道理與道法，成為法律。
最后變成法家的重要代表，流于嚴刑峻法、刻薄寡恩，等等。
03
韓非子把“道”與“理”連在一起
道家講“道”與“德”，韓非子就講“道”與“理”。
我們今天反而用“道理”這個詞比較多。
韓非子怎么說呢？
他說，道是“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韓非子·解老》）。
意思就是：萬物是這個樣子，那是道的安排；萬理之所稽也，萬物都各有它的道理，各有它的理。
那理是如何去考核的？即它的法則是怎么回事呢？那也是來自于道。
他特別強調(diào)說，“理”就是“成物之文也”。
就是任何東西的存在，都有它一定的規(guī)則、規(guī)律，這就是理。
韓非子不再談萬物的“德”，而談萬物的“理”。
但是“理”這個字有個特色，它與人的理性可以對照，是人的理性所掌握到的規(guī)律。
換句話說，一棵樹本身的“德”是什么，我先不管它；
我從我的理性能掌握到這棵樹能夠成為一棵樹，它的理、它的所謂的規(guī)律是什么，那個才重要。
所以不再是萬物本身的“德”，而是萬物在人的理性里面所能掌握的它的規(guī)則，這才重要。
這樣一來，道的超越性就不見了，內(nèi)存性變成了理。
理的重要性就呈現(xiàn)出來，所有的一切都要能夠被人的理性加以掌握，才能算數(shù)。
他還做了一個簡單的結(jié)論：你要把“理”掌握住，等于把規(guī)律掌握住，就可以獲得道了。
往后延伸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東西都有它的理，一物有一理，有一理即有一道。萬物有萬理，則有萬道。萬物如果消失的話，道也消失了。
從這里，我們就知道，他完全忽略了道的超越性。
這就是韓非子對于道家思想一個最大的扭曲。
04
韓非子把“道”與“法”連在一起
韓非子還把“道”與“法”連在了一起。
他說，你要治理國家，就要強調(diào)“守成理，因自然”這六個字（《韓非子·大體》）。
守住已經(jīng)固定的各種合乎理性的規(guī)律；因循自然界的各種條件發(fā)展的狀態(tài)。
他說“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
即國家或個人所面對的禍與福，不是由于喜歡或討厭，不是情感上的問題，而是來自于道法。
所以韓非子用“道法”這個詞，他要把握到客觀的、普遍的、抽象的法律。
韓非子反對儒家的仁治，他不會推崇堯舜，他用法治。
他說用法治的話，有中等材質(zhì)的人就可以把天下治好；如果用仁治，那幾千年才能找到一個堯舜，人間怎么辦？一定是治少而亂多。
這個想法倒是不錯的。
所謂的“法”就是要“效法”，效法自然界，然后把它落實。
怎么做呢？就是要“依天道，守成理”。
天道跟成理配合起來，就變成了法律。
所以法律是有依據(jù)的，不是人自由構(gòu)想出來的。
法有什么作用呢？
作用就是可以涵蓋天地萬物，當(dāng)然包括人的世界。
他說天地、江海、山谷，各有它的規(guī)律與變化的方式；日月所照的萬物，四時所行的過程，連云和風(fēng)，都有它的運行法則。
換句話說，韓非子要把“天道”轉(zhuǎn)化成“理”，再把這個“理”落實成為人間具體的“法”，這就是韓非子的思路。
他還特別強調(diào)，道是“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韓非子·主道》）。
道是萬物的開始，這一點本來沒有問題的；
但他說人類世界在分辨是非的時候，有什么樣的規(guī)則、什么樣的標準，這來自于道。
一個明君就要“守住始”，知道萬物的本源，同時要掌握住紀，“紀”就是規(guī)律，然后推行好的政治。
這就把《道德經(jīng)》“能知古始，是謂道紀”中那個“紀”，給發(fā)揮了。
05
韓非子與道家的差異
韓非子的法家，是把他從儒家、道家所學(xué)的，關(guān)于人類社會的問題，以及人類社會的規(guī)范，放在一起，用來治理國家。
他至少有三點，跟道家有明顯的差異。
第一點，對于法律。
《道德經(jīng)》說“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就是說法律不能夠越來越多，圣人要無為而民自化，要好靜，無私無欲。
而韓非子不認同這一點，他認為要靠嚴刑峻法才能夠維持社會的秩序。
第二點，對于為政。
《道德經(jīng)》中說，政治最好怎么樣？“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就是說，你盡量要無為而治。
韓非子不是，他要國君賞罰分明，由法律來治理。
第三點，對于無為。
道家主張要恬淡，要清靜無為，反對戰(zhàn)爭。
韓非子則認為那根本是“無用之教”“無法之言”，怎么能談得清楚？
他認為人要入世，要侍奉國君，奉養(yǎng)雙親，所以一定要以言論來說清楚，什么是忠，什么是信，什么是法，什么是術(shù)，等等。
總結(jié)以上的內(nèi)容，韓非子是把道家天道、自然的觀念接過來，轉(zhuǎn)換成“道”與“理”，再把它轉(zhuǎn)移成為“道”與“法”，最后聚焦在“法”上面，形成了法家。
韓非子的時代是戰(zhàn)國末期，他跟秦始皇還見過面，最后被他的同學(xué)李斯害死。
所以，對他的法家，我們也認為情有可原。
否則如果他學(xué)道家的話，可能對于人間政治都保持距離，到深山隱居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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